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结论：一个面临考验的时代

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正处于退守状态。对它的威胁不但来自外部的专制政体，同时威胁也来自内部——那些民粹主义的运动和政党声称它们才是民主的真正代表，因为它们，并且只有它们才为“人民”说话。民粹主义运动惯于从那些被“建制派”民主政党推诿、掩盖或没能很好解决的难题中获益。凡是能被阐释为“政界人士”或“精英”的傲慢、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脱节、“上层”与“下层”的疏离的东西，它们都加以利用。

在美国或法国这样的总统制民主政体中，行政权独大的威胁特别大，所以民粹主义运动在这样的国家可能比议会制民主国家会更有机会。但即使是在议会民主制政体中，也有一些这样自认为是“人民”唯一正统代言人的运动或政党得势。民粹主义者不但在那些日益贫乏的社会阶层中取得过成功——那些穷人视自己为全球化、数字化（或大规模运用机器人）的牺牲品，同时他们也受到某些衣食无忧之辈的欢迎，这些人讨厌自由主义的“时代精神”，他们感觉自己被排斥到了社会主流对话之外，甚至感觉到自己的那些文化知识受到了挑战。如果民粹主义者的批评只是一些指责，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成功。可是他们的批评事实上包含着扭曲和误导，并且用“极度简化特征”的方式唤起人们的本能反应，因此才得以大行其道。

就欧洲而言，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国政治学者兼评论家雅克·鲁普尼克在2016年谈及“自由主义周期的结束”，在他看来本次周期开始于1989—1991年的剧变。[1]鲁普尼克主要讨论的是两个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在近年来掌权的中东欧国家：匈牙利和波兰，现在它们正以“非自由的民主”政体自居。这两个国家都有深厚的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传统，这在其政治领袖维克多·欧尔班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身上都有体现，而且二人还有意唤醒此传统。

然而，鲁普尼克强调得很对：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带有民粹性质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全欧的现象。而且，它其实是一个出现于整个西方民主世界中的现象。在美国，自由主义危机出现得比欧洲更早，从小布什总统因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而大规模限制个人权利和法治保障的时候就开始了。总体上看，西方民主政体本身造成这批民粹主义造反者反对现存政治制度，有几个更深层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之后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平衡，在那之后的30年里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民族国家为了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利不断放宽各项管制措施，1989年划时代剧变之后的全球化浪潮，以及让传统媒体一步步丧失重要性的互联网革命，还有在信息不足的社交网络中可能产生的“回音室效应”——如果没有这些，攻击性的民粹主义将很难受到欢迎。[2]

美国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根据自己的研究，总结并批评了他所称的“过渡全球化”中的根本特征（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它的回应）：“对全球市场的监督力度十分虚弱，从而导致其动荡、低效且缺乏民主监督。”[3]

然而，民粹主义者所宣传的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正确答案。贸易保护主义的拒斥政策不但会伤害别国，迟早也会有损于那些试图从国际竞争中抽身的国家——它们的竞争力会因此而越来越弱。

当然，民粹主义者对这样的论点并不感兴趣。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都依赖于民族主义可能会带来的补偿效应。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卡茨（Daniel Katz）早在1940年就进行的研究，民族主义可以给个人提供一种“额外心理收入”，将它作为补偿，人所拿到的真金白银即便更少也可能会心甘情愿。民族主义还能让仇恨和敌意投射到“外部群体”中去；还能用集体性的成功体验来补偿个人所遭受的挫折；同时它还有助于将个人的欲望和冲动转移到集体的符号上去。[4]

但若只是把民族国家简单地看作万恶之源，那么这种错误的想法就跟任何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一样危险和具有欺骗性。至少在欧洲，经典的主权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欧洲联盟的成员国都是后经典时代的民族国家，它们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一起共同行使一部分主权，并且把另一部分主权交给像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这样的超国家联盟机构。但即使在欧盟中，民族国家也依然是法治、社会福利和民主得以发展的唯一制度框架，即使这样的发展从不曾达到完美的境界。

