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缺少政治联盟的货币联盟？

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欧元是德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这样就不能改变法国反对德国重新统一的想法。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早在1988年夏天，欧洲共同体就已经开始为创建一个经济兼货币同盟做准备——而这个构想又可以追溯到一个早得多的项目，即1970年以卢森堡总理皮埃尔·维尔纳（Pierre Werner）的名字命名的“维尔纳计划”（Werner-Plan）。一年之后的1989年6月底，欧盟的马德里峰会做出决定：从1990年7月1日起迈出该计划的第一步。

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西欧已经有了共同的货币政策。1972年4月，欧共体成员国建立了所谓的“货币队列”，这意味着它们彼此之间要就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浮动区间达成共识。当1973年3月创立了近三十年且由美国主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联邦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丹麦协商一致：让它们的货币共同对美元“浮动”，但同时又在彼此的货币之间维持固定汇率。不过，1974年初法国就退出了这个紧密的货币同盟。到了1979年，1972年的“货币队列”解散而且升级成了“欧洲货币体系”（简称EWS）——它借助“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简称ECU）而构成了一个自洽的货币兑换体系。这个新体系最重要的标志是固定但略有弹性的汇率，其狭窄的浮动区间是增减0.225%以内。英国没有参加欧洲货币体系。

这个新体系的推动者是法国的自由派总统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和德国的社民党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季斯卡·德斯坦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欧洲货币体系来结束法国的通货膨胀。令施密特感兴趣的是抑制因美元下跌而导致的德国马克升值，否则联邦德国的出口和竞争力会被拖累。但波恩与巴黎之间的分歧仍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法郎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贬值，而德国马克则持续升值——季斯卡·德斯坦的继任者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认为，这样一种发展状况对法兰西的荣誉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在他看来，要除去这个弊病，必须把德国马克——他在1988年8月的法国部长会议上称其为“德国的原子弹”——升格为一种欧洲的共同货币。[1]

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之际，密特朗万分紧张。民主德国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如此一来“德意志问题”又必将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之中。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11月28日把《十点声明》（Zehn-Punkte-Erklärung）提交联邦议会之前，没有跟法国也没有跟任何西方大国商量过。而且他还在这份声明中把国家的重新统一当作目标，这一点让法国总统很生气。两天之后，密特朗警告德国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如果波恩准备凭一己之力在德意志问题上蛮干，那么他甚至有可能去召集包括苏联人在内的欧洲列强来对德国采取共同行动——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做的那样。[2]

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将得到德国马克的支撑，而德国马克又有联邦德国强盛的经济做担保，这将会顺理成章地给欧洲降下一个霸权力量——密特朗害怕的就是这个，而且这一恐惧也主导了他的德国政策和欧洲政策。如果转从积极的一面看，那么这意味着联邦德国若是能声明，引入欧洲共同货币要优先于欧洲的政治统一——让欧洲共同货币拥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法国就不会反对它的东部邻居再度统一。

从前，赫尔穆特·科尔从未怀疑过：欧洲的货币统一和政治统一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样一个一揽子计划不仅是他个人的信念，同时也是联邦德国欧洲主义的核心。然而，密特朗的态度却渐渐令他改变了想法。科尔不想让德——法关系的裂痕阻碍德国的统一，于是他在1989年12月5日让步了——几天后欧共体就要在斯特拉斯堡召开峰会。在一封致法国总统的信中，科尔赞成于次年年底召开一次有关经济联盟和货币联盟的政府会议。12月8日，欧洲理事会就此方案达成一致。

四个半月之后的1990年4月21日，欧共体的外交部长们在都柏林决定：在举行关于货币同盟的政府会议的同时，再举行一个推进创建政治同盟进程的会议。这样一来，欧洲的货币统一和政治统一这两件原准备一起办的事，就变成了两件同时推进但分别办理的事。这是波恩为了法国能同意德国统一而付出的代价。[3]

