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非洲和越南的热战与环境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忧心忡忡于帝国主义阵营策划的方案，但是阵营中的大多数成员都被证明只是帝国主义的纸老虎。它们无法维持对亚洲和非洲领地的掌控。非殖民化的浪潮（1947-1975年）导致国际政治版图的改变。非殖民化给予冷战大国一种机会，或者在它们看来是职责，促使它们对新成立国家的效忠展开了角逐。苏联尤为如此，它试图把自己描绘成反帝的斗士，常常支持那些争取结束英国、法国或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的解放运动。毛泽东也是如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公然与苏联展开竞争，争相成为反帝斗士。
在南部非洲，冷战深刻地干涉了非殖民化政治。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不间断的政治斗争，间或还有游击战争，它们旨在结束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统治、白人殖民者在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的统治和南非在已经成为纳米比亚的地区的统治。此外，在南非本国也形成了一些团体，它们反对白人统治和种族隔离。葡萄牙人、罗得西亚白人和南非白人力图将他们的作为描绘成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希望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援助。
1974-1975年间，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的葡萄牙独裁政权在国内崩溃，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统治也随之瓦解。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内战升温，竞争派别在冷战对手中间找到了乐意提供赞助的支持者。这里和其他例子中一样，冷战逻辑只是外方参与的部分动机。南非人，尽管他们经常把反对共产主义作为入侵纳米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理由，而且尽管他们有些时候被美国怂恿，他们也为保持国内的种族隔离而斗争，并防止邻国出现的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取得胜利。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许多方面都依靠苏联的支持，他却在未和莫斯科方面商量的情况下，自行向安哥拉派遣了好几万古巴士兵，还为推动非洲革命制定了自己的日程表。无论直接也好，间接也罢，外部支持都受到了冷战战略的驱使，这使得南部非洲的战争极具破坏性，它们原本不必遭受如此重创。外国强权给安哥拉提供了1500万颗地雷，最终导致这里的截肢比例为全世界最高。
奥万博兰位于纳米比亚北部和安哥拉南部人口稠密的洪泛平原区域，那里的战事从1975年肆虐至1990年，南非频繁卷入其中。南非试图摧毁一支纳米比亚的民兵组织，这支军队得到安哥拉一个派别的支持，该派别则有古巴军人和苏联武器的支援。多年来，民兵和军队威胁到奥万博兰的农业人口，烧毁他们的房屋和农场，宰杀牲畜，夷平果园。主要的粮食作物谷子，当它们长到足够高时可以很好地掩护游击队员，因此，有计划地焚烧成熟的谷子田地就成了对付游击队的一种专门策略。数千人逃离使他们的农田和农庄回归自然（通常是荆棘密布，对人或动物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在莫桑比克南部，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内战也替代了反抗葡萄牙的斗争，敌对派别再一次获得外部的支持。它们来自中国、苏联、南非，1980年以后还有津巴布韦。在某些区域，逃亡的难民如此之多，以至于人口减少了一半。难民总计达数百万人。农田再次撂荒，灌木被蚕食。莫桑比克的灌木侵蚀经常导致采采蝇肆虐，它们携带的细菌可以导致昏睡病和锥体虫病（一种牲畜疾病）。20世纪90年代初，在战斗结束之后，地雷的普遍使用却阻碍了人们返回他们的农田，因此这一区域的土地利用模式仍然带有战争的烙印。
在奥万博兰、莫桑比克南部，甚至还有整个南部非洲发生游击战争的地带，为期15年或更长时间的战斗改变了这片土地，使人们常规的土地管理——修剪灌木、饲养牛羊、耕种田地和栽种果园——变得过于危险。反之，用来惩罚或恐吓他人的，又或是用于烧毁敌人掩体的火——经常意外地——成为生态管理的主要工具。军队和民兵时常在公园和名义上的保护区活动，因为缺乏安全补给线的武装人员在那里方便狩猎，可以获得丰富的肉类。不仅如此，像大象那样可以提供有销路的身体部位（诸如象牙）的动物，成为资金短缺的武装力量的诱人的猎杀目标。难民也经常涌入保护区，取食土地上的野生动物和水果，尽可能地生存下来。战争的干扰导致这里没有兽医服务，炭疽热和狂犬病因而失去了控制，于是，野生动物和牲畜都在津巴布韦独立战争中遭受苦难。南部非洲的战争被证明对动物界、人类和非人类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1]