作为退回到传统主权民族国家的坚定鼓吹者，右翼民粹主义者却极少谈法治。而在社会福利问题上，一类民粹主义者倒向新自由主义，另一类倒向国家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者大多把民主简化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只要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他们都更愿意施行直接民主，或者说公投民主，而非代议制民主。然而，西方民主政体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让作为人民主权意志的多数派意志自由地表达，它是一套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规范等先决条件相联系的政府形式。只有当一个地方拥有多元化的市民社会，具有百家争鸣的舆论环境，有进行对话并和平解决利益争端的政治文化，并且尊重法治、不可剥夺的人权、少数派的权利、三权分立（包括司法独立），能自由选出民意代表并尊重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原则，民主制度才能在此处发展起来。

民粹主义者所赞许的直接民主，可以（特别是在地方或地域层面）补充而不是取代议会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定形式。而且，与代议制民主相比，它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如果多数选民愿意，可以把议会多数派或政府选下去，但取消全民公决的结果则要困难得多。

赞成更多直接民主的人大多也主张更低的投票人数门槛。但参与全民公决的人数越少，其公投结果的民主合法性就越弱。在公投过程中，常常有一些只因为共同拥有否定意见而聚集在一起的力量，但它们却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长期协作。全民公决只能选择“是”或“否”。而法律草案往往会在议会里的小组和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中得到修改，它们有可能会被换成一种妥协方案，或是被纠正和改进。直接民主有其意义，它需要并突显了人民的“制宪权”。但在平时的立法活动中，代议制民主远比公投式民主要优越。

“自由且世俗化的国家本身并不能保证其赖以存在的条件”，这是德国宪法法院法官恩斯特-沃尔夫冈·伯肯弗尔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经常被引用的一句判词。[5]西方民主政体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也与此相关，其中的一些国家已经不再有意识地（因此也就没有能力）在内部和外部捍卫西方社会的成果。这种广泛存在的无意识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光是民粹主义者，而是还有许多“建制派”民主主义者也倾向于把“少数服从多数”当作民主的精髓。

美国总统们就特别受这种简化过的“民主”概念的影响，因而积极向那些根本没有为这种复杂并需要一系列先决条件的政府形式做好准备的社会输出“民主”。（在小布什总统领导下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正是这种错误中最糟糕的例子之一。）在那些多数派的意志不能通过宪政的“制衡”加以限制的地方，还有那些把妥协的能力视为示弱而不视作美德的地方，自由选举也有可能为某种形式的独裁铺路：这是一个基本的受人类学式的现实主义影响的洞见，描述自由的“代议制政府”的经典作家如约翰·洛克、孟德斯鸠、《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的作者们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无一不遵从其教导，而且所有西方宪法都会试图将这一认识纳入考量之内。

如果西方真有某一个成就够得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头，那么它一定是“不可剥夺的人权”——说它具有普世性并不意味着它是在描述现实状态，也不意味着它是历史的某个拥有内在发展逻辑的目标，它指的是一种权利，一种任何人都拥有的权利，与此人的肤色、性别、年龄、文化修养、国籍、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或性取向统统无关。在这方面，人们可以援引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当然，这并不是直接生效的国家法律。无论是西方民主国家还是联合国，都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强制推行普世人权。2005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首脑峰会通过关于“保护基本人权的责任”的决议，它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最基本的人权，甚至国家本身就是侵害者，那么国际社会有义务（在必要时采取军事手段）实施干预——但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一种假设，只有当没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用否决权阻挠这样的决定时，它才有实施的可能。[6]

西方民主国家也可以并应该倡导自己的原则。它们也可以并应该谴责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与在专制国家中争取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运动和个人团结在一起。它们越是认真地对待这些原则，它们越是严格地起诉自身内部侵犯人权的行为，它们就越是显得可以信赖。但有一件事它们是做不得的：不该许诺自己不能兑现的东西。如果西方国家经过事前的仔细斟酌后发现，对外干预有可能在世界上导致不应该发生或是无法接受的政治后果，那就不该干预；同时，西方国家也不应该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它们有能力在自己的领土上让所有无法在本国享受人权的人获得人权。

