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石志津子（当时三十一岁）

见志津子的哥哥明石达夫听得志津子遭遇地铁沙林事件的过程，是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第二天傍晚，我（村上）得以访问志津子入住的东京郊外的医院。

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达夫君会不会让我前去访问。但实际见面促膝交谈时间里，对方还是答应下来：“明白了，如果方便，明天过去就是。”不过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达夫君心中——诚然没有说出口——想必有不少困惑和矛盾。

将有严重身体障碍的妹妹暴露在完全陌生的他人面前，作为亲人是多么不堪忍受，这点我也——恕我冒昧——大体想像得出。退一步说，就算可以暴露在我个人面前，而这样整理成文收进书中，以致结果暴露在世人面前，作为家人的心情也不是能够轻易接受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作家，写这篇文章感到有很大的责任，无论对志津子的家人，还是——自不用说——对志津子本人。

既然我深知这里边有这样的尴尬，那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无论如何都想见一见志津子本人。就算从她哥哥口中听得了前后详情（即使她本身几乎开不了口），我也还是要见。否则，就活着的她写什么是不公平的，我觉得，我毕竟是作家。换句话说，哪怕她仅以沉默作答也没关系，反正我想采访她。

不过坦率说来，在去医院途中我是没有多少信心的。我难道不能在不伤害谁的情况下完成这次采访吗？

即使翌日下午这么对着桌子的现在，我也没多少自信。可我想我还是只能把自己当时的感受如实写在这里。但愿这篇文章不伤害谁。如能巧妙地如实写下自己的感受，应该不至于伤害谁……

时节已经进入十二月，周围渐渐呈现出一派冬天景象。秋天仿佛在一步一步后退一样消失在了忘却之中。神宫外苑的银杏树枝头已然秋叶落尽，往来行人将落叶细细踩碎，瑟瑟冷风将那黄豆面一般的黄色粉末带去远方。这一年也渐渐接近尾声了。我们为了准备这本书而开始进行采访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很快就要满一年了。明石志津子小姐刚好是第六十位采访对象。但是，和以往的采访对象不同，她无法自如地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正巧在那天下午，一直逃亡在外的林泰男在石垣岛被警方逮捕。这个被称为“杀人机器”的男人，是地铁沙林事件现行犯中惟一未被逮捕归案的犯罪嫌疑人。他在日比谷线的秋叶原站扎破三个塑料袋而释放出来的沙林总共夺去了八个人的生命，使大约二千五百人受了轻重不等的伤。我读着登有那则报道的晚报坐上了五点半之后的电车，赶往位于东京都××市的医院。报纸上这样写道：林对警察说经过长时间的逃亡生活，早已筋疲力尽。

对于林泰男被捕这件事，我自己有些感慨。因为我之前同那么多“因为林泰男扎破沙林袋而受伤或人生发生极大转变的人们”见面，尽最大努力详细听取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我无数次地重读资料，同时将林泰男在事发当日的一举一动作为事实在脑海中尽可能如实再现。于是，他的行为、装沙林的袋子以及受到伤害的人们都一一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当然，即使林泰男被逮捕归案，那些人的人生也不能恢复如初。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那一天被夺走、被损害的一切恐怕都已经无法挽回。但是，无论如何都要给事情做个了断，而他被逮捕这件事情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符号。

所以，或许本来应该认为：“啊，抓到了最后一个人，太好了。”可是我无法那么认为。事实上，我只感到一片渺茫，就像有什么把身体里的力气一下子抽干了一样。甚至有一种“从现在起新的战争就要开始”那样的痛苦。大概是在长时间持续采访过程中多多少少养成了试着从受害者角度看事情的习惯，我体内几乎涌不出类似喜悦的情感。只有无法言喻的虚无和痛苦像苦涩胃液一点点涌起。

志津子小姐所在医院的名称和地址在此不便公开。

再需要补充一点的，就是“明石志津子小姐”和“达夫先生”这样的名字也都是化名。前面我也说过，“不希望被打搅”是他们全家人的恳切希望，请大家尊重他们的想法。

说实话，这家医院曾经发生过一次媒体人士未经允许闯入病房企图强行采访志津子小姐的事情。那样可能使志津子受到惊吓，从而导致好不容易顺利进展到现在的康复治疗功亏一篑。也会给医院添麻烦。达夫先生总之是在为这些担忧。

从九五年八月开始，志津子小姐搬到了这家医院专门做康复治疗的楼层。这之前（事情发生以来的五个月时间）她住的都是东京其他医院的“急救中心”，而那里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是“首先保住患者生命”。所以，那里在康复治疗方面全然分身乏术。

