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拉莫尔府
他在这儿干什么！他会喜欢这儿吗？他想这儿的人会喜欢他吗？
龙沙[1]
如果说拉莫尔府高贵的客厅里的一切，在于连看来，都很奇怪；他这个脸色苍白、穿着黑衣服的年轻人，在那些肯赏脸注意他的人看来，也是非常古怪的。德·拉莫尔夫人向她丈夫建议，在有重要人物来吃饭的那些日子里，把他派出去办事。
“我想把这个试验进行到底，”侯爵回答。“皮拉尔神父认为，我们伤害我们录用在我们身边的人的自尊心，这是不对的。‘一个人只能依靠在有抵抗力的东西上，’等等。这一个除了是生面孔，别的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况且，他跟一个聋哑人差不了多少。”
“为了使我能了解这儿的情况，”于连对自己说，“我应该把我看见到这间客厅里来的那些人的名字记下来，并且写一句关于他们性格的话。”
他头一行先记下的是这个家庭的五六个朋友；他们认为他受到任性的侯爵的保护，为了预防万一而奉承他。他们是一些穷鬼，多少有点卑躬屈节；但是也应该说句话，称赞称赞今天在贵族客厅里还能够找到的这个社会阶级的人：他们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地卑躬屈节。他们中间有的人心甘情愿地受侯爵粗暴对待，但是德·拉莫尔夫人哪怕对他们说一句苛刻的话，他们也要反抗。
在这个家庭的主人们的性格深处，有太多的骄傲和太多的厌倦。他们为了消愁解闷，过分习惯于侮辱别人，因此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的朋友。但是除掉下雨的日子和难得有的极度烦闷无聊的时刻以外，别人总是发现他们是彬彬有礼的。
那五六个献殷勤的人，向于连表示出了如此慈祥的友谊。如果他们不再上拉莫尔府来，侯爵夫人就会面临漫长的孤独时刻。在她这个身份的女人眼里，孤独是可怕的。它是失宠的标志。
侯爵待他的妻子非常好。他保证要让她的客厅里有足够多的人，当然不是那些贵族院议员，因为他认为他的那些新同僚做为朋友来他家还不够高贵，做为下属接纳到他家来又不够有趣。
于连到很久以后才了解这些内情。执政者的政策是资产阶级人家的话题，但是在像侯爵这个阶级的人家里，只有在危急的时刻才会谈论它。
寻找娱乐的需要，甚至在这个烦闷的世纪里，仍然是那么迫切，即使是在举行晚宴的日子里，侯爵刚一离开客厅，所有的人都溜之大吉。只要不取笑天主、教士、国王、有地位的人、受宫廷保护的艺术家，不取笑一切享有确定地位的人；只要不称赞贝朗瑞[2]，反对派报纸、伏尔泰、卢梭，不称赞一切胆敢说一点坦率话的人；特别是只要永远不谈政治，就可以自由地议论一切。
即使是十万埃居的年金，即使是蓝绶带，也斗不过客厅里的这个宪章。稍微有一点生气的想法都被认为是粗鄙的。尽管富有教养，彬彬有礼，尽管一心想讨人喜欢，烦闷还是可以在每个人的额头上看见。来问候致意的那些年轻人害怕会说出使人怀疑他们有什么思想的话，或者害怕泄漏出他们看过什么禁书，在说了几句与罗西尼[3]或当天天气有关的漂亮话以后，就闭上嘴一声不响了。
于连注意到谈话通常都是靠了两位子爵和五位男爵支撑着，不至于中断。这些先生是德·拉莫尔先生流亡国外时认识的，他们享有六千到八千法郎的年金；四个支持《每日新闻》，还有三个支持《法兰西报》。他们之中有一个每天都要讲一段宫里的小故事，而且总免不了要用上“了不起”这个词儿。于连注意到他有五枚十字勋章，其余的那几个一般只有三枚。
另一方面，在前厅里可以看见十名穿号衣的仆人；整个晚上每隔一刻钟供应一次冰冻饮料或者茶；午夜十二点供应一顿带香槟酒的夜点心。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于连有时留下来一直待到结束。尽管如此，他还是几乎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一本正经地听平时在这间如此金碧辉煌的客厅里进行的谈话。有时候，他望着那些交谈者，想看看他们自己是不是也认为自己说的话可笑。“我的德·迈斯特先生的作品我能背出来，他说得要好上一百倍，”他想，“可我还是觉得很乏味呢。”
于连并不是唯一发觉精神上的压抑的人。有的人喝大量的冰冻饮料聊以自慰，还有的人聊以自慰的是可以有在晚上剩下来的全部时间里说下面的话的快乐：“我从拉莫尔府出来，在那儿我知道了俄国……”
