西村住夫（当时四十六岁）

西村君是事发当天在中野坂上站值班的地铁职员，职务是乘务助理。那天是他直接用手拾起了丸之内线车厢里的沙林袋。

西村君是茨城县人，通过学校介绍进营团地铁工作。一般说来，铁路方面的工作给人以“坚实”之感，在乡下评价高。所以，通过招工考试时，心里非常高兴。那是一九六七年的事。进去后马上闹起了学潮，地铁也停了几次。

中等个头，相对说来偏瘦。但面色红润，目光坚定。假如在酒吧碰巧坐在一起，我恐怕猜不出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不过，一眼即可看出此人是在某个劳作现场踢打出来的那一类型。若仔细观察其面目，日常从事花费神经的工作这点也可大致推断出来——隐约有这种气氛。他说最开心的就是下班后放松地和同伴喝上几口。

这次答应我们采访的请求，好意提供证言。但坦率说来，看样子他是不太情愿谈及地铁沙林事件的。或者莫如说“不愿意触摸”更为合适。对于他那当然是应该忌讳的事，同时也是想尽快从记忆中消除的往事。

不但西村君，所有铁路人员恐怕都不例外。按时刻表平安无事地在东京地下行车——当下对他们来说这是再重要不过的。当下几乎就是一切。不想无谓地重提过去。由于这个缘故，从地铁有关人员口中听得事件情况，坦率地说并非易事。但是，他们心中那种不能让事件风化、不能让同事白死的强烈愿望给我们带来了这些宝贵的证言。对此深表感谢。

西村君家住埼玉县，乘东上线上下班，有两个女儿。

地铁站的工作是以日勤、“全泊”、公休三班轮流的形式进行的。所谓“全泊”，就是从早上八点到次日早上八点工作二十四个小时。当然并不是一直醒着工作，其间也在休息室里睡觉。“全泊”下班之后是公休，也就是放假。接着是日勤（普通的白班）。一周里有两天“全泊”，两天公休，剩下的就是日勤了。

刚才我也说了，规定是“全泊”那天要工作到早上八点，但并不是说下班之后就可以马上回家。八点开始正赶上上班交通高峰，所以即便下班了也要留下来加班，帮忙处理车站事务。这要从八点持续到九点半。三月二十日这天，我是“全泊”，刚下班，正在负责交通高峰期的监督工作。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那起沙林毒气事件。

虽然是连休正中间那一天，但因为是星期一，客流高峰时间的乘客数量与往常基本上一样。丸之内线开往荻洼方向的车过了霞关站之后就已经变得很空了。从池袋到霞关这一段会有很多乘客上车，但之后就只是下车了，上车的人不太多。

所谓客流高峰时间段的监督，不过是查看一下乘务员的工作，核对和监督是否出现异常而已。比如说，看看乘务员的交接是否顺利，车是否晚点。这个位置也并不是必须引导乘客的。

出问题的车次为A777，开往荻洼方向。始发站是池袋站，预定八时二十六分到达中野坂上站，而且准时到达了。车由六节车厢组成。中野坂上站有两个站台，正中间空着。因为有从方南町方向开来中野坂上的车，所以我们称之为分支线。在对面开往池袋方向的列车所经过的站台上，早上因为出现客流高峰非常拥挤，所以在每一节车厢前都站着一位副站长或相关负责人员维持站台秩序。

当时我正好在分支线这边负责监督。这边是三节车厢组成的列车，所以我通常是在这个位置上监督乘务员的交接，留意周围情况。这列777车到达中野坂上站之后，从前数第二节车厢下车的乘客好像有什么事情，大声喊了车站的工作人员。隔着轨道，向站在池袋方向站台上的副站长喊道：“请立刻过来这边。乘客的样子有点奇怪。”

我当时站在靠近新宿方向的站台上，距离那儿大约有五十米远，所以听不太清楚喊的是什么，但看上去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急忙赶了过去。就算知道出现了异常情况，中间隔着轨道，副站长也是没有办法到这边来的，所以我过去了。我看到前数第三节车厢里，有两位乘客倒在那儿。这节车厢一侧有3个门，我从最后面的门进到车里边，看到一名大约65岁的男性整个儿躺在地板上。而在他的对面，一名50岁左右的女性一副从座位上滑下来的姿势。她呼吸急促，发出“哈—哈—”的声音，口吐着带血的粉红色泡沫。男乘客乍一看像是已经完全没有了意识。看到这个场面，我立刻联想到“这或许是夫妇殉情”。当然不是这样的，但是“殉情”这个词最先从我脑子里蹦了出来。这位男性后来去世了。据说那位女性到现在也还是不省人事。