给予受政治迫害者以庇护权是所有遵守通行国际法原则国家的一项义务。庇护权在通行国际法和“不得强人所难”的通行准则范围内有效。该准则的意思是：任何人所承担的义务，都不应超出其能力。一国接收并融合难民的能力，正是该国给予庇护权的限度，任何无视这一限度的国家必将动摇其国本。撇开“庇护权”不谈，可以说离开某个国家是一个人（在道德层面上）理应具有的权利。然而，一个人移居到某个特定国家的权利是不存在的。

西方民主国家最好的办法是尽力通过优先照顾贫困国家利益的外贸和经济发展政策来消除第三世界国家大规模移民的根源。如果没有有效的生育控制、系统的反腐斗争、贯彻“优良治理”的基本原则，来自外部的帮助就无法带来持续的改善。一项发展援助措施，如果不把辅助该国自立发展当作主要任务，就很难实现其目标。

对那些因内战和独裁而造成的难民而言，在其来源地帮助他们是最有效的。正如英国移民研究专家亚历山大·贝茨（Alexander Betts）和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所建议的，西方民主国家推动的特别经济区不仅有利于难民，也有利于接收难民的国家。而且这种方式还可以防止精英们向西方国家移民——这一危险会导致内战国家失去战后重建所急需的人力资源。

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建制派”民主政党在处理与大规模移民相关的难题上令自身失去了信用，民粹主义运动的勃兴正是该现象的后果。这其中既包括融合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移民时的失误，也包括有意或无意间给人造成的一种印象：似乎本国有接收移民的无限可能性。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不仅是保持诚实的需要，也是捍卫自由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这样做需要反对那种伦理思想上的利他主义，因为有这种思想的人会拒绝质疑自己行为的长期后果，而民粹主义分子则会坐收渔利。[7]

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的隔阂，或者说孤立的行政权[8]的出现，是民粹主义者特别喜欢在宣传中加以利用的现象，要观察这幅景象，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去看看欧洲联盟的领导层。尽管也存在欧洲议会，但它并不是英国下议院、德国联邦议院或法国国民议会那样的民意代表机构，因为它并不是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选出来的。如果把民族国家所遵循的原则也应用于欧洲议会选举，那这个议会就根本无法工作了。那样的话，为了让所有成员国（哪怕是最小的那个）的人口都按比例获得代表，议员必须得有好几千人才行。

像马耳他、卢森堡或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在分配议员名额时有优待，而像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大一些的国家则要吃亏，这样的现状不是谁有意为之，而是不得不然。但这一方案的后果就是民主合法性上的瑕疵。此缺陷还造成全欧党派目前只能在形式上存在，而且一种全欧的公共空间也只能初现端倪。欧洲议会选举中众所周知的低投票率并非事出无因。

与欧洲议会相比，欧盟委员会在更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孤立的机构。它像一个国家的政府那样拥有很多职权，但却没有像欧盟各成员国的政府那样有相应的议会对其进行约束。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所引入的全欧各政党推举“领头候选人”的制度，虽然实现了委员会领导机构事实上的议会化——最成功的候选人，欧洲人民党的让-克劳德·容克被欧洲理事会定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但这场悄悄进行的宪法性变革并没有带来更多的透明度和民主，欧盟委员会变得更“政治化”了，却因此而忽视自身应充当欧盟条约守护人的本职任务。议会多数为保卫“他们的”委员会而与疑欧派或民粹主义的反对派做斗争，却无力摆脱那种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指责：议会对委员会的监督并不充分。人们比从前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在布鲁塞尔是在跟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打交道。

与此同时，各成员国政府与欧盟委员会之间的隔阂也在增大，而且作为委员会“政治化”的直接后果，那些较大的成员国还会感觉它是在“篡夺权力”。各成员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声称自己是以更民主的方式获得授权的：它们必须（尽管程度不同）对一个经过自由选举的民意代表机构负责。因此，这些政府对欧洲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对于那些日益独立化的欧盟机构而言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要让各国议会更多地参与欧洲的决策或许耗费时日，但快速却缺乏足够民主程序支持的决策将进一步加剧合法性危机和信任危机，欧盟自1992年通过《马约》拥有了更多职权之后就一直处于这样的危机之中。

