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美国将向何处去？

2016年4月，记者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名为《奥巴马主义》（The Obama Doctrine）的长篇文章，其内容同一系列与这位美国总统的深入访谈有关。该文的要点是谈美国一般性的国际角色，特别是美国对叙利亚内战的态度。戈德堡所展示出的（包括奥巴马自己所展现的）总统形象是：奥巴马会仔细斟酌其外交决定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免像其前任小布什那样留下一些难以善后的祸根（比如2003年出兵伊拉克）。

2012年8月20日，奥巴马给叙利亚总统巴沙尔·H.阿萨德画了一道“红线”，警告他不可动用化学武器。几乎就在整整一年之后，2013年8月21日反叛者控制的地区遭受了大规模毒气攻击，毫无疑问这笔账被算在了叙利亚政府军的头上。但与全世界，特别是华盛顿的“鹰派”（甚至国务卿约翰·克里也是其中一员）所期待的不同：奥巴马并没有用武力说话，没有动用美国空军和导弹攻击阿萨德。

2014年8月30日，奥巴马明确拒绝了一切因“红线”这个词而激化事态的可能（用“红线”这个词时未经深思，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疏忽）。就在奥巴马的众多批评者咬死这个决定是这位总统在外交上的“原罪”时，对他自己来说，2014年8月30日在某种意义是解放了他自己的一天——这一天他与华盛顿的主流意见决裂了。否则，为了他自己说话算话，美国将在紧急情况下再次陷入一场前景不明的战争。

如果直接卷入叙利亚内战，那这将成为美国在还没开始多长时间的21世纪里，继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之后，在伊斯兰国家参与的第四场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是小布什开打的。而利比亚战争是奥巴马自己于2011年3月发动的，他在英、法两国和本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压力下，在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下同意采取干预行动。不过，当时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政府真正清楚应如何处理与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Gaddafi）政权的关系，那时候军事行动的直接目标是阻止政府军对班加西守卫者的大屠杀。

当独裁者被杀害之后，利比亚陷入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这为“伊斯兰国”的渗透创造了机会。在叙利亚，美国无法阻止接受其军事援助的温和反对派叙利亚自由军去跟恐怖主义者合作——比如其合作对象，原名努斯拉阵线的征服沙姆阵线（Jabhat Fateh al-Sham），其实是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美国直接攻击阿萨德政权所要冒的风险，不只会跟该政权的保护者俄罗斯、伊朗发生冲突，而且还必须考虑到，大马士革的政权更迭可能会让激进分子获益。

在奥巴马看来，如果美国进行一场针对阿萨德治下之叙利亚的战争，几乎就跟针对萨达姆·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的战争一样明显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整体上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已有所减少，而且这些年美国对该地区的石油也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依赖了。奥巴马并不害怕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消解美国的霸权，他认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在经济方面太虚弱，而且早就有在战略上过分扩张的危险。

然而，俄罗斯对比邻自己的东欧地区就不这么看了。在这里，就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东乌克兰进行混合型战争所显示出的那样，俄罗斯政府用了比在叙利亚多得多的手段来实现近来所谓的“以激化得统御”。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都不是北约成员国，而且与前任总统不同，奥巴马也不打算承诺今后让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欧洲联盟所关心的是以某种形式在乌克兰东部实现和平。普京应该不会对美国履行北约成员国义务的决心有丝毫怀疑。如果真有一条不带“如果”“然而”等词修饰的“红线”，那就是这一条了。而这也是“奥巴马主义”的一部分，总统在他与杰弗里·戈德堡的谈话中阐明了这一点。[1]

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即最后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奥巴马的表现完全不像一只“跛脚鸭”[2]。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他在外交方面（至少是其中的某些领域）的表现。在本书的其他地方已经提到，2016年1月，自1995年开始的对伊朗的制裁停止了。[3]3月，这位总统为美国与古巴之间近60年的对抗画上了休止符：他赴哈瓦那（Havanna）国事访问，在那儿与国家兼政府首脑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的谈话，很可能会开启一个合作的新时代［劳尔的兄长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是2008年初退休的］。2016年，由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也在伊拉克取得了成功。2015年、2016年之交，拉马迪（Ramadi）被攻下；接着费卢杰（Falludscha）也在6月被拿下；2016年10月中旬，伊拉克政府军、逊尼派武装和库尔德联盟的佩什梅格武装开始向“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的重镇摩苏尔（Mossul）突击——这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在叙利亚，“伊斯兰国”同样被打退了：2016年3月底，曾被圣战运动分子大肆破坏的历史古城帕尔米拉（Palmyra）被政府军攻下（尽管只是暂时拿下）；8月，库尔德联盟占领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曼比季（Manbidsch）；10月，叙利亚自由军占领了被神话传说笼罩的达比克（Dabiq）[4]。不过，世界舆论的焦点还是集中在争战不休并让平民百姓饱受折磨的阿勒颇。在那儿，政府军、“温和”反对派和曾经的“努斯拉阵线”混战在一起。国际社会协商的停火往往只在短时间内有效。在俄罗斯的支持下，阿萨德的空军率先攻击医院、学校、供水系统和其他民用设施，置西方民主国家的反对和激烈抗议于不顾。

在利比亚，俄罗斯也扮演着拆台者的角色。普京一边倒地把宝押在执掌托卜鲁克政权的哈夫塔将军身上，这位将军坚决拒绝与受到联合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的的黎波里统一政府合作。不过，就如同对待叙利亚问题一样，奥巴马在利比亚也拒绝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他的继任者承担长期义务的措施。

在外贸领域，这位总统也费了一番力气，但未能取得重大成果。2016年2月签署的充满自由贸易精神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遭到参与者甚众的贸易保护主义联合阵线的反对，连那些美国总统职位最有力的竞争者也加入了该阵线。《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当然，这份协定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也同样充满争议。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美国谈判代表对欧洲人在环境和消费者保护、工人利益，以及特别重要投资者保护和仲裁法庭适用性方面[5]的顾虑丝毫不妥协——这样一种态度与加拿大人在《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相关的类似谈判中友好协商的态度截然不同。到2016年秋天，已经可以确定无疑，关于《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的谈判不可能再如奥巴马所愿在其任期内达成协议了。

在美国民主内，争取成为其继承人的斗争早就开始了。2015年4月，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再次参加总统竞选。她是美国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妻子、纽约州2001年至2009年的参议员，2008年她在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中失败，后又于2009年至2013年担任国务卿。很快，她就有了竞争者。一个月后，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个自称美国参议院中唯一的社会主义者，也宣布将角逐合众国的最高职位。

当时已经73岁的桑德斯出生于犹太移民家庭，比希拉里·克林顿大6岁的他看上去明显像一个政界的局外人。但他却凭借对私人财富分配极度不平等的攻击，对银行和大型商业集团垄断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斥责，赢得了大量在校学生和青年工人的支持。他批评希拉里·克林顿与“华尔街”的各家银行走得太近，而且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不少“罪孽”——比如投票支持发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在其支持者的欢呼声中，桑德斯说美国需要一场革命，而他就是要领导这场革命。在党内初选中，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州、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的胜利引起了全国和国际上的瞩目，但最突出的是他在密歇根州的胜利，因为民调早就预言希拉里[6]将在该州取胜。

对希拉里·克林顿尤为不利的是，许多美国人几乎条件反射似的不信任她。她被看作是非常聪明，但也极有事业野心的女性，同时人们觉得她不正直，并且很贪财。她卸任后，演讲的报酬高得令人咂舌。另一项对她的指责是，她在担任国务卿时曾经照顾过由她和她丈夫创立的克林顿基金会。