联邦德国转变其路线的意义高得难以估价：早在1989年11月27日科尔就已在给密特朗的信中指出，鉴于一些欧洲国家的财政赤字依然很高（这其中也包括法国，但他没有点明），他请求到1990年底再决定是否召集一场筹备货币联盟的政府会议。但密特朗的威胁起了作用，事实上科尔在接下来的交流中很快就不再提他关于稳定性的论点了。如果说科尔总理此前一直主要在联邦德国宣传他的“加冕论”的话，从现在起他的想法已经接近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以及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主席领导下的欧盟委员会所钟爱的“创造论”。[4]按“加冕论”，货币统一是完成欧洲政治统一的最后一步（即“加冕”）；“创造论”则认为：货币的统一会为政治统一创造条件。

但那时候科尔似乎还没想到，他的路线转向意味着组建政治联盟的进程会无限期地延宕下去。直到1991年11月6日，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获通过的数周前，他还在向联邦议会宣称“那种认为可以在没有持久政治联盟的情况下组建货币联盟的想法，是行不通的”，这是从当代历史——而且不单单是德国历史——中得出的教训。[5]然而，科尔总理在这里所表达的其实只是一个愿望。但事实上，事情自1990年12月两个政府会议（一个讨论经济及货币同盟，另一个讨论政治同盟问题）同时分别召开之后就已经偏离方向，一年之后，它所造成的后果只有后续付出极大的努力才有可能挽回。

如果狭义地就货币联盟的设计而言，1992年2月7日在马斯特里赫特庄严签署的关于欧洲联盟的条约所依照的主要是德国的设想：欧洲中央银行（简称EZB）应该像德国联邦银行那样独立。国债应该受到严格控制：预算和实际的财政赤字一般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按市场价格计算）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只有当成员国在支出、通货膨胀率、利率和财政赤字方面严格遵守1979年商定的趋同标准，并且在这些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的情况下，才能按照计划，最迟于1999年初开始进入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此后，“主权债务”原则继续适用：违约风险由各国承担；根据“不救助”原则，各国对其他国家的债务不承担责任，英国有权不参与第三阶段。

当货币联盟已呈现清晰的轮廓时，各成员国在政治联盟方面基本上毫无进展。对于“政治联盟”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巴黎与波恩之间尚有分歧。德国方面倾向于按联邦制结构理解——不过也没有去精确地定义这具体是什么意思，而法国人则更倾向于将它理解为一个主权国家们在其中进行更密切合作的结构。对英国人来说，“联邦制”是一个根本就不能提的词。丹麦人的想法也基本类似于英国人。

经过长期谈判，各国首脑终于认可了其实早在1957年《罗马条约》序言中就已经宣布过的“越来越紧密的联盟”的目标和辅助性原则（按此原则，只有当某个低一级单位的力量不足以完成其任务时，更高一级的单位才能将工作接管过来）。除国家公民身份之外，还出现了联盟公民身份，根据居住地原则，它关系到社区选举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新成立的地区委员会，赋予了地区和地方当局维护自己利益的机会。根据“共同决定程序”，欧洲议会在一系列事项上对欧洲理事会[6]的提议拥有不同级别的否决权。此外，欧盟委员会的任命也必须取得欧洲议会的同意。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欧洲共同体变成了欧洲联盟。从此，欧盟为其三大“支柱”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空间或者说共同的穹顶，这三大支柱是：欧洲共同体、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简称GASP）、司法及内政合作。只有第一根支柱有超国家合作的特性，它是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共同体各项条约的基础上达成新的有关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共识。而第二根和第三根支柱只涉及“尚未纳入共同体范围的”领域，或者说只是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7]

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第一阶段已于1990年1月1日开始了。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成员国之间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和成员国货币政策的趋近。1994年1月1日开始的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创建欧洲中央银行（于1998年7月1日开始正式运行）。按计划，第三阶段最晚不迟于1999年1月1日开始，此后各国尚保留的货币政策手段将全部移交给共同体。把1999年1月1日确定为进入第三阶段的“最后期限”，是联邦总理科尔在德国联邦银行对此表示严重忧虑的情况下，对弗朗索瓦·密特朗所做的一个政治让步。

绝大多数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专家都对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协议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早在1992年就已经指出：欧洲货币联盟所囊括的是一个高度异质的经济空间。在此空间内，那些能力更强的国家，传统上有好的财政纪律和稳定的币值，而那些能力较弱的国家却并非如此——这些弱国比其他国家更习惯于放纵通货膨胀和债务堆积。[8]

