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运动

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是20世纪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究其因何发生，尽管有许多的理由，尤其是对核试验的焦虑，但最好的解释可能还是最显而易见的那个。在许多地方，经济扩张都威胁到了环境的状况。这导致那些关心生活、健康和生计的人做出了反抗。全球经济的命题产生了同自身对偶的命题，即环境保护主义。

大众环保运动在美国的兴起，通常和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出版相关联。卡森提出，鸣禽被困在一张用化学品织就的毒网之中，毒性可能导致它们的灭亡。书中关于逝去的鸟鸣的意象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在这画面的背后则为人类留下了一个严峻的信息：诸如滴滴涕之类的化学物质是如何破坏生命本身的基础的。现代化学正带领人类走向自身的劫难。这便是与全世界读者产生共鸣的信息。这本书让卡森在美国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它被译成10多种语言）一夜成名。它让滴滴涕臭名昭著。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以前，这种化学物质曾被视为能够同时对抗农作物害虫和虫媒疾病的天赐之物。之后，它成为人类的生态自负的象征。[1]

但是，正如环境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把一场大规模的、混杂的、全球性的运动的出现归因于一本书，显然过于简单化了。[2]在卡森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经历过一场关于适度利用公共用地尤其是森林的辩论。它创造了国家公园，而且在整个20世纪期间积极扩张那个体系。一些欧洲国家在本国和在殖民地皆是如此。关于工业污染的辩论也早已存在于欧洲和北美的历史当中。在美国，从19世纪末起，进步分子为煤烟而担忧，使得煤烟控制行动在该国一些最大的城市中展开。“二战”以后，联邦德国的工程师效法圣路易斯和匹兹堡的先例，盼望联邦德国或许也可以在诸如鲁尔等一些工业区减少烟雾。[3]

此外，接受卡森书中讯息的时机已经成熟。战争之后的最初20年见证了对技术的盲目信仰和对丰裕的急切追求。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贫富，都接受这一共识。然而，即使在其鼎盛时期，共识也显出了裂痕。对于像是核试验之类的技术的焦虑，先于《寂静的春天》很久便已经悄悄进入了国际话语之中。在20世纪50年代里，超级大国的大气层试验促成全球对于放射性尘埃及其人类健康危害的第一波恐惧浪潮的出现。20世纪50年代期间的试验，不仅激起了许多不安，还刺激了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等人，促使他们开始系统思考技术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截至1960年，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对繁荣的副作用开始愈发感到不安。其中有一位是出生于加拿大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他出版于1958年的《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是一本畅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许多观点，财富对自然造成了负面影响即为其中之一。全国的草根群体把郊区化——美国战后繁荣的终极表达形式——同乡村的破坏联系起来，其中很多草根群体是由女性领导的。[4]

富裕国家的大众环保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且它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新社会运动”（反战、学生、妇女、嬉皮士）相伴生。在如此多的生活领域中出现大规模的动荡，这对于把新生的环保运动从公众意识的边缘带到最前沿，是至关重要的。在世界各地，人们开始质疑所有类型的强权，从种族不平等到两性关系再到美国在越南的行为，人们对这一切表示反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历史上（到那时为止）物质最充裕的一代也是最具革命性的一代（至少在他们年轻时是这样的）。没过多久，有许多民众运动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战后共识及其环境后果之上。许多参与了学生和反战示威游行的年轻人，最终运用他们的精力和领导力支持了环保主义。[5]但是，环境抗议并非在各地都采取了相同的形式，也并非由全然相同的问题所引发，而且也并不总是青年人的现象。学生和嬉皮士或许适合20世纪60年代或者70年代的激进主义的老路，但是这些人在新的大众环保运动中并非唯一的参与力量。中年妇女在各个时代都是先锋。在很多地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世界各地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们偶然会因为他们周边的环境质量下降、经济活动加剧的后果以及不合适的技术而受到侵害，并因此参与到环保运动中来。

日本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日本的工厂在“二战”中被摧毁之后，政府和大企业中的统治精英纷纷加入到重新工业化的浪潮中去。他们的努力大获成功。日本经济在30多年间增长了50倍，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占全球经济的10%左右。大规模的新工业园区吸引大量人口进入日本的城市。不幸的是，这也导致了世界上一些最恶劣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的出现。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某些工业城市兴起了地方性的反抗行为，它们几乎全都是由为自身的健康和生命担惊受怕的居民所推动的。铅、铜、汞、锌、石棉和其他污染物的有毒痕迹遍布工业区，而且它们确实同疾病和奇形怪状的出生缺陷有关。为了取得经济奇迹，日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市民的不满引起了官僚体制的一些反应，但这还远远不够，而且到这个十年的最后，污染已经成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环保组织部分地受到国外环保抗议者树立的榜样的激励，这成为促使日本政府制定严厉的污染控制立法的重要因素。大体上，日本的环保运动密切关注污染和人类健康，并未普遍涉及对森林、野生动物、渔业或生态系统的关注。[6]