杀伤力更大的是，另一件发生在利比亚内战中的事件：2012年9月11日，基地组织的追随者冲击了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并杀害了在场的美国大使和另外两位美国公民。人们指责希拉里失职，因为她作为国务卿，未能在高危地带有效地保护外交人员。为此，希拉里不得不于2015年10月在一场长达8小时的听证会中为自己辩护——问询她的是一个专门为调查此问题而组建的国会委员会。然而，这次问询给她带来了一直未能摆脱的伤害。

她在国务院任职期间最糟糕的事情是，她用自己的私人电子邮箱处理公务，而且还用它发送了一些需要保密的信息。联邦调查局（简称FBI）在深入调查该事件之后，于2016年7月最终得出结论：尽管希拉里的做法的确粗心大意，但没有证据表明她有犯罪行为，因此也没有理由提起公诉。不过，这个结论当然阻止不了她的国内政敌把这个“电子邮件事件”当作未来选战中的一大话题。

当民主党于7月底在费城召开党代表大会时，在此期间已经明显“左转”了的希拉里所吸引的代表显著多于桑德斯，而且由民主党委员会所指定的“超级代表”大多支持希拉里。在经过了长达两周的犹豫之后，桑德斯最终表示支持希拉里，这让他的许多激进的追随者感到失望。2016年7月26日，希拉里·克林顿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由她推荐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蒂姆·凯恩（Tim Kaine）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在共和党方面，争夺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斗争更加激烈。2015年6月16日，69岁的前纽约房地产商、赌场经营者、电视制片人、真人秀明星兼亿万富翁的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参加竞选。多亏了多位调查记者的探访，此时人们早已知道特朗普是靠无所顾忌的办事方式来积累财富的：他与那些跟美国或俄罗斯黑手党关系密切的律师、承包商、工会大佬、投资人和赌博投机商都有生意往来；他在雇用工人时系统性地钻法律的空子，而且他的商业帝国还几次濒于破产，只是由于当时政府机构、检察官和法院的过分宽大，他才逃过一劫。尽管其形象如此可疑，又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并曾在党派立场上多次改换门庭，特朗普还是在党内初选中将其他竞争者抛在了后面——这些竞争者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Jeb Bush），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 Rubio）和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

显然，对“老大党”（Grand Old Party，共和党的代称）的支持者而言，特朗普关于少数族裔的肆无忌惮的煽动言论，对女权文化整体性的负面评价，以及对美国的可靠伙伴们的轻视，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他称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为犯罪分子、走私分子和强奸犯，许诺要在靠墨西哥的边境竖起一面高墙，同时还要禁止穆斯林入境。

他质疑美国对欧洲的北约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同盟义务，他觉得这些国家对自身的国防做得不够；他甚至说这些盟友昏聩，尖刻地攻击安格拉·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多次表现出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钦佩，甚至并没有明确表示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违反国际法的。他还想取消2014年1月与伊朗达成的综合性协议——该协议将有可能解决多年来围绕核问题的争端。

特朗普质疑地球变暖与二氧化碳废气的排放有关，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根本不是人类造成的。相反，他认为这是中国在造谣，其目的是伤害美国的工业，他还声称将退出2015年12月由奥巴马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Pariser Klimaschutzabkommen）。

在经济政策方面，他要对内推行超自由主义政策，对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他要大力放松奥巴马时代针对银行业、采煤业、油气工业的种种管制。他说，将不会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中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谈判。特朗普许诺，各类贸易条约都要重新审核［头一个就是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看看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他还宣称，要将那些已经搬到国外（比如墨西哥或中国）的工厂搬回美国，而且还将打造一个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项目并以此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统摄这一切的口号是“美国优先”，他用的是当年反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一群孤立主义者的口号，也借用了1940年7月成立的极右翼且越来越反犹的“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的名字。

共和党建制派的知名人物，如曾参加过总统竞选的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尽管都试图与特朗普的粗鲁表现和煽动性口号拉开距离，但他们都无法让本党大众接受一位更好的候选人。2016年7月18日至21日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特朗普获得了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与他一起获胜的还有他的竞选搭档，超级保守的、信仰福音派教义的印第安纳州州长迈克·彭斯（Mike Pence）。非常保守的参议员特德·克鲁兹是这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当他5月在印第安纳州的初选中失利后，他拒绝劝说他的支持者转而支持特朗普参选时，他不得不面对一片嘘声。直到9月底，克鲁兹才公开宣布加入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7]

在两个大党的总统候选人中，还从未出现过像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者”。不过，这种民粹主义并不是美国政治中的新现象。早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就出现过这个概念，与之相连的是1892年成立的人民党（People’s Party）。这个带有农村和小城市特色的党反对金本位，主张施行特别严格移民准入政策、更多的直接民主，支持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国有化，这是一个反智、反城市，常常也反犹的党派。

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描述的，这类“原初民粹主义者”（Urpopulisten）的乌托邦并不在未来，而在过去。后来延续这条路线的还有某些激进的“反新政分子”，如围绕在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Huey Long）周围的“分享我们的财富俱乐部”；20世纪30年代围绕在用广播布道的天主教神父查尔斯·库格林（Charles Coughlin）周围的全国社会正义联盟（National Union for Social Justice）；1968年代表独立党（Independent Party）参加总统竞选的老种族主义者、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为本党夺下了13.5%的选票；接下来还有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出现的超级保守的茶党（Tea Party），该党在此期间赢得了广泛支持并影响了共和党的纲领和代表。[8]

特朗普凭借其攻击性的语言和直截了当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首先赢得了那些感觉自己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正在被社会“抛离”的白人群体。这些人觉得自己被“华盛顿”、“精英”和“建制派”（Establishment）鄙视了，而且那些“精英”并没有认真地关心自己的担忧。这些人就是那些没有取得大学学位以及因为整个地区的去工业化进程而丢了工作或害怕丢掉工作的美国人。但向特朗普欢呼的，并非只有这些贫困的美国人。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也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且家境优渥的公民，他们大多是共和党的铁杆选民，饱受保守主义熏陶。他们对现存秩序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在他们看来，这种秩序威胁着美国的自我认同和主权——这种态度可能会导致他们易于相信右翼的阴谋论，也会让他们坚定地捍卫不受限制的私人持枪权。[9]

当美国的选战于2016年秋季进入“白热化”阶段之后，整个美国社会呈现出深度分裂的状态。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也从未在美国选战中见过如唐纳德·特朗普的演说中那般简单粗糙的语言，也未见过其支持者那般程度的仇恨：几乎在每一场选民见面会上，这些人都齐声高呼把民主党的女候选人关进监狱（“把她关起来”）。

特朗普在言论中表现出了对女性和残疾人的轻视。在一次与希拉里·克林顿的电视辩论中，他指责这位女对手可能对她丈夫不忠，这大约是对录音带事件实施的报复：2016年10月初，一卷包含特朗普在2005年关于女性的下流言论的录音带曝光。此外，民主党人还找出了证据，证明特朗普这位亿万富翁有整整18年一直在利用现存的法律漏洞不缴联邦所得税。

10月19日，在特朗普与他所谓的“恶心的女人”进行了第三场（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并指责深度腐化的希拉里、民主党和媒体系统性地操纵总统选举之后，他声称如果竞选失败，他不一定会承认这个结果——由此美国选战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美国的政治文化此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以至于共和党内部普遍达成共识：本党并不一定要为本党指定候选人的所有言论辩护。