志津子小姐在前一家医院住院时，被医生宣告说“恐怕很难恢复到能坐轮椅的程度”。她一直躺在床上，意识也混沌不清。眼睛紧闭着，肌肉也不动。但是，自从转到这家医院，志津子小姐的恢复情况好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现在她可以坐在轮椅上由护士小姐推着到病房楼附近散步，也能进行简单的对话。这一进步说是“奇迹”也毫不为过。

不过，记忆仍几乎是零。事件之前的事情在现在这个阶段基本什么也想不起来，很遗憾。医生说智力上还只是“小学生程度”。话虽那么说，但“小学生程度”具体是什么样的“程度”呢？说实在的，达夫先生不太明白。实际上我也不太明白。那是思考的整个水平的问题？还是思考的脉络部分的问题？抑或是丧失那部分常识而引起的问题？目前能断言的是：

（1）她的脑功能部分受损

（2）那部分功能将来是否有可能恢复还是个未知数

只有这两点。

如果是沙林事件之后的事情的话，她还能清晰记得很多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但也忘记了一些。至于记得什么忘了什么，也有达夫先生所预料不到的。

左手和左脚几乎一动也不能动。特别是脚不行。一旦身体的一部分动不了，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去年夏天为了让一直弯着的左脚伸直，她不得不接受切除膝盖内侧肌腱的手术。这是始终伴随痛苦的残酷手术。

仍无法通过口腔进食。也不会喝水，不能很灵活地控制舌头和下颚活动。

平时我们都意识不到，其实在吃喝的时候，我们会无意识地、非常复杂地活动舌头和下颚，让它们发挥作用。而到了它们因为某种作用无法再动的时候，我们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功能的重要性和精妙。志津子小姐现在正处于那种状态。

只能勉强吃点诸如酸奶、冰淇淋之类的软的流食。长时间耐心的训练使之成为可能。酸酸甜甜的草莓酸奶是志津子小姐最喜欢的。不过，遗憾的是，大部分营养成分还是要用管子从鼻子输送到体内。

植入人工呼吸器时开的气阀残痕留在了咽喉。那个洞现在由一个直径为1厘米的圆形金属塞着。那是她好不容易才跨过冰冷生死线那冷冰冰的遗留物。

志津子小姐的哥哥缓缓地推着轮椅，把她从病房推到了休息室。这是位娇小的女性。头发剪得很短，像小女孩的娃娃头。长相与哥哥相似。表情很难辨别，但脸颊微微泛着红晕，脸色不错。有点睡眼惺忪，看上去像刚刚才睡醒。如果没有鼻子上插的那根塑料管，应该看不出她身体有异常。

她的双眼连眼皮都没有好好睁开。但若仔细观察，会发现瞳孔闪烁着光。虽然很小，却放射出非常真实的光。我最先注意到的就是那不折不扣的光。虽然从外表看来很可怜，可她的存在在我眼里一点也不可怜，原因或许就在于那强烈的光闪。

“你好。”我说。

“你好。”志津子小姐道。

听到的是“哦哦咦哇(1)”。

我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他哥哥补充。志津子小姐点点头。她事前已经知道了访问的事。

“请随便问吧。”达夫先生说。

我困惑了。究竟问什么好呢？

“谁帮你剪头发呢？”我问她。这是第一个问题。

“护士。”她给出回答。

如果准确记录的话，就是“安哦—安”。但是根据前后文可以马上推断出“护士”这个词。回答迅速，没有犹豫。可以想见大脑中逻辑正在快速有序地运行，只是舌头和下颚的活动跟不上大脑的运转速度。

刚开始的时候，志津子小姐在我面前好像很紧张，有些害羞。我倒完全没有感觉到有那样的表现，可是在哥哥达夫先生看来，她和往常非常不一样。

“怎么了，你？今天这么害羞啊！”哥哥故意逗她似的说。不过想想看，年轻的女性把不健康的身体暴露在初次见面的人面前感到紧张和害羞是理所当然的。说实话，我也紧张得不得了。

志津子小姐决定接受采访之前，达夫先生向她这样询问：“一位叫村上的小说家说想要把你的事写进书里，对此你怎么想？觉得写进书里也可以吗？关于你的情况哥哥说得具体一点可以吗？来这儿见你也可以吗？”