车厢里只有倒下的这两个人，没有其他人。男乘客倒在这儿，他对面的椅子上坐着女乘客，附近门口放着两个塑料袋。一进车厢就可以看到那个袋子。塑料袋呈正方形，边长大约30厘米，里面装着液体。一个袋子没有破，非常完整，而另一个袋子已经破了，黏乎乎的液体正从袋子里往外流。

有气味，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准确说明这种气味。刚开始跟大家解释说类似稀释剂气味，可仔细一想，那与稀释剂的气味不一样。还混着一点焦糊味儿。怎么说呢，是一种没法用语言说明的怪味。虽然我经常被问到那是一种什么气味，可是一旦有人问我，我总是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形容才确切，只能说是一种“怪味”。总之，因为散发出那样一种气味，我当时才条件反射地认为“那是自杀”。

这时间里，其他工作人员也赶来了。大家一起把倒下的乘客移出了车厢。因为只带来一副担架，所以就把男乘客放在担架上抬出车，女乘客由大家一起扶到了站台上。在车上工作的乘务员也好，司机也罢，都完全没有注意到车上出现这样的状况。中野坂上站有车站事务所，所以从池袋一直跟车过来的乘务员会在这里交接，但是下车的乘务员和刚上车的乘务员都对此一无所知。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先把倒下的两位乘客抬出车厢，让车出站了。收到“可以开车”的指令之后，车开始向前开动。因为车不能长时间停留的嘛。从时间上来说，连擦一擦湿地板的时间都没有。必须先让车离开。但是车厢里还是弥漫着奇怪的味道，地板也湿了，必须在荻洼站清扫一下。我就到车站事务所请人帮忙给荻洼站打了个电话，告诉对方777第三节车厢地板脏了，请他们清扫一下。但同一时间里，与777有关的人身体都开始不舒服，不论工作人员还是乘客。这发生在八点四十分左右。

列车从坂上站到荻洼站，经过新中野、东高圆寺……荻洼站是第五站。时间大约需要十二分钟。777从荻洼返回，车次会变成877。可是从荻洼坐上这列877的乘客也变得不对劲儿了。电车到了荻洼之后有相关人员用拖布打扫了车厢的地板——我觉得应该是在返程的车里清扫了地板——这样一来，清扫人员也开始不舒服。一位副站长因此受了重伤。从荻洼上车的乘客到了新高圆寺这一站的时候身体也都变得不对劲儿。于是断定这列电车的确有问题，就请全体乘客在新高圆寺下车，直接把车调回。

对了，那个时间里荻洼站应该有相当多的乘客上车，座位通常都会坐满。座无虚席，有少数人站着。大体是这样一种状态。因为必须核查返程的电车，我就查了一下877经过本站的时间，时刻表显示为坂上站八点五十三分。所以我就一直等着，结果电车在新高圆寺就被调回了。

将两位倒下的乘客抬出车之后，我用手指捏起装有沙林的塑料袋，把它拿到了站台上。是我自己做的这件事情。袋子是正方形的，边长有三十厘米，近似用来静脉注射的那种塑料袋。那里面装有液体。当时我戴着白色尼龙手套。巡视的时候，我一般是戴着那副手套的。我尽量避开袋子湿的部分，轻轻把它提了起来。

我一直以为那男女二人是用这个自杀的，所以心想这是危险物品，要交给警察。碰巧看到网架上有报纸，就拿来报纸，把装有沙林的袋子放在上面捧到了站台，把它放在站台柱子的后面。后来，副站长拿来了超市购物用的白色塑料袋，把装有沙林的袋子放进塑料袋并扎紧了袋口。副站长把那个塑料袋拿到车站事务所，顺便放在了那里。我对这个不太清楚，听说好像放在门口附近的水桶里了。

在这段时间里，乘客也有人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就把他们留在事务所里。但是不仅乘客，而且车站上的工作人员样子也都开始变得奇怪。警察和消防署都过来调查情况，但是那些人的身体也同样出现了异常。因为这非常蹊跷，就把袋子拿到了外面。在那之后就有警察马上把它拿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记得很清楚。