同时，这也是目前尚未克服的另一场欧洲危机——货币联盟的危机——的原因。现在，人们已经将在创建共同货币的同时没有实现财政和政治联盟看作欧元设计上的致命失误。欧元区将拥有严格预算纪律的国家和那些习惯于在公共财政上采取相对宽松政策的国家聚合到了一起。正是由于这些历史传统上的差异，货币联盟并没有像原先所希望的那样使欧洲各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是重新激起了各种老旧的民族偏见和仇恨。[9]

喜欢存钱的国家与喜欢花钱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一方是德国、荷兰、芬兰和中东欧国家，另一方是包括法国在内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就法国而言，2017年5月的总统选举可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当选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所制订的结构性改革计划旨在使法国再次具有竞争力，使其能“与德国比肩”，并最终解决公共债务过高的问题。如果马克龙真的开启了他所追求的革新进程，那么他将为法、德两国在财政和经济政策上达成一致做出决定性贡献，因为一直以来，这样的一致都难以实现。着眼于长远发展的严格财政纪律与重视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之间的结合并非不可能，但这需要所有的参与者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进行利益平衡的准备，这样才能产生实现它所需要的智慧。

马克龙所提出的“重建”欧元区和整个欧盟将是一个长期项目。如果英国仍然是欧盟的正式成员国，法国总统所期望的修改欧盟条约事实上就是不可能的，即便在英国完成脱欧之后，修约也要花费很大力气。不过，加深欧元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其实也可以通过各国政府间的协议来加以规范。比如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所建议的欧洲货币基金或许就能够为欧元区的共同创新项目在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执行政府间协议，还可以让货币联盟内部的各国议会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制度化，若有可能甚至可以成立一个欧元区民意代表机构的联合委员会，因为它能够增加欧元区共同项目在民意方面的合法性。相比之下，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由欧洲议会来监督欧元区的方案与代议制民主的原则背道而驰。如果全部欧盟成员国的议员都参与货币联盟的财政政策的决策，那就意味着，来自财政状况优良的国家的议员们可能会被来自其他国家的议员们用多数票压倒，而即使后面这些议员并不都来自欧元区国家，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共同货币不会因此而稳定下来，反而会不断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要重组货币联盟需要所有欧元区国家的参与，就是说也包括债台高筑而且最迟于2018年初就要举行新一轮大选的意大利，在那儿，以曾经的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为核心并且在左翼与右翼民粹主义之间来回摆动的“五星运动”的民调结果很好。尚难有答案的问题还包括：希腊能否长久地解决财政难题？所以说，德、法之间的协议必不可少，但也只不过是重建欧元区并使之恢复稳定的第一步。

改革欧盟跟改革货币联盟一样困难。欧盟27国尚未克服英国脱欧公投所带来的困难，同时也没能解决欧盟机构的合法性危机和欧元区危机——这一危机始终都是欧盟27国共同的危机。此外还有另一场危机，它与前两个危机一样都称得上是一个考验：欧盟在处理与维克多·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治下的波兰的关系时所遭遇的危机，因为这两个成员国放弃了欧盟带有规范性的基本共识，并且一再动摇“分权原则”这一法治的核心要素。

本来，欧洲联盟可以因匈、波两国严重违反欧盟规范性原则，根据《里斯本条约》第7条的规定剥夺它们的投票权，但在这个具体案例中，执行这项制裁的一个前提条件让规定变成了一纸空文：执行这样的措施必须经过除直接被涉及的国家之外的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由于匈牙利已承诺支持波兰（反过来，波兰也会力挺匈牙利），现在剥夺投票权这件武器已经变成了一把没有锋刃的剑。其他的成员国并没有兴趣陷入与波兰和匈牙利的长期冲突之中，本应担负责任的欧盟委员会不愿将制裁波兰、匈牙利的提案交到欧洲理事会，因为它知道自己没有胜算同时也畏惧失败。结果与中东欧的这些“非自由的民主政体”的价值观冲突就此拖延下来，拖得时间越长，对欧洲联盟共同价值基础的伤害就越持久。

