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续）
科伦7月22日。事变、法案、休战计划等等终于使我们又回到我们所喜爱的妥协辩论上来。上台发言的是幽里希的议员冯·贝尔格先生，这是一个使我们倍感兴趣的人：第一，他是莱茵省的居民，第二，他不久前才成为内阁的拥护者。
贝尔格先生提出各种理由来反对雅科比的提案。他的第一个理由是：
“提案的第一部分要求我们反对德国议会的一个决议，这无异是以少数反对合法的多数。其次，这无异是在立法机关中遭到了失败的一部分人想在外面寻找支持，其后果必然会导致内战。”
在1840—1845年提议废除谷物法的科布顿先生在下院是处于少数的地位。他是“在立法机关中遭到了失败的”人。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呢？他企图“在外面寻找支持”。他不仅反对议会的决议，而且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他创立了反谷物法同盟，创办了反对谷物法的报刊，——总之，他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谷物法的宣传活动。在贝尔格先生看来，这就是“必然会导致内战”的企图。不朽的联合议会的少数派议员也曾试图“在外面寻找支持”。康普豪森先生、汉泽曼先生和米尔德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现过丝毫的动摇，可作为证据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显然，在贝尔格先生看来，他们的行动的后果也“必然会导致内战”。但他们并没有导致内战，而取得了大臣的职位。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能举出几百个来。
总之，如果立法机关的少数派不想引起内战，就不应该到外面去寻找支持。但是“在外面”究竟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指选民，即创立立法机关的人们。但是，既然不能用影响这些选民的方法来寻找“支持”，那末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支持呢？
难道汉泽曼先生、赖辛施佩格先生、冯·贝尔格先生等人的演讲只是给议会听的吗？或者也给那些从速记记录来读这些演讲的公众听呢？这些演讲不也就是这些“立法机关内的人企图”或希望“在外面寻找支持”的手段吗？
一句话：贝尔格先生的原则会取消一切政治宣传鼓动。宣传鼓动无非就是把人民代表不受侵犯、出版自由和结社权，亦即以法律为基础的普鲁士现有的各种自由加以运用。这些自由是否会导致内战，和我们毫无关系；只要它们存在就够了，此外我们还要看一看，如果今后这些自由遭到侵犯，将会“导致”什么结果。
“诸位先生，少数派想在立法机关外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的这些企图不是最近几天才产生的，它们从德国人民站起来的那天起就产生了。在预备国会里少数派为了表示抗议曾离开了会场，结果就产生了内战。”
第一，在雅科比的提案中“少数派为了表示抗议而离开会场”一事只字未提。第二，“少数派想在立法机关外扩大自己影响的企图”，当然“不是最近几天产生的”，它们是从有立法机关和少数派那天起就产生了。
第三，内战不是预备国会中的少数派为了表示抗议而离开会场所导致的，而是米特迈尔先生的“道义上的信念”，即认为黑克尔和菲克勒尔等是卖国贼，以及巴登政府为此所采取的最可耻的恐吓措施所导致的[152]。
在关于内战的论证（当然它能使德国市民感到极其恐惧）之后的另一个论证，是关于没有权力的论证。
“我们的选民选举我们来制定普鲁士的宪法；这些选民派了自己的另一些同胞到法兰克福去建立中央政权。不能否认，把全权委托给他人的选民也有权赞成或不赞成他的全权代表的行动；但是选民没有委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代替他们投票。”
这个有分量的论证使议会中的法学家和法学的涉猎者赞不绝口。我们不是受全权委托的！但是，这位贝尔格先生两分钟后就又声称，法兰克福议会的“召开是为了同德国各邦政府协商制定德国未来的宪法”；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政府不先和妥协议会或根据新宪法选举出来的议会讨论一下，难道就会批准吗？可是，内阁却立即把它承认帝国摄政王和它的保留条件通知了议会，并建议议会发表意见！可见正是贝尔格先生的观点、他的演讲和奥尔斯瓦特先生的发言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议会无疑完全有权来研究法兰克福的决议！
我们不是受全权委托的！这就是说，如果法兰克福议会又要实行书报检查，并且在议会与国王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派遣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军队到普鲁士去援助国王，那时贝尔格先生就没有“权力”了！
贝尔格先生的权力到底是什么呢？照字面上说，不过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因而他无权提出质问，无权协商制定关于代表不受侵犯的法律、关于市民自卫团的法律、关于赎买以及其它在宪法上没有明文规定的法律。反动派每天强调的也正是这点。他自己说：“超出这些权力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不公正的，都是对自己权力的破坏甚至是叛变行为！”