在牛津大学任教的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于1995年12月接受《明镜》（Spiegel）周刊采访时说：“货币联盟这项工程想把德国的行为方式教给其他国家，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想要像德国一样行事。对意大利而言，偶尔货币贬值，比死守着固定汇率更有用；对法国来说，更多的政府开支比严格遵守主要由德国奉行的财政平衡标准更有意义。”[9] 1998年初，有15位德国经济学家表达了比较委婉的看法：虽说拥有一种共同货币是必要的，但这来得太早，因为并非所有成员国都达到了趋同标准。[10]

到这时为止，这些受到评论家批评的差异性是通过各国本币的升值和贬值体现出来的，而且也因此得到控制。但从1998年开始，较弱的经济体只能通过降低工资、薪金和社会福利等“内部贬值”的方式，或是通过或多或少地“加宽”《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所规定的稳定标准来寻找出路。1996年12月在都柏林签署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再一次修订和细化了《马约》的标准。它规定各国每年的财政赤字[11]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得超过3%，这个上限只有在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或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下降3%以上时才能超过。如果某国强行违反稳定标准，那么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就可以在取得三分之二多数的情况下对其实施制裁。

对经济和财政上较弱的欧元国家而言，欧洲共同货币的引入意味着更低的利率，这会在更大程度上诱使国家和非国家的经济主体增加借贷。届时，一个欧洲的货币同盟必须保持物价稳定以提升竞争压力，并且加重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惩罚。为了应对这些危险，不仅需要严格监管欧洲的银行，还需要真正的财政联盟，最终还需要一个有效率的和持久的政治联盟，该联盟要协调各成员国的预算、财政和经济政策，并在必要的时候能以自行启动的制裁去强制执行协调。然而，这样一个方案却缺乏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欧洲诸国的政府必须能够意识到它是必不可少的。

1997—1998年，当货币同盟第三阶段的脚步日益临近，觉得越来越紧张的并不止德国。在这之前的几年里，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已经在想方设法去满足《马约》所设定的条件。不过，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欧盟“令人担心的孩子”（即使不算马上要详谈的特例——希腊）的国债率都远远超过商定的60%；而且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大利的财政赤字都居高不下。在那几年，意大利政府靠所谓的“欧元税”的帮忙，把财政赤字率从1995年的7.5%降到了1997年的2.5%和1998年的2.7%。而这（暂时性的）“欧元税”，其实就是对出售国家黄金储备所得的利润征税，是彻头彻尾的人为操纵。

在德国，即便是像萨克森州州长[12]库尔特·比登科普夫（Kurt Biedenkopf）这样科尔总理著名的党内伙伴，也认为应当推迟引入货币联盟的时间，因为在原定时间点上还有许多未来欧元区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13]但此时的赫尔穆特·科尔在政治联盟一事上的决心已经远不如20世纪90年代初，他坚持要把1999年1月1日引入共同货币的事情在1998年大选之前敲定，并使之不可逆转。这样一来，他可能的继任者，社民党人格哈德·施罗德也就无从再改弦更张。时任下萨克森州州长的施罗德，曾在1998年3月26日接受《图片报》（Bild）采访时将欧元称作“带病的早产儿”。[14]在科尔离职7年后的2005年4月，卢森堡总理让-克劳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庆祝科尔75岁生日的宴会上，回顾了这位德国前总理在欧洲共同货币诞生中的角色。他说“在那一刻如果没有科尔”，现在就根本不会有欧元。[15]

当欧元于1999年1月1日成为非现金流通中的支付手段时，15个欧盟成员国中只有11个参与其中。英国始终坚持其“不参与”（opt-out）的立场；瑞典和丹麦保留了自己的决定权。在2000年夏天丹麦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多数民众（53%）反对欧元。3年之后的2003年夏天，有56%的瑞典公民在全民公决的投票中反对引入共同货币。希腊则是因为其他原因被排除在外：它的经济数据不过关。希腊的国债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9.7%，财政赤字率高达6%，通货膨胀率高达5.5%，这让它根本没有可能成为欧元区成员。