到目前为止，从外部看，27国的欧盟对英国脱欧公投危机应对得不错：它们依旧联合在一起；没有一个成员国起而效仿英国。甚至，共同体在某些领域联合得更加紧密了。欧盟准备在未来成立一个防务同盟，在维护共同边境（特别是地中海内的海上边境）的安全和反恐方面进行更加有效的协作。各成员国也达成一致，将继续发展内部共同市场。然而，欧盟的规范性身份认同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由于对一些成员国的变相专制制度的容忍，欧盟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的誓言已经越来越沦为一句起修辞作用的空洞套话——这简直就是在自欺欺人。

只有无条件认同《里斯本条约》里的基本价值的那些联盟成员国才能革新欧盟，这些基本价值包括尊重人的尊严，尊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捍卫包括少数族裔个人权利在内的人权。同时，也不应该有任何东西阻碍这些国家之间不断地相互协调和更加紧密的合作。

这样一个服膺规范性价值的核心欧洲不应造成欧洲内部的一种新的“东、西分裂”。例如，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方向就与维克多·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治下的波兰有根本性的差异。在法治和民主方面，它们的立场比2004年以后加入欧盟的一些国家要更加接近欧洲联盟的诸创始国。欧洲联盟中的自由民主国家必须发起倡议，并使之能够引导“非自由的民主国家”中的反对派力量。这样一个非正式联盟传递给专制政策辩护者的声音一定要响亮——“非自由的民主”是个自相矛盾的东西。谁宣传这样的东西，谁就在破坏西方世界流传下来的规矩。

自由民主国家需要比以前更密切合作的领域，并不仅限于欧盟的框架之内。它们同样应该在北约这样做，在那儿有那么一个成员国远比匈牙利和波兰更加背弃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土耳其。鉴于西方民主国家已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防御状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全球范围内，与所有不光在言辞上，同时也在实践中按照人权、法治和代议制民主的规则行事的国家进行合作。在环保和贸易这类问题上，可以与非民主的大国设立一些实现专门目的的组织合作作为补充，但这决不能取代基于规范性价值所建立的同盟。

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进行更深入的合作之所以成为当务之急，同样也是因为美国这个跨大西洋西方世界一直以来的领导力量自身也正陷入一场严重的认同危机和系统性危机之中。在2017年1月20日之后，执掌美国的是一个不再珍视本国遗产中规范性价值的人。唐纳德·特朗普的那个“美国优先”的口号是对美国1776年赖以建国的那些普世价值的拒绝。美国的第45任总统尽管已经收回了他在选战期间对北约和欧盟的大部分批评，但即使在他的共和党同僚们看来他现在也是不可预测的人物，简直就是一个安全隐患。他被指责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有着可疑的关系，他漫不经心地处理机密情报和干预司法。随着一位特别调查员接受任命，对“特朗普团队”在2016年选举期间的“通俄”嫌疑进行调查，2017年5月中旬，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将他与第二任期时的理查德·尼克松相提并论，并且开始讨论弹劾总统的可能性。美国已经出现了总统危机的苗头，其结果尚无法预见。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表明，美国民主应该能通过这场考验。司法机构和媒体依然保持独立；无论在美国的街头或在广场，还是在“社交媒体”上，那些批评总统的人并没有沉默，反而十分踊跃；在国会中阻击特朗普的不仅有作为反对党的民主党人，而且还有一些为祖国的未来忧心忡忡的共和党人。对美国的盟友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与美国政府中那些可预测和可靠的成员建立联系——他们与总统本人完全不同。