于连从一个献殷勤的人嘴里知道，有一个王朝复辟以来一直当专区区长的可怜的勒布尔基尼翁男爵，不到半年以前，德·拉莫尔侯爵夫人让他升了省长，作为对他二十多年的经常陪伴的酬劳。
这件大事重新激起了所有这些先生们的热忱。他们从前为了一点很小的事就会生气，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也不生气了。对他们缺乏敬重，很少是直接表示出来的，但是于连在饭桌上，已经有两三次无意中听见侯爵夫妇间的对话，对话简短，对坐在他们旁边的人说来却是十分残酷的。这些高贵的人物对不是乘过国王马车的人的后代并不隐瞒他们真诚的蔑视。于连注意到，唯有十字军东征这个词儿能让他们脸上现出严肃中带有尊敬的表情。通常表现出的尊敬总有着一种自满的味道。
在这豪华的环境和烦闷的气氛中，于连除了德·拉莫尔先生以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有一天，于连高兴地听到德·拉莫尔先生声称，在可怜的勒布尔基尼翁晋升的这件事中，他没有出过一点力。这是对侯爵夫人献的一个殷勤；于连从皮拉尔神父那里知道了事实真相。
一天早上，神父和于连一起在侯爵的图书室里，为了跟弗里莱尔的那件永无休止的诉讼案件忙碌着。
“先生，”于连突然说，“每天跟侯爵夫人在一起吃晚饭，这是我的一个义务呢，还是他们对我的厚爱？”
“这是一个莫大的荣幸！”神父听了生气地说。“N…院士先生十五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献殷勤，也没有能够为他的侄子唐博先生获得这个荣幸。”
“对我说来，先生，这是我的职务中最难以忍受的一部分。我在神学院里也没有这么厌倦。我有时甚至看见德·拉莫尔小姐都在打哈欠，可是她应该对家里的那些朋友的殷勤已经习惯了。我真怕我会睡着了。求求你，让他们准许我到哪家偏僻的小客店去吃四十苏一顿的晚餐。”
神父是一个真正的暴发户，对跟大贵人共进晚餐的荣幸非常敏感。正在他尽力让于连懂得这种情感时，传来一个轻微的响声，他们转过头去。于连看见德·拉莫尔小姐在听。他脸红了。她是来取一本书，他们说的话全都听见了。她对于连产生了几分敬意。“这一个不是生来下跪的，”她想，“不像这个老神父。天主！他长得多么丑。”
吃晚饭时，于连不敢看德·拉莫尔小姐，但是她亲切地跟他说话。这一天有许多客人要来，她要他留下。巴黎的年轻姑娘不喜欢上了些年纪的男人，特别是在他们马马虎虎不注意穿戴的时候。于连并不需要很多的洞察力，就能看出，勒布尔基尼翁先生的那些留在客厅里的同事有成为德·拉莫尔小姐经常取笑的对象的荣幸。这一天，不管她是不是有点装腔作势，反正她对那些使人厌倦的人丝毫不留情面。
德·拉莫尔小姐是一小堆人的核心，这一小堆人几乎每天晚上都聚集在侯爵夫人巨大的安乐椅后面。在那儿有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德·凯吕斯伯爵、德·吕兹子爵和两三个年轻军官，不是诺贝尔的就是他妹妹的朋友。这些先生们坐在一张很大的蓝色长沙发上。在长沙发的尽头，于连不声不响地坐在一把相当矮的小草垫椅子上，正好在光彩夺目的玛蒂尔德占据的那把椅子对面。这个谦卑的座位受到所有献殷勤的人的羡慕；诺贝尔或者是跟他父亲的年轻秘书说说话，或者是在整个晚上提到一两次他的名字，就这样很合乎礼仪地支持他坐在那儿。这一天，德·拉莫尔小姐问他，贝藏松城堡所在的那座山有多高。于连无论如何也没法说出这座山比蒙玛特[4]高还是低。他听着这小堆人说话，常常由衷地笑出来；不过，类似这样的话他感到自己连一句也不可能想出来。这就像是一种外国语言，他听得懂，但是却不会说。
玛蒂尔德的朋友们这一天对来到这个巨大客厅里的那些人采取持续不断的敌对态度。这个家庭的那些朋友首先被选中做为目标，因为对他们最熟悉。你想象得到于连有多么专心；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不论是事情的本身，还是拿这些事情取笑的方式。
“啊！德库利先生来啦，”玛蒂尔德说，“他没有戴假发；难道他是想靠他的才华当上省长？他炫耀他那个秃脑袋，据他自己说，那里面装满了杰出的思想。”
“他认识全世界的人，”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说；“他也上我叔叔红衣主教家里去。他能够在每一个朋友面前编造一个谎言，一连维持多少年不败露，而且他有两三百个朋友。他懂得怎样增进友谊，这是他的才能。在冬天早晨七点钟，他已经像你们现在看见的那样，浑身溅满泥，来到他的一个朋友的家门口。
