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辩论自由
科伦9月16日。危机一开始，反革命的报刊就不停地断言，说什么柏林议会没有讨论的自由。尤其是“科伦日报”的极为著名的、署名为Ｇ的记者（他也只是“在没有委任他的接替者以前暂时”[239]执行自己的职务），以毫不掩饰的恐惧情绪报道了“8000—10000个俱乐部的小娄罗”在“卡斯塔宁韦尔德兴”公园里给他们的左翼朋友以“精神”支持的消息。“福斯报”[240]、“施本纳报”[241]等也这样叫嚷，而赖辛施佩格先生甚至公然提议在7日把议会由柏林迁到别的地方（莫非是沙洛顿堡？）去。
“柏林阅报室”登载了一篇很长的论文，企图驳斥这种非难。它声明说，大多数人站在左翼方面这件事，虽然和议会过去的摇摆不定的行动不同，却决不能证明他们的行动前后不一致。我们可以证明
“即使从过去一向投票赞成大臣提案的人来看，7日的投票也不可能同他们过去的行动发生矛盾，从这些议员的观点去看。这次投票甚至和他们过去的行动是完全一致的……”来自中间派两翼的议员们“误解了：他们这样想象，似乎大臣们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他们认为大臣们力图恢复安宁和秩序是代表他们自己的意志，代表大多数议员的意志的，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只是在人民的意志和国王的意志没有矛盾的时候，而不是在和国王的意志发生矛盾的时候，大臣们才重视人民的意志。”
“阅报室”就是这样用这些议员的想象和误解来“解释”这么多的议员突然改变方向这件惊人的事的。要把这件事说得更无罪，那是很困难的。 但是，报纸承认曾发生过威胁的事。可是它认为
“如果外界的影响起了某些作用，那就说明外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内阁虚伪的诺言的影响，抵消了它想把议员弄得莫名其妙的尝试的影响，从而使许多意志薄弱和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议员有可能遵循……生活的自然本能。”
“阅报室”之所以这样在公众面前从精神上为摇摆不定的中间派两翼议员辩护，其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为公众写的，不如说是为中间派两翼的这些先生们本身写的。对于我们这些有权坦率直言以及只是在某一党派的代表发表 革命的演说时才支持他们的人来说，这些原因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不对我们讲这些话呢？当然，中间派两翼的议员在7日害怕人民群众；他们的害怕是否有根据，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谈。
民主的人民群众的这种权利——出席制宪议会，从而在精神上影响制宪议会的立场——是人民旧时的革命权利，这种权利自从英法革命以来，就被运用于一切暴风雨的时代。历史几乎把这些议会的所有坚决的措施都归功于这个权利。如果死抓住“法律根据”的人们，如果怯懦的、具有庸俗情绪的“辩论自由”的朋友们发出号叫来反对这个权利，那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想要任何坚决的决议。
“辩论自由”！没有比这更空洞的口号了。从一方面说，“辩论自由”不过是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民武装的权利。从另一方面说，它不过是掌握在国王及其大臣们手中的现存的国家权力：军队、警察和所谓独立的、但是事实上要依职务的升降和政治的变革为转移的法官。
辩论自由这句话向来只有一个意思：不依法律所不承认的一切影响为转移，而公认的影响——贿赂，职务的升降，私人的利益，解散议会的恐惧等——却使讨论成为真正“自由的”讨论。但是在革命时期，这句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在两种力量、两个党派陈兵对峙的地方，在随时都可能爆发斗争的地方，议员们只能作这样的抉择：
或者他们接受 人民的保护，那末，他们就得同意随时接受有益的教训；
或者他们接受 国王的保护，把议会迁到某个小城市去，在刺刀和大炮的保护下，或者甚至在戒严的保护下开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王和刺刀命令他们作出决定，他们也不能反对。
受手无寸铁的人民的威胁还是受全付武装的军阀的威胁，让议会来选择吧。
法国制宪议会已由凡尔赛迁到巴黎。说句老实话，假如妥协议会由柏林迁到沙洛顿堡，那倒是符合德国革命的整个性质的。
载于1848年9月17日“新莱茵报”第10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9月19日
载于1848年9月20日“新莱茵报”第10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239] 这句话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9月10日对大臣们请求辞职的答复相似：国王同意辞职的理由，同时建议大臣们在新内阁成立以前仍然执行自己的职务。——第479页。
[240] “福斯报”（《V ossische Zeitung》）即“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Kö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是以该报创办者福斯得名的日报，1785年起用这一名称在柏林出版。在19世纪40年代，该报遵循的是温和自由主义的办报方针。——第479页。
[241] “施本纳报”（《Spenersche Zeitung》）即“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以该报出版者施本纳得名，1740年至1874年在柏林出版。1848—1849年，该报遵循的是君主立宪的办报方针。——第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