假如欧洲联盟真的拥有在重要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的能力，那么它就可以成为跨大西洋的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矫正器。但欧盟远没有这样的本事。只要还有个别成员国觉得唐纳德·特朗普对政治秩序的看法比那些欧盟创始国看法更为亲切，还有个别成员国甚至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赞赏有加，那么欧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就只能局限于自身的边界之内。即便是在边界之内，一切也都还要看自由民主国家们是否能够合作。凡是在27国欧盟的框架内无法协调一致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都有赖于“意志联盟”来促成。应该说，一切都发端于德国与法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2017年5月的法国总统大选之后，形成这一局面的希望比此前大了一些。

有一个欧盟成员国受英国脱欧的影响最大：德国。德国是欧洲大陆上与英国经济关系最紧密的国家，英国从德国进口的商品比从其他任何欧盟国家进口的都多。反过来，德国也是从英国进口最多商品的欧盟国家。

在欧盟内部事关秩序原则的问题上，德国总是可以指望英国的支持——这两个国家都属于“自由派集团”。有了英国，再加上原先的“马克集团”（即引入欧元之前锚定德国马克的几个国家：荷兰、奥地利和芬兰），就能够在部长会议中形成一个可以阻止表决的少数派（45%的欧盟成员国，35%的欧盟人口）。英国离开欧盟之后，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相反，同样也能够形成可以阻止表决的少数派的“地中海集团”则壮大起来。今后，在“自由派”与“保护主义派”的争论之中，后者的形势会变得更为有利。英国脱欧之后，从表面上看，德国因其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方面的分量在欧盟内领导地位会更加突出，但其实英国脱离欧盟一事最大的输家就是德国。[10]

27国欧盟对德国的期望很高。长久以来，不但其他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还有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很多经济学家都呼吁通过更多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提高工资以拉动内需来减少那“臭名昭著”的德国出口盈余。德国确实存在着阻碍投资的因素。当然，这主要不是由缺乏公共投资所致，更多的是相关部门的人员裁减所引起的规划能力不足的后果。

其实，假如不是因为从欧元的低汇率中获益的话，德国的顺差本不会这么高：这是欧洲央行推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德国方面至少在形式上批评了这样的做法。（仅做形式上的批评，是因为欧洲央行的这项政策给德国的财政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大大降低其债务利息，而这对德国的储户而言效果则恰恰相反。）国内外对德国落后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教育设施和数字通信设备，以及相对疲软的国内市场持续不断地批评终于起了作用：近期，公共投资、工资和个人消费已经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即有所上升），尽管进展缓慢。

除了要求修正德国经济的出口能力之外，还有人呼吁德国应对欧盟中那些能力不强的国家予以更多的支持：地中海沿岸国家（常以意大利为首，弗朗索瓦·奥朗德治下的法国也经常掺和）声称，鉴于德国从共同货币中获益最多，它应该对那些因为严格遵守《马约》预算政策而受损的国家表现得更加慷慨，这些国家已经进入了失业率（特别是青年人的失业率）不断增加的恶性循环中。要赤字财政下的经济增长，而不要紧缩财政政策——“负债国”的这个要求使它们陷入了与“北方国家”（比如德国）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不过这正好反驳了“德国是从欧元中获益最多的国家”的说法。[11]

强调财政纪律的人常常忽视或不愿承认“纯粹的”紧缩政策所带来的顺周期效应，在这方面，来自地中海沿岸国家（而且不光来自那里）的批评还是合理的。但是，一个不尊重既定条约而随意引入新规则的货币联盟是不会持久的。它可以使已经被证明过于僵化的规则变得更有弹性（欧盟已多次这样做），但它不可以为了短期的经济目标而进行政治投机——从长期看，这样非但帮不了那些涉及的国家，反而会伤害它们，因为这会使它们的债务负担更重，无法解决这些国家经济困难的深层次问题。

当一个成员国总算开始着手进行旨在提高其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同时也开始重视其财政纪律时，货币联盟总是愿意展现出更多的弹性。谁愿意朝着这个建议的方向调整自己的政策，谁才有资格向伙伴国家索取帮助。真正的团结意味着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而且只有存在自助意愿的时候，这些呼唤团结的国家的政府才能让本国的议会和民众在政治上理解：援助在具体的情况下是有意义的，甚至是必需的。