“他时不时跟人发生争执，为了争执他写上七八封信。接着他跟人言归于好，又为了热情洋溢的友谊写上七八封信。但是他最擅长的，还是像心中毫无隐秘的正直人那样坦率而真诚地倾诉衷肠。当他有什么事求人帮忙时，他这个花招就使出来了。我的叔父的那些代理主教中有一位讲起德库利先生在王朝复辟以后的生活，真是精彩极了。我以后把他带来。”
“得了！我才不会相信这些话呢；这是地位低微的人之间的职业性嫉妒，”德·凯吕斯伯爵说。
“德库利先生的名字将会载入史册，”侯爵又说；“他跟德·普拉德[5]神父以及塔列兰[6]和波佐·迪·博尔戈[7]两位先生造成王朝的复辟。”
“这个人曾经掌管过好几百万，”诺贝尔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上这儿来忍受家父的那些常常还是十分难堪的挖苦话。‘你出卖过多少次朋友，我的德库利？’有一天家父从饭桌这一头朝那一头大声嚷道。”
“他真的出卖过吗？”德·拉莫尔小姐说，“谁没有出卖过？”
“怎么！”德·凯吕斯伯爵对诺贝尔说，“森克莱尔先生，这个著名的自由党人，也上你们家来；见鬼，他上这儿来干什么？我应该上他那儿去，跟他谈谈，而且让他跟我谈谈；据说他风趣极了。”
“不过，你母亲会怎样接待他呢？”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说。“他有些想法是那么怪诞，那么大胆，那么独立不羁……”
“瞧，”德·拉莫尔小姐说，“你那个独立不羁的人在向德库利先生鞠躬，一躬到地，而且抓住了德库利先生的手。我几乎相信他要把这只手举到自己唇边呢。”
“一定是德库利跟当局的关系比我们想的还要好，”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说。
“森克莱尔上这儿来是为了进法兰西科学院，”诺贝尔说，“克鲁瓦泽努瓦，你看他在怎样向L…男爵致敬。”
“他即使跪下来也没有这么矮，”德·吕兹先生说。
“我亲爱的索雷尔，”诺贝尔说，“你有才智，但是你是从你那个山区来的，你要努力做到，千万别像这个伟大的诗人那样鞠躬，哪怕是对天主。”
“啊！来了一个才智极高的人，巴东男爵先生，”德·拉莫尔小姐多少有点学着刚通报他来到的仆人的声音说。
“我相信你府上的那些佣人也在嘲笑他。巴东男爵，多怪的一个名字！[8]”德·凯吕斯先生说。
“‘名字有什么关系？’他有一天对我们这么说，”玛蒂尔德说。“‘请你们想一想德·布荣公爵的名字[9]头一次通报的情形；就我这个情况来说，大家所缺少的仅仅是一点儿习惯……’”
于连离开了长沙发附近的座位。对轻松的嘲笑所具有的那些动人的微妙之处，他还不能够领会，他认为一句嘲笑话必须合情合理，他才能够听了发笑。他在这些年轻人的话里，只看到不分青红皂白，对人人都进行诋毁的口气，因而感到很不快。他的外省人的或者说是英国人的那种过分拘谨的态度，甚至使他在他们的话里看到了嫉妒，这一点当然是他看错了。
“诺贝尔伯爵，”他对自己说，“我曾经看见他写一封二十行的信给他的上校，竟然打了三遍草稿。如果在他一生里能写出像森克莱尔先生那样的一页，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于连接连走近好几堆人，由于他地位低微，经过时并不为人所注意。他远远地跟着巴东男爵，想听听他说的话。这个才智如此高的人看上去紧张不安，于连注意到他在想出三四句风趣的句子以后，才略微恢复正常。于连觉得他这种机智需要充分的空间。
男爵不可能说得简洁；为了炫耀自己，他至少需要四句每句长六行的句子。
“这个人在高谈阔论，他不是在闲聊，”于连背后有人说。他转过身去，听见有人喊夏尔维伯爵这个名字，高兴得脸都红了。这是当代最聪明的人。于连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里和拿破仑口授的史料片断里，常常见到他的名字。夏尔维伯爵说话简洁扼要；他的俏皮话是一道道闪电，准确，生动，有时还很深刻。如果他开口谈一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就会立刻前进一步。他还会提供出一些事实，听他说话是件愉快的事。此外，在政治上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犬儒主义者。