“可以。”志津子小姐回答得很干脆。

和她讲话最先感受到的，就是她Yes和No区分得特别清楚，做出判断的速度很快。这大概是小学生所做不到的。对很多事情都能给予正确判断，几乎没有吞吞吐吐的时候。

即使那样也还是害羞。这是当然的。

我把为探病带来的黄花插在了同时带来的黄色小花瓶里。是鲜艳的黄色。之所以选黄色，是因为我不愿意让它看起来像是医院探病用的花，想送给她多少有点生命力的颜色。但是很遗憾，志津子小姐看不到那花的颜色和形状。白天只有在很亮的地方才能看到东西，视力受到极大损害。

“阿—瓦依（不知道）。”说完，志津子小姐轻轻地摇头。

不过，那束黄花摆在桌子上，至少在我眼里，房间多多少少变得温暖起来。但愿那温暖能作为空气让志津子小姐感受到，哪怕感受一点点也好。

志津子小姐在睡衣外面罩了一件扣子一直扣到脖子的粉红色棉质上衣，膝盖上盖着薄毛毯，肩上披着披肩。披肩下面露出微微弯曲的已经变硬的右手。达夫先生在旁边时不时握一下那只手，似乎正在通过那只手和她进行无需语言的重要交流。

或许长期卧床的缘故吧，她侧面的头发有一点翘。护士小姐如果注意到，想必会给她梳头，不过因为头发短，容易睡乱，即使梳几下怕也很难恢复原样。

“到目前为止只能说一些简短的词语。”达夫先生笑着说，“所以我比较容易明白她在说什么。不过，最近好像想说长句子，这反而变得难以理解了。意识恢复得那么快，嘴的活动却还是跟不上。”

她所说的话，我能听懂的还不过半数。身为哥哥的达夫先生当然能够多明白一些。每天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护士小姐们懂的比达夫先生还要多。

“这里的护士小姐们很年轻，都非常热心、非常亲切。我很敬佩她们。”哥哥说，“嗳，她们都是好人，对吧？”

“依依—哦—（好人）。”志津子小姐说。

“但是志津子经常生气，气我不能完全明白她的话。说在没弄明白自己的话之前不能回去。上次也是这样。是吧，志津子？”哥哥说道。

沉默……看样子是害羞。

“喂喂，害什么羞啊！不是你这样说的吗？是吧？说只要不明白就不放哥哥回去。”达夫先生笑着调侃。

志津子小姐也终于绽开笑容。她笑的时候，笑得真是灿烂，让人觉得没有多少人能够像她一样笑得那么真，那么灿烂。也可能因为面部神经的活动受到限制而变成那个样子。但我觉得，也许志津子小姐本来就是那样笑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种笑容与她的脸非常谐调。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或许在很早之前，恐怕从孩提时代开始，哥哥就这样调侃妹妹，妹妹就这样笑了。

“最后弄明白了吗？当时志津子小姐说的是什么？”我试着寻问达夫先生。

“没有，到最后也没明白。”达夫先生说着，很开心地笑起来。他经常笑，那是一种静静的笑。

“先不说那个了。最近，志津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直到前不久，我一准备离开医院，她就喊‘不要回去’，又是哭又是发脾气的。每到那个时候我就跟她讲道理，慢慢地，她就不那样了。我是跟她这么解释的：可孩子们一直等着我啊，哥哥如果不回家去的话，他们会觉得很孤单的。不光是你，小××和小××也会觉得孤单啊。渐渐地，志津子也明白了那种心情。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我觉得，即便是我，自己一个人被孤伶伶地留在医院也会很孤单、很难过的。”

沉默。

“所以，我自己也想多来几趟医院，尽量和妹妹多说一会儿话。”达夫先生说道。

然而，对于达夫先生来说，隔一天来一趟医院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开车往返于公司与医院之间，单程大约需要五十分钟。公司出于好意，允许达夫先生下班之后自由用车。因为公司知道他要经常去卧床不起的妹妹所在的医院。达夫先生打心眼里感谢公司的照顾。

傍晚，公司的工作一结束，达夫先生就开着那辆车赶来医院，在仅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和妹妹聊天。握握手，或喂她吃草莓酸奶，练习对话。然后把妹妹脑中失去的过去记忆一点点找回来：“大家一起去过那个地方呢，做过这样的事情哦……”

“家人共同拥有的回忆就这样被完全割断、夺走，对于我们这些亲人来说，真像被剜去肉一样痛苦，比什么都要残酷。”他说，“我给她讲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声音经常会不自觉地发颤。那时候，志津子就问我：‘哥哥，你没事儿吧？’”

医院探病时间原则上是到晚上八点，可是因为情况特殊，医院对达夫先生比较宽容。探病时间结束以后，他就带着换洗的衣服开车回公司。然后走五分钟到地铁站，一路上换乘三次车回到自己的家。从车站到家要花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回到家的时候孩子们都已经睡了。几乎没有与孩子们亲密相处的时间对于重视家庭的达夫先生来说非常残酷。这种艰难的生活已经持续了一年零八个月。要说不累，那是骗人的。至于这种生活今后还要持续多久，说实话，谁也不知道。

