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主义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把修正自然的错误当作一种责任，并且几乎把环境保护置于优先级列表的末端。意识形态与此大有关系。社会主义的正统观念将环境退化简单定义为一种资本主义的问题。污染发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因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把污染强加给社会，以此作为节约成本的一种方法。苏联的理论家坚持认为污染不可能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
这副有色眼镜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环境产生了影响。例如，“二战”后苏联的正统观念将人口控制定义为反动观念。据说所有这些建议都源于托马斯·马尔萨斯，这位英国人使用人口学的术语解释了贫穷，因此犯了未能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剥削之过错。毛泽东拒绝关注中国快速增长的人口，部分原因是他接受了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统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最重要的人口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曾经发出过警告：假如国家不控制人口增长的话，将会出现大的灾难。他的声音被压制，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才又开始讨论人口控制问题。到了那个时候，人口过于拥挤的危险信号压倒了社会主义的正统观念，国家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计划生育措施，最终在1978年实行了独生子女的政策（前文已有讨论）。[1]
环境保护的阻力源于马克思主义及其20世纪变体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构想出关于人类历史的进步理论，从封建主义经过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最后达成共产主义。在这一进程中，工业是最后三个阶段的关键。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必要的和优良的，但是从定义上讲，社会主义工业必须更好。当这一理论观点结合了与西方大国在军事上相匹敌的切实需要时，社会主义政权就不能不尽可能地重视工业化。
这导致了狭隘的功利主义的自然观。在苏联的第一个十年里，自然保护事业蓬勃发展，尽管如此，到了斯大林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1934年[2]）时期，国家政策已开始明显转到将所有可用资源用于生产目的。采矿和伐木作业开始侵占该国广泛的保护区系统，农业集体化正式开始，而这个国家最好的资源保护主义者也遭到了清洗。1945年以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各国开始上马各种各样的大型工程，回过头来看，它们都是缺乏规划的。东欧的工程师们建造了不计其数的水电站项目和轧钢厂。他们的苏联同行梦想着把原本注入北冰洋的西伯利亚河流从北方引向南方，把它们引去中亚灌溉棉田。古巴政府制定计划，在大陆和周边岛屿之间建造巨型堤防，将加勒比海挡在堤坝之外，再抽干内部的水，使其变为农田。古巴通过其中最大的一次工程增加了超过15%的土地面积。这些改进自然的计划终究被搁置，但并非出于关注生态的原因，只是因为缺乏资金使然。[3]
在这种背景下，环境保护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很低便不足为奇了。但是，环保主义在这些国家中是以一种下层社会的形态存在着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环境退化解释为资本主义现象，几乎不可能承认更不用说宣传其自身的缺点的严重性。相反，即使压制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信息，它们的公共言论还是拥护环境保护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常宣称，善待自然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优越性的一种方式。作为证据，它们偶尔会引证包含了比西方所能发现的更加严格的标准的法规，并且宣称存在着国家管理的或国家资助的拥有大量会员的环境组织。这两种类型的宣传通常并没有根据。在实践中，环境立法多半被忽视，而国家支持的环境组织通常有着夸大的会员名单和恭敬顺从的管理委员会。[4]
在社会主义国家，开诚布公地谈论环境可能是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但并非总是如此。在适当的情况下，当局认为最好容忍冷战期间出现的少数几个环境组织。只要这些团体保持小型的规模并且显然没有政治性的目标，它们就不会构成很大的威胁。即便是真正的全国的环境焦虑事件也可以得到控制，就像20世纪50年代末起，苏联纯净的贝加尔湖遭受污染事件中所发生的那样。苏联政府隐瞒了贝加尔湖状况的信息，同时允许公众对“西伯利亚珍珠”的污染发表某些异议。关于贝加尔湖的环境批评被认为是可以容忍的：它们关注一个非常有限的地理区域，而且也没有质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5]更进一步地，有些政府出于维护国内和平的愿望，避免严厉对待环保主义者。在民主德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场小型环保运动开始设法在那里形成。它起源于新教教会内部，后者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拥有足够的权力通过谈判从国家获得某种独立性的机构之一。尽管秘密警察部门斯塔西密切注意环保主义者的动向，并试图控制和改变他们，这个国家还是允许这一运动存在，因为它惧怕同教会决裂。[6]
20世纪80年代，在苏联集团的部分地区，遏制民众环保主义的政策失败了。到80年代初的时候，由于空气、水源和土壤的污染，东欧和苏联的大片土地已经显著退化。苏联开始形成了首批未获正式认可的生态团体。瓦连京·拉斯普京（Valentin Rasputin）和谢尔盖·扎雷金（Sergey Zalyagin）等有影响力的作家公然质疑国家对环境问题的处理。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并实行政治改革之后，最大的变化接踵而至，人们能够在没有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公开表达对环境的关注之情。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后，这些声音一齐出现，随后诞生了数以百计的新兴环保团体。许多发源于苏联的边远的共和国，环境退化在那里变得和苏联政府的不负责任联系在一起。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地，环保主义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以此促成了苏联的最终解体。在20世纪80年代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如此，大众环保主义摆脱了官僚的控制，成为表达政治异议的一种媒介。[7]