1970年以后，全球环保激进主义迅速加剧。环保主义者头一回可以动员大批人参与大规模游行示威。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第一个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和70年代稍晚一些在西欧出现的针对核能的大规模抗议，不过，这样的游行示威也出于许多原因在许多地方发生过。由于对斗争策略感到失望，加之出现了基于生态科学的更具批判性的观点，更多的抗争性团体形成，随之，老派的保护组织被迫采取守势。戴维·布劳尔（David Brower）于1969年辞去塞拉俱乐部主席一职，开创了地球之友，这一全球性的组织致力于实现他所信奉的更加激进的社会和环境改变。20世纪70年代初，涌现了一波新的出版浪潮，这些出版物开始对经济增长本身发出质疑。罗马俱乐部（意大利工业大亨奥雷利奥·佩切伊于1968年建立的一个组织）发布于1972年的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是其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本。它以30种语言发行，销量达1200万册，这本书有助于在知识分子中间引发关于工业社会、污染和环境的激烈辩论，而这场辩论持续达数十年之久。[7]

冷战还加剧了反文化的环保主义。尽管1963年的《部分核禁试条约》已经取消了大气层试验，但所有的核大国还在继续进行海底或地下试验项目。1971年，加拿大和美国的一小群环保主义者驾船前往位于阿留申群岛的一处核试验基地，美国政府已经在那里计划好的一次爆炸由于这次行动被迫取消。从这次行动中产生了直接环保激进主义的一种高风险的类型，还诞生了一个新的跨国环境组织——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在随后的几年里，该组织在反对太平洋核试验中继续采取对抗的方法，由于坚持这一策略，它与法国政府公开发生冲突。这导致在1985年，法国情报人员在新西兰奥克兰港炸沉了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8]

冷战的核阴影，不只是核试验，激励了环保主义者。整个西欧涌现出的许多生态政党或绿党在和平运动中找到了它们共同的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特别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在1979年做出决定要在欧洲部署潘兴二型导弹和巡航导弹，导致民众对核战争的恐惧急剧扩大之后，这个同盟变得更加牢固。联邦德国的绿党成了和平运动和环保运动密切结合的范例，在该党早期的历史上，坚定的和平主义特征和环保主义特征同样鲜明。

[1]Guha, Environmentalism,69-79; Mill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204-205.关于卡森以及人们对于《寂静的春天》的接受情况，见Linda J.Lear, “Rachel Carson’s‘Silent Spr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7, no.2(Summer 1993): 23-48。关于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前后人们对于滴滴涕的看法，见Thomas R.Dunlap, ed., DDT, Silent Spring, and the Rise of Environmentalism: Classic Tex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8)。

[2]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就是其中之一，他反对过分简化卡森和《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同时又承认应当偿还二者的恩情。见于他为这本书所作的序，Dunlap, DDT,“Silent Spring,” ix-xii。

[3]Uekoetter, The Age of Smoke,113-207.

[4]Adam Rome, “‘Give Earth a Chance’: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the Sixtie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0, no.2(September 2003): 525-554; McCormick, Reclaiming Paradise,52-54.古哈（Guha）曾将“二战”后的第一个二十年称为“生态纯真年代”（age of ecological innocence）。见Guha, Environmentalism,63-68。

[5]Russell J.Dalton, The Green Rainbow: Environmental Groups in Western Europe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36-37.

[6]Jefrey Broadbent,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Japan: Networks of Power and Protes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12-19; Miranda Schreur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Japan,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35-46; Rome,“‘Give Earth a Chance’” ; Catherine Knight, “The Nature Conservation Movement in Post-War Japan,” Environmental and History 16(2010): 349-370; Brett Walker, Toxic Archipelago: A History of Industrial Disease in Jap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0).

[7]诸如《增长的极限》之类的出版物引起的反响激烈且发人深思。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便是批评者中比较有名的一位。例如，见Julian Simon, The Ultimate Resour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

[8]McCormick, Reclaiming Paradise,144-145; Frank Zelko, Make It a Green Peace: The Rise of Countercultural Environmen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