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欧盟会崩溃吗？

2009年9月11日，克罗地亚举行了10个月内的第二场大选。6月，执政的中右翼联盟（Mitte-Rechts-Koalition）发生分裂，从而导致议会选举提前举行。在此次选举中，以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Kroatische Demokratische Gemeinschaft，缩写为HDZ，以下简称“民共体”）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保守阵营赢得了61席，明显领先于社会民主党人领军的国民阵营，后者只拿到了54席。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民共体会再次与温和保守的改革党派克桥党组成执政联盟。民共体此时的党魁是安德烈·普连科维奇，人们普遍认为他比他主张民粹主义的前任托米斯拉夫·卡拉马尔科（Tomislav Karamarko）显得温和一些。然而，现在要说克罗地亚整体上已回归“中间路线”还为时过早。曾担任过文化部长的兹拉特科·哈桑贝戈维奇（Zlatko Hasanbegović）还在该党的主席团中，这可是一个极端的、亲法西斯主义的和可疑的民族主义者。况且，即便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曾担任过总理的佐兰·米拉诺维奇（Zoran Milanović），也在选战中使用了大量极端民族主义的攻击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的口号。

大选结束约4周之后，新的政治联盟“成立”了。除了民共体和克桥党的议员之外，联盟中还有克罗地亚农民党（HSS）和少数民族的议员，这样一来，该联盟应该可以取得稳定的议会多数。10月20日，这个联盟把普连科维奇选为总理；这甚至是克罗地亚1991年宣布独立以来所出现的最大规模的议会多数。与之前的政府不同，这届内阁中不再有极端民族主义者。由兹拉特科·哈桑贝戈维奇这样的右翼所鼓吹和推动的文化斗争，显然已经告一段落。普连科维奇甚至在1月底宣布，他的政府将立场坚定地批判法西斯主义的乌斯塔沙政权（Ustascha-Regime）[1]——在此之前，这个犯下了累累罪行的政权还没有被彻底清算过，而且哈桑贝戈维奇还曾为之辩护。由此可见，克罗地亚没有滑向那个“非自由的民主”的阵营。对欧盟而言，来自萨格勒布（Zagreb）[2]的消息基本上是正面的。[3]

在另外一个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2016年9月因在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简称RS）[4]举行的分裂性公投引起了舆论的瞩目。根据1995年的《代顿协议》（Abkommen von Dayton），这个主要由塞尔维亚人居住的部分国家“实体”中，占有新成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49%的领土（剩下的领土分给了由波斯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统治的波黑联邦）。9月25日，塞族共和国按照政府和米洛拉德·多迪克（Milorad Dodik）总理的意愿举行了全民公决，公决需处理的问题是：今后是否把每年的1月9日命名为“塞族共和国日”并且举行庆祝。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全国宪法法院称这次公投违宪，因为所选择的这个日期会让人想起1992年1月9日非法成立的塞族共和国，以及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的那场血腥的“种族清洗”，而且还会因此对本国的其他民族构成歧视。尽管如此，塞族共和国的政府和议会还是冲破禁令：公投的参与者们（投票率为55.8%）几乎以全票通过（99.8%）的形式批准了这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宣示。他们这样投票，最终意味着塞族共和国与这个小小的多民族国家的决裂；而且这也违背了“代顿精神”——要知道，正是靠着这一精神才有可能在21年前终结那场发生在20世纪末欧洲的可怕内战。公投的时间点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次投票是为下周日（10月2日）举行的地区选举做动员。这天，到处都能看到民族主义团体，不仅在塞族共和国是这样，而且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人的那部分国家“实体”中也是这样。[5]

在一周之后的2016年10月2日，举行了另一场远比塞族共和国的公投更加吸引欧洲媒体瞩目的公投。在匈牙利，维克多·欧尔班政府让国民就以下问题投票：“你是否愿意让欧盟拥有如下权利：即使在我国议会不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把非匈牙利公民强制性地分配到我国定居？”在匈牙利，多数人的意见结果其实是毫无悬念的。各种民调都显示，80%以上的人反对承担接纳移民的义务。因此，这次公投只不过是为了给政府的政策加上民意的背书，同时也是展示给欧洲其他国家的反移民势力的一个信号。

所以在10月2日的公投中，有98%的投票者按维克多·欧尔班的意思选了“不”也就丝毫不让人惊讶了；然而，尽管政府进行了大规模宣传，还是没能让公投的投票率超过宪法所规定的50%的门槛——这倒让人很意外。由于仅有43.3%有投票权的人走向投票箱，这次公投失败了。欧尔班试图淡化这场失败并且忽略这个让人失望的结果，依旧宣布按照多数意愿添加宪法修正案。可以肯定的是，匈牙利政府不会改变反对移民（特别是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的立场。不过，此事还是让这位心高气傲的总理丢了不少面子。在欧洲联盟，人们也因此而感到一丝宽慰：匈牙利人毕竟没有让维克多·欧尔班的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

对这位总理而言，下一个失败也接踵而至：11月8日，政府要求按照那场已经失败的公投来修改宪法的提案，以2票之差未能达到修宪所必须达到的三分之二多数；其提案的内容是限制欧盟向匈牙利分派非欧盟公民的移民。欧尔班本来指望激进右翼党派尤比克党（Jobbik）[6]会投赞成票，但该党主席沃纳·加博尔（Vona Gábor）却反过来要求政府保证将来不再向任何富有的外国人发放居留许可，即使这些人愿意购买匈牙利的国债券。由于欧尔班不愿做出这一让步，尤比克党与左翼反对党反对这个宪法修正案，哪怕该法案“本身”是完全符合激进右翼心意的。

当然，这样的打击对欧尔班来说算不了什么。2016年匈牙利人所经历的可不是只有政府的失败，还经历了一场新的管制过程，对它除了“更加严酷的舆论一致化”（Gleichschaltung）[7]之外无可形容。欧尔班政府已经将一连串私人媒体纳入政府控制的企业手中，连此前一直属于外国投资者的媒体也不例外。

这一个过程的高潮是《人民自由报》（Népszabadság）的关停。这份发行量最大的跨区域报纸原是共产党机关报，1990年之后成了独立的左翼自由派报纸，而且一再揭露政治丑闻。由于读者群一再缩减，这份报纸最终成了控股方瑞士荣格出版社（Verlagshaus Ringier）手中的亏本买卖。在一场冗长的谈判之后，该报被卖给了一个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寡头，后者于2016年10月8日将它关停。关于此事，从欧盟委员会那里得不到任何信息，似乎人们对此并不关心，也不曾留意过事态的发展。[8]

同样，欧盟面对波兰不断瓦解的法治也束手无策。2016年10月14日，欧洲委员会下属的威尼斯委员会拿出了一份关于波兰宪法法院冲突的新报告。该报告称，尽管波兰下议院新通过的宪法法院改革法案在某些地方比2015年12月22日的初稿要好一些，但其中的一些规定依然明显违背了法治的原则。比如该法案规定，在有争议的案件中，只要（15位法官中的）4位法官就可以行使否决权，让案件推迟6个月再审。而且，司法部长还可以直接用缺席的方式阻挠法庭运转。委员会报告提到的另一条款，使该法案有可能让总理在选举宪法法院院长时发挥决定性作用。[9]

10月27日，欧盟委员会于7月27日就此事向波兰政府发出的为期3个月的最后通牒已经到期了。然而在一周之后，专门负责法治问题的委员会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只是在采访中用加以警告的方式附带提及了波兰的问题。这就给波兰政府总理贝娅塔·希德沃壮了胆，让她敢于继续推动波兰向“非自由的民主”方向转型。