然而2000年，希腊成功地让经济与货币联盟接纳了它。这样一来，在2002年1月1日欧元开始以硬币和纸币的形式进入流通之际，欧盟中就能有12个成员国参与其中了。鉴于欧盟专门负责统计的机构欧洲统计局（Eurostat）也未对此发表异议，各国的财政部长以至国家和政府首脑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去质疑希腊数据的正确性了。

2004年11月，当保守的希腊新民主党（Nea Dimokratia）胜选之后8个月，该党的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Kostas Karamanlis）政府承认：上一届的康斯坦丁诺斯·西米蒂斯（Konstantinos Simitis）的社会主义派[16]政府向欧盟提交了虚假的数据。在作为参考年份的1999年，其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远高于所允许的上限。为了将这个数字美化至1.8%，有很大一部分军费开支没有纳入财政赤字的计算之中。希腊加入货币联盟，是一桩国家欺诈事件。在该国获准成为成员国之后，欺诈还在继续。雅典从纽约的投资银行高盛那里获得了一笔秘密贷款，这使希腊能在表面上大幅削减其美元和日元债务。凭着这份“优质服务”，高盛赚了3亿美元。[17]

当希腊在1981年带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加入欧共体时，应该感谢那种由来已久的，自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时期就开始出现的亲希腊情绪，法国前总统季斯卡·德斯坦还曾在1981年这样说过：“人们可不能让柏拉图去踢乙级联赛。”[18]当时还有一种观点也深受欢迎：由于希腊曾是欧洲民主的摇篮，所以欧洲有义务对希腊表示感激——可如果人们能看到雅典的集会式民主仅代表了多么少的人口，看到当时的政治程序中真实的权力关系，看到古典时期的希腊有多么缺乏人权，就会发觉这只是个神话！[19]

在2000年前后，这股亲希腊情绪的效应依然不可阻挡。考虑到希腊行政部门是出了名的不靠谱，其他欧洲国家和欧盟本应该批判性地看待所谓的赤字下降才是，结果它们竟然坐视不管——接纳希腊入盟意味着所有参与其中的政府和机构在政治上的无能。而且，这次显现出的无能尤甚于1996—1997年的那一次——容忍意大利在财政数据上耍手段。

然而，若是将此事放到更大的背景之下观察，那么让希腊成为第12个欧元区国家的决定就不那么出格了。欧元之所以能诞生，靠的就是各国对“政治优先”原则的自愿认同。根据该原则，政治上的考虑应永远优先于经济上的考虑。在德国，按此原则确定优先性的格哈德·施罗德领导下的红绿联合政府应该对这一事件负责，因为是其相信了希腊的数据，并且支持了希腊加入欧元区的愿望。

会动脑筋的不光是希腊，2000年之后，连那些欧盟的“老成员”也展现出了各种既能突破《马约》中所商定之限制，又能规避因此而可能导致的制裁的方法和套路。首开先例的是德国。红绿联合政府以“议程2010”为题自2003年起在德国推行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福利改革，成了施罗德总理为超过3%上限所寻找的借口。其实德国早在2002年就突破了这个标尺；2004年，其财政赤字率已达3.8%，次年为3.7%。到了2004年12月，为了逃避欧盟委员会威胁要启动的赤字调查程序，柏林才宣布会在2005年把财政赤字率降到2.9%。

但在与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密切磋商之后，施罗德违背了这个诺言。法国对“软化”《马约》中各种严格限制同样抱有兴趣。早在2003年，柏林和巴黎就阻止了欧盟委员会以发“蓝皮书”的方式向那些突破了“3%标准”的欧元区国家警示预算纪律的打算。欧盟中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此行事，鼓励了其他成员国纷起效尤。不过，施罗德认为这回突破规则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他相信，严格的政策议程会阻止德国人得寸进尺。希拉克就用不上这个理由了：法国放弃了那些本来与德国的方案也只是略有些相似的改革。

如果说2002年是12国组成的货币联盟把欧元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而2009年该联盟的成员已达16个。斯洛文尼亚于2007年加入，随后是2008年的塞浦路斯和马耳他、2009年的斯洛伐克、2011年的爱沙尼亚、2014年的拉脱维亚和2015年的立陶宛。2001—2007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是1.96%，这低于欧盟（2.18%）和美国（2.41%）的数据。在1999年开局时，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是1.18∶1，明显高于汇兑平价（Parität）。在2001年其对美元的汇率暂时跌至1∶0.87，随后又在2008年升至1∶1.59。在之后几年中，欧元汇率剧烈震动，并于2015年底再次停留在与美元的汇兑平价上下。