近年来，对德国的批评不仅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关，德国政府被扣上霸权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帽子与其2015年以来处置难民危机的做法有很大关系。尽管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外国政治家称赞德国总理同意成千上万的移民入境德国的决定，并且向众多德国人的人道主义热情致敬，但包括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另一些政治家也在谈论默克尔危险的单干行为和德国在道德上的自负。

德国的单干行为，或更确切地说，是德国和奥地利共同进行的非多边行为，指的是两国在2015年9月4日晚决定批准被匈牙利截住的移民进入奥地利，并由此入境德国。这样一个决定在做出前没有与欧洲联盟或其他邻国商量，而且对于安格拉·默克尔与她的奥地利同行维尔纳·法伊曼在电话中达成一致的方案，柏林总理府显然没有考虑对其后果战略性的、长远的效应。

这个仓促决定惠及的那些想要离开匈牙利却离不开的人的救援行动在人道方面多么有道理，开放德国边境数月之久的做法就多么成问题。这样做的影响远远超出德国的预期。中东欧的邻国与德国不同，那里缺乏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共同生活的体验，因此产生了对德国这种自行其是态度的反感，并且从此下定决心不参与由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推动的、解决难民危机的全欧共同方案。在英国，脱欧的鼓吹者从普遍的恐惧心理中得利，因为德国的态度让一些人觉得移民潮将很快到达英国。在德国本国，民族民粹主义的“选择党”势力大增。[12]

德国在邻国面前以其道德水平而狂傲自负——这样的指责不仅适用于联邦政府和执政阵营，甚至适用于以绿党为代表的反对党和包括公共媒体在内的大部分德国媒体。除了对移民特别高涨的援助热情所体现出的“欢迎文化”之外，在2015年9月4日之后的几周内德国还经历了不理智的自我吹捧，其中还夹杂着对邻国所谓硬心肠行为居高临下的，而且常常是鄙视性的评价。在为德国的难民政策辩护的声音中有时还能听见这样的看法：德国那罪恶深重的历史终于有了一些有益的后果，它现在已经可以当其他欧洲国家的榜样了。

把德国当作欧洲的道德领袖，觉得本国有一种不便说出口的充当道德权威的权利：这就是这种新的、呈现出模糊的“左派”面貌的布道意识所带来的影响，而且影响还不局限于德国。这样做造成的后果包括德国因难民问题而受到孤立，以及人们会怀疑德国真的有能力履行它时常承诺的对欧洲的责任。因此，德国从2015年所经历的事情中所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任何道德上的傲慢。德国可以而且应该在人道主义领域比其他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做得更多。鉴于这个国家本来就需要移民，它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劳动力市场的需要，通过简化现代移民法来引入合法移民。但德国决不可自视高于其他国家，这个来自德国历史的教训从来都没有过时。[13]

难民危机留下的另一个教训是，德国应该停止在涉及整个欧洲的问题上单干。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之后，在欧洲政治中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了。与法国一道，德国可以推进货币联盟和欧洲联盟的改革，哪怕有个别成员国并不准备在一开始就追随“两巨头”。与法国联合在一起，德国可以在英国脱欧后努力使欧盟与英国尽可能保持密切的关系。有了法国这个同盟，德国最终能为北约安然通过迄今为止最严重的考验做出贡献，这考验来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不可预测性。

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可以独善其身。如果它们将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不但能改善旧大陆上的这些国家在面对其他奉行专制秩序的国际行动方时的政治和经济态势，而且还能增强欧洲内部坚持自由的、多元的、非暴力的和尊重人权及公民权的民主制度时的自信力——使其能够在面对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时捍卫民主这样一种政府体制，因为它是大西洋两岸两次大革命（1776年美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最有价值的遗产。如今，分布于全球的西方世界除了欧洲的一大部分之外，还有包括位于北美洲、澳洲的带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烙印的民主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这个西方世界早已度过了在全球影响力上的巅峰时刻。现在，它还能不能在全球辐射自己的规范性价值体系，完全取决于西方世界自己。

[1] Jaques Rupnik, Illiberale Demokratie. Das europäische Dilemma und das Ende des liberalen Zyklus, in: Lettre International, Herbst 2016, S. 11-15 (14).