新的《游行示威法》就是这类努力之一，它规定在一日之内只能有一个团体举行示威活动，而且教会和国家机构还拥有优先权，哪怕它们登记得晚一些。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可以用这个办法阻止任何不讨自己喜欢的抗议活动。民主运动人士和反对党号召大家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12月13日举行抗议集会——此日正值1981年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将军实施戒严35周年。[10]全国有数千人响应了这一号召，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无力阻止该法案通过。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继续按自己的意愿改造宪法法院。按照该法案，一旦现任宪法法院院长的位置空缺，将不再像之前规定的那样在选出新院长之前由副院长代行其职责，而是由高级司法和律政机构任职时间最长的法官代理。其意图十分明显：现在那位坚定的自由派院长安杰伊·热普林斯基将于2016年12月退休，接任者将不再是他（同属自由派）的副手，而是一位在2015年底由法公党占据多数的波兰下议院推选出的女法官尤利娅·普日文布斯卡（Julia Przyłębska）。而且，估计这位法官还会让另外3位去年12月占据议会多数的政府违反当时法律选出的法官（“备选者”）参与审判，而这些人在热普林斯基当主席时是根本没有参与权的。事情若如卡钦斯基阵营所计划的那般发展下去，那么亲法公党的法官就会由4位增加到7位。这虽然还未占据多数，但通过进一步修改法案，以后应该只要（15人中的）5位法官就足以向总理建议法院院长的人选。

12月14日，弗兰斯·蒂默曼斯在欧洲议会就波兰的新情况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该国的状况并未改善；新通过的7个规定会激化“法治危机”；若要强化民主，议会中的多数派应该认识到法治的边界所在。可直到这一天，蒂默曼斯依然没有讲明，波兰领导人如此违背法治的根本原则，究竟会引发委员会采取怎样的措施。

蒂默曼斯的这番讲话刚过去两天，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的党就显示出他们对这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告诫有多么不屑一顾。12月16日，波兰下议院不但通过了2017年的财政预算，而且还通过了多数派政府提出的一项法案，旨在限制对议会活动的自由报道。以后，对于国民代表辩论的声、像报道只能通过由政府控制的内部电视频道进行，而且报道不能直接在下议院进行，而必须去另外的“媒体中心”，这样就限制了记者与议员或部长的联系。

反对党议员和在场的媒体代表共同抗议这一新的压迫行径；愤怒的议员们占领了讲台和主席台，示威者们把下议院大楼占据了好几个小时，当局不得不出动大量警察以中止他们的阻挠活动。而与此同时，占据议会多数的法公党离开了被反对党占领的议会大厅，在另一个大厅中通过了2017年预算案——这是一次挑衅，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不合法。为此，反对党议员请求总统杜达斡旋多数党政府与反对党之间的争端。12月20日，占据多数的法公党撤回了关于议会报道新办法的提案，但依然坚持在反常状态下通过的预算案的有效性。对于这一挑战，自由派反对党现代党和公民论坛宣布，它们将把从12月16日开始的对议会大厅的“占领”坚持下去，直到2017年1月11日下一次例行会议开幕。

在此前一天，执政党在自己最关心的控制宪法法院的问题上，取得了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当现任院长安杰伊·热普林斯基因年龄于12月19日退休之后，执政党将有希望在不久之后把这个波兰最高等级的法院变成有利于推行本党政策的工具。总统杜达在此期间已经按照占据议会多数的法公党的新决议，任命受政府操控的女法官尤利娅·普日文布斯卡为院长。

如果卡钦斯基和他的政治伙伴们曾相信欧盟现在会对波兰的宪法冲突袖手旁观的话，那么他们在12月21日可是领到了教训。欧盟委员会由其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出面向波兰宣布了一个于2017年2月21日到期的新“解释期限”。他说，尽管7月底所提到的某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核心问题依然存在。此外，蒂默曼斯还对接任法院院长的规定提出了警告。他宣布接下来还有谈判解决的可能，但如果不愿谈判，就将进入制裁程序。

制裁程序的最后一环是按照《里斯本条约》第7条剥夺投票权，当然这需要欧洲理事会内的所有国家（制裁所针对的国家不算在内）一致投票同意方可执行。鉴于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已经公开宣布将在这一投票中行使否决权，波兰政府方面不但对这个“最后手段”毫不畏惧，而且还把蒂默曼斯的威胁当作一把没有锋刃的剑。不过，在走到剥夺投票权这一步之前，可能还会有许多让波兰领导人不快的事情出现。如果他们真要不管不顾地走上这条路，那么他们就要冒着使波兰在欧盟内部进一步受到孤立的危险，而且作为一个不愿合作的成员国，波兰还有可能在共同体内让自己陷入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方面的劣势。

无论在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于2015年秋夺回国家权力之前还是之后，他都反复提到，他认为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是他的榜样。同样，匈牙利的这位政府首脑也在宣传中坦率地把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党魁树立为“非自由的民主”典范。在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上，与2010年4月就重掌政府的欧尔班相比，卡钦斯基这几年的步伐要快多了。意味深长的是，这一显著区别在2016年12月吸引了波兰社会学家兼评论家斯拉沃米尔·谢拉科夫斯基（Sławomir Sierakowski）的注意。他说，欧尔班就好像一个玩世不恭者，随时都做好了走实用主义路线的准备；而卡钦斯基则如同一位幻想家，把实用主义路线看作软弱的标志，因此在他的党内，那些务实的政治家都有被他当成叛徒的危险。

谢拉科夫斯基认为，对卡钦斯基这样的政治家而言，这样一种心理缺陷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一个幻想家每时每刻都有能力违背自身和本国的利益行事。“他总是游走在政治自杀的边缘。在最近的这次（围绕着议会活动自由报道权的）冲突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是第一次真正尝试自杀。”不过，到2016年末，再指望卡钦斯基的学习能力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其实，他以后还能不能像从前一样全面掌控他自己的党都成问题。因此，波兰宪法冲突的最终结局也同样扑朔迷离。[11]

在2016年底的欧洲联盟之中，即将到来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无疑是将在2017年春天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大有希望进入第二轮决选的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早已确定要代表她的党参选。社会党方面则到12月1日都尚不清楚，现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是否会再次角逐这一最高职位。如果是的话，就意味着接下来他将参加社会党人的初选，但大幅下降的民众支持率让他力不从心。在民调中表现更好的曼努埃尔·瓦尔斯总理，对成为候选人明显有更大的兴趣。被视为进步主义改革家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早在11月16日就正式宣布参加竞选，此人在2016年4月创立了自己的党——“前进运动”（En marche），后来还在8月底辞去了瓦尔斯政府中的经济部长一职。除他之外，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左翼的候选人还有6个。其中有曾担任部长的社会党人阿诺·蒙特布尔格（Arnaud Montebourg）和伯努瓦·哈莫（Benoît Hamon），以及2012年参选的左翼党（Parti de gauche）党魁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

第五共和国奠基人戴高乐所属的党自2015年以来已经由“人民运动联盟”改名为“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该党决定用一个新办法来提名候选人：推举候选人的初选不但本党党员可以参加，而且一切认同共和党纲领并愿意交纳2欧元的人都可以参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的目光聚焦在两位候选人身上：一个是于2007年至2012年担任总统的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另一个是现任波尔多市市长，并于1995年至1997年在前总统雅克·希拉克手下担任总理的阿兰·朱佩（Alain Juppé）。萨科齐试图让自己的政治立场显得偏右，尤其反对政治伊斯兰主义和虔信派穆斯林，并希望这能成为打赢国民阵线的最好办法，而朱佩则以温和改革派的形象来拉票：他主张把退休年龄从63岁推迟到65岁，降低企业税，改革学校和监狱系统。

大部分民调都显示朱佩远远领先于萨科齐。然而，就在第一轮初选的前几天——11月17日，三位共和党候选人最后一次举行电视辩论的时候，另一位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却异军突起并领先于朱佩。菲永在希拉克手下先后担任过劳工部长和教育部长，并且在2007年至2012年萨科齐当政期间担任总理。他充分利用了自己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改革方面的声誉：菲永宣称要裁减50万公务员岗位并由此大幅削减国家支出；取消每周35小时工作制，把公共机构的工作时间提升至每周39小时；大力削减劳工权利，包括取消对解雇的限制。他自称支持法国的天主教传统，认同关于婚姻、家庭和祖国的传统观念；他虽然不会推翻奥朗德任内所引入的“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力主取消同性伴侣们的领养权；他赞成与俄罗斯接近并取消从2014年底开始的对俄经济制裁，主张通过加强国家层面合作的办法来进一步整合欧盟；而且，他在所有人面前都显示出，他才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最忠实的戴高乐主义者”。