“我是独立自主的，”他对一位佩带三枚勋章、显然受到他嘲笑的先生说，“为什么一定要我今天的意见和六个星期以前相同呢？如果那样的话，我的意见岂不成了我的暴君了。”
四个神色庄重的年轻人围着他，脸上流露出不满的表情。这些先生们不喜欢这种笑话。伯爵看出自己说得过火了。幸好他瞧见了诚实的巴朗先生，其实是个表面诚实的伪君子。伯爵开始找他说话；人们围过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可怜的巴朗要遭殃了。巴朗先生相貌虽然丑得可怕，但是靠了高尚的道德和品行，在踏进社会的那难以描写的头几步以后，娶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妻子；在她去世以后，又娶了第二个非常有钱的女人，不过她在上流社会从来没有露过面。他极其谦恭地享用着六万法郎的年金，他自己也有一些奉承者。夏尔维伯爵毫不留情地跟他谈起这一切。很快地有三十个人在他们周围围成了一个圈子。所有的人都面露笑容，甚至连那些神色庄重的年轻人，本世纪的希望，也不例外。
“他在德·拉莫尔先生家里显然成了取笑的对象，他为什么要来呢？”于连想，他走过去，想去问问皮拉尔神父。
巴朗先生溜走了。
“好！”诺贝尔说，“侦察我父亲的那些密探中的一个走啦；现在只剩下小瘸子纳皮埃。”
“会不会这就是谜底呢？”于连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侯爵为什么要接待巴朗先生呢？”
态度严肃的皮拉尔神父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他皱紧眉头，听着那些穿号衣的仆人通报客人的名字。
“这儿简直成了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他像巴斯勒[10]那样说。“我只看见一些声名狼藉的人来到这儿。”
事实上是这位态度严肃的神父，他不知道上流社会是怎么回事。但是通过他那些冉森教派的朋友，他对这些仅仅靠了为所有党派效劳的极其狡猾的本领，或者靠了不义之财才能走进客厅里的人，有了非常准确的概念。这天晚上，他感情冲动地回答于连迫不及待地提出的问题，回答了几分钟以后，突然一下子停下来，对自己总是把所有的人说得很坏，感到很苦恼，而且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的罪过。他脾气暴躁，信奉冉森教义，而且相信基督教徒有仁爱为怀的职责，他在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一场内心斗争。
“瞧这个皮拉尔神父的那张脸，”德·拉莫尔小姐在于连回到长沙发旁边时说。
于连感到自己被激怒了。但是她确实说得有道理。皮拉尔神父无可辩驳地是客厅里最正直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受到良心谴责的影响，他那张患酒糟鼻的脸这时候变得很丑很丑。“在这以后你怎么还能相信外貌，”于连想；“皮拉尔神父心地高尚，他为了一件小过失责备自己时，脸色看了让人害怕；然而在这个纳皮埃，人人皆知的暗探的脸上，大家看到的却是一种纯洁、平静的幸福。”然而，皮拉尔神父向他那一派人已经做出很大的让步；他雇用了一个仆人，而且他穿得非常好。
于连注意到客厅里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这就是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门口，谈话声突然静下去一半。穿号衣的仆人通报鼎鼎大名的德·托利男爵来到，最近的一次选举把所有人的眼光都吸引到他身上。于连走向前，把他看得很清楚。男爵主持一个选区，他想出一个高明的主意，把投某一个党派票的那种小四方纸偷出来。不过他用同等数目的另外的小纸片补进去代替它们，这些纸片上有他中意的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具有决定性的花招被几个选民发现了，他们急忙向德·托利男爵表示祝贺。这位先生在出了这件大事以后，到现在脸还是苍白的。有些狠心的人甚至提到了苦役这两个字。德·拉莫尔先生冷淡地接待他。这个可怜的男爵逃走了。
“他这么快离开我们，准是到孔特[11]先生家里去，”夏尔维伯爵说，听的人都笑了。
