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伦革命”
科伦10月12日。“科伦日报”说得对，9月25日的“科伦革命”是狂欢节的滑稽戏。“科伦警备司令部”在9月26日扮演了卡芬雅克的角色，于是“科伦日报”对“科伦警备司令部”的英明与温和就大加称赞。但是，究竟谁看来更可笑呢？是在9月25日构筑街垒的工人呢，还是在9月26日郑重其事地宣布戒严、停止报纸出版、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查封各个社团的卡芬雅克？
可怜的“科伦日报”！“科伦革命”的卡芬雅克丝毫也不可能比“科伦革命”本身伟大。可怜的“科伦日报”！它把“革命”看作开玩笑，而对这次可笑的革命的“卡芬雅克”却很严肃。真是一个矛盾百出而令人烦恼的难题！
关于警备司令部的权限我们不来多费唇舌，因为德斯特尔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详尽的说明[251]。况且我们是把警备司令部看作驯服的工具的。这个奇怪的悲剧的真正作者是 “心地善良的公民”杜蒙及其伙伴。无怪乎杜蒙先生命令通过自己的报纸来散布反对德斯特尔、博尔夏特和吉尔的呈文[252]。这些“心地善良的人”应该保护的不是警备司令部的行动，而是他们自己的行动。
科伦事件的消息已经以科伦“辩论日报”所赋予它的形式传遍了德国报刊的撒哈拉大沙漠。因此，我们就更有理由来回头谈一谈这个事件。
当局打算逮捕工人联合会[253]中最受爱戴的领袖之一 莫尔。沙佩尔和贝克尔已被逮捕。当局选择了 星期一来实行这些措施，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大多数工人休息的日子。可见，当局预先就知道这些逮捕会引起工人的极大愤怒甚至会造成武力抵抗。这些逮捕恰好都在星期一发生，真是令人奇怪的偶合！愤怒是容易预料到的，因为由于发生了施泰因式的军令问题，以及在弗兰格尔发布了军令[254]、普富尔被任命为首相之后，时刻都会遭到反革命的坚决的打击，因而也能期待革命的到来，而这个革命的起点一定是柏林。所以工人必然会把逮捕看作 政治上的措施，而不看作法庭的措施。工人认为检察机关仅仅是反革命的机关。他们觉得有人想在发生重大事件的前夕夺去他们的领袖。工人决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不准逮捕莫尔。他们只是在自己的目的达到以后，才离开了战场。街垒只是在聚集在旧市场的工人得知军队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近的时候才构筑起来的。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攻击。所以他们也就不需要自卫。此外，他们得知，柏林没有传来任何重要的消息。因此，工人在白等了敌人大半夜之后就解散了。
所以，责难科伦工人胆小怕事是最可笑不过的。
但是为了给戒严寻找理由并把科伦事件说成是小型的六月革命，对工人们又提出了其他的责难。说什么工人们原来的计划是要抢劫光荣的科伦城。这个责难的根据是似乎有 一家呢绒店遭到抢劫。但是要知道，每个城市里都有一批盗贼，他们自然会利用社会骚乱的日子来行窃。或者，也许会把抢劫理解为抢劫军械库？那就派遣科伦检察人员到柏林去控告三月革命吧。如果军械库没有被抢劫，我们也许就永远不会有看到汉泽曼先生做银行经理、弥勒先生做国务大臣的幸运了。
关于科伦的工人就谈到这里。现在我们来谈谈所谓 民主主义者。 “科伦日报”、“德意志报”、奥格斯堡“总汇报”和其他“公正的”报纸是怎样责难他们的呢？
英勇的勃律盖曼分子、巴塞尔曼分子等等渴望流血，仁慈的民主主义者却似乎由于 胆怯而不让他们流这种血。
事情的真相实际上是这样的。民主主义者在“友谊之家”旅馆（在旧市场上）、在埃塞尔大厅和在街垒上向工人宣称，他们无论如何不希望发生“ 叛乱”。当没有任何重大的问题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必然遭到失败的时候，举行这种起义是卤莽的，这特别是因为最近几天就可能发生重大的事件，决不能恰恰在决定关头的 前夕丧失战斗力。如果柏林内阁敢于发动反革命，那末人民决定进行革命的日子就到来了。法庭的审理会证实我们对事件的叙述。“科伦日报”的先生们与其在“黑夜”中“两手交叉，面带愁容”，站在街垒前“考虑本国人民的将来”[255]，不如站在街垒的高处向被蒙蔽的群众发表英明的演说。post festum〔事后〕的英明有什么意思呢？
由于科伦事件，市民自卫团受到了“好”报刊最严厉的责难。必须分清下面的情况。市民自卫团拒绝把自己贬低到没有意志的警察奴仆的地位，这是它的责任。但是它自动放下了武器，这也许只能由一种情况来说明。市民自卫团中的自由派知道非自由派会兴高采烈地利用机会抛掉武器。只有一部分人抵抗是无济于事的。
“科伦革命”的结果只有 一个。它昭然若揭地指出由两千余名圣徒组成的行列是存在的，他们的“饱食的美德和有购买力的道德”[256]只有在戒严的条件下才能“自由地存在”。也许有一天会有机会写出《acta sanctorum》〔“圣徒的事迹”〕，写出这些圣徒的传记来。那时我们的读者就会知道“无论是蠹鱼和铁锈”都不能腐蚀的“宝物”是怎样得来的，就会懂得“善良的品德”的经济背景是怎样取得的。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10月12日
载于1848年10月13日“新莱茵报”第11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251]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德斯特尔在1848年9月29日的会议上要求政府解除科伦的戒严和追查科伦警备司令部的非法行动。——第496页。
[252]科伦的一些具有反革命情绪的资产者（施图普、阿蒙等）在1848年10月2日向普鲁士国民议会提出呈文说，似乎得到莱茵省议员博尔夏特和吉尔支持的德斯特尔的关于解除科伦戒严的建议，“没有反映市民们的情绪和观点”。——第496页。