10月28日，联邦调查局扔下了一枚“炸弹”（尽管司法部极力请求不要这样做）：前共和党人、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告诉国会（等同于告诉了公众），他的部门又发现了一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可用于判定她是否有犯罪行为。这些有疑问的邮件来自一台民主党国会议员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和他的妻子胡默·阿贝丁（Huma Abedin）合用的电脑，后者是希拉里亲密的合作伙伴。（这对夫妇在此期间已经因为韦纳的出轨事件曝光而离婚了。）

科米没有透露关于邮件内容的任何信息。他说他也无法判断这些邮件的意义。愤怒的民主党人认为联邦调查局在“希拉里邮件事件”中的情报政策违背了法律条文，因为法律规定联邦调查局不可以干预正在进行中的选举。如果说截止到此时的大部分民调都显示希拉里大幅领先特朗普的话，那么现在其领先优势已缩小到了数个百分点之内。

10月31日，民主党人不得不接受一个新的打击：网络平台维基解密曝光了2016年夏季初选时的一段插曲（长期以来，维基解密都被怀疑接受了俄罗斯特工的支持并受其操纵）。据称，在希拉里与其党内对手伯尼·桑德斯的一场电视辩论之前，一位在美国有线电视公司工作的专家至少将一个问题事先透露给了希拉里，而且该问题后来也在电视辩论中出现了，这让希拉里在面对其竞争者时获得了部分优势。不管这份最新爆料的背景如何，其目的都十分明显：把希拉里的选举搞砸，帮特朗普获胜。

11月6日，即大选投票日之前两天，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再次发言。对新发现的希拉里所收发邮件的调查，并没有得出任何与7月不同的结论：这位前国务卿的行为是很粗心大意，但并没有犯罪。此后，警方中止了“电子邮件事件”的调查。特朗普立刻就说，这是因为一个有操纵能力的体系在支持希拉里。虽然民主党候选人的民调成绩有所回升，但有数百万美国人已经投出了选票——他们中的许多人所依据的正是科米10月28日的“爆料”。

那些几乎全都预言希拉里·克林顿将险胜的大选专家，至少有一点没有说错：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确比共和党候选人多得了280万张选票，在有效选票中她得了48.2%，特朗普得了46.1%。然而，一锤定音的是选举人票。在12月19日举行的选举人投票中，希拉里获得227票，特朗普获得304票——比当选总统所需要的票数多了34票。他能取得这样的优势，是因为他赢下了大多数“摇摆州”，其中包括佛罗里达州、艾奥瓦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希拉里赢下了美国东北部海岸和整个西海岸这些民主党的票仓，却不足以扭转大局。大选的投票率为55.4%，创下自1996年以来的新低。

美国大选普选票中的多数之所以有可能与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中的多数产生重大差异，是因为宪法所规定的选举方法有利于地广人稀的州，而不利于人口稠密的州。因此，在州权专家和政治学学者那里，对此一直有激烈的争论；然而，取消这一选举方法却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此外，引入选举人机制并不是制度性扭曲投票人意愿的唯一可能方式。另一种主要的方法是，共和党人在其所控制的州内推行精心设计过的选区划分，好让自己的党从中获益。这一“重新分配多数项目”（Redistricting Majority Project）的方式只不过是19世纪初有名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10]的一个现代变种：与19世纪的用法一样，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这种技巧被用以增添本党所不喜欢的群体（比如非洲裔美国人）在实际投票中的困难。

第一份选情分析证实了观察家们在选战时已经注意到的事实：特朗普能在“摇摆州”取得决定性的选票优势，要感谢的是以往主要把票投给民主党的白人劳工群体。特别显著地转向共和党候选人的地区——中西部那些完成了工业化的“锈带”和阿巴拉契亚山脉附近（常常是已经关停了）的煤矿区域。受教育水平越低，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比例越高。但根据收入金字塔排出的选票分布与之相反，在高收入群体中特朗普的得票稍稍领先，而在低工资群体和低收入的自由职业者中希拉里得票领先。希拉里·克林顿是第一位有望成为总统的女性，这个事实并没有在大多数白人女性那里让她获得支持，只有那些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女性才倾向于支持她。大多数参加了投票的黑人和“拉美裔”支持希拉里，不过，特朗普从这些人那里获得的选票要超过2008年和2012年那两次奥巴马胜选的总统大选中的共和党候选人——这也是支持选举人团分配选票的一个原因。

特朗普的胜选与之前的选战一样，清楚地显现了横贯美国社会的裂痕。这主要不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分裂，而是内地与大城市、定居已久者与新移民、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保守的美国人与宽泛意义上的自由派美国人之间的分裂。2016年11月8日的选举是一场围绕文化霸权的斗争。在美国，过去40年里知识界争议的焦点与其他西方社会一样，关注的都是一些“后物质主义”的议题：个人的完全解放，消灭各种形式的歧视，支持性向、种族和文化——宗教方面的少数派群体构建“多样性”乃至自己的“身份政治”的权利。特朗普胜选之后，许多自由派人士反省，自己是不是忽视了某些同样重要的东西：感同身受的能力，以及理解那些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的人的感受。

这部分美国社会，或者简单说就是“锈带”，如果民主党精心筹备选举的话，这部分人是可能争取的对象，它与南方诸州的那条长期支持共和党的“圣经带”完全不同。这两个地区都投了特朗普的票，这既是抗议经济上的不平等，同时也是一次“文化反击”；既是物质发展上落后的美国人的一次呐喊，也是保守派美国人的一次起义，因为奥巴马时代就意味着对一切喜爱和珍视保守势力者的拒绝——这类保守思想中的一条就是：处于美国权力之巅的应该是一个白种男人，而不应该是非洲裔美国人或女人。希拉里·克林顿很爱鄙视这个向着特朗普欢呼的驳杂联盟，她把她竞争对手的一半追随者统称为“可悲之人”，这是她在整场选举中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这使得这群从长期看并非同心同德的人，彼此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11]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这场剧变发生之前，系统性地在宣传战场上出击的不但有像福克斯新闻（Fox News）这样的右翼电视台，还有专门在所谓的“社交媒体”（如“脸书”和“推特”）的“回音室”内故意制造假新闻的运动——后者与独立的、具有批判性的媒体不同，它们专门影响某一被分割出来的用户群体。例如，在选战的“白热化阶段”，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英国大数据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帮助下，以专业的操控手法对非洲裔美国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数字化“加工”——这群人因其固有特征而被认为是希拉里的潜在支持者。该手法是向这些人传播经过精心设计的、他们喜欢看的信息，促使他们抵制这场选举。这一电子操控手法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让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成为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警示标志——它警告人们，如果“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疏离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在美国出现的趋势也会出现在其他地方。

在欧洲联盟的诸创始国，“建制派”的民主党派和大部分报纸，都与美国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媒体一样，难以理解美国的选举结果。11月9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用罕见的坦率言辞表达了她的担忧。她提醒，德国与美国因共同的价值观而联合在一起，其中包括民主、自由，无论一个人的出生地、宗教、性别、性取向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尊重此人的尊严，而且默克尔还提议“在这些基础之上”与特朗普紧密合作。对此，《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评论说：还从没有一位当选总统需要这样的提醒。这份报纸还把德国女总理说成唐纳德·特朗普胜选之后“自由西方的最后捍卫者”。[12]