返程车上，达夫先生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如果这是因为事故或别的什么事，我还勉强能够接受。那有原因，也有相应的理由。可是，因为这种没有意义的愚蠢犯罪而……一想到这个，我就无法忍受，实在让人受不了。”

轻轻摇头，沉默良久。

“能稍微活动一下右手给我看看吗？”我向志津子小姐提出请求。

志津子小姐活动了右手指。她很努力，可是手指只能非常缓慢地活动。她把手指缓缓握紧，慢慢打开。

“如果可以，能握一下我的手吗？”

“可以。”她说。

我试着把自己四只手指的指尖放在她的小手——孩子般的小手——的掌心。她的手指就像是即将入睡的花朵的花瓣一般静静合拢。这是温暖、柔软的年轻女性的手指。手指的力量比预想的要大得多。她紧紧地、久久地握着我的手。就像是出去跑腿的孩子紧紧握住“重要的东西”一样。从中可以感觉到一种明确的、类似意志的存在。那显然是在寻求什么。但那恐怕不是在向我寻求，而是向我对面的“另外的东西”寻求。那个“另外的东西”应该是会很快转回到我这里的东西。用了这么难懂的说明真是不好意思，可我蓦然产生了那种感觉。

在她的头脑中肯定有什么想到外面来，我是那样感觉的。很重要的什么。但是她还不能顺利地把它释放出来。使这种释放成为可能的力量和手段，即使是暂时的，也从她的身体中失去了。可是，那个什么，在被墙壁包围的她的心中的某个地方完好无损地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她只能握着别人的手安静地传达“它就在那儿”的信息。

她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

“谢谢。”我说。听我这么说，她的手指又一点点静静舒展开来。

“由于恢复非常缓慢，这样每天陪在她身边，根本无法用眼睛看到进步。但是从长远来看，志津子确确实实是在恢复。如果没有那样的进展的话，或许我根本就无法忍受这每天痛苦的重复。说实话，我没有‘能够忍受’的自信。但是，志津子心中有个强烈的信念，她‘想变好，想早点恢复’。我很明白，那种信念也一直支撑着我到现在。”达夫先生在返程的车中这样说道。

负责康复治疗的医生们也相当佩服志津子小姐明确的意志和忍耐力。

“比如难受、累这样的词，妹妹从来不说。”达夫先生开着车说道，“转到这家医院之后的一年零三个月里，每天都有康复训练。有活动手腕和脚的训练，有言语训练，除此之外还有专科医生为恢复各种身体功能而进行的训练。这些训练在旁边看着都觉得不容易。这需要不同寻常的努力和耐力，也肯定非常痛苦。可是，医生或护士小姐问到妹妹累不累，她回答‘累’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只有三次，只有三次！”

“所以志津子小姐才能恢复到这种程度。”相关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在被插入人工呼吸器、连意识都没有的刚开始的几个月里，虽然没说出口，但大部分医疗人员都认为她恢复是不可能的。竟然能开口说话？简直像做梦一样。

“身体好了想做什么？”我试着问她。

“哟—噢—”她说。

我不明白。

“是旅行吧。”达夫先生想了一下问道。

“嗯。”志津子点了点头。

“想去哪儿啊？”我问。

“伊依唔尼安。”

谁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啊那啊”猜错好多次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是不是“迪斯尼乐园”？

“那，是迪斯尼乐园？”哥哥问道。

“对。”她回答，并且重重地点头。

说实话，把“旅行”和“迪斯尼乐园”联系到一起可不是件简单事。我们（当然是说住在关东地区的我们）不会把去迪斯尼乐园称为旅行。但是，假如她的头脑缺乏对“这里”和“迪斯尼乐园”之间的距离的认知的话（大概是缺乏的），去“迪斯尼乐园”对她来讲的确是一趟“未知之旅”。那跟我们要去格陵兰岛在概念上是没有区别的。不，实际上，在现实操作过程中，她去迪斯尼乐园比我们去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都要困难。

达夫先生的两个孩子（八岁和四岁）清楚记得以前和志津子小姐一起去迪斯尼乐园玩的情景，他们每次来医院探望都会给她讲那时候的事。他们说：“那时候可开心了，是吧？”于是，迪斯尼乐园这个地方似乎已经成了专属于她自己的“自由与恢复”的象征。然而谁也不知道志津子小姐事实上是否还记得自己去迪斯尼乐园时的情景。那也许是后来被灌输进去的“后天”记忆。她可是连过去睡觉的房间都不记得的。