[253]科伦工人联合会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盟员安·哥特沙克于1848年4月13日创立的。联合会起初约有会员300人，到5月初就增至5000人，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手工业者。领导联合会的是主席和由各种职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是“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刊”，而从1848年10月26日起是“自由、博爱、劳动”报。联合会在城市中有许多分会。在哥特沙克被捕后，莫尔于7月6日当选为主席，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科伦9月事件发生前，由于有被捕的危险，不得不逃往国外。由于工人的要求，马克思于10月16日暂代联合会主席职务。2月28日沙佩尔当选为主席，他一直担任到1849年5月底。
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哥特沙克、安内克、沙佩尔、莫尔、列斯纳、严森、勒泽尔、诺特荣克、贝多尔夫）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
工人联合会在初期处于哥特沙克的影响下，哥特沙克根据“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精神忽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任务的意义，实施抵制全德国民议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间接选举的宗派策略，在选举时反对支持民主派的候选人。哥特沙克的词句非常左而斗争的方法却非常温和（代表工人向政府和市政府呈递请愿书，只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支持染有手工业者偏见的落后工人的许多要求等）。哥特沙克的宗派策略一开始就遭到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路线的许多会员的反对。在他们的影响下，工人联合会的工作在6月底开始有了转变。从1848年秋天起，科伦工人联合会在农民中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联合会的会员在科伦郊区组织了民主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散发革命文献，其中有“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注释1）。联合会同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其他工人联合会保持有紧密的联系。
1848年冬，哥特沙克和他的追随者展开了旨在分裂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激烈的斗争。从1849年1月起，他们在自己所办的“自由、劳动”报上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编辑部进行猛烈的攻击和恶毒的诽谤。但是，这个分裂活动没有得到大多数会员的支持。
为了巩固联合会，马克思、沙佩尔和其他领导人在1849年1—2月改组了联合会。2月25日通过了新的会章，会章宣布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4月间，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在联合会的会议上讨论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
工人们在革命进程中所获得的政治经验，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动摇政策的失望，——所有这一切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可能在1849年春实际提出关于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在组织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脱离了关系。4月16日科伦工人联合会决定退出德国民主联合会总会，加入以莱比锡为中心的德国工人联合会总会。1849年5月6日召开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但是德国当时的局势（反革命的进攻，警察迫害的加剧）妨碍了科伦工人联合会进一步团结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工作。自从“新莱茵报”停刊和马克思、沙佩尔以及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离开科伦后，该会就日益失去政治的性质而逐渐变成了一般的工人教育团体。——第497页。
[254]勃兰登堡军区司令弗兰格尔将军于1848年9月17日向部队发布了一项命令，内称普鲁士军阀打算公开取消革命的成果。命令指示要保障“社会安宁”，恫吓“违法分子”，并号召士兵团结在军官和国王的周围。——第497页。
[255]引自“科伦街垒”一文，该文发表于1848年9月30日“科伦日报”第268号上。——第498页。
[256]见注释144。——第4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