在11月20日举行的第一轮投票中，菲永、朱佩和萨科齐分别赢得了44%、29%和21%的选票。对此萨科齐表示他将从激烈的政治活动中退出，并建议他的支持者在第二轮决选中投菲永的票。朱佩没能在之后与菲永的电视辩论中遏制住后者的势头，11月27日的第二轮投票结果一目了然：在有效选票中，菲永得票率66.5%，朱佩得票率33.5%。

许多观察家认为，与初选中胜出的那位共和党候选人相比，其实朱佩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决选[12]中战胜勒庞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因为他能吸引中间选民和左翼选民的票。在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议题上，国民阵线此时主张强调社会关怀，甚至具有社会主义的面貌，这样的主张更容易打动陷入分化的左翼中那些失望的选民，并促使他们投票给勒庞，而不是投给那位在经济问题上奉行超自由主义的菲永。话又说回来，由于菲永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保守态度和亲天主教会的立场，他很有希望在那帮“老法国人”（France Profonde）[13]中挖走勒庞的选票，而这种能力是朱佩这样的自由派候选人所不具备的。无论如何，对共和党的支持者而言，候选人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让一个人在初选中独领风骚，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在一个人的背后了。[14]

2016年12月4日的晚上，欧洲的温和左翼和中右翼政治力量经历了一番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在这一天，奥地利和意大利举行了两场激动人心的投票。在意大利举行的是一场关于修宪的全民公决，起因是马泰奥·伦齐总理想用公投为自己的政策背书。在奥地利，人们不得不对同年5月20日举行的第二轮决选进行重新投票，这一决定是由宪法法院做出的，其理由是计算邮寄选票的程序有瑕疵。在5月的选举中，在第一轮选举中得票第二的绿党前主席亚历山大·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以3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属右翼民粹派的奥地利自由党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Norbert Hofer）。在此次重新选举中，他的胜利是无可置疑的：强调与欧盟亲善的范德贝伦获得了53.8%的选票，而他那位右翼的竞争对手仅拿到了46.2%。从绿党、社民党到自由党再到基督教民主党，欧洲联盟中的各大“政党系”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民粹主义的势头终于第一次被打了下去。[15]

在意大利，投票站直到晚上11点才关闭，比奥地利晚了5个小时。由伦齐推动的宪法改革，早在几周前就成了热议的对象。意大利的《1947年宪法》建立在“完全的两院制”之上。众议院和参议院都由国民直接投票选出，只不过参议员的选举要“以地区为基础”（第57条）。在职权方面，两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同进行立法工作，这一再导致立法进程的延宕，有时候甚至完全进行不下去。

此次改革的目标是把参议院转变成某种联邦宪法机构性质的代表各地区的议院。它将不再由国民直接选出，而是由74个地区议会的代表和21个关键地区的市长组成。其议员的人数将从315名削减至100名，其中有5名议员跟现在一样是由共和国总统任命的终身议员。考虑到意大利参众两院议员的津贴是全欧洲最高的，如果参议院真的能完成这番大变革，还能大幅减轻纳税人的负担。修宪的其他内容还涉及全民公决的举行办法和旨在加强代议制民主的一些措施。

在经过艰难的辩论之后，参众两院最终批准了宪法改革方案——按照宪法第157条，只要有绝对多数议员赞成即可，如果要求三分之二多数的话，那全民公决就很难举行了。全民公决要求在3个月内有参议院或众议院五分之一的议员或50万选民，或五分之一的地方议会提出申请。即使没有这样的申请，伦齐总理依然先期决定举行公投。他表示如果公投结果为“否”，他就宣布辞职，由此他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与这次公投捆绑在了一起。

事实很快证明，这样的捆绑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伦齐这样做，相当于把无数反对他的人都动员起来，一起为一个“否”而努力。这些反对者有的来自激进右翼的北方联盟（Lega Nord），有的来自以前电视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为首的“五星运动”，其中还有本来一直支持改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甚至还有自己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阵营中唱反调的人：比如前总理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 D’Alema）和前党主席皮埃尔·路易吉·贝尔萨尼（Pier Luigi Bersani）。他们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整场改革只会引起行政权的上升（现在马泰奥·伦齐就是行政权的化身），反而会削弱整个民主制度。也许，有许多人就是这样想的。但也有一些人，或是因为对现任总理的政策不满，或是不管什么原因就是想看到他失败，也会以防止共和国变专制为借口而投下反对票。

对政府阵营和伦齐自己来说，只能指出现行体制不容忽视的弊病，再讲明改革失败将会带来的危险：如果对国家稳定的信心受挫，那么意大利的国债利率就会继续上升，这可能导致银行业失去迅速复苏的希望，特别是面临破产威胁的意大利锡耶纳银行的情况会继续恶化；这还会削弱意大利在欧盟中的地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伦齐提到，围绕在贝佩·格里洛周围的民粹主义力量正在接近权力中枢，对此人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意大利有可能退出欧元区，甚至完全退出欧盟。按这个说法，如果伦齐在12月4日失败，那么不只意大利，而且整个欧盟都会陷入混乱。

然而，这些警告只是徒费口舌。晚上11点之后不久，计票结果显示“否”的投票数取得了非常明显的优势，这跟民意研究者此前对伦齐预言的一模一样。这场改革的反对者以59%对41%的得票率压倒了支持者。伦齐信守诺言，次日即向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提交了辞呈。总统请求他等到2017年财政预算案通过之后再离职，这意味着伦齐至少还能多任职些时日。

“否”战胜了“是”，这是全民公决中常常出现的那种否定性力量的合力所产生的结果，而这种合力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反对改革的力量在意大利南部（Mezzogiorno）、西西里岛和撒丁岛（Inseln Sizilien und Sardinien）这样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占上风，但同样也在富庶的北意大利相当强大——这里是北方联盟的老巢；而在托斯卡纳大区（Toscana）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Emilia-Romagna），唯一坚定支持改革公投的党——伦齐的民主党——力量特别强大；支持改革的还有主要讲德语的南蒂罗尔地区（Gebiete Südtirols），这里的人们希望修宪能巩固该地的自治。在包括罗马在内的大城市，“是”与“否”的分野常常根据社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来划线；仅有少数大城市［米兰（Mailand）、博洛尼亚（Bologna）和佛罗伦萨（Florenz）］明显赞成改革。年龄在55岁以上的意大利人普遍比年龄在18~35岁的同胞更倾向于反对改革，而后者才是受到失业问题重创的世代。唯一能使所有反对改革者取得共识的方面是，对马泰奥·伦齐的政策及其个人的不信任，然而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对伦齐的不信任已经与对所有建制派政党的不信任，乃至对整个政治体制的不信任混合在一起了。

理论上，这次宪法改革纯属意大利内政。可是来自由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组成的反改革阵线的最强烈的呼声，却把反改革的斗争与反欧盟的议题紧密连接了起来。此外，贝佩·格里洛还倡议举行一次“是否继续留在欧元区”的全民公决。最新的民调显示，这类意见并非没有市场：2016年11月，赞成继续留在欧盟的意大利人仅有极微弱的优势（51%）。

这样看来，这场反改革阵营的胜利也是欧洲联盟的失败，而且是自6月23日“脱欧派”在英国脱欧公投中取胜后，欧盟在2016年遭遇的第二场大败。来自欧盟的信息显然不如民粹主义者的话语动听，而且使12月4日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意大利是欧洲共同体的创始国，而且几十年来一直都被看作特别亲欧的会员国。伦齐是一个多年未见的，最敢于锐意改革的意大利总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对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尽管这场改革尚未达到欧盟对这位充满活力的年轻总理的期许，但它还是保证了意大利努力提升竞争力的趋势。