但是，不管那是现实的还是假想的，在她的意识中存在着“迪斯尼乐园”这一实实在在的场景。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一存在，可我不知道那具体是怎样一幅场景。如果可能，真想借助她的眼睛看一看。当然那是不可能的。能够看到的只有志津子小姐一个人。

“想全家一起去迪斯尼乐园吗？”我问。

“想。”志津子小姐回答得很干脆。

“和哥哥、嫂子、孩子们，大家一起？”

她点头。

达夫先生对我说：“只要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用嘴喝水吃东西，把鼻子上的补给管撤掉就行。那样就可以想办法全家人一起开车再去一趟迪斯尼乐园。”说着，他轻轻地握住了志津子小姐的手。

“早点实现就好了。”我对志津子小姐说。

志津子小姐又用力地点了点头。她的眼睛虽然朝向我这边，但是那双眼睛大概是在注视对面“另外的东西”。

“那么，去了迪斯尼乐园想玩什么啊？”达夫先生问志津子小姐。

“呜噢噢噢”

“过山车。”我说。

“飞向太空山。”达夫先生说。

“是啊，你的确喜欢那东西啊！”

临走的时候，我又一次请志津子小姐握了我的手。

“最后再握一次手可以吗？”我向她询问。

“可以。”她爽快地说。

我站在轮椅旁边伸出手，她比上次更用力地握住了我的手。就像要比上次更确实地传达什么似的久久地握着我的手。手已经很久没有被人这么有力地握过了。

那种触感，不论是在我从医院回来的路上还是在我到家之后，都一直留在我的手上。那就像是冬日午后向阳处温暖的记忆。事实上，那触感现在还有些许残留，也许今后还会继续。现在这样坐在桌前写这篇文章，我感到那温暖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感觉到自己应该写的东西几乎都包含在那片温暖之中。我试着将她注视着的“另外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去感受。我下意识地追逐她的视线，可那儿只有房间的墙壁。

那天傍晚去医院探望的时候，我还心想必须鼓励她，那么怎样才能够给她以鼓励呢？我思来想去。我认为那是自己应该做的。然而那是没有必要想也不应该想的。因为在结果上反而是我被她鼓励。

就这样，我一边写稿，一边认真思考“活着”究竟是什么。已经很久没有直面这种“根本性命题”了。

如果自己处于志津子小姐的立场，能否像她一样保持坚定的“生存”意志呢？我有那样的勇气吗？有那样的忍耐力吗？能够那么坚定、那么有力、那么温暖地握紧别人的手吗？人们的爱能够拯救我吗？我不知道。真的，说实话，我没有信心。

世上的多数人向宗教寻求救赎。可是，如果宗教伤害了人，他们究竟要到何处去寻找希望和光明呢？与志津子小姐谈话期间，我几次细细观察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现在究竟在看什么呢？那光芒正照耀什么呢？等到她恢复健康能自由言谈的时候，我想问问她：“你那个时候究竟在看什么？”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首先是迪斯尼乐园。迪斯尼乐园之旅。不管怎么说，那是一切的起点。

“我认为警察当局没能看透奥姆滑稽性背后的东西。”

中村裕二（律师，一九五六年出生）

中村律师说自己不过像是小镇医院那样的医生。中村先生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位于小田急线町田站附近。事务所窗明几净，几名律师在各自的房间工作，有几个年轻的女秘书。事务所全然没有装腔作势的派头。中村先生也很适合这样的气氛。年龄四十二上下，但因眼睛炯炯有神，看上去显得年轻。

“我什么事情都受理，从离婚问题到高利贷纠纷。没有特定专业那样的东西。”他笑眯眯说道。中村先生一开始就想告诉我：他是随处可见的再普通不过的人，不是为理想奋斗的那种律师形象，这点请别误解。

我和坂本律师(2)在司法研修班是同一届。第三十九届，有十个班，我在八班，坂本在九班。东京有四个班，我和坂本同时属于“东京四班”二十七人集体。那是初次见面。坂本当律师是为了“想变得跟拉尔夫·纳德一样”，而我可没有那么潇洒的动机。“不加入组织而能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多好”——出于这样模糊的想法，我成了律师。

话虽这么说，要取得律师资格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求非常严格。我连着考了好几年……我和坂本年纪差不多一般大。所以为了通过司法考试，我们两个吃了差不多同样多的苦。（笑）