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无情地暴露了许多欧洲经济体的弱点。虽然德国从红绿联合时代的改革中获益，并在货物出口和资本出口方面都出现了高额顺差，但欧元区许多国家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爱尔兰和西班牙，2007年之前的“好年景”膨胀起来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了；葡萄牙也开始尝到了其大手大脚又漏洞百出的基础设施政策的后果。

希腊的情况最为严峻：国内两大政党以裙带关系组织的权贵经济；两党都将公共服务部门看成为自己的（大多在专业上不合格的）追随者提供饭碗的机构；臃肿不堪的军事机关；古旧的土地登记体系；船主和东正教会（它同时还是除国家之外该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事实上根本就不交税；司法和征税机关的低效；系统性逃税并非巨富们的专利，而是遍及多个社会阶层的行为——对所有这些弊病，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长久以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09年底，希腊的公共债务率几乎达到130%，比欧盟标准（60%）高出2倍有余；到2013年7月，其债务率已攀升至160%。共同体的一系列“救援方案”已从2010年起开始实施，但几乎没有带来任何结构性的改善。2011年开始的“债务减记”——私人债权人放弃一部分对希腊债权——也同样没什么效果。

为了希腊，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将“不救助”原则抛到了一边，因为它们担心希腊债务危机会蔓延到其他地中海国家。这些令人担忧的国家除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塞浦路斯之外，还有包括2012年公共债务率已达127%的意大利——这已远远高于《马约》所规定的上限。就连法国，也经常不遵守布鲁塞尔关于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的规定。

如果地中海国家的病态发展存在一个共同原因的话，那就是与欧元相伴生的低利率。低利率有利于那些在财政上拖拖拉拉的做法——尤其是在社会福利分配的领域。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没有去推行已被耽误的结构性改革，却长期奉行一种让其所占有的财富保值、增值的政策，而这些财富凭其自身的力量本来是挣不来的。

欧盟应对危机的办法是双管齐下。由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提出了符合德国想法的要求：削减公共支出并进行结构性改革，以使国债率和预算赤字率低于上限。欧洲中央银行实行了宽松银根的政策（Politik des billigen Geldes），还几乎不加掩饰地实行了其实被《马约》禁止的直接金融资助政策（Staatsfinanzierung）[20]。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于2012年7月26日在伦敦举行的全球投资会议上的承诺引来了全世界的关注。他表示欧元是不可逆转的，还一字一句地说了下面的话：“欧洲央行准备利用其授权范围之内的一切必要手段去捍卫欧元。而且请相信我，这肯定够了。”[21]

德拉吉的这个戏法吓跑了金融投机市场上那些试图做空欧元的势力，在这方面他干得很成功。然而欧洲央行的那些货币再保险计划，无论是债券购买计划[22]、量化宽松（QE），还是其他一些干预方案，都有其副作用。因为它们稀释了欧盟向陷入危机的国家所施加的改革压力。不过，欧盟新设立的以严苛的义务作为救助前提条件的“援助计划”（Rettungsschirmes），还是在一些早早接受紧缩财政开支要求的国家取得了预期效果：爱尔兰和葡萄牙在恢复稳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即便在速度和程度上有所不同），当然其付出的代价是高企的（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失业率。西班牙的情况也与之类似，由此避免了正式地将自己暂时置于由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方代表组成的援助机构的“支配”之下。

即便是希腊，也在获得债务减记之后于2014年成功地缩小了预算赤字，但这一成功没有持续很久。在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领导的社会主义左派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于2015年1月底赢得大选，并且与极右的独立希腊人党（Unabhängigen Griechen）组成联合政府之后，开启了一段以希腊政府为一方，以欧盟和德国政府为另一方的冲突时期。冲突的高潮是齐普拉斯政府发起的一项反对履行紧缩和改革义务的全民公决，欧盟要求将这些义务作为第三次援助协议的前提条件。结果，2015年6月5日反对改革的人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胜利——有61.3%的希腊人支持他们。