每当伦齐故意不承认导致本国经济停滞的真正原因时，他也总是毫无顾忌地用煽动性的口吻攻击欧盟委员会和德国。而且在这次公投之前，他也用发放价格不菲的“选举礼品”的方式继续推高了早已过度扩张的国债：其中包括提高公务员工资、给每个孕妇发800欧元补贴、给每个18岁的青年发一张“文化支票”。尽管如此，与该国国内政坛上那些反对他的人相比，他在欧盟中依然被视作欧洲一体化的朋友，一个多多少少为意大利考虑的欧洲公民。而在他离职之后意大利会变成怎样，会有怎样的欧洲政策，就只有天知道了。

12月7日，参议院批准了此前众议院已经通过的2017年财政预算案。同日，伦齐宣布辞职。12月11日，马塔雷拉总统委托此前一直担任外交部长的民主党人保罗·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组阁，并授权此政府一直工作到2018年初——其常规法定执政期限到期为止。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强烈反对国家元首的这个指令，这两个党都主张尽快举行新一轮大选，其理由是12月4日已经推翻了此前的一切政策。

当然，要举行大选无论如何还要先扫除一个障碍：伴随着修宪的失败，参议院选举法也作废了，后继法律必须与众议院选举法相兼容。真蒂洛尼组建的这个政府，从人事方面看就是一个没有伦齐的伦齐内阁，因此一旦新选举法颁布是存活不了多久的。此外，要求举行新大选的压力太大了。组建一个新内阁似乎能够保证今后一段时间里意大利政策的连续性。但这场大选，无论是在2017年举行，还是拖到2018年初举行，都会有让五星运动这类势力问鼎权力的危险，这种情况势必将极大地动摇欧洲联盟的基础。[16]

12月15日—16日，欧洲理事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了2016年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阿勒颇平民所遭受的可怕苦难，在这儿，受到俄罗斯空军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什叶派民兵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攻占了反政府联盟据守的最后一个街区——对联合国、西方国家联盟和欧洲联盟而言，这一人道主义悲剧证实了自己的无能。与会者对此事没有做出具体的决议，同样也没有对欧洲难民政策改革做出决议——这一议题被推迟到了2017年的夏天。

峰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尽管埃尔多安总统在国内实行越来越严重的镇压政策，但还是应该坚守与土耳其达成的难民合作协定。在荷兰政府的推动下，会议通过了一项与乌克兰合作协定的补充声明，该声明允许荷兰忽略4月“参考性”公投的结果而批准该条约。尽管包括斯洛伐克、匈牙利、希腊和意大利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对此表示忧虑，欧洲理事会最终还是延长了自2014年3月起因吞并克里米亚一事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时间。

普京总统大概会对此决议感到失望，不过他有理由期待欧盟内部反对制裁的呼声会在新的一年里越来越响亮。11月13日，在经济上，特别是在能源供应上非常依赖俄罗斯的保加利亚举行了总统选举，亲俄并公开反对制裁的社会党候选人、退役将军鲁门·拉德夫（Rumen Radew），战胜了比较保守的纹章党[17]的女候选人、议会主席泽茨卡·佐奇赫娃（Zezka Zatschewa），紧接着佐奇赫娃最重要的支持者鲍里斯索乌（Borissow）总理宣布全体内阁辞职。新一轮议会选举预计将于2017年3月提前举行。而在那时人们自然无法预知议会选举的结果，同样无从揣测的是，拉德夫是否真的会大幅改变保加利亚的政治路线——在选举期间他清楚地表达过对欧盟和北约的支持。

在其邻国罗马尼亚，亲俄的社会民主党赢得了12月11日的议会选举：尽管该党的一些头面人物有腐败和选举舞弊的丑闻缠身，该党还是和其自由派的小搭档自由民主联盟（ALDE）一起掌握了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可以预见，社会党人索林·格林代亚努（Sorin Grindeanu）领导下的新政府将比现在执政的、由独立专家组成的过渡内阁更多地考虑到俄罗斯的利益。

在保加利亚举行选举的同一天，摩尔多瓦也在2016年11月13日举行了总统选举——这是一个欧盟于2014年与之达成过援助协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亲俄候选人社会主义者党主席伊戈尔·多东（Igor Dodon）以52%对48%的得票率优势，战胜了亲欧洲的候选人马娅·桑杜（Maia Sandu）。观察家们认为，这次选举的结果是对猖獗腐败的抗议，因为腐败的主要受益者和保护伞都是亲欧政党。

而另一个东南欧的欧盟候选国黑山的局势发展，恐怕会让普京皱起眉头。到目前为止，这个巴尔干国家在长期执政的米洛·久卡诺维奇（Milo Đjukanović）总理的领导下一直奉行亲西方的路线；2015年12月，北约正式邀请该国加入大西洋联盟。2016年9月，该国爆出了一个由激进的塞族民族主义者和俄罗斯右翼激进分子策划的政变计划，据称还牵涉前情报部门人员。在10月16日的议会选举中，久卡诺维奇的党尽管在选票上告负，但依然是该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且还能在一些少数民族小党的支持下重新组建政府。

对俄罗斯而言，重塑与土耳其的关系在战略上无疑要比黑山的事情重要得多，而且土耳其还是一个自2005年起就与欧盟展开入盟谈判的国家。自2016年7月15日那次失败的军事政变之后，总统埃尔多安执行着越来越强硬的专制路线；到这年年底，已经有3.8万人被捕，10万人被开除公职。12月10日，分离运动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了一次血腥袭击，造成44人死亡（其中包括36名警察），在这之后政府逮捕了59名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议员中的12人，其中包括反对党领导人。欧洲议会以土耳其的法治愈加退步为由，通过了一个对各国政府并无约束力的决议：暂停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直至另行通知。土耳其政府对此表示愤怒，但丝毫没有停下将土耳其变成一个总统专制国家的脚步。

2016年，土耳其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则完全不同。自8月初埃尔多安与普京在圣彼得堡会晤之后，俄罗斯与土耳其的立场在原来有争议的叙利亚问题上也开始趋近。阿勒颇于12月中旬陷落之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和土耳其的外长聚到了一起——拿下此城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最重要的盟友俄罗斯和伊朗而言（与对他自己一样）都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成就。这场会晤于12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就在一天前，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被一名土耳其警察杀害。与会者表示，叙利亚冲突亟须一个“政治性”解决方案，并决定从2017年初开始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举行谈判。次日，俄罗斯和土耳其在阿萨德政权和温和派反政府组织之间就在叙利亚实现停火问题进行斡旋。停火将在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共同保证下，于12月30日午夜生效。联合国和美国有意识地没有参与这份停火协议。

2017年1月20日白宫易主之后，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究竟会如何发展变化，在2016年底还难以看明白。但根据唐纳德·特朗普在选战期间的言论，以及这位“新当选总统”的公开声明和先期公布的个人决定，还是可以推测：让美国政府与俄国政府结成某种战略性伙伴关系，是这位新总统在外交方面的优先事务。在欧盟方面，普京不但可以把东南欧这些亲俄政治家和政党的胜选看作自己的成功，而且对脱欧公投也可以此观之——此事削弱了欧盟，同时也让人无心再管克里米亚。

对于欧洲将在2017年上半年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选择，这位俄罗斯总统也完全有理由保持乐观。在年初的法国“总统选举”中，两位亲俄的政治家（保守派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和国民阵线领袖马琳·勒庞）都很有希望进入第二轮决选。属于亲俄派的还有荷兰民粹主义者基尔特·威尔德斯，民调显示他在2017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也大有胜算。无论如何，弗拉基米尔·普京都是国际局势的赢家之一，而他本人一直都是局势发展的深度参与者。而且他大概还会期待，2017年也是属于他的一年。[18]