不过，在另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特朗普会听到满意和友好的声音。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对英美关系的这一新篇章感到高兴，他称这一关系是“十年来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联盟”。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把特朗普与自己为“非自由的民主”而进行的奋斗联系起来，他于11月9日称这是一个“大喜讯”，并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一直都还活着。”另外一份类似的格外热情的祝贺来自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Miloš Zeman），他也是早在选战期间就把宝押在了特朗普的党一边。

同样欢欣鼓舞的，还有西欧极右派的领导者们。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主席、总统候选人马琳·勒庞祝贺特朗普和“自由的美国人民”在11月8日的决定。荷兰自由党（PW）主席基尔特·威尔德斯评论说：“美国人民夺回了自己的国家。”特朗普的前辈、前英国独立党主席奈杰尔·法拉杰现在红得发紫，其所获殊荣是成了第一位受到“新当选总统”（President-elect）[13]接见的欧洲政治家。不久之后特朗普表示，希望英国人能让法拉杰成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令人惊讶的是，有一些政治光谱中的左翼党派也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做出了积极评价。首先，称赞他的当选有利于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搞好关系。其次，也称他所宣布的大型投资项目将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德国左翼党的议会党团主席之一萨赫拉·瓦根内克特（Sahra Wagenknecht）在11月23日的德国联邦议院预算辩论中称，相比于大联盟的紧缩政策而言，这是一种更好的做法。[14]

这位“新当选总统”在选举之后所传递出的信息，只有一部分是用来平息他所引起的忧虑的。11月10日，与奥巴马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交谈之后，特朗普第一次表示了对这位现任总统的尊敬，称他是一个“好人”；他同时还表示不会完全废弃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而只是想修正它。几天之后，特朗普又谈到，他当总统后不会因“电子邮件事件”而起诉希拉里·克林顿，这一点在11月9日希拉里向他的胜选表示祝贺之后特朗普立刻就告诉她了。关于在靠墨西哥的边境建一面大墙的说法，他的表态也软化了：他说可能会在某些地点布置铁丝网。他也放低了关于驱逐非法入境者的态度，降低了预期数量。

这位当选总统在11月22日的一段视频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视频中他斩钉截铁地说，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要退出《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即TTP，奥巴马已经签署，但国会尚未批准）；此外，他还明确重申了“美国优先”的根本原则。某些签约方，尤其是日本，对此表示震惊。许多人担心，接下来中国会全力取代美国刚刚放弃的亚太地区角色。

特朗普的第一批人事任命名单，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右”。他选了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担任首席战略顾问，此人在2016年夏天之前一直是投资银行高盛的高管，之后他成为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最重要的选战助手。同时，他还是激进民族主义网站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老板，该网站是一个超保守主义的茶党和极右的“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简称AltRight）的网络平台。几乎跟班农一样“右”的亚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塞申斯（JeffSessions），被特朗普选为司法部长。此人是坚决的反堕胎人士，还曾对种族主义组织“三K党”（Ku-Klux-Klan）表示过同情。安全顾问人选是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此人是一位退役的将军，普遍认为他是伊斯兰的敌人，普京治下俄罗斯的朋友。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身上同样贴着“非常非常右”的标签，这位国会议员兼超保守的茶党的代理人也是副总统迈克·彭斯极为信任的人。与上述人选相反，特朗普策略性地任命共和党主席莱因霍尔德·理查德·普里巴斯（Reinhold Richard Priebus）为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白宫幕僚长，作为相对温和的共和党建制派的代表。

接下来，11月底的一些人事任命与特朗普在选战时期贬斥“建制派”的说法很不相符。将担任财政部长的是新当选总统多年的老朋友，曾在选战中担任财务总监的银行家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此人在高盛长期任高管，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将担任经济部长的是特朗普的另一位早期支持者，亿万富翁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此人的财富来自对纺织和钢铁企业的资产重组。教育部长的候选人贝齐·德沃（Betsy DeVos）也是一位亿万富翁，她非常保守并且推崇私立学校。交通运输部部长[15]应该会属于出生于中国台湾的赵小兰（Elaine Chao），她的丈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是共和党的参议院领袖。

对于国防部长和国务卿的任命会特别让人悬心。12月2日，“新当选总统”表示他决定让退役的四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绰号“疯狗”）执掌五角大楼。马蒂斯曾参加过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后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被认为是具有战略头脑的保守派，但缺乏外交方面的经验。与特朗普在选战期间的言论不同，马蒂斯说他反对任何形式的酷刑。他的另一个与当选总统相左的观点是，他依然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不过这两人一致认为伊朗不可信任，而且与德黑兰缔结的核协议靠不住。

201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曾经一度被认为有望担任国务卿。然而，由于罗姆尼在选战中反对过特朗普，“新当选总统”的这一斟酌中的人选遭到了党内右翼的激烈反对，并最终作罢。12月13日，特朗普提名石油集团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的老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出任国务院未来的领导人。亿万富翁蒂勒森没有什么从政经验，但与俄罗斯和普京总统都有极好的关系，普京还曾在2013年因他为双边经济关系所做的贡献而授予他“友谊勋章”。对包括2008年的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在内的一些共和党参议员而言，蒂勒森与俄罗斯之间的生意往来和他对西方对俄经济制裁的批评，都足以令人对这项任命的后果感到警惕。此外，批评者还指出，即将举行的关于蒂勒森的参议院听证会的结果还尚不可知。欧洲联盟，而且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也有同样的忧虑：对那些感觉自己正受到俄罗斯侵略性政策威胁的国家而言，一个亲俄的美国总统再配上一个亲俄的国务卿实在是一个让人极为沮丧的组合。

但唐纳德·特朗普对这些看法无动于衷，而且他也不会让美国国内的批评扭转他亲俄的态度。中情局在12月初向新闻界透露，根据其情报，俄罗斯通过黑客攻击手段干预了美国大选，目的是诋毁民主党候选人，并帮助共和党候选人取胜。对此，特朗普指责驻外情报机构并不专业，他还提出：正是中情局关于萨达姆·侯赛因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导致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而他，特朗普，作为总统无意定期接受情报机构提交例行报告。[16]

特朗普对俄罗斯显现得非常亲善，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就多少有点不怀好意。12月2日，这位新当选的总统与蔡英文通了电话。这是1996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Bob Dole）谋划的结果，多尔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国台湾地区充当说客。特朗普心里清楚，他的这通电话打破了几十年的禁忌：他以此动摇了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自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宣布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以来就已实施，并得到此后历任美国总统的遵循。

特朗普打算与北京在一个中国政策的问题上讨价还价。12月12日，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让美国继续遵循该政策，就需要“在其他方面达成交易”。他想表达的意思，首先是要中国降低对美国产品的关税和其他课税——这个意图立即被中国领导人坚决地回绝了。与他对中国的公开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宣布将任命有亲华形象的艾奥瓦州共和党州长特里·布兰德斯塔德（Terry Brandstad）担任驻华大使——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位老朋友。批评家们不禁再次质疑这位未来的总统在政治上的判断力，不知道他和他身边的那些顾问究竟对美国总体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与那个远东大国的关系的复杂程度是否有最基本的认识。[17]