“希腊退出欧元区”（Grexit）看上去近在眼前了，这意味着希腊要退出欧元区并重新用原来的本币：德拉克马。这个结局之所以（至少是暂时）得以避免，主要是因为齐普拉斯在几天之后又让步了，他接受了布鲁塞尔方面的大部分要求，并且在反对党的帮助下通过了改革法案。为了挫败其党内反对派的声势，这位希腊总理最终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2015年9月20日举行的大选让激进左翼联盟再次成为最强大的政党。现在，由于这个执政党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它可以顺利地重组2月建立的“左-右联盟”。

然而，在2015年秋天，希腊的危机还远远没有解除。特别是雅典还在欧盟的容忍之下不断向后拖延那些“令人不快”的改革时间：比如农业税改革和退休系统改革（包括推迟退休年龄、降低退休金）。至于国有资产私有化，希腊早就表现出它不会按欧盟所要求的速度和规模去办。正因为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向雅典提供资金援助的事也悬而未决。

直到2016年5月才取得如下进展：在希腊国会通过决议大幅削减养老金，进行所得税改革，并按照欧盟的要求建立了一个自动启动的机制——如果预算目标无法实现，福利和薪水将进一步降低。此后，货币联盟的财政部长们才同意用2012年底建立的“欧洲稳定机制”（Europäischen Stabilitätsmechanismus）中的基金（即“援助计划”）再给予雅典103亿欧元的信用额度。是否进行下一步的援助，要看该国的财政是否进一步稳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同意进行任何的债务减记。欧元集团决定在短期内只试图改善债务管理；如果2018年救援计划能够顺利完成，将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表示基本赞成此方案。

2016年5月的决定仅能让希腊的危机有所缓解，而且整个货币联盟的危机也远没有得到解决。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三大成员国之间，对稳定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仍存在分歧。对柏林而言，财政的稳定性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但巴黎和罗马更加看重经济增长。欧盟和货币联盟在此期间一再努力让其成员国遵守更加严格预算纪律，但无论是在欧盟的28个成员国，还是在欧元区的19个成员国之间，都无法达成一个可执行的共识。这些努力中的一个高峰是2013年1月的财政公约，由于没有英国和捷克的参与，此公约只能作为国家间协议来签署，所以（暂时）还不是欧盟法案。

2011年12月14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德国联邦议院宣布，财政和稳定联盟是消除“欧元与生俱来的错误”从而完成经济和货币联盟的一个机会。她还说，“真正的政治联盟的前景”正在形成轮廓。[23]欧元具有“先天缺陷”的这个看法，在今天的德国基本上是无可争议的。历史学家安德雷亚斯·勒德甚至提到（这是）一种“结构性错误”。[24]对经济学家汉斯-维尔纳·辛恩（Hans-Werner Sinn）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没有政治联盟的货币联盟是行不通的。”[25]柏林的这位女总理期待从这份财政公约中能够生长出一个政治联盟来，但这个愿望目前尚未实现。

还有一个愿望同样没有实现：那些赞成共同货币的人期待欧元能有助于消弭各成员国民族之间的对立，能唤起一种“我们都是欧洲人”的感觉。然而，欧元区的危机却更多地让各民族间的仇恨和成见死灰复燃：当德国的街头小报在煽动人们反对那些“懒惰的希腊人”时，希腊的报纸却试图唤起人们对纳粹时代和二战中德国战争罪行的回忆；在塞浦路斯、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

批评德国和布鲁塞尔的财政紧缩政策的声音不只出现在那些该政策所涉及的国家，而且也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其是美国，批评者包括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而且就像紧缩政策最先见效的伊比利亚半岛各国所表现出的那样，反对的声音也从未消失，德国和欧盟委员会所倡导的路线最遭人诟病之处就是高企的青年失业率。

柏林和布鲁塞尔有充分的理由坚持它们的立场，即拥有自助的意愿是外部援助起效的必要先决条件，结构性弊病只能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而不能通过堆积新的国债来解决。然而，倡议节俭的呼声也并非没有片面性。要是在施行财政紧缩政策的同时，一直努力地推进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那么实现拥有竞争力的目标之前的“饥渴期”就有可能缩短。此外，人们必须再次提醒德国：其出口虽然繁荣，可是在此期间它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忽视也广遭诟病。如此安排优先次序对欧洲不利，而从长远看对德国也同样不利。