在2016年的最后两周内，德国遭遇了两起恐怖袭击：12月19日傍晚快8点的时候，一辆波兰牌照的大挂车在没有刹车的情况下冲进了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e）[19]前方的布莱特沙伊德广场（Breitscheidplatz）。这场袭击明显以7月14日的尼斯滨海大道袭击为榜样，共造成12人丧生，50余人受伤——其中许多人伤势严重。袭击者在数小时之前在柏林劫持了这辆大挂车，车上的司机波兰人卢卡什·乌尔班（Lukasz Urban）被控制，后来被枪杀。这辆大卡车在袭击地点行驶了七八十米后，这辆车内置的自动刹车系统使得它无法再行动，此后凶手成功逃脱。

次日，“伊斯兰国”宣布对此事件负责。安全部门的调查结果是，1992年出生于突尼斯的阿尼斯·阿姆里（Anis Amri）制造了这起事件。此人为了逃避在本国的牢狱之灾，于2011年逃到意大利，然后又在那儿因重罪（其中包括在接待中心纵火）被判处4年监禁。刑满后，他紧接着就被驱逐出境。而当突尼斯拒绝接纳他时，他被勒令离开意大利，之后被释放。不久后，他成功地借道瑞士非法进入德国，在那里他提交了一份政治庇护申请并在2016年夏天被驳回。然而，将他遣送回故乡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因为这名庇护申请者没有证件，而补办证件的事情又因突尼斯否认此人是本国公民而拖延了下来。

自2016年2月以来，阿尼斯·阿姆里先后用了14个不同的名字，他先去了巴登-符腾堡州，后来又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与柏林之间交替居住。他通过贩毒赚钱，并生活在一种激进的萨拉菲主义（Salafismus）[20]的环境中，位于德国掌握的约550名“伊斯兰国危险分子”的名单之列。安全部门甚至发现了一些他预备从事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暴力行动的迹象：他已经自学了制造管状炸弹和炸药的知识，并且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然而，柏林的总检察长却因为没有具体的疑点，而在2016年9月21日结束对他的监视。几周之后，他就不见了。

2016年10月当上了“伊斯兰国”“外籍战士”的阿姆里，在制造了柏林恐袭之后还有4天可活。他经由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逃向北意大利。12月23日凌晨，当警察在米兰北部的工业城市塞斯托-圣乔凡尼（Sesto San Giovanni）的火车站广场前进行一次例行证件检查时，他马上用手枪向警官们射击，并在击伤了一名警察后被警方击毙。阿尼斯·阿姆里的死讯传出之后，“伊斯兰国”立即公开了一段视频，在其中，这位柏林恐袭的制造者宣布自己加入恐怖组织，宣誓向“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al-Baghdadi）效忠，并誓死对欧洲的“十字军”复仇。

这次袭击在德国激起了对欧洲及德国反恐工作有效性的广泛讨论。凶犯阿姆里曾在意大利服刑的事，德国安全部门直到此人被释放之后2个月才知晓。在德国，尽管阿姆里已经被归类为“危险分子”，他依然能在各联邦州之间自由穿行。他还可以从德国前往瑞士——他的手枪显然就是在那儿搞到的，他就是用这把枪杀死了12月19日被劫持的波兰挂车司机。当柏林检察官于2016年9月中止对他的监视时，并不知道就在2天之前，摩洛哥的国内情报机构已经向德国的新闻机构提供了关于这个突尼斯人危险性的新证据。2016年10月，突尼斯方面已表示，可以在不监禁阿姆里的情况下为他补办证件。

不出所料，选择党马上借12月19日的袭击事件在政治上大做文章：还在19日当晚，他们就恶毒地喊出了遇难者是“默克尔所杀之人”的口号。当然，关于申根区外部边境和德国边境失去控制的后果的讨论早已进行很久了，而且这种讨论也是必要的。在柏林的大联盟内部，首先是联盟党（而且特别是其中的基民盟）把在2016年底之后加强国内安全的议题推向前台。

就在数周之前的2016年11月20日，安格拉·默克尔已经宣布她将在2017年9月举行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再次（即第四次）竞争联邦总理的职位。她从12月6日在埃森（Essen）举行的基民盟党代会重选党主席的过程中应该可以感觉到，她的难民政策在本党之内存在争议：这天她在党代表中的得票率是89.5%，比2014年下降了7.2个百分点。与2015年夏末及秋季相比，她的政府在涉及移民问题的实际政治操作中早就打了许多折扣，但总理在公开表态时依然与从前一样，不愿给人留下自行改正错误的印象，也不愿承认自己的疏忽和错误决定。许多观察家越来越怀疑，在2017年的选举中她的这套办法行得通。[21]

另一个德国政党——绿党——通过邮寄选票初选的方式，为本党确定两位参加联邦议院选举的候选人。竞争者包括绿党的联合主席之一杰姆·厄兹代米尔及议会党团的两位联合主席卡特林·约英-埃卡特（Katrin Göring-Eckardt）和安东·霍夫赖特（Anton Hofreiter），还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党主席、环境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由于绿党的党章规定，党的两位联合领导人中至少要有一名女性，那么属于党内右翼或者说“现实派”的卡特林·约英-埃卡特事实上已经赢定了。而属于“现实派”的厄兹代米尔和哈贝克，将与属于“初心派”或者说左翼的霍夫赖特争夺男性候选人的位置。

1月18日，结果揭晓。厄兹代米尔得票率为35.96%，以75票的极微弱优势战胜了哈贝克（35.74%），霍夫赖特（26.19%）则远远地排在后面。卡特林·约英-埃卡特得票率为70.63%。倘若党内左翼在竞争男性候选人的环节中胜出，那么就有更大的可能出现一个与社民党和左翼党组成的联盟——“红-红-绿”联盟。而现在“现实派”的胜出则标志着绿党成员们更倾向于一个与联盟党组成的“黑-绿”联盟，如果这样还不足以形成议会多数而且自民党（FDP）能重回联邦议院[22]的话，那么他们还会支持一个“牙买加方案”[23]：一个由基民盟/基社盟、绿党加自民党组成的联盟。

作为联盟党当下的执政伙伴，社民党原计划于2017年1月29日公开自己的候选人。就在这之前5天，《明星》（Stern）杂志对西格马尔·加布里尔的专访于1月24日出人意料地刊载了出来。在采访中，加布里尔表示将辞去党主席的职位，并且不会参加总理竞选。对这两个位置，他都推荐了于1月18日卸任欧洲议会主席的马丁·舒尔茨。1月24日晚上，社民党主席团批准了他的推荐。加布里尔还表示，想辞去经济部长一职而转任外交部长。现任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是执政联盟共同支持的德国总统候选人，以取代早在2016年6月初就表示因年龄不再连任联邦总统一职的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新的经济部长将由以前的司法部长布丽吉特·齐普里斯（Brigitte Zypries）担任。

让加布里尔做出这个意外决定的原因，是糟糕的民调结果。在“星期日提问”中，社民党的得票率才刚刚到20% （所提的问题是：“假如下周日举行联邦议院选举，你会选哪个党派？”）。加布里尔个人的受欢迎程度一再远远地落后于安格拉·默克尔。哪怕是社民党的支持者，也乐见默克尔而不是加布里尔当总理。但如果选项换成了“舒尔茨还是默克尔”，那么舒尔茨还是遥遥领先。

从民调结果看，舒尔茨是社民党所能推举出的最受民众欢迎的总理候选人。除了其他条件之外，他还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而该州将于2017年5月举行州议会选举——这使他与其他可以想见的总理候选人相比，在面对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这位即使在社民党外也享有声望的汉堡市市长时，也拥有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尽管马丁·舒尔茨与奥拉夫·肖尔茨一样属于“右翼”社民党人，但舒尔茨却远比肖尔茨更受到社民党左翼和青年党员的拥护。与加布里尔相比，舒尔茨的优势在于他没有入阁，所以他在与国内政坛的主要竞争对手联盟党的斗争中，比已经加入大联盟政府的人更能放开手脚。当然，舒尔茨的声望不是作为德国政治家，而是作为欧洲政治家积攒起来的。他良好的民调结果是否能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展现出来，自然还有待观察。