这位“新当选总统”对中东问题更熟悉吗？看上去同样让人悬心。12月16日，特朗普宣布了他所设想的驻以色列大使人选：他的顾问、律师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此人是一个正统派犹太人，支持以色列在其所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的政策。弗里德曼马上抓住特朗普在选战时的承诺，宣布他将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Tel Aviv）迁移到现在在法理上依然处于分治状态的耶路撒冷（Jerusalem）。此言一出，立刻受到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Netanjahu）为首的以色列右翼势力的热烈欢迎。而巴勒斯坦方面则由此判断，美国放弃了“两国方案”并且开始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于是，这位新总统还未上任，就撕开了中东冲突中的一块伤疤。

到了2016年底，即将登场的特朗普内阁的社会成分已经一清二楚了：这是一个由亿万富翁、千万富翁、将军、经理人和银行家组成的政府。考虑到特朗普曾在选战期间对华尔街的痛斥，不由得让人对其中来自投资银行高盛的经理人比例之高而感到吃惊：除了首席顾问斯蒂芬·班农之外，还有首席经济顾问格雷·科恩（Gray Cohn）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事后看来，那些选战期间的民粹主义口号不过是存心虚晃一枪。美国多年以来都没有出现过像特朗普政府所组建的这么“资本主义”、这么“上流社会”的内阁了。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曾说要向建制派宣战，可现在看来，他只不过是用高度保守的建制派替换掉了那些自由主义的建制派。显然，特朗普合作者的政务经验是可有可无的。他所看重的，是能让经济实力增值的经验和执行军事命令的经验。

对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能出现混杂的危险，这位“新当选总统”没有显出丝毫担心。如果他选来担任国务卿的那个人要跟某些意欲挑战美国的国家打交道，而“此人的”公司正好在这些国家有巨额投资，那么他会如何行事呢？未来的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会做出违背银行界利益的决定吗？那可是他们“起家”的地方。

其实总统本人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他将他的猛犸集团的领导权以“毫无保留地信任”的方式托付给了他的三个儿子，但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这远不足以阻止公私利益的混杂。特朗普在众多国家有商业利益，这也让人有理由猜测，这种情况是否会影响这位总统的决策。在11月23日一次详尽的访谈中，《纽约时报》的编辑向特朗普提出了这些问题，特朗普说了很多，却难以让人信服。

2017年1月9日和11日，特朗普宣称他做出了两个决定（但却依旧算不上“建立可信形象的措施”）：第一个，任命他女儿伊万卡的丈夫、纽约地产商贾里德·库什纳为他的“高级顾问”（Senior Adviser）；第二个，把他的大集团公司“特朗普集团”（Trump Organisation）转变成一个基金会，并由他的儿子埃里克（Eric）和唐纳德（Donald）打理。特朗普承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不跟儿子们谈生意上的事；库什纳也表示，自己将完全从他的公司经营之中退出。但是，这些口头承诺并不能消除人们对生活中实际情况的怀疑。特朗普及其部长们未能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与美国的政治利益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这将是新一届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18]

在白宫进行权力交接前的最后一周里，美国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由尚在任总统和新当选总统构成的“双头统治”。早在在任总统与大选的胜利者在对华政策方面各行其是的时候，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明显了。但在任总统并不亏欠其继任者任何东西。12月20日，为了防止唐纳德·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可以预见的对环境的破坏，奥巴马签署了一项总统行政令，禁止在阿拉斯加的近海水域进行原油钻探——对于这项措施，他可以从艾森豪威尔时代颁布的一项法令［1953年通过《外大陆架土地法》（Outer Continental Shelf Lands Act）］得到支持。但很明显，特朗普将竭尽全力让这一措施失效。

还有一件更令人吃惊的事：对联合国安理会12月23日的一项敦促以色列中止在其占领的地区实施移民政策的决议，奥巴马放弃对其行使否决权。这份决议案最初是由埃及发起的，但在特朗普与埃及的塞西（Sisi）总统通电话之后，埃及又撤回了提案，而安理会的其他几个成员国（马来西亚、塞内加尔、新西兰和委内瑞拉）又重新发起提案。

这是美国第一次在面对反对以色列的决议时放弃行使否决权，而且也是安理会表决时唯一一个投弃权票的国家，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国务卿克里长期以来所捍卫的路线。这位国务院的领导人在12月28日用一篇讨论原则问题的演讲强化了该决议的内容，在演讲中他特意告诫以色列：应从自身利益考虑，在“两国方案”的框架下致力于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而不是继续制造冲突。特朗普的反应却显示出这个分裂的政府即将转变路线——他在推特上要以色列保持“强硬”并等待自己的任期到来。

同样，这位“新当选总统”也明确表示不赞成奥巴马12月29日做出的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的决定，奥巴马此举是为了报复人们所猜测的俄罗斯在总统大选期间对美实施的黑客攻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本已声称要用驱逐美国外交官的方式实施报复（这也是各方意料之中的事），但被普京叫停了。这位俄罗斯总统这时把希望完全放在了公开怀疑黑客攻击是俄罗斯所为的特朗普身上，而特朗普也正好可以把普京的克制反应当作自身政治智慧的明证。

2017年1月6日，美国的情报部门拿出了关于大选中黑客对民主党实施攻击的最终报告。报告基本证实，攻击的发起者来自俄罗斯的最高层，也就是说来自普京。报告称，普京的目的是降低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的机会，并帮助共和党候选人获胜。尽管特朗普在此前一直怀疑俄罗斯干预大选的真实性，并且为此还曾引用维基解密创立者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话，他现在也只得承认或许有过这样的尝试，但依然称这些尝试对大选的结果没有任何影响。对于这件事，他说他的对手们发动了一场“政治猎巫”[19]。

在外贸政策领域，特朗普表现得好像他已经是在任总统。他要求像通用和福特这样的美国汽车集团不要到墨西哥开设新厂，并要把相应的工厂设在美国。他威胁，如果这些公司拒绝这样做，他将对从墨西哥进口的小轿车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在福特公司那里，这位新当选总统的施压奏效了：福特放弃了在墨西哥建厂的计划，承诺转而在美国追加投资。事实上，这次结构调整本已计划了很长时间。

1月6日，特朗普又搞了个大新闻：他像往常一样，在推特上用最后通牒式的口吻要求日本的丰田汽车集团不要按原定意图在墨西哥投资，而应该到美国投资。结果，丰田马上推掉了自己在墨西哥投资的修改方案，并宣布要在美国新投资100亿美元。从意大利与美国合资的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集团那里，人们听到消息，该集团正在酝酿大力削减自身在墨西哥的汽车产量，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完全停产。

对美国的这个拉丁美洲邻居而言，特朗普的这些威胁是致命的。多年来，墨西哥一直深陷在与毒枭们内战般的斗争之中；该国因为严重的腐败丑闻和最近一段时间内席卷全国的抗议汽油涨价运动而动荡不已；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个国家现在是一个“正在走向失败的国家”。墨西哥的货币“比索”（Peso）一直在贬值：从特朗普2016年11月8日胜选到2017年1月10日，已经跌了16%。如果特朗普将他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民族主义设想完全贯彻下去，那么墨西哥迟早都会迎来一场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崩溃——最终，这对与之比邻而居的美国而言也将是一场噩梦。

特朗普经济政策的长期后果在2017年初已经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美国优先”这一口号所带来的路线方针，不仅会重创美国的贸易伙伴和世界经济，连美国自己也将深受其害。墨西哥这个案例就是不祥之兆：根据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ashingtoner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研究，2011年墨西哥的工厂在生产中使用了1400亿美元的来自美国的零部件，与此对应的是，美国的工人在生产中使用了1110亿美元进口墨西哥的零部件。威尔逊中心的结论是，如果美国突然中断与墨西哥的贸易，将损失约50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首都的另外一家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估算结果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每年使20.3万个工作岗位被转移至墨西哥，但同时也在美国创造18.8万个就业岗位。总之，墨西哥是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