这样，在司法研修班一年零六个月时间里，我和坂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上律师后我们还一起组织了学习会。有十来个人，在会上发表自己目前负责的案件的调查报告或研究结果。坂本非常忙，总是来不了，不过他刚好接手处理“灵感经商法”的工作，所以大家一起去横滨，一边吃中国菜一边听他讲所谓“内幕”。坂本从那时开始就一直与那类东西有接触。

他的性格用开朗爽快形容也许是最合适的。只是他非常喜欢冷嘲热讽，怎么也不愿意从正面轻松地看事情。对什么都有话说。说得好听些，是总用批判眼光看问题，说的难听就是吹毛求疵。我觉得他身上有这样的地方。

——他接手的都是统一教会和奥姆真理教那种既不很划算又繁重的工作，是吧？

我和他相处的时候，没太涉及到那部分。相反，他倒是露出了庸俗的一面。他经常会邀请大家一起去有陪酒小姐的小酒馆唱歌，说什么“五点去，两千日元就能搞妥”。（笑）

说老实话，坂本感觉上并不是那种地道的追求革新的人权派律师，也不从属于特定的政党，是极普通的普通人。和我一样，他同样渴望世俗的东西。或者说他是那种“也想捞点好处”的极其正常的人。我是这么认为的。只是他很清楚自己的极限，对于在极限之内应该如何行动，应该接受什么性质的工作，他考虑得要比我认真，比我现实。

他所在的横滨法律事务所以前是以劳动纠纷案件为工作重心的革新派事务所，可现在也不是那种情况了，也处理很多劳动纠纷以外的案子。只是，由于他们处理了那么多劳动纠纷案件及冤假错案的缘故，他们与警察一直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在警察看来也许就成了一家“特殊的法律事务所”。也许那种印象被强加在了他的身上吧。

特别是围绕町田市的“共产党干部偷听事件”，事务所与神奈川县警察署来了个正面交锋。因此产生了一场纠纷，好不容易要平静下来的时候又出了这个坂本事件。虽然横滨法律事务所只有一名律师进了辩护团，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才是主力，可不管怎么说也是有实力的法律事务所，所以警察还是很留意其一举一动的。

——也就是说，即便横滨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向警察提出“诱拐坂本律师的是奥姆”，警方也故意不搭理的情形也不是没有……

可能性很大。我觉得有类似报复的成分在里面。虽然不能直接确认让人有些不甘心，但是现场的记者们已经把大体情况偷偷告诉我了。县警察署的干部说：“因为那家是这样的事务所嘛。”然后抬起左手，就是左翼的意思。对与奥姆教有关的事情他们基本上置之不理。

洋光台是矶子署的辖区，现场搜查官最先赶到现场，动作非常迅速。鉴定人员也出人意料地迅速赶了过来。但是，报告却没有顺利地上报到县警察署的干部手里。他们与现场搜查官之间的联络通道根本谈不上畅通。

当时，警察根本没有“奥姆教是危险团体”这一认识。他们自己在警察白皮书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连奥姆教的组织关系图都没有。公安部门不具有组织关系图这件事，换句话说，就是完全放松警惕。所以在坂本事件中我们说“奥姆教很反常”，县警察署也只是说“知道了知道了”，根本不理会我们。

但是，矶子署对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我们的同事把与奥姆教有关的大量资料交给了矶子署。比如说，瀑本太郎律师就把大约一千名信徒的名单附带照片提交给了矶子署的搜查本部和法务省刑事局。所提供的情报截止到九四年三月，仅邮寄就有九十七件。所以，矶子署已经掌握了具体情况。他们很积极地配合我们，也很重视这件事。并且对提供的情报给予了正确评价。

然而，这在县警察署那里行不通。简直就是“一群只知道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的蠢货”。不过前段时间更换了县警察署署长，局势开始一点点发生变化。情报从矶子署上报到县警察署的速度逐渐加快了。我们也觉察到了这种变化。

规模最大的是签名。我们收集了一百八十万个签名。每满十万个我们就拿着签名去找警察。不光去矶子署，还去县警察署和警察厅，请国会议员跟我们一起去。我们施加的这种压力一点点地开始起了作用，警方也开始发表评论说我们的运动有助于搜查。

我在“东京律师会坂本救出对策本部”担任事务局次长，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收集到了有关沙林的情报。

正如你所知道的，九五年元旦的《读卖新闻》上刊登出了一条“在上九一色村中检验出沙林残留物”的报道。在这之前，大约从十二月开始，我们从“奥姆真理教受害者对策辩护团”那里一点点掌握了“如果牵涉到沙林、药物或化学物质，应该考虑奥姆教”的情报。他们也可能使用了兴奋剂或致幻剂之类的药品。