1月25日，舒尔茨在社民党议会党团的热烈欢迎中宣布，他决定“无论局势如何变化”都会代表社民党竞选总理。两天之后，加布里尔作为外交部长、齐普里斯作为经济部长在联邦议院宣誓就职。又两天之后，1月29日，社民党党委会批准了主席团提案，提名马丁·舒尔茨为党主席和总理候选人。对党主席的正式选举，于3月19日在柏林召开的特别党代会上举行。在会上，舒尔茨从代表手中获得了党史中前所未见的100%的赞成票。在接下来选他成为总理候选人的过程中，同样既没有反对票，也没有弃权票。

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党改换党魁，并不意味着它在党派联盟方面提前做出了什么决定。在官方层面上，社民党人一直说任何选择都有可能。根据2017年初的民调，该党左翼所期待的“红-红-绿”联盟在议会中无法取得多数。此外，这样一个联盟在外交政策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左翼党的目标之一是让德国退出北约，而对社民党人和大多数绿党党员来说，确保德国的北约成员国身份是必须做的事。过去数年间的经历，使得任何一派社民党人都不想再（与联盟党）组建一个新的大联盟。但也并不是说，组建新联盟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如果联盟党依然是最强的政治势力，以至于一个由社民党领导的政府无论如何都无法取得议会多数（“红-红-绿”不行，社民党联合自民党、绿党的“交通灯方案”也不行），而联盟党又无法与其他政党组成联盟（就是说既无法单独与绿党联盟，也无法与绿党加自民党联盟），那么就只好将2005—2009年和2013—2017年这几年中的联盟再组建一次——最后这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是这两个“大”党无法舍弃的。[24]有那么一个党派，是所有政党在讨论结盟对象时都不予考虑的：德国另类选择党。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尽管在2017年初已经可以确定该党在9月将以两位数的得票率进入第19届联邦议院，但鉴于其高调的民族主义，反欧盟、反欧元的纲领和煽动行为，依然不会有任何党派考虑与它结盟。选择党的联合主席之一弗劳克·彼得里（Frauke Petry）于1月在科布伦茨的民族主义政党大会上与法国国民阵线的马琳·勒庞和荷兰自由党的基尔特·威尔德斯会晤，结果引发了本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彼得里的批评者认为，选择党的党主席与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同台出现会伤害选择党，因为国民阵线的诉求还是“社会主义式”的。

彼得里还要求将图林根州的党主席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开除出党，此人于2017年1月17日在德累斯顿（Dresden）的演讲中说德国的纪念政策应该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他同时还暗示性地提到了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他说德国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自己首都的心脏地带坚立耻辱纪念碑”的民族。尽管党委会多数成员都同意彼得里的看法，认为赫克的极右口号会吓坏中产阶级选民，从而伤害选择党，但还是仅启动了党内的训诫程序。

到目前为止，选择党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对联盟党、社民党和左翼党失望的选民。该党包括像赫克在内的一些右翼领导人还认为，选择党很有希望赢得更多极右翼的德国民族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NPD）的选民选票。（2017年1月17日，联邦参议院一项查禁该党的申请被联邦宪法法院否决，其理由是：尽管德国民族民主党的行动违背宪法，但因其选民和席位稀少，不会对德国的自由民主秩序构成威胁。）

彼得里首次想要把赫克开除出党时，没有在党委会找到足够的赞同者，这足以表明党内（尤其是德国东部各州的党委）对此人的支持力量有多么强。不过，2月13日，彼得里还是在一种法律意见（赫克与希特勒言辞之间的相似性）的支持下，让党委会内三分之二多数委员同意启动把这名图林根州党主席开除出党的程序。而赫克警告说，这项决议有令本党陷入分裂的危险。

开除赫克的程序可能要走好几个月，而且结果并不确定。选择党领导层中的多数派与少数派在战术方面的分歧是否会降低该党在2017年竞选活动中取胜的机会，尚不可知。也有可能，这种情况会使该党更容易既吸引民族保守主义的选民，又吸引激进右翼的选民。无论如何，仍然可以猜想到选择党将进入下一届联邦议院，从而使其他政党组建一个有执行能力的联盟变得难上加难。[25]

法国在2017年初已经完全进入了总统大选季，两轮选举分别于4月23日和5月7日举行。作为第一轮选举中的热门人选，国民阵线主席马琳·勒庞于2月4日在里昂被正式推举为总统候选人。起先，在莫斯科注册的第一捷克-俄罗斯银行（Ersten Tschechisch-Russischen Bank）曾答应给予国民阵线2000万欧元的贷款，而现在这家银行已破产，该款项也被俄罗斯中央银行（Russischen Zentralbank）撤回。而勒庞在12月已因为为国民阵线争取俄罗斯的资金援助而上了头条新闻。1月初，当勒庞以2014年3月的那场有争议的公投[26]为由称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为“非法”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在尝试对莫斯科的贷款决策施加有利于己方的影响。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这位国民阵线主席于2017年1月12日受邀拜访了纽约的特朗普大厦。她虽然没能见到唐纳德·特朗普本人，没能和他最亲密的顾问进行磋商，但勒庞与这位“新当选总统”的老朋友、专门负责与欧洲右翼联系的意大利商人圭多·隆巴尔迪（Guido Lombardi）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这次会面所传递出的信息显而易见：欧洲最强大的民族民粹主义党派的领导人展现了她与未来的美国权力核心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美国那里同样也是位民族民粹主义的总统。

1月24日，马琳·勒庞估计会觉得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法国的讽刺刊物《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发表了一篇报道，指责勒庞在总统竞选中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共和党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涉嫌私用公款。报道称菲永的妻子佩内洛普在没有提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多年（1998—2002年）间断断续续地领走了50万欧元。这个丑闻的要点并非国会议员为自己的家属安排工作——这在法国司空见惯而且是合法的，而在于佩内洛普完全是在吃空饷。弗朗索瓦·菲永坚决否认了这一点，并提到这是一场敌视女性的运动。但财务检察官认为此事极为重要，值得展开调查。[27]

至于社会党是否能够从共和党候选人卷入的这件事中得益，这时还未知。12月1日，弗朗索瓦·奥朗德因对自己的民调结果失望而成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首位自行放弃连任的总统。他的继任者将经由与共和党方式类似的初选产生：除了党员之外，一切对该党抱有好感的，并且愿意象征性地缴纳1欧元的人都可以参加这个初选。在1月22日第一轮选举中，得票率领先的两位候选人是建设部前部长伯努瓦·哈莫（36.35%）和12月辞职的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31.11%）。

由于居于第三位的党内左翼代言人、经济部前部长阿诺·蒙特布尔格（得票率17.5%）要求他的追随者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同属左翼的哈莫，这让哈莫成了最有希望获胜的候选人。事实上他也在1月29日取得了一场大胜：哈莫得票率为58.7%，瓦尔斯得票率为41.3%。在初选期间，哈莫主张为所有18岁以上的法国人提供750欧元的无条件基本收入，这一要求被务实的改革者瓦尔斯认为是无法负担的，他称这对法国经济而言是一个危险的乌托邦。初选的结果意味着社会党猛烈地向左摆动，同时也是在向奥朗德总统和瓦尔斯的继任者贝尔纳德·卡泽纳夫（Bernard Cazeneuve）领导的政府政策宣战。

当然，哈莫接班奥朗德当总统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他甚至连进入第二轮决选都勉强。在民调排名中，两位没有参加过社会党初选的候选人，即经济部前部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左翼党主席梅朗雄，显然排在社会党的所有候选人之上。如果不是哈莫，而是瓦尔斯赢得了第二轮初选，那么他对马克龙和菲永而言将是一个更危险的对手。

在总统选举的早期阶段，最出人意料的角色当属无党派的马克龙。到1月中旬，由他创建的“前进运动”在全法国聚集、注册了14.7万名支持者。他的演讲集会极为火爆。他攻击那些“政府机关”丧失了一切革新的意愿。马克龙强烈支持对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系统进行彻底改革，赞成加强欧盟，并尽可能构建紧密的德法合作关系，此外他还对德国总理的难民政策抱有好感。他说他将在3月公布一个更加详尽的计划。在1月中旬的民意调查中，马克龙以20%的得票率排在勒庞（26%）和菲永（25%）的后面，位居第三。