1月11日，纽约那栋特朗普大厦的大厅内被无数面美国国旗装饰了起来，特朗普在这里召开了他早就（从2016年7月起）说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除了把个人商业利益与总统职位切割开来的话题之外，他还不得不详细回应数小时之前刚刚爆出的新闻：据说俄罗斯的情报机构为了败坏他的名声收集了一些材料，并且随时可能把它们透露出去。其中包括2013年11月莫斯科一家宾馆在十分隐秘的情况下采集的特朗普的录像，当时特朗普正为了他发起的环球小姐竞选而奔走；此外他还谈到了灰色的商业活动，以及特别引人瞩目的新闻：据称他的总统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特务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与这些新闻相关的还有前英国特工克里斯托弗·斯蒂尔（Christopher Steele）的报告，此人在俄罗斯的情报圈子内有很多人脉，而且在他的美国同行那里也有很高的声望。给他布置任务的是特朗普的共和党对手——因为特朗普以前是民主党人。美国的情报部门觉得自己无力验证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不过也会足够认真地对待它们，以便在1月初向奥巴马、特朗普和其他8名重要的国会议员报告。至于媒体是如何打听到这份报告的，还不得而知。

在谈到这些“假新闻”时，特朗普一直怒不可遏。他说，要是美国的情报部门让这份报告泄露出来，那就是一种人们在纳粹德国时代见识过的污蔑伎俩。在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还谈到了他要在靠墨西哥的边境上修墙的想法，而且指出不管以什么方式，这修墙的经费都必须由墨西哥来承担。他尖锐批评了美国的制药公司，因为在过去的一些年里，这些公司通过跨国并购将自己法律上的注册地址改到了国外；他要求这些制药企业迁回美国，由此在新闻发布会举行之时就在股票市场上给全世界的制药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关于对俄关系，他表示，如果普京喜欢他唐纳德·特朗普，那对美国而言也不是一个劣势，而是一个优势。他说，像2016年大选期间那样的由克里姆林宫操纵的黑客攻击以后不会再有了，因为在他特朗普执政之后，普京会重新开始尊重美国。

在国内问题方面，这位“新当选总统”将奥巴马引入的医疗保险（“奥巴马医保”）称之为他不得不尽快终结的一场“灾难”。但他对此却没有更详细的阐述，同样暂付阙如的是他对经济政策的具体想法。传统上，以前的总统都会公开自己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但特朗普却拒绝这样做，他的理由是除了记者没人会关心这些东西。在无数到场支持者的欢呼声中，他拒绝给予那些来自批评他的媒体（比如世界知名的CNN电视台）的记者提问的机会。那些曾经期待特朗普有能力在上任之后把选战中的那一套抛诸脑后的人，现在失望了：1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让美国和全世界看到了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宫之后将会呈现出的样子。

就其继任者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天晚上，巴拉克·奥巴马在他的政治故乡芝加哥与自己的支持者们告别。理所当然地，他在总结其8年任期时给出了正面评价。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统提到，当美国和世界在2008年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他成功地与之进行了斗争；除掉了全世界最危险的恐怖分子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他提到了与伊朗签订核协议的重要意义，与古巴关系的缓和，以及大量减少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驻军；他提及了他的医疗改革，并声称他会公开支持一切改进“奥巴马医保”的建设性意见。他传递给下一任总统的信息是：不要把每一个经济问题都视为在工作的白人中产阶级与苟且偷生的少数族裔之间的斗争，这样做会危害社会的凝聚力。

“是的，我们办到了”——奥巴马对着鼓掌欢呼的人群呼喊，这回应了他2008年的竞选口号“是的，我们可以”，这也让人暂时忘记了那些他没有办成的事情：他承诺过要关闭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但被国会阻挠了；整体上，他没能为中东带来和平，特别是没能平息巴以之间的冲突；他也没有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这一分裂在2016年的大选中显露无遗。在芝加哥，奥巴马也没有提到他那些错误的决定：比如2011年过快地从伊拉克撤出了几乎全部军队；同年，在没有准备好后续方案的情况下，临时决定干涉利比亚；还有，2012年8月他向叙利亚的阿萨德发出警告，令其不要跨过使用毒气的“红线”——这个警告被阿萨德无视了，但奥巴马什么也没有做。

不过，尽管他在有些方面失败了，但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第44任总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对许多人而言，这些事在其任期开始时已经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他在全世界面前显现出，美国并非只有他的前任总统小布什展现出的那般帝国主义的傲慢模样，美国还有另外一面，在那一面里有1776年建国者的理想——不可剥夺的人权、法治和“制衡”的分权体制。至于说他的后继者，那个被选举人团于2016年12月19日选定的人，是否还能在某种程度上珍视这些西方共同的根本价值，就只有天知道了。正因为如此，许多观察家事先就将奥巴马与特朗普之间的权力交接视为美国历史——其实也是整个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1]

1月10日之后，特朗普所任命的各部部长和其他重要岗位的候选人，都必须在参议院的相关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让参议员们和在电视上旁观“听证”的公众们感到吃惊的是，大多数候选人都与特朗普在选战中的（而且在那之后依然坚持的）立场保持了明显的距离。被任命为国务卿的雷克斯·蒂勒森，竭力摆脱他在人们眼中的是“普京通”的这个并无贬义的印象。尽管他还是不愿意把普京归类为“战争罪犯”，但他承认俄罗斯在叙利亚轰炸平民的做法已经违反了国际法。

蒂勒森把俄罗斯称作美国的“威胁”，并且认为吞并克里米亚是非法的。他说，俄罗斯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作为国务卿，他不会放纵俄罗斯的扩张企图。欧洲盟友们对俄罗斯的担心是合理的，在北约的框架内，美国所承担的共同防御的义务是无可置疑的。

有望执掌五角大楼的曾经的将军詹姆斯·马蒂斯指责普京意欲分裂北约。虽然他与特朗普一样认为与俄罗斯合作是必要的，但也认为一旦美国进入不可能与俄罗斯合作的领域，也只能与之对抗。最重要的是，认清美国所要打交道的普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面对俄罗斯，有必要采取一种威慑政策。美国政府必须准备好，在出现相应情况时与盟友们一起采取外交乃至军事措施。

其他的候选人也纷纷试图与未来的总统拉开距离。应该会担任司法部长的杰夫·塞申斯，反对特朗普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要求。同样，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的迈克·蓬佩奥拒绝应用“坐水凳”（Waterboarding）[22]这类手段来对付恐怖主义，这就与特朗普此前的暧昧说法产生了矛盾。特别引起关注的是，未来的国土安全部部长，曾经的将军约翰·凯利（John Kelly），他说在靠墨西哥的边境建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并不能阻止非法入境。

由特朗普选出的这些未来的同事在听证会上所显示出的意见分歧，对这位“新当选总统”来说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很明显，当他公布这些人事任命时，他并不知道这类分歧的存在。现在，人们知道，他与蒂勒森在此前从未谈过俄罗斯问题。就算这些候选人的许多表述只是战术性的动作，为的是让那些参议员放心，但出现这种情况仍然预示着：在这届新政府中，总统与政府成员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而这种一致是一个行政机构能统一行动所必需的。