[2] Philip Mirowski and Dieter Plehwe (eds.), The Road from Mont Pèlerin. The Making of the Neoliberal Tought Collective, Cambridge 2009; Anselm Doering Manteuffel/Lutz Raphael, Nach dem Boom. Perspektiven auf die Zeitgeschichte seit 1970, Göttingen 20102; Pierre Rosanvallon, Die Gesellschaft der Gleichen(frz. Orig.: Paris 2011), Hamburg 2011, S. 247 ff.; Hartmut Kaelble, MehrReichtum, mehr Armut. Soziale Ungleichheit in Europa vom 20.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Frankfurt 2017, S. 163 ff.

[3] Dani Rodrik, Das Globalisierungsparadox. Die Demokratie und die Zukunft der Weltwirtschaft (amerikan. Orig.: Princeton 2011), München 2011, S. 9 ff. (17 f.).

[4] Daniel Katz, The Psychologie of Nationalism, in: J. P. Guilford (ed.), Field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1940›, 19482, S. 163-181 (165).

[5]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Die Entstehung des Staates als Vorgang der Säkularisation, in: Staat, Gesellschaft, Freiheit, Berlin 1976, S. 42-64 (60).

[6]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Die Zeit der Gegenwart, München 20163, S. 187 ff.

[7] Paul Collier, Exodus. Warum wir Einwanderung neu regeln sollten (engl. Orig.:London 2013), München 2014; Alexander Betts/Paul Collier, Gestrandet.Warum unsere Flüchtlingspolitik allen schadet-und was jetzt zu tun ist (engl.Orig.: London 2017), München 2017; Ruud Koopmans, Assimilation oder Multikulturalismus? Bedingungen gelungener Integration, Münster 2017; Stefan Luft, Die Flüchtlingskrise. Ursachen, Konfl ikte, Folgen, München 2016; Julian Nida-Rümelin, Über Grenzen denken. Eine Ethik der Migration, Hamburg 2017;Udo Di Fabio, Schwankender Westen. Wie sich ein Gesellschaftsmodell neu erfinden muss München 2015.

[8] “孤立的行政权”（verselbständigte Exekutivgewalt）——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创造的概念，用以描述一种与授权者相分离的行政权。详见本书原文第69页（即边码），下同。

[9] Markus Brunnenmaier, Harold James, Pierre Landau, The Euro and the Battle of Ideas, Princeton 2016, S. 40 ff.; Martin Winter, Ende einer Illusion. Europazwischen Anspruch, Wunsch und Wirklichkeit, München 2016, S. 45 ff.; Tomas Schmid, Europa ist tot, es lebe Europa! Eine Weltmacht muss sich neu erfinden, München 2016, S. 163 ff.

[10] Hans-Werner Sinn, Der Schwarze Juni. Brexit, Flüchtlingswelle, Euro-Desaster Wie die Neugründung Europas gelingt, Freiburg 2016.

[11] Johannes Becker/Clemens Fuest, Der Odysseuskomplex. Ein pragmatischer Vorschlag zur Lösung der Eurokrise, München 2017, S. 279 ff.

[12] Robin Alexander, Die Getriebenen. Merkel und die Flüchtlingspolitik: Report aus dem Inneren der Macht, München 2017; Betts/Collier, Gestrandet（同本章注释7）,S. 93 ff.; Hans-Peter Schwarz, Die neue Völkerwanderung nach Europa. Über den Verlust politischer Kontrolle und moralischer Gewissheiten, München 2017。亦见本书原文第116页前后。

[13]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as Undenkbare denk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8. 9. 2015; ders., Wer hat die Deutschen zu Richtern der Nationen bestell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2. 12. 2015; ders., Es gibt kein deutsches Moralmonopol, in: Die Zeit, Nr. 18, 21. 4.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