正当民众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指责发酵之际，马克龙也受到了滥用公款指控：有两位记者在他们的书中宣称，马克龙在2016年8月辞去经济部长职位前，已将部里的预算用去了80%，而且其中有12万欧元的花费至少是部分地服务于他自己竞选总统的目的。马克龙称这一指责为诽谤，并将该书的作者们告上了法庭。由于在某一政府部门的工作与该部部长党派性的政治动机之间实在难以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这两位记者的指控遭到了普遍的质疑。

就在《鸭鸣报》爆料菲永后一周，该刊物于2月1日又追加了一篇报道：据称，佩内洛普·菲永作为她丈夫在议会中的协作者和国民大会中的后备议员一共得到了90万欧元的酬劳。此外，弗朗索瓦·菲永还因为一份可疑的顾问合同拿到了20万欧元的酬劳，而且他作为参议员还把他的尚在大学念法律的女儿玛丽、儿子查理聘为“助手”，从而使两人（在可能并未从事相关工作的情况下）总共获得了8.3万欧元的工资。几乎就在同时，财务检察部门也宣布他们已经把调查范围扩展到菲永的儿子和女儿。2月2日，法国电视二台的一个节目公布了一段2007年《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对出生于威尔士的佩内洛普·菲永的采访录像。佩内洛普在这段采访中称，她从未担任过其丈夫的助手。

弗朗索瓦·菲永依然表示这是他的政治对手，甚至是政府圈子想要抹黑他的活动，并强调只有在他被起诉的情况下，他才会退出总统竞选。然而，在2月初的民调中，他已经首次落在了马克龙的后面。民调结果是：第一轮选举最受欢迎候选人马琳·勒庞得票率为26%~27%，马克龙得票率为22%~23%；菲永得票率为19%~20%。同期的另一项民调显示，有61%的法国人要求菲永放弃竞选。到了这个时候，共和党内部也第一次出现了要菲永退出竞选的声音，有人认为他可能已经变成了保守派阵营的负担。菲永本人尽管于2月6日为自己雇用家庭成员的事情公开道了歉，但还是坚称此事在当时并不违法，同时他也依然拒绝退出竞选。[28]

在某些2004年或2007年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中，从2017年初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偏离联盟内自由主义“主流”的“民粹”或“非自由的民主”的倾向。在波兰，政府与反对党之间最初似乎还出现了某些缓和的迹象：1月9日，希德沃政府撤回了饱受争议的媒体管理法提案——该提案极大地限制了媒体对议会工作的报道。3天后，反对党议员对下议院议事大厅的占领宣告结束，他们是从12月16日起因反对该提案而开始这次引人注目的行动的。然而，在执政多数派于12月16日在非常规情况下通过的预算计划的合法性问题上，法公党阵营并不退让。反对党曾请求杜达总统调停此事，但他于1月14日签署了2017年预算案。

反对党已经不可能指望从宪法法院获得公正了。在服从于法公党的女法官尤利娅·普日文布斯卡于2016年12月底取代自由派法院院长安杰伊·热普林斯基之后，并且在另一位自由派法官也宣布退休之后，法院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做出反对政府的裁决。在新的一年开始后，民族保守派排挤反对党的势力增强了：法公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于1月中旬宣布了一项法案：所有市长、区长和其他由选举产生的社区或地区官员最多只能再参加一次选举，也就是说只能连任一次——这个新办法是专门针对自由派（大多深受爱戴）的现任官员的。

议会中的反对派则太不团结，以至于不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抗。议会之外的保卫民主委员会（KOD）组织了大多数针对法公党政策的抗议活动，却因为其主席马特乌什·基约夫斯基（Mateusz Kijowski）而陷入困顿。基约夫斯基这位总是把无私奉献挂在嘴边的电脑专家不得不承认，他的家族公司因提供互联网服务而得到了2.1万欧元。他对自己将保卫民主委员会拖入危机的事情表示道歉，但却拒绝辞职。

反对党也很难期待从外部获得援助。尽管欧盟委员会要求波兰在2个月内恢复宪法法院合宪性的最后通牒到2月底才到期，但在新年伊始之际，早已没有多少波兰人觉得波兰政府会对欧盟服软。还有些人希望有部分法公党党员（甚至包括杜达总统这样的领导层人员）不再无条件地服从卡钦斯基的指令，而到目前为止，这也纯属幻想。现在，波兰的局势发展正朝着“非自由的民主”的方向不断前进着。[29]首先提出“非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的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也在新的一年里尽一切努力巩固着这种统治形式。他现在要集中火力对付令全球专制政府都头疼且加以打击的对手：追求实现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NGO）。与他的偶像弗拉基米尔·普京相似，欧尔班也把这类机构的工作人员贬斥为受雇用的间谍，称他们从国外意图伤害国家利益的人以及国际金融财团的手中获得“贿赂”。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青民盟政府的头号打击对象是出生于匈牙利、现在定居美国的亿万富翁兼慈善家乔治·索罗斯。此人强烈批评其家乡的专制化趋势，并资助了如“开放社会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和赫尔辛基委员会（Helsinki-Komitee）这样的自由派机构。索罗斯除了与欧尔班作对之外，也把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视为追求独裁的代表而与之斗争——这一点令匈牙利的政府首脑十分开心。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期待他要求各NGO［其中包括“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领导人公布其财产关系的计划将获得来自华盛顿的赞同，同时其政府对国际自由派“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s）的宣传战加大火力的做法也会获得青睐。特朗普在还是“新当选总统”的时候就邀请他访问白宫，这着实让他受宠若惊。从长期看，特朗普显然会将欧尔班视为他在欧盟内部的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普京在2017年2月2日（两年内）第二次访问了布达佩斯，对普京而言，欧尔班大概早已是令人愉快的伙伴了。[30]

匈牙利的东南欧邻国罗马尼亚的自由派力量也在2017年初陷于防守状态。社民党在2016年12月在议会选举中取胜之后，有德国血统、本身属于自由派的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Klaus Johannis），任命最大党派的政治家索林·格林代亚努为总理。然而，对社民党人而言，格林代亚努只是暂时帮助社民党主席利维乌·德拉格内亚（Liviu Dragnea）占住这个政府首脑的职位。而德拉格内亚之所以按现行法律不能担当总理，是因为他在2016年因竞选舞弊而被判处了2年徒刑，此外还因为滥用职权而接受审判。

为了让德拉格内亚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当上总理，格林代亚努领导的由社民党与自由民主联盟（ALDE）组成的联合内阁准备放宽《反腐败法》的规定：以后，如果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小于20万列伊（相当于4.45万欧元），将免于刑事处罚（德拉格内亚的涉案金额估计为10万列伊）。约翰尼斯于1月18日亲自造访内阁，得以让这项法案推迟发布。布加勒斯特（Bukarest）当天就出现了反对政府做法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月22日星期天，包括总统约翰尼斯在内的约2万人参加了相同主题（未经申报）的游行示威活动。

对此，政府的反应是宣布启动罢免总统的程序——这样的做法在2012年有过先例：当时，（后来因腐败而判刑的）社民党总理维克托·蓬塔发起了一项旨在罢免保守派总统特拉扬·伯塞斯库的全民公决，尽管公决取得了多数赞成的结果，但由于没有达到宪法所规定的50%投票率底线，所以作废了。1月24日，约翰尼斯针对此事告诉议会，他根据宪法第90条发布了一项全民问卷，问民众：在罗马尼亚，针对腐败和滥用职权的斗争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在这方面，格林代亚努可没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1月底，司法部长弗洛林·约尔达凯（Florin Iordache）宣布就内阁的大规模大赦项目进行公开磋商。根据这项计划，所有被判处5年以下徒刑的人都将被释放，以便缓解监狱中过于拥挤的状况。而实际上，政府的首要目的是要为本党被捕的党员脱罪。