特朗普试图对这些分歧轻描淡写：他说他的同事都是独立的人，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一定是他的观点；如果出现疑问，他们可以给他打电话。但他难以消除的印象是：他的众多决定缺乏系统性的准备，并且没有取得必需的基本共识。正像他的无数对手一直以来所认为的那样，他真的是个政治门外汉。所谓的无与伦比的个性，只是唐纳德·特朗普自己无限的自负：这个发现足以令美国和整个世界都感到不安。

如果还需要什么来证明作为总统的特朗普本来就不愿意当“政客”，乃至“政治家”的话，那么1月16日见报的，他所同时接受的英国《泰晤士报》和德国《图片报》的采访又是一个证据。他称北约是“陈腐”的，又说它现在还是很重要的。他指责北约在反恐斗争上不利，还说（这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欧洲的这些盟友对自己的防御做得太少，其生存依赖美国的付出。他高度评价英国的脱欧，甚至显露出他将欢迎其他国家效仿英国的做法；至于欧盟是合是散，他完全无所谓。尽管特朗普说他很尊敬（个人还很喜欢）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但他把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称作灾难性的错误；同时他还威胁，如果像宝马这样的德国汽车公司把准备卖到美国市场的汽车放到墨西哥去生产，就将对其征收高额的惩罚性关税。在谈到他未来的那些部长在诸多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时，他觉得那是小事一桩。显然，他确信即便出现游移不定的情况，总统的意志也一定会贯彻下去。[23]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宣誓，之后的就职演说意图不在于和解，而在于推进政治极化。这场演说听上去完全不像是“总统的”口气，却仿佛是选战的延续。新总统在这篇不长的演讲中用了大量篇幅去攻击上一届政府的政策。他说华盛顿的一个小集团用美国人民的血汗发家致富了，而且从来只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行使权力。现在他特朗普来了，将会把权力归还给美国人民，归还给那些“被遗忘的男男女女”。在一切领域，都会遵循“美国优先”的口号。他说美国过去让其他国家富裕了起来，却忽视了自身的发展。从现在起，美国将拿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强化自己的边界。

特朗普呼吁他的同胞购买美国货，并且只雇用美国人。美国将不再允许其他国家把国防责任转嫁给美国，为此他还威胁要撤回美国士兵。他宣布，要把恐怖分子从地球上消灭掉，却没有谈包括对俄关系在内的外交问题。他心目中的听众是且仅是他的选民。对这位总统而言，另外一个美国仿佛并不存在，而且他对其他国家也不感兴趣，除非这些国家要么在他看来会威胁到美国，要么在剥削美国，要么有机会跟美国达成一笔“交易”。

成百上千的支持者热情地向着特朗普欢呼。但航拍显示，聚集在国家广场前的人，比8年前巴拉克·奥巴马就职时要少得多。当美国媒体公布这一事实时，特朗普指责这是虚假的报道。他在1月21日在中情局总部演讲时还说，他陷入了与媒体的“战争”之中，而且记者绝对是世界上最不体面的一群人。他的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声称，还从未有一位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有如此大规模的公众参加；他威胁那些对此持异议的媒体将为此而付出代价。特朗普的女顾问凯莉安妮·康韦（Kellyanne Conway）面对一位言及此事的记者时，用“另类事实”一词来为新闻发言人辩护。

特朗普的国内的反对者在1月20日星期五和接下来的周末也出现在了华盛顿，而且其人数比特朗普的支持者明显多得多。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和平示威，但有时也使用暴力。他们以此来反对那个被少数美国人选上美国最高权力宝座的人——也因此使他成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这些反对者并不把特朗普看作“他们的”总统。在其他美国大城市，以及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也都借着白宫进行权力交接的这个时间点举行反对特朗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而且在他就职演说的次日，抗议尤为众多：因为1月21日这天妇女联盟呼吁全世界抗议这位出了名的反对女权的总统。

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对这位新总统首次演讲的反应要么是显露出不快的沉默，要么是冷淡的客套。真正欣喜若狂的，只有那些欧洲的右翼党派，他们的党魁（法国的马琳·勒庞、荷兰的基尔特·威尔德斯、德国的弗劳克·彼得里）于1月21日出席了在科布伦茨（Koblenz）举行的民族主义者大会。他们欢庆特朗普的美利坚民族主义为欧洲诸民族树立了榜样。

特朗普在他履职第一天所推行的政策与美国一直以来的政策之间的裂痕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国会山的演讲，没有一个字谈到不可剥夺的人权，而这正是美国在1776年立国的标志。特朗普没有谈到任何本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责任和美国应对其欧洲盟友以及全世界的自由之友所尽的义务。对理解总统的施政方针而言，他保持沉默的部分与他大声说出的部分一样显著。

在伍德罗·威尔逊治下的美国于“一战”后介入欧洲并为中欧的民主铺平道路百年之后，美国第45任总统对本国与欧洲民主国家出于内部理念而结成的最紧密的同盟明显不感兴趣。美国1945年之后的政策使之与欧洲之间结成的种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对特朗普而言显然毫无意义。在他看来，一个分裂的欧洲比一个统一的欧洲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在他眼里，能与之平等交流的伙伴并不是大西洋彼岸的那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而是想象中的那些执掌大国的强人——俄罗斯的普京算是头一个。当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新的、充满冲突的时代到来时，欧洲可要小心了。[24]

[1] Jeffrey Goldberg, Te Obama Doctrine, in: The Atlantic 317 (2016), No. 3 (April),S. 70-91.

[2] “跛脚鸭”指任期将满又不再参与下届竞选的政治家（也包括国会）在临近任期结束时的状态，在此期间此类人员或机构的政治能力将大打折扣。

[3] Jeffrey Goldberg, Te Obama Doctrine, 88.

[4] 达比克之说带有神话色彩是因为先知穆罕默德在《言行录》（Hadith，又称《圣训》）中预言，达比克将成为世界末日到来前穆斯林“哈里发国”大军与非穆斯林之间一场大战的战场。正因为如此，“伊斯兰国”（IS）的官方月刊也被命名为《达比克》。

[5] 美国更倾向于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简称ISDS）来解决贸易纠纷。该机制颠覆了传统国际法上争端解决程序仅适用于国家之间纠纷的惯例，如果外国投资者的权益遭受东道国不法措施的侵害，将不再只能寻求母国的外交保护，而是能作为争端一方与东道国在仲裁庭对簿公堂。欧盟不愿意承认该机制的适用性，要求用新的司法体系（比如专门法院）解决贸易纠纷。

[6] 此处的原文是“克林顿”而不是“希拉里”（除非格外想显示“亲热”，西方人在正式场合一般称姓不称名），但考虑到中文世界已经习惯用“克林顿”代指“比尔·克林顿”，用“希拉里”代指“希拉里·克林顿”，译文还是依此习惯进行了改动，下同。

[7] Ronald Brownstein and Leah Askarinam, The Tipping Points of the 2016 Election, in: The Atlantic, 25. 10.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6/10/the-tipping-points-of-the-2016-electio n/505238/; Nikolaus Piper, Kurzer Boom mit Langzeitschäden,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72 (2017),Nr. 1 (Januar/Februar), S. 14-19. Zum Werdegang von Donald Trump: David Cay Johnston, Die Akte Trump (amerik. Orig.: Brooklyn, New York 2016), Wels bei Salzburg 2016. 关于《跨太平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全面经济贸易协定》见本书原文第219页前后。

[8]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R., New York 1955, S. 35ff. (62); Ronald F.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Harvard Kennedy School. RWP 16-026, August 2016. 关于反新政运动，参见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2: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1914 1945, München 20163, S. 650 ff.; 关于乔治·华莱士，参见ders.,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3: Vom Kalten Krieg zum Mauerfall, München 20162, S. 517 f。

[9] Michael C. Dorf, Does Trump Express What Republicans Secretly Think? http://www.newsweek.com/does-trump-express-what-republicans-secretlythink-510958;Michael Kazin, Crowd Pleaser, in: The New York Times, 27. 3. 16.