20世纪80年代也标志着中国发生的重要转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将中国经济推向民营企业的方向，还向国外招商引资。这具有两种影响。第一种影响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之后。如同在1945年以后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在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而未顾及对环境造成怎样的后果。接下来便是如今有关中国那些变黑的河流、侵蚀的土壤和不宜吸入的空气的似曾相识的故事了。
第二种影响采取环境异议的形式呈现。它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先是集中在大城市。及至80年代末，全国性的网络开始浮现出来。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国家支持的组织传递环境批评的声音。但是无论如何，独立团体还是设法组建起来。例如，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自然之友决定在1994年将自身注册在中国文化书院之下。这一行动将其定义为一个文化机构，意味着它可以避免与国家对环保组织的限制发生冲突。从那时起，环保组织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到了21世纪之初，观察者估计，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地区，有数以千计的环保组织存在。这些团体越来越无畏。某些团体开始触及建坝之类的禁忌问题。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三峡工程成为中国环保激进主义的一个突出焦点。[8]
[1]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21-65.
[2]应为1928-1932年。——编者注
[3]Valery J.Cholakov, “Toward Eco-Revival? The Cultural Roots of Russian Environmental Concerns,” in Hughes, Face of the Earth,155-157.关于两次战争之间的资源保护主义，见Guha, Environmentalism,125-130。关于苏联的河流，见Charles Ziegle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Nationalism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the USSR,” in The Soviet Environment: Problems, Policies,and Politics, ed.John Massey Stewar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32-33。关于古巴，见Sergio Diaz-Briquets and Jorge Perez-Lopez, Conquering Nature: The Environmental Legacy of Sociallism in Cub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0),13-17。
[4]Marshall Goldman, “Environmentalism and Nationalism: An Unlikely Twist in an Unlikely Direction,” in Stewart, The Soviet Environment,2-3.也可见Stephen Brain, Song of the Forest:Russian Forestry and Stalin’s Environmentalis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11)。
[5]Cholakov, “Toward Eco-Revival?,”157-158; Ziegle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30-32.
[6]Merrill E.Jones, “Origins of the East Germ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German Studies Review 16, no.2(May 1993): 238-247; William T.Markham,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Modern Germany: Hardy Survivo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New York:Berghahn,2008),134-141.
[7]Oleg N.Yanitksy, “Russi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Earth, Air, Fire,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 ed.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9),184-186; Cholakov, “Toward Eco-Revival?,”161;Ze’ ev Wolfson and Vladimir Butenko, “The Green Movement in the USSR and Eastern Europe,” in Finger,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41-50.
[8]Yanfei Sun and Dingxin Zhao, “Environmental Campaigns,” in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ed.Kevin J.O’ Brie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144-162; Robert Weller, Discovering Nature: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115-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