货币联盟的参与者最终是否达成共识，让财政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之间实现富有成效的平衡，我们尚无从知晓。只要不存在这种基本共识，事情发展就很难像人们一直以来所设想的那样——一体化进程向财政联盟乃至政治联盟的方向发展。单方面的让步，例如满足对“欧洲债券”需求，或是由共同体出面为欧洲各银行提供再担保（Rücklagensicherung），将强化形成一个共同债务联盟和转移债务联盟[26]的趋势，那就会使那些经济和财政上更强的国家不堪重负，因为这样一来它们就是在拿本国民众对“欧洲工程”的支持——同时也是拿整个货币联盟的命运——打赌。自2014年的“政治化”（待稍后讨论）以来，欧盟委员会越来越倾向于宽容地处理那些一再或多或少地违背稳定性标准的政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摸着石头过河”（muddling through，也可以说是“得过且过”）的政策在近期会有什么改变。

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再去谈什么从货币联盟发展到政治联盟的目标了。2013年7月初，荷兰政府在每个可能的政策领域都与“越来越紧密的联盟”的计划背离。该政府的格言也在这时出了名：“任何东西，只要有可能，就搞民族的；万不得已时，才搞欧洲的。”[27]

此后不久，在德国联邦议院的竞选活动达到高潮时，德国总理在2013年8月13日的一次采访中发表了与转变立场之后的荷兰政府非常相似的看法。“更加欧洲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将民族国家政府的权责转移给欧洲政府，要是我方在行动中更严格、更紧密地与其他国家进行协调，我方也可以变得更为欧洲化。”安格拉·默克尔还进一步表示，她认为欧盟将某些权责交还给成员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8]她与英国路线的接近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位女总理的设想中，她是否转换路线，取决于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首相是否能让英国留在欧洲联盟之内。

这位德国政府首脑在2013年8月的谈话记录所说的，与其说是理论假设，倒不如说是对事态的描述：她强调欧洲国家在“尚未纳入共同体范围内的”政策领域展开合作的重要性，并且最后还认为这些领域比已经一体化的（或者说已经“共同体化的”）部门更为重要。按这个观点，欧洲理事会是一个比欧盟委员会或欧洲议会更重要的机构。在欧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中，恐怕不会有人反对这一说法。根据这个判断而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盟只能是民族国家们的邦联，而不是一个像1945年以后热情拥护西欧一体化的人所想象的那种联邦。

德国在2013年夏天对情况的判断就是这么现实，人们并不能在其中为货币联盟的未来找到答案。人们也依然不知道，希腊能否长久保持欧元区成员的身份。人们甚至不能肯定共同货币会不会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欧元区国家不能就其预算、财政和经济政策的长期协调达成共识的话。

另一方面，可以预见的是，加强政府间的合作会遭到这样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身处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之中，因为欧洲理事会的重要性在上升而感觉自己的地位在下降。欧盟正面临考验，可能会遭遇一场宪法危机。

[1] Jacques Attali, Verbatim. Bd. 3: Chronique des années 1988-1991, Paris 1995, S.74.

[2] Hans-Dietrich Genscher, Erinnerungen, Berlin 1995, S. 677 ff.; Hans-Peter Schwarz, Helmut Kohl.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München 2012, S. 559 f.;David Marsh, Der Euro. 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neuen Weltwährung（英文原版出版于New Haven 2009）, Hamburg 2009, S. 195 ff。

[3] Andreas Rödder, 21.0. Eine kurze Geschichte der Gegenwart, München 2015, S.287 ff.

[4] Andreas Rödder, 21.0. Eine kurze Geschichte der Gegenwart, München 2015, 原文第281页。

[5]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12. Wahlperiode, 53. Sitzung, 6.11. 1991, S. 4367.