[10] “杰利蝾螈”是一个源自美国的政治术语。181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Thomas Gerry）将某一选区划分成不寻常的蝾螈（salamander）状，以让民主共和党得胜。格里的政敌于是将格里（Gerry）与蝾螈的字尾（mander）组合成“gerrymandering”，用来影射为照顾党派利益，不公平划分选区的方式。参见维基百科相关词条，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2%91%E5%88%A9%E8%A0%91%E8%9E%88，引用日期：2018年11月11日。

[11] Amanda Taub, Behind the Gathering Turmoil, a Crisis of White Identity, in: The New York Times, 2. 11. 2016; Mark Lilla, 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 in: ebd., 20. 11.2016; Winand von Petersdorf, Das Paradox von Iowa und Michiga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1. 11. 2016; Gunnar Heinsohn, Der weiße Arbeiter wählte Trump, ebd., 19. 11. 2016; Ijoma Mangold, Die liberale Gesellschaft und die irre Suche nach ihren Freunden, in: Die Zeit, Nr. 50, 1. 12. 2016. Zu Clintons Äußerung über die«erbärmlichen» Anhänger Trumps: George Friedmann, Die Rache der Erbärmlichen,in: Cicero, Heft 12 (Dezember), 2016, S. 19-22.

[12] Robert Birnbaum, Das politische Berlin hat es kalt erwischt, in: Der Tagesspiegel, 10.11. 2016（默克尔的话出自此文）；The World Waits and Wonders About Donald Trump, in: New York Times, 11. 11. 2016; As Obama Exits World Stage, Angela Merkel May Be the Liberal West’s Last Defender, ebd., 12. 11. 2016。

[13] “President-elect”指的是新近胜选，但尚未就任的美国总统。

[14] Die Zitate von Orbán, Le Pen und Wilders nach Spiegel Online, Zeit Online, 9. 11. 2016, von Johnson nach BBC News UK, 9. 11. 2016. Wagenknechts Rede vom 23. 11. 2016 in: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18. Wahlperiode,202. Sitzung, S. 20159-20165.

[15] 此处的原文是“基础建设部部长”（Ministerin für Infrastruktur），但若是根据英文“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原名应该译为“交通运输部部长”。

[16] Michael M. Grynbaum and John Herrman, Breitbart Gains Voice in White House,in: The New York Times, 14. 11. 2016; David Nakamura and Greg Miller, Trump,CIA on collision course over Russia’s role in U. S. election, in: The Washington Post, 10. 12.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cia-oncollision-course-over-russias-role-in-us-election/2016/12/10/ad01556c-bf0111e6-91ee 1adddfe36cbe_story.html?utm_term=.6f.c898bbd0b3; Winand von Petersdorff, Trumps Mann fürs Finanzministerium,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Zeitung, 1. 12. 2016; Kerstin Kohlenberg, Die dunkle Seite der Macht, in: Die Zeit,Nr. 48, 17. 11. 2016.

[17] Julie Hirschfeld Davis and Eric Lipton, Dole was Agent for Taiwan Aides in Trump’s Call, in: The New York Times, 14. 11. 2016; Petra Kolonka, Was kostet ein China?,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3. 12. 2016; Peking: Amerika muss bei der Ein-China-Politik bleiben, ebd.

[18] Die Interessen des Donald Trump,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6. 11.2016; Hubert Welzel, Drei parallele Univers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9. 11.2016; Donald Trump’s New York Times Interview: Full Transcript, 23. 11. 2016.https://www.nytimes.com/2016/11/23/us/politics/trumpnew-york-times-interviewtranscript. html.

[19] 在美国的政治术语中，“猎巫”指的是“政治迫害”：因政治或道德上的偏见而搜索和指控与本群体有差异的人，而且如同历史上的猎巫一般以成见和不公正对待被指控的人。

[20] Putins Gespür für Donald Trump,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4.12. 2016; Sicherheitsrat fordert Ende des Siedlungsbaus, ebd., 24. 12. 2016;Mexiko sucht Dialog mit Trump, ebd., 6. 1. 2017; Kursverluste bei Toyota nach Trumps Twitter-Meldung, ebd., 7. 1. 2017; Geheimdienste bekräftigen Moskaus Verantwortung für Hackerangriffe, ebd.; Julian Hass, Schlag und Gegenschlag, in:Süddeutsche Zeitung, 24. 12. 2016; Peter Münch, Verflossene Freundschaft, ebd., 29. 12. 2016; Stephan Radomsky, Michigang statt Mexiko, ebd., 4. 1. 2017; Tomas Fromm, Trumps Twitter-Ökonomie, ebd., 5. 1. 2017; Tomas Seibert, Trumps Nebenregierung, in: Der Tagesspiegel, 3012.2016; Christoph von Marschall,Obama errichtet Verteidigungsgräben, ebd., 3. 1. 2017.

[21] Donald Trump’s New’s Conference: Full transcript and Video. https://www.nytimes.com/2017/01/11/us/politics/trump-press-conference-transcript. html;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Farewell Address.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ce/2017/01/10/remarks-president-farewelladdress (Obama,Chicago, 10. 1. 2017); Hubert Wetzel, Goldene Zeit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12. 1. 2017; Tobias Matern, Das Ende vom Ziel, ebd.; Hubert Wetzel u. a.,#Fuck You Very Much, ebd., 13. 1. 2017; Trump: Russland steckt hinter den Hackerangriff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1. 1. 2017; Andreas Ross,Konspiratives Kompromatkonvulut, ebd.; Trumps Rede schickt nicht nur den Peso auf Talfahrt, ebd., 13. 1. 2017; Matthias Rüb, Das Land hinter der Mauer, ebd.

[22] “坐水凳”是水刑的一种。拷问者会让被拷问者躺在一张脚部略高于头部的长凳上并固定其双手双脚，然后在被拷问者的头部盖上布，接着在其头部持续浇水，如此会让被拷问者产生溺水的错觉而心生恐惧。“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中情局曾多次使用此方法审问基地组织成员。

[23] Andreas Ross, Alle gegen Trump,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4. 1. 2017;Sacha Batthany, Soviel Distanz wie möglich,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4. 1. 2017.Das Doppelinterview von Donald Trump mit Michael Gove und Kai Dieckmann,in: The Sunday Times, 15. 1. 2017, Bild, 16. 1. 2017.

[24] Te Inaugural Address. https://www.whitehouse.gov/inaugural-address; Marc Fischer, A sharp break with the past, as well as his party, in: The Washington Post,21. 1. 2017; What President Trump Doesn’t Get About America, in: The New York Times, 21. 1. 2017; Trump’s missed opportunity, in: The Boston Globe, 21. 1.2017; Max Boots, Pax Americana on its last legs, in: The Los Angeles Times, 22. 1.2017; Bertram Eisenhauer, Der Siegertyp,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1.1. 2017; Trump beschwört den Protektionismus, e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