这天晚上有许多阴谋家陆陆续续来到德·拉莫尔先生的客厅里（传说他要当部长了），他们之中大部分声名狼藉，不过全都是机智俏皮的人。小唐博在几个沉默寡言的大贵人和这些阴谋家中间初次上阵。他虽然还没有精辟的见解，但是我们这就会看到，他的语言生动有力，足以弥补这个缺点。
“为什么不判这个人十年徒刑？”他在于连走近他这一堆人时说；“是毒蛇就得禁锢在地牢里；应该让它们死在阴暗中，否则它们的毒液变得更加危险。判他一千埃居的罚金有什么用呢？他穷，是的，太好了，但是他的党派会替他付这笔钱。应该是五百法郎的罚金和十年的地牢。”
“善良的天主啊！他们谈的这个怪物到底是谁呢？”于连想，他很欣赏他这个同事的感情激烈的语气和急剧而不连贯的手势。院士心爱的侄子的脸枯瘦憔悴，这时候显得很丑。于连很快地就知道了他们谈的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12]
“啊，坏蛋！”于连几乎大声叫了出来，悲愤的热泪沾湿了他的眼睛。“啊，小无赖！”他想，“我会让你为你说的这番话受到惩罚的。”
“不过，”他想，“这些人都是侯爵做为首脑之一的那个党派的敢死队！他诽谤的这个著名人物，如果出卖自己，我不是说出卖给德·内瓦尔[13]先生的奴颜婢膝的内阁，而是出卖给我们曾经看见一个接一个上任的那些勉强算得上正直的部长中的一个，多少十字勋章，多少清闲的职位不能得到呢？”
皮拉尔神父远远地向于连招了招手；德·拉莫尔先生刚跟他说过一句话。但是这时候于连正低垂着眼睛，听一位主教的悲叹，等到他能够脱身，来到他的朋友身边时，他发现他的朋友给可恶的小唐博缠住了。这个小坏蛋因为他是于连得宠的根源，对他怀恨在心，过来向他献殷勤。
“死亡什么时候才为我等摆脱这个老败类呢？”小文人当时就是用这种措词，以《圣经》所具有的力量谈论可尊敬的霍兰德勋爵[14]。他的长处是对许多活人的生平知道得很清楚，他刚刚对所有那些可能渴望在英国新国王统治下获得权势的人，匆匆地做了一番评论。
皮拉尔神父到隔壁的一间客厅里去；于连跟着他。
“我提醒你注意，侯爵不喜欢拙劣的作家；这是他唯一讨厌的人。你要懂拉丁文，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懂希腊文，懂埃及人、波斯人的历史，等等，他会敬重你，像保护一个学者那样保护你。但是你千万不要用法文写一页东西，特别是不要接触高于你在上流社会所占的地位的那些重大问题，他会把你称为拙劣的作家，会让你倒霉一辈子。你住在一个大贵人的府上，怎么不知道德·卡斯特里公爵[15]说的关于达兰贝尔[16]和卢梭的话：‘他们这种人什么都要议论，可是连一千埃居的年金都没有！’”
“什么都瞒不住，”于连想，“这儿和神学院里一样！”他曾经写过八页到十页的一篇东西，相当夸张，是对老外科军医的一种历史性的颂词，照他说来，是这位老外科军医把他培养成人的。“而这个小本子，”于连对自己说，“一直锁着！”他上楼到自己屋里，把他的手稿烧掉以后，又回到客厅里。那些名声显赫的坏蛋已经走了，只剩下戴勋章的人。
仆人们刚把摆满吃食的桌子搬来，有七八个三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非常高贵、非常虔诚、非常做作的女人围着这张桌子。光彩夺目的德·费尔瓦克元帅夫人一边走进来，一边为自己的来迟表示道歉。这时候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她过去坐在侯爵夫人旁边。于连非常激动；她的眼睛和眼神跟德·雷纳尔夫人一模一样。
德·拉莫尔小姐身边的那一堆人还没有散。她正跟她的朋友们一起嘲笑不幸的德·塔莱伯爵[17]。他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犹太人的独子。那个犹太人之所以出名是靠了借钱给国王们去跟人民打仗而获得的财富。他最近刚去世，给他的儿子留下每月十万埃居的收入和一个，唉，太著名的姓氏！这种特殊的处境需要一个人具有单纯的性格或者非常坚强的意志力。
不幸的是伯爵仅仅是一个老实人，充满了被他那些奉承者激起的各种奢望。
德·凯吕斯先生认为有人促使他下了向德·拉莫尔小姐求婚的决心（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以后会成为有十万法郎年金收入的公爵，他在向她求爱）。
“啊，不要责备他有一个决心，”诺贝尔怜悯地说。
这个可怜的德·塔莱伯爵最缺乏的也许就是下定决心的意志力。就他的性格的这一方面来说，他配得上做一个国王。他不断地向所有人征求意见，却没有勇气对任何意见听从到底。