[6] 请读者注意区分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欧洲联盟各领导机构因其中文名称相似而容易混淆，粗略地说：欧洲理事会（Europäischer Rat；英文：European Council）是各成员国首脑一起开的高峰会，所以相当于欧洲的“总统”；欧盟委员会（Europäische Kommission；英文：European Commission）是欧盟的最高行政机构，相当于“政府”；欧盟理事会（Ra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英文：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由各成员国相关领域的部长组成，相当于上议院（也可以说是“部长会议”）；欧洲议会（Europäisches Parlament；英文：European Parliament）由欧盟公民直接选出，席位大体按人口分配，相当于下议院。特别容易与上述四大欧盟组织混淆的还有一个欧洲委员会（Der Europarat；英文Council of Europe），拥有包括俄罗斯在内的47个成员国的欧洲委员会不是欧盟组织，它是一个成立于1949年并致力于在欧洲范围内维护民主、法治和人权的组织，下文多次提到的“威尼斯委员会”即隶属于该组织。

[7]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fortan: Geschichte IV):Die Zeit der Gegenwart, München 20163, S. 20 ff.

[8] Barry Eichengreen, Should the Maastricht Treaty Be Saved?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r. 74, Princeton 1992.

[9] «Alle Eier in einem Korb». Lord Ralf Dahrendorf über die Gefahren der Währungsunion und die Krise Europas (Interview), in: Der Spiegel, Nr. 50, 11. 12.1995.

[10] Der Euro kommt zu früh.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nehmen Stellung zur geplanten Europäischen Währungsunio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9. 2.1998.

[11] 此处“财政赤字”的原文是“Neuverschuldung”，可直译“新增债务”，但在此处与“财政赤字”是一个意思，而且译为“财政赤字”在上下文中显得更连贯。下同。

[12] “州长”一词，原文是“总理”（Ministerpräsident）。在实行联邦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各联邦州有较大自治权，各州首脑称“总理”，对州议会负责。为了与联邦总理相区别，本书译文按中国外交部和新华社的习惯译为“州长”，但其实际职权与直接对本州选民负责的美国“州长”并不完全一样。

[13] «Was wir tun, ist abwegig» (Interview mit Kurt Biedenkopf), in: Der Spiegel, Nr.31, 28. 7. 1997.

[14] Winkler, Geschichte IV （注释6）, S. 155。

[15] Schwarz, Helmut Kohl （注释2）, S. 802。

[16] 康斯坦丁诺斯·西米蒂斯所在党派的正式名称叫“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简称“泛希社运”。

[17] Winkler, Geschichte IV （注释6）, S. 157。

[18] Yves Clarisse, La Grèce et l’Union européenne, un mariage de déraison. Reuters,12. 10. 2011.

[19] Wilfried Nippel, Antike oder moderne Freiheit? Die Begründung der Demokratie in Athen und in der Neuzeit, Frankfurt 2008, bes. S. 11 ff.

[20] 直接金融资助政策是货币政策领域中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直接从中央银行得到金融资助，而无须支付任何回报。作者在这里提到的“直接金融资助政策”可能就指的是下文的“债券购买计划”（OMT）。二战后，联邦德国对这类极易引发通货膨胀的政策一向深恶痛绝。

[21] Winkler, Geschichte IV（注释6）, S. 240 ff., 377 ff., 400 ff. (Zitat Draghi: 421)。关于欧洲央行的政策的诸问题，参见Hans-Werner Sinn, Der schwarze Juni. Brexit, Flüchtlingswelle, Euro-Desaster-Wie die Neugründung Europas gelingt, Freiburg 2016, S. 203 ff。

[22] 债券购买计划，即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OMT），也称“直接货币交易计划”。根据该计划，欧洲央行会在二级主权债券市场上购买符合特定要求的欧元区成员国所发行的债券。

[23] Deutscher Bundesta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17. Wahlperiode, 148. Sitzung 14. 12. 2001, S. 17685.

[24] Rödder, 21.0（注释3）, S. 336。

[25] Hans-Werner Sinn, Der Euro. Von der Friedensidee zum Zankapfel, München2015, S. 453.

[26] 这里的“共同债务联盟和转移债务联盟”（Schulden- und Transferunion）的意思，应该是说把货币联盟变成一个“一国欠债，共同还债”的“大锅饭”联盟。

[27] Europa nur wenn möglich,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 7. 2013.

[28] 德国凤凰电视台（Phoenix）和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对总理的采访，见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Medienmonitoring Presse/TV/Hörfunk, 13. 8.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