发生在越南的冲突更加致命，冷战霸权在此地的介入比在南部非洲更为彻底。1945年以后，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其中一些人也是共产主义者）加倍努力从法国手中争取独立。法国人试图继续保持殖民统治，但是在1954年的一次重大挫败之后，他们越来越多地请求美国人帮助他们抵抗越南的共产主义。尽管美国对亚洲的地面战争有一些矛盾心理，但它还是在1964-1965年的时候致力于维护其在南越脆弱的附庸国，并且同北越的军队开战，共产党统治着北越并得到了中苏两国的支持。对林登·约翰逊总统而言，并且起初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为了越南值得一战，主要原因在于它似乎是冷战棋局中的一部分。
美国火力的加入造成交战双方实力悬殊。虽然有常规战争的阶段，但在大多数时间和地点，北越部队和他们在南越的越共盟友，必须打游击战。反过来，美国人打起了反游击战，对此，他们是缺乏近期经验的。他们运用最新的技术对付对手，改造比较传统的资本密集型和设备密集型的战争方式，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环境。
越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热带森林，这为游击队员提供了良好的掩护。北越甚至在丛林中开辟出数百千米长的补给线，就像是著名的胡志明小道那样，其中的一部分穿过了邻国老挝的土地。他们利用有利的地形，尤其是植被，通过伏击、狙击、饵雷的方式对美国人造成杀伤。为了对抗这些战术，美国人求助于落叶剂，这是可以杀死树木、灌木和青草的多种化学药品。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种——橙剂——含有二噁英，是一种特别危险和持久的化合物。这种类型的化学战，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对付马来半岛的共产主义反抗者的活动中就曾经小规模地先行使用过。美国人在远超于此的规模上使用了它。利用飞机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化学制品喷洒到广阔的土地上，不用花多少钱，也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以办得到。美国在面积相当于马萨诸塞州（约为越南面积的8%，主要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一片地方喷洒了大约8000万升落叶剂，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美国士兵免遭突然袭击。如今，越南政府声称有400万人受到二噁英的危害。
为了让越南敌手失去掩护，美国也试图运用机械的方法清除森林。大量的罗马犁、挥舞着重达2吨的伐木刀片的大型推土机，可以去除大部分的植被。美国为了适应越南的环境而专门开发了它们，并特意用来清空道路两旁的土地。从1967年起，美国人利用罗马犁削平了南越2%的陆地区域。至少从古罗马早期诸帝时起，反游击和反暴动的活动就经常涉及道路近旁森林的清除，但是此前并没有人可以像使用罗马犁的美国人一样，完成得如此高效和彻底。在落叶剂和机械设备的共同作用之下，美国清除了大约2.2万平方千米的森林（面积相当于新泽西州或以色列），约占越南1973年森林覆盖面积的23%。[2]
与南部非洲的战争相比，越南的冲突也以大规模轰炸行动为特征，这比“二战”期间的所有轰炸加起来还要多。9年的时间里，美国空军在越南投放了600多万吨炸弹，留下了约2000万个弹坑，比45亿年里月球被火流星撞击形成的月坑还要多。其中一些弹坑如今充当起鱼塘。有些绰号为“地滚球”的炸弹在地面上爆炸，它们通常可以清除掉面积相当于四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上的一切。它们被设计用来在森林中制造空地，以供直升机降落使用，或是供野战炮兵安置炮位所用。
多亏有火力和技术的支持，美国军队才能快速改变越南的环境。无疑，北越人和越共也做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也会焚烧庄稼和村庄。但是，他们在清除和污染森林的时候，既没有像美国人一样的技术能力，也没有像他们那般持久的动机。[3]
越南战争在清除了越南一大部分植物群以外，还改变了越南动物群的状况。食腐动物有可能因为额外多出的尸体而兴旺发达起来。由于存在军用食品贮藏，老鼠的繁衍也是如此。然而，大象却遭受了苦难，因为美国人怀疑大象作为驮畜为敌人提供帮助和支持，所以经常从空中扫射它们。越共和其他游击队试图宰杀狗，因为它们可能会向敌人提供突袭的警告。因为在树叶落光之后，许多地形仅可生长坚韧的茅草，几乎没有哪种动物可以吃这些茅草，森林动物因而失去了栖息地。食草动物吃的草和叶子中带有毒素。布雷区对体重轻的小动物网开一面，而淘汰了大型动物（几十年后，依然如此）。发生在越南的战争与发生在南部非洲的战争一样，假如说它对一些动物是有益的话，那么对许多动物而言却都是残酷的。[4]