还有，九四年三月，高知支部松本智津夫的说法中出现了沙林这个词。也就是所谓“沙林说”。从那个词出现一直到结束，他始终重复与哈米吉多顿(3)有关的内容。因此，辩护团中也产生了一种严肃的认识，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搞什么名堂。

听说之后，我最先想到的是，如果有人把那种东西洒到我们事务所该怎么办。虽然这有些没出息，可是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呼吁救出坂本一家的牌子也很危险，撤下来吧”——类似这样的建议也出现了。虽然我们事务所没有竖起牌子，可竖起的地方是很害怕的。松本沙林事件的时候就是洒在外面的。那样一来，场所就不是特定的，何时何地受害根本没有办法预测。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危机感。也许会绑架人质，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当场把人杀掉弄走。当然我们也是有点不愿意那么想。

——松本事件发生在六月，那个时候还没有怀疑是奥姆教干的吧？

没有怀疑。根据逃出来的信徒所提供的情报，我们弄清楚了奥姆教在个别面谈过程中或入教仪式中开始使用什么药物，并且掌握了其详细情况和私刑杀人的事实。不过，瀑本律师也没有想到沙林。虽然知道“毒气说”，但也只是认为那不过是为了让信徒产生被害妄想所采取的权宜之计。也许已经使用芥子气了。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九四年七月出现了有芥子气中毒症状的人。但是，他们此外也制造了沙林。

总算想到沙林的时候已经是九四年的十二月份了。之后就有了元旦那则令人震惊的报道。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恐慌。什么时候做成了时间问题。

后来听说，原来警方也预定在一月进行强制搜查。长野县警察署、山梨县警察署、静冈县警察署和宫崎县警察署采取联合行动。不过警视厅并不插手。

依警视厅的说法，虽说当时没有做搜查、没收的准备，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鹿岛友子的长女绑架事件。不是不能行动，却没有采取行动。总算开始采取行动是针对目黑公证处的假谷事件。他们就像已等候多时似的手拿搜查令冲了进去。

可是，一月强制搜查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多么有危机感。如果不抓紧时间也许会遭到沙林袭击这样的预测也好、危机感也罢，统统没有。他们也似乎没把《读卖新闻》的报道当一回事。

警视厅不出动，自卫队自然也不会行动。但是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就只能四个县继续联合做下去，所以大致做了准备。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阪神大地震。虽然我不太想这么说，但他们的确运气好，就像有神灵附体一样。

——中村先生和瀑本先生新年伊始就已经有很强的危机感了，对吧？而从结果上看，警察却没有采取行动。

是的。危机感很强烈。一来实际上发生了瀑本律师遭袭事件，二来九五年一月四日“家族会”的永冈先生也因有机磷系毒气中毒徘徊在死亡线上。

我们甚至在九五年二月聚在一起组织了沙林学习会。二十多名律师聚在一起，由拥有理学博士学位的我和同一事务所的梶山律师担任讲师，掌握了基本化学知识。梶山与松本沙林事件时的河野先生有关联，也去过松本事件的现场。

可是，就算写化学式给我们看，我们也看不懂，所以只大致学了一些实用性内容。比如有什么样的效果和作用，能否被简单制作出来，制成之后如何管理等等。大家都清楚“救援会”会被盯上。在发生松本沙林事件的时候，法官宿舍也遭到了监视，可以看出他们对司法机关有强烈的敌对意识。所以我们也加强了警戒。

下面我所说的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松本智津夫自身有一些类似自卑感的东西，所以他才会喜欢让医生或律师陪在自己身边。我对他有这样一种印象。据说他原来是想在上东大医学部当医生和学法律当律师这两者中任选其一的。所以他把医生和律师放在身边重用。医生固然比较容易上当受骗，但律师就另当别论了，想法莫名其妙（笑），信仰坚定的也几乎没有。所以他好像在人员招募上费了很大工夫。可即使这样，也还是有青山等三四个人。

他还告诫他们说：“事到如今，还是不要经常去人多的地方吧。”他已经神经质到了那个地步，当作自己的问题惴惴不安。所以，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早上地铁沙林事件被报道出来，他听到“造成大量伤亡”的时候心里是非常懊悔的。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察到可能是早已瞄准霞关的奥姆教干的。然而惟独警察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峻性。那样的错位在这次事件中引起了极严重的问题。

瀑本律师三月六日问上级“治安体制是否完善”，十三日又用快件提交了“奥姆教有可能使用沙林”的报告。收件人是警察厅厅长和最高检察院院长，好像也给警视厅寄了复印件。可是，短短七天之后就发生了地铁沙林事件。

