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曼先生论国家信用

科伦7月13日。 福斯特曼先生在本月7日的妥协会议上发表演说，他用以下铁一般的论据来消除放肆的左派对稳固的普鲁士国家信用的怀疑：

“请你们自己判断，如果在昨天的交易所里，在贴现率为5.5％的条件下，利率为3.5％的国家证券是按票面额72％开的盘，那末对普鲁士财政的信任是不是会降低到零！”

由此可见，福斯特曼先生对交易所的投机事业和政治经济学一样无知。假如福斯特曼先生所提供的前提——国家证券的价格总是和货币的价格成反比——是可靠的，那末利率为3.5％的普鲁士证券的境况的确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贴现率既为5.5％，那末它们就不能按票面额72％开盘，而只能按63 7/ 11％了。但是有谁对福斯特曼先生说过，这种倒行的对比关系不是指5—10年期间的平均数而言，而是说每逢商业不景气的时候都有呢？ 货币的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由各该时期的供求关系、由现存货币的多少来决定的。货币的多少又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由各该时期的工业状况、由全部交换的停滞或繁荣来决定的。

国家证券的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也是由各该时期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由许许多多（尤其是在德国）非常复杂的条件来决定的。

在法国、英国、西班牙以及其他一切国家，它们的国家证券是在 世界市场上流通的，因此国家信用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普鲁士和更小的德意志各邦，它们的证券只是在小规模的地方交易所里流通，所以国家信用只起次要的作用。在这里，大部分国家证券不是用来进行投机活动，而是为了可靠地存放资本，保证证券占有者的固定 收入。只有极少一部分证券投入交易所买卖。几乎全部国债都在小食利者、孤儿寡妇、监护院等等手里。如果证券的行情由于国家信用降低而下跌，这将使这些国家债权人更加有理由 不出卖他们的证券。利息只够他们糊口，要他们以相当大的牺牲出卖他们的证券，他们就会破产。在一些小的地方交易所里流通的为数不多的证券，当然不能象法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中大量的证券那样受到供求、涨落等方面急剧的波动的影响，因为法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的证券主要是投机的对象，它们大量地在世界证券市场上流通。

因此，资本家由于银根紧，被迫不顾价格出售他们的证券从而造成证券行情下跌的现象，在普鲁士是少有的，然而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地却屡见不鲜。二月革命后，这种现象在法国国家证券空前迅速贬值中所起的作用，远比国家信用低落所起的作用大得多。

此外，买空卖空（《marchés　à　terme》）[142]在普鲁士是 禁止的，然而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地却是交易所的主要行当。

在地方市场上流通的普鲁士有价证券和法国、英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有价证券，在商业上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很明显，普鲁士的证券行情无论如何也不能象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有价证券那样体现出本国细微的政治纠葛；普鲁士的国家信用决不象在其他国家那样能对国家证券的行情起迅速的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普鲁士和德意志各小邦卷入欧洲的政治漩涡，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普鲁士的国家证券就会象地产那样逐渐丧失不能转让的宗法性质而进入流通领域，变成普通的、经常转手的交易对象，而且将来也许还能在世界市场上占个小小的地位。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一般说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要国家信用不变，国家证券行情的上升处处都和利息率的下降成正比，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毋庸争辩的。

第二，在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这种对比关系即使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也是存在的，因为那里的大部分国家证券掌握在投机商手里，而且由于银根紧，每天都要调节证券行情和利息率之间的对比关系，所以不得不经常抛售证券。因此，在这些国家里，这种对比关系实际上往往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

第三，在普鲁士恰恰相反，这种对比关系一般来说只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才存在，因为，市场上流通的国家证券为数不多，交易所的买卖也有限，由于银根紧所发生的抛售，其实只是为了调节这一对比关系，而这种情况也很少；同时，地方交易所的证券行情首先是取决于地方的影响，而货币价格却取决于世界市场的影响。

第四，由此可见，福斯特曼先生从货币价格和国家证券行情的对比关系中作出关于普鲁士国家信用的现状的结论，只能说明他完全无知。在贴现率为5.5％的条件下，利率为3.5％的证券按票面额72％开盘，这种行情 丝毫也不能说成对普鲁士国家信用 有利，强制公债就 完全作了 相反的证明。

写于1848年7月13日

载于1848年7月14日“新莱茵报”第4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142]指的是定期交易，进行这种交易时商品或有价证券并不易手，全部活动只是在交易所行情和商品价格之间的差价上进行投机。——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