去事务所打电话的时候，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其实我那时已经在流鼻涕，眼睛也开始变得不对劲儿了。倒是不疼，但是看东西很模糊，眼窝火辣辣的，看不清东西。要是想把目光集中在一点上，眼睛就疼得让人受不了。什么都不看单是一个人发呆还好，可是一旦想要好好看个什么东西就会疼。慢慢地，荧光灯什么的都变得模糊了。

去洗手间洗了把脸之后，我就到休息室稍微躺了一会儿。开始头晕是在八点五十五分，我大约是在九点躺下的。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异常情况，因为日比谷线的骚动出现得要早一些，中野坂上在时间上要晚一点儿。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吵得沸沸扬扬的了。电视上也一个劲儿报道。

我也不太舒服，就出了车站。在中野坂上的十字路口那边，救护车来来往往，为了收治转移乘客而忙得不可开交。我根本坐不上救护车。类似警察机动队的车也充当救护车用了。就是那种蒙着铁丝网的车。我是被那种车送到医院的。到医院的时候大约是九点半。坂上站的工作人员中有六个人去了医院，住院的加上我有两个人。

我去的是中野综合医院。当时已经明确原因可能就是沙林，所以对我采取了相应的治疗措施。清洗眼睛，紧接着打点滴。必须在医院的病历上写下姓名和住址，可是因为眼睛变得不对劲而写不了的人不在少数。目光不集中在一点就写不好字嘛。

结果住了六天院。二十日这天相当让人吃不消，筋疲力尽。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带，还这个那个老是检查。血液中的胆碱酯酶值也低得反常。要经过三到四个月的血液透析，透析之后才会恢复，但是在此之前瞳孔还是打不开。医学上称为“缩瞳”，我比别人严重得多。缩瞳一直持续到出院。即使直视光线，也完全不觉得刺眼。

给我太太打了电话，她马上赶来医院。但是，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没有不知自己是生还是死的不安。一直心想应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又不是出现了很严重的症状，也没有变得意识不清。只是眼睛疼，流鼻涕，如此而已。

但是，半夜里会做噩梦。躺在床上，身体冻得硬邦邦的。我也搞不清楚那是梦还是现实，但不管怎么说意识是清醒的。想按呼叫器按钮叫护士，却怎么也够不着。这让我很痛苦。总是被噩梦缠着。这种情况半夜要出现两次。一下子醒过来，很想按下按钮，却怎么也做不到。

直接用手捡起装有沙林的袋子，却只是受了这个程度的小伤，觉得挺幸运的。或许是和风向什么的有关系，也许是因为没有在拿起袋子的那个位置上直接吸入毒气的缘故吧。因为在别的车站上也有人同样用手捡起袋子却死掉了。公司里也有人说是因为我喝酒喝得特别凶的缘故，说那样不容易中毒。究竟怎样，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个时候说不定会死这样的真实感，说实话，几乎没有。当然，眼睛的确是很疼的。白天一直躺着，也没法看电视。半夜又无聊得要命，不知道究竟应该做点什么。这让我很苦恼。可这就是最难受的了。肉体上的痛苦和辛苦只是出现在初期，所以我并不是那么消沉。三月二十五日出院，在家休养到四月一日，之后又回到了工作岗位。我觉得即便待在家里也闲着无聊，还是出去工作比较好。

老实说，对于奥姆教的现行犯，刚开始我没太有憎恨或者类似的感觉。因为我不太清楚自己是被谁弄伤的。如果说直接挨揍的话倒还能马上作出反应……

但在很多事实浮出水面之后，我也慢慢开始觉得那是不可原谅的。那样不加区别地将许多毫无抵抗力的普通人当作目标，让人难以原谅。我也有两个同事因此失去了生命。如果犯人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没有自信能够很好地抑制要把他们拖出去让大家痛打一顿的心情。我认为犯人被判死刑是理所当然的。虽说也有人主张废止死刑，但是他们做了那么恶劣的事情啊！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原谅的。

虽然说是我捡起了装沙林的袋子，但那只是因为我恰恰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不在那里，会有别人捡起袋子的。工作上的职责还是必须履行的。谁也不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吧。

“是很难受，可我还是坚持买了牛奶。不可思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