可是贝尔格先生和整个议会仍然无时无刻不得不破坏自己的权力。由于暂时的革命的（或者现在更确切地说是反动的）情况，他们不能不破坏它们。由于这种暂时的情况，议会的权限扩大到一切能巩固三月革命成果的措施上，而如果这个目的通过对法兰克福议会施以道德影响就能达到的话，那末妥协议会不仅有权，而且应该施以这样的影响。
随后是莱茵—普鲁士的论证，这个论证对我们莱茵省居民来说是重要的，这特别是因为它表明了我们的利益在柏林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我们这些莱茵省、威斯特伐里亚以及其它各省的居民，除了归附于普鲁士王国外，和普鲁士就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我们破坏了这种关系，国家就会分裂。我和我省的大多数代表可能一样，完全不懂为什么我们需要柏林共和国。如果这样我们倒宁可希望有一个科伦共和国。”
这里我们不来分析这些无聊的推测：如果普鲁士变成“柏林共和国”，我们“能希望得到”什么。同样也不来分析关于普鲁士邦存在条件的新理论等等。我们作为莱茵省的居民只是抗议所谓“我们归附于普鲁士王国”。相反地，“普鲁士王国”依属于 我们。 接着起来反对雅科比提案的是爱北斐特的西蒙斯先生。他把贝尔格先生所说的重述了一遍。
在他讲完后走上讲台的是左派发言人，然后是察哈里埃先生。他又把西蒙斯先生所说的重述了一遍。
敦克尔议员又重述了察哈里埃先生的发言。但是他也谈了一些别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十分明确地重述了别人已经说过的话，所以值得简短地来谈一下他的发言。
“如果我们，1600万德国人的制宪议会，这样责难代表全体德国人的制宪议会，那末，我们这样是否能在人民意识中巩固德国中央政权的威信、德国议会的威信呢？我们这样不会破坏个别民族为了使制宪议会的行动有利于德国的统一而对它表示应有的心甘情愿的顺从吗？”
按照敦克尔先生的意见，中央政权和国民议会的威信——“心甘情愿的顺从”——在于 人民盲目服从这个政权，但个别的 政府提出了自己的 保留条件，而且一有机会就完全不服从它。
“现在，事实的力量是如此巨大，某种理论上的声明还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1600万德国人”的代表承认法兰克福议会的自主权只是“理论上的声明”！？
“如果将来普鲁士政府和人民代表认为在法兰克福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行不通的，不能实现的，那末，这种决议还有执行的可能吗？”
因此，光是普鲁士政府和普鲁士人民代表的意见、 见解就能使国民议会的决议 行不通。
“如果全体普鲁士人民，如果德国有2/5不愿意服从法兰克福的决议，那末不管今天我们怎样说，它们还是无法执行的。”
这就是古老的普鲁士的高傲，这就是闪耀着昔日极盛的光辉、带着老弗里茨 ［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的发辫和拐杖的柏林民族爱国主义！我们固然是少数，我们只占2/5（甚至更少），但我们已经向多数表明， 我们是德国的主人，我们是普鲁士人！ 我们劝告右派议员先生们不要在“2/5”和“3/5”之间挑起这种冲突。数量上的对比毕竟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些省或许还会记得，它们从古以来就是德国的，而只是在30年前才变成了普鲁士的。
可是敦克尔先生能找到出路。法兰克福的议员和我们一样应该“只通过表达合理的共同意志和真正的社会舆论、并为国家的道德意识所容许的决议”，即合乎敦克尔议员心意的决议。
“如果我们和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一样通过这些决议，那我们就会自主，他们也会自主，否则，即使我们把这决议颁布10次，也是办不到的。”
敦克尔先生在谈了这个含意深刻的、符合他的道德意识的自主权的定义后，叹了一口气说：“但这是将来的事。”他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篇幅和时间都不允许我们再来谈左派在那一天的发言。但是，根据我们所援引的右派的发言，看来读者可以确信帕里鸠斯先生提出延期举行会议的建议还不至于不对，他的理由是，“天气这么炎热，在会场里要保持 完全清醒的头脑是不可能的”！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22日
载于1848年7月23日“新莱茵报”第5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152]1848年4月2日以黑克尔和司徒卢威为首的共和派少数为了抗议自由派多数的政策退出了预备国会。慑于共和运动蓬勃展开的巴登政府通过了关于扩大军队人数的决议，请求毗邻的德国各邦给以军事援助，并根据自由派分子马提的告密逮捕了共和主义者菲克勒尔。巴登政府的这些措施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黑克尔和古·司徒卢威所领导的1848年4月12日共和派起义的导火线。这次起义由于一开始就准备得不够和组织得不好，到4月底即被镇压下去。——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