在早先的几个世纪里，战争经常会造就一些动物避难所，人类因为觉得被暴力支配的地方太过危险而不愿定居于此，反倒野生动物可以在其中繁衍生息。在20世纪后期，战争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似乎有所改变。武器变得如此精准而具有威胁性，以至于就算打猎技巧最差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捕获大型猎物。而且1945年以后，大多数的战争都涉及非正式的武装力量、民兵、游击队等等，因为没办法依赖军需官和供应链的官僚机制，这些人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以在最近几十年里，战区变成了野生动物的杀戮区。此外，战争的影响往往经久不息，且这种影响并非仅仅以地雷的形式留存下来。战争的结束可能除去了某些猎杀野生动物的直接动因，但是充斥于战后时期的大量枪炮和车辆，以及在某些地方新近弥漫的目无法纪的文化，经常意味着可食用的或有市场的动物享受不到和平红利。[5]
1966年1月的越南，在美国飞机投掷凝固汽油弹之后，成片的小屋在大火中燃烧。为了使抵抗者失去掩护，反游击战经常牵涉到故意毁林。（时代与生活图片/盖蒂图片社）
总而言之，越南战争，同在南部非洲的斗争一样，涉及大量的环境冲突，在其中有许多动植物群遭到毁灭。应当记住，对世界上所有的游击战而言，这都有可能是真实的，与冷战有关或无关的战争皆然。在冷战以后的几十年里，暴动和游击战有所减少，但是刚果、索马里、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一些不幸的国度，已经遭受了属于各自的非常规战争，它们都附带着对生物圈造成了伤害。
[1]关于这些发生在南部非洲的战争的国际政治方面的探讨，见Chris Saunders and Sue Onslow, “The Cold War and Southern Africa,1976-1990,” in Lefler and Westad,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3: 222-243。关于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的探讨，见Emmanuel Kreike, “War and Environmental Efects of Displacement in Southern Africa (1970s-1990s),”in Africa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Rhetoric, Programs, Realities, ed.William Moseley and B.Ikubolajeh Logan (Aldershot, UK: Ashgate,2004),89-110; Joseph P.Dudley, J.R.Ginsberg, A.J.Plumptre, J.A.Hart, and L.C.Campos, “Efects of War and Civil Strife on Wildlife and Wildlife Habitats,” Conservation Biology 16, no.2(2002): 319-329。
[2]Rodolphe de Koninck, Deforestation in Viet Nam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1999),12.落叶剂和罗马犁的故事在许多文本中有所叙述，并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清晰的总结：Greg Bankof, “A Curtain of Silence: Asia’s Fauna in the Cold War,” in McNeill and Unger, Environmental Histories,215-216。也可见David Biggs, Quagmire: Nation-Building and Nature in the Mekong Delt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2)。
[3]关于越南战争的生态影响，最具权威的研究者是A.H.Westing。例如，见Westing, ed.,Herbicides in War: The Long-Term Ecological and Human Consequences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1984)。
[4]Bankof, “Curtain of Silence.”
[5]Dudley et al., “Efects of War.”又见M.J.Chase and C.R.Grifin, “Elephants Caught in the Middle: Impacts of War, Fences, and People on Elephant Distribution and Abundance in the Caprivi Strip, Namibia,” African Journal of Ecology 47(2009): 22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