德·拉莫尔小姐说，单单他的相貌就足以引起她无穷尽的乐趣。那是心神不定和灰心失望的奇怪混合；但是时不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阵阵骄傲自大，还有法国最有钱的人，特别是在外表长得相当好而又不满三十六岁的时候，应该有的那种蛮横专断的神气。“他表面上傲慢无礼，但内心怯懦，”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说。德·凯吕斯伯爵、诺贝尔和两三个蓄唇髭的年轻人尽情地挖苦他，他却一点也觉察不出，最后在一点钟的钟声敲响时，他们把他打发走了。
“这种天气在门口等你的是你那些出名的阿拉伯马吗？”诺贝尔对他说。
“不；这是一组新买的拉车的马，便宜得多，”德·塔莱先生回答。“左边的那匹马花了我五千法郎，右边的那匹只值一百路易。但是我要请你相信，它仅仅在夜里才套上。它跑的步子和另一匹完全一样。”
诺贝尔的想法使伯爵想到，酷爱马匹对像他这样的人来说是相称的，他不应该让自己的马在雨里淋着。他走了，这些先生们过了一会儿以后也一边嘲笑他，一边离去。
“这么说，”于连听见从楼梯上传来的他们的笑声，想，“我有机会看到了和我的地位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我没有二十路易的年金，跟一个每小时有二十路易收入的人并肩站到一块儿，他们嘲笑的是他……看到这种情况，可以治好一个人的嫉妒。”
[1]龙沙（1524—1585），法国抒情诗人。他的诗反对禁欲主义和宗教压迫，歌颂爱情和生活。
[2]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在王政复辟时期，写了《白帽徽》等诗篇，严厉抨击波旁王朝及其一切支持者，曾两次以侮辱国王和教会罪被捕下狱。
[3]罗西尼（1792—1869），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他写的歌剧有《塞维勒的理发师》、《威廉·退尔》等。
[4]蒙玛特，古时巴黎的一个郊区，后并入市区，蒙玛特山冈上有圣心教堂。
[5]德·普拉德（1759—1837），拿破仑皇帝的神师神父，驻波兰大使，玛利纳主教。曾协助塔列兰进行王朝复辟的努力。1825年当选为议员。
[6]塔列兰（1754—1838），在法国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初期任外交大臣。他以权变多诈而闻名。
[7]波佐·迪·博尔戈（1764—1842），出生于科西嘉岛的外交家。在俄国任亚历山大一世的私人顾问，驻法大使。对废黜拿破仑出了不少力。
[8]巴东（bâton）在法语中，意思是“棍子”。
[9]布荣（bouillon）在法语中，意思是“汤”。
[10]巴斯勒，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里的人物。他贪婪，伪善，喜爱诽谤别人。
[11]孔特，当时著名的魔术师。
[12]这个诗人指贝朗瑞，1928年12月10日他被判处九个月的徒刑和1万法郎的罚款。
[13]德·内瓦尔，司汤达笔下的这个人物可能影射查理十世统治末年的内阁总理兼外长波里雅克。
[14]霍兰德勋爵（1773—1840），英国政治家。信奉自由主义，曾抗议对拿破仑的虐待。
[15]德·卡斯特里公爵（1756—1842），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流亡国外，率领流亡贵族与法国作战。1814年返回法国，入贵族院。下面这段话显然是司汤达的杜撰，因为在他1825年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论针对工业家的新阴谋》的注解里也引用这段话，说是出自一个巨富的工业家之口。
[16]达兰贝尔（1717—1783），法国数学家，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曾任《百科全书》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哲学原理》等。
[17]塔莱伯爵，这个人物显然是影射德·罗特希尔德男爵。他曾数次借款给法国国王进行对西班牙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