另外，我以前还不太知道，日本实际上是有两种警察的。公安警察和刑事警察。但我们都认为公安部门在九四年十二月之前也没有真正考虑过要去掌握奥姆的情况。次年元旦《读卖新闻》上登出报道之后才终于认真起来。但是，据说事件发生之前的三个月时间里他们连组织关系图都没做出来。即使地铁沙林事件发生之后，如果没有三月三十日警察厅厅长狙击事件，也没人知道公安实际有多大作为。

结果，警察和公安都没有认清楚奥姆真理教这一宗教团体的本质，似乎还从心里小看它，称它是“那种东西”。即便是在地铁沙林事件发生之后他们也还是有这种倾向的。警方的奥姆专案组的队员们工作非常卖力，可专案组以外的其他人却瞧不起那份工作。不知他们是不想理解，还是因为理解不了才瞧不起。“那种东西充其量不就是个小儿科团伙吗？为什么抓不到菊地直子那帮人？在干什么呢，你们！”——他们就这样冷眼看待专案组。

例如，在奥姆事件中根本看不到警察在围堵联合赤军(4)的时候所有人员齐心合力将对方追得走投无路那种共识。我一直留意警察的行动，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专案组的人发牢骚说得不到同事的理解，得不到上头的理解。甚至在地铁沙林事件发生之后也是这么一种不协调的状况。我觉得这才是处理奥姆事件的真正难点。

我们现在作为辩护团成员去法务省，与法务省官员讨论如何对待信徒的问题，可是那里也是完全不了解状况。对方倒是说：“奥姆教吗？诸位律师先生也很辛苦啊！”可是实际上完全不得要领。怎么说呢，不管我们多么严肃地讲有关奥姆的情况，也还是得不到他们理解。毕竟他们是在彻底的合理主义中循规蹈矩工作的。结果话题就转变成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说，一流大学医学部出身的优秀医生为什么做那样愚蠢的事情？女人究竟为什么会对那样一个满脸长满胡子的丑陋男人神魂颠倒等等。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事情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只把它当成了笑话。

——你觉得日本的警察机构和司法机关的怠慢同这次地铁沙林事件造成的巨大伤亡是有关系的吧？

我认为警察当局没能看透奥姆滑稽性背后的东西。他们所做的事情太荒唐，太滑稽，太脱离现实了，警察根本没办法看穿隐藏在小丑面具下的深不见底的恐怖。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组织的警方存在着很大的盲点。奥姆真理教对警察来说是至今为止所没有碰到过的全新的对手。我是这样认为的。

——中村律师，你现在是在负责“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会”的咨询窗口吧？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事情的原委……

刚才我也说过，我们是一直负责坂本救出对策本部的工作的，在工作过程中就产生了做一个“奥姆真理教受害热线110”的想法。这本来是为了救助奥姆教信徒及其家人的，可是有大约四十位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打来了电话。这样一来，就算为地铁沙林事件专线，也必须另外开通“110”了，所以我们就在七月份开通了这个。首先是从电话咨询开始的。东京和横滨的七十名律师聚在一起，开始这项工作。

但受害者实在太多了，所以不得不组建一个辩护团。辩护团主要以和坂本一起进行过司法研修的律师为中心，都是第三十九届的律师。不错，是以年轻律师为中心的。坂本被绑架之后，大家出于集体观念聚在一起，下一步又一同面对地铁沙林事件，从形式上来看。

但绝不仅仅是那样，讲明了就是我们大家都各自心中有愧。因为我们明明掌握了那么多情报，却没能防止那场大难于未然。本来应该更大声地提醒大家的。但是我们没能那么做。包括我在内，大家都退缩了，真的是很害怕。

强烈批判奥姆真理教的小林义则先生险些被暗杀，江川绍子小姐也是如此。大家都处于极度危险中。在九五年一二月份，如果明确指出奥姆的沙林很危险的话，也许真的会有人遭到暗算。可是，就算是紧张到了那种地步，警察也没有对我们采取任何的保护措施。哪怕是我们自己提出希望受到保护，他们也对我们不闻不问。“哦？你会被杀？”——就这样一种态度。他们完全不当回事儿。江川小姐因为刚好住在神奈川县，所以家里是二十四小时警备，可是住在东京的永冈先生、小林先生却没有受到任何保护。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没有能够坚定表明我们的看法。当然有害怕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还是有未能充分重视的地方。这样的自我反省或者“要为自己没能做到的事情做善后工作”的心情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大家都在想：哎，真对不住坂本啊。我们让他白白的牺牲了。这种想法已经成了负责地铁沙林事件的我们不断努力的一个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