1月29日，布加勒斯特再次爆发了反对执政联盟偏袒腐败政治家的示威。据估计，参加者有5万人。在听取公民社会代表的意见后，司法部长宣布将于次日对草拟的议案进行某些修改，但并没有说修改哪些地方。1月31日，政府通过发布紧急命令的方式实施了大赦——这样一种挑衅立即在布加勒斯特引发了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随后抗议活动也出现在其他城市。2月2日，在罗马尼亚首都自1989年以来最大的抗议示威中出现了流氓分子的骚乱活动，据称这些人是为政府办事的“煽动分子”。在此之前，商务部长弗洛林·日亚努（Florin Jianu）已经出于对大赦的抗议而宣布辞职，总统约翰尼斯也在宪法法院起诉政府，希望能用这种方式废除政府的命令。

2012年，欧盟的卢森堡基督教民主党司法委员维维亚娜·雷丁曾经把与罗马尼亚的腐败做斗争当作自己的分内之事，可是与那次不同的是，欧盟在2017年初却长期保持沉默。雷丁的继任者，捷克人薇拉·尧罗娃觉得没有必要干预罗马尼亚总统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尧罗娃是一位出身于以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为核心的右翼民粹政党“是的2011”（ANO）的政客——这个巴比什也曾在2006年因腐败嫌疑而接受调查。而且尧罗娃也从来没有表示过，一旦某个“新”成员国违反了法治秩序的根本原则时应该怎么办。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对此同样没有发表任何看法。负责法治问题的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于2017年1月25日发表了一份例行声明，确认罗马尼亚在打击腐败和确保司法独立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提到，罗马尼亚在2007年加入欧洲联盟时所开启的进程（“对罗马尼亚司法改革和反腐败的合作与核查机制”）是否还能在本届委员会任期之内（至2019年）完成，将取决于罗马尼亚方面。他认为，如果该国迅速且不走样地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并且避免让已经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那么完成进程就是可能的。从布鲁塞尔的这份声明中，很难读出对格林代亚努政府袒护腐败及滥用职权的斥责，至多只有温和的警告。

直到2月2日的紧急命令发布之后，欧盟委员会的态度才变得更加明确。在同一天，容克和蒂默曼斯都警告罗马尼亚政府：反腐败的斗争决不可放松；并且两人都对罗马尼亚局势的新发展表示担忧。蒂默曼斯还在2月2日对欧洲议会的讲话中用下列语句强调了警告的严肃性：如果大赦生效，那将有可能影响欧盟对罗马尼亚的拨款。如此一来，罗马尼亚的国家和宪法危机终于上升到了欧洲层面。

2月5日，格林代亚努政府撤回了紧急命令，并宣布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问题。但示威活动还在继续。抗议者的目标现在已经变成了要求由社民党和自由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下台，因为从到目前为止的经验看，难以指望其与腐败和滥用职权进行坚决的斗争。2月8日，反对党在议会提交的不信任案未能通过，因为至少需要232票赞成才能推翻政府，而其仅获得了161票。约翰尼斯总统究竟何时才会下令用全民公决的方式与腐败做斗争，还难以知晓。命令发布的时间必须由格林代亚努政府决定，而该政府并没有兴趣参与其中。[31]

2017年1月18日，欧洲议会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在这一天，其上议院主席、德国社民党人马丁·舒尔茨的第二个任期宣告结束。在舒尔茨之前，欧洲议会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权力意识如此清醒的主席。他是欧洲社民党和社会党在2014年选举中共同推举的“领头候选人”，自那一年开始，他与卢森堡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让-克劳德·容克合作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不久后两人的名字就在布鲁塞尔被合称为“舒容”。舒、容二人代表了社民党与基民党之间的非正式大联盟，实际上，自由党和绿党也加入了这个旨在遏制来自左边或右边的反欧盟势力及民粹主义势力的大联盟。

2014年，通过将基民党“领头候选人”容克设为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形式，委员会领导层实现了实质上的议会化，这两个机构（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相对于欧洲理事会的地位上升了。如我们已经看见的，这个委员会自然越来越像一个“政治”委员会，而忽略了它最初作为诸条约看护人的任务；同时，这个议会也越来越脱离一直以来作为委员会监控者的角色。这对这两个机构和欧洲联盟整体的公共形象来说都是不利的：可是在2017年初的布鲁塞尔，这个事实却无人谈及。

然而，欧洲议会党团为舒尔茨安排后继者的方式，却并不利于巩固欧盟的合法性。基民党从2014年起与社民党达成谅解，将在5年法定任期的后半段由基民党这个议会中的最强的党团推举主席。即便是在容克的劝说之下，基民党也不愿意放弃这一权利。若按着容克的意思，他倒是很愿意为权力平衡，襄助舒尔茨第二次连任。现在的结果是，这两个最大的党团推举了一系列“竞选人”：代表基民党和保守党参加竞选主席的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常年的盟友、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的创始人之一、工业巨子安东尼奥·塔亚尼（Antonio Tajani），代表社民党和社会党的是他们的议会党团主席、意大利人詹尼·皮泰拉（Gianni Pittella）。在自由党的候选人、曾经的比利时首相居伊·伏思达为了塔亚尼的利益而退出选举之后，塔亚尼最终在第二轮决选中战胜了皮泰拉。

塔亚尼应该能想到，与舒尔茨所领导的机构相比，他的机构的代表性和行动力都要弱一些。容克在1月18日傍晚谈到，以后与议会的合作将变得更加艰难。但他并不愿意承认，曾存在于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大联盟关系真的已告终结。他认为，鉴于敌视欧盟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挑战，欧洲议会内部那些原则上向往融合的力量别无选择，至少在那些“大”问题上只能继续保持合作。但委员会同时也应该预见到，会有更多的批评和矛盾。由此，议会议长的换届或许能让议会重新理解自己的本来角色，这样的任务比2014年之后执行的那些政策要更加现实。

2017年1月23日，就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议长换届之后几天，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公开了一封该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写给两位本国同胞的短札。两位收信人都是由五星运动推举的国会议员：马尔科·瓦利（Marco Valli）和马尔科·赞尼（Marco Zanni）。之所以会出现这封不同寻常的信，是因为五星运动的领导人贝佩·格里洛在意大利2016年12月举行的宪法公决前一周承诺：如果他的党执政，就将举行一次决定意大利是否留在欧元区的全民公决。德拉吉在信中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若一国决意脱离欧元体系，则该国的国家银行必须结清欠欧洲央行的权益或负债。”

对意大利而言，这意味着退出货币联盟之后该国政府必须向欧元系统支付3586亿欧元（按照2016年11月的数据计算）——这就是其他国家支援意大利这个欧元区伙伴的金额。德拉吉想给这两位五星运动的议员传递的信息，对欧元区内其他高负债国家的民粹主义者也同样有效：退出货币联盟的代价是如此之高昂，以至于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人都不会做此设想。国家破产，也是可能的后果之一。[32]

一方的负债，就是另一方的权益。据法兰克福的德国联邦银行计算，所谓的“第二目标系统”（Target2-System）的总额已达7540亿欧元。常年担任慕尼黑经济研究所（Münchner Institut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所长的汉斯-维尔纳·辛恩早就一再指出，这个系统自身带有固有的危险。如果说多个乃至所有欧盟内陷入危机的国家突然崩溃的可能性还很小，那么德拉吉的信至少表明了一件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欧元区的长期稳定依然遥遥无期。只不过，与其他政治领域在2017年初所集中爆发出的离心危机相比，欧元的危机还不那么显眼罢了。[33]

[1] 乌斯塔沙政权是一个成立于1929年，旨在让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该组织信奉种族主义，主动投靠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在二战中残酷镇压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并在战争中被盟军粉碎。但由于该组织带有民族主义和反共的性质，又在克罗地亚独立之后受到右翼势力的崇拜。

[2] 萨格勒布是克罗地亚的首都。

[3] Kroatische Konservative bejubeln das «Projekt Plenkovic»,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3. 9. 2016; Regierung ohne Nationalisten, ebd., 21. 10. 2016;Kroatien arbeitet Historie auf,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7. 1. 2017. 关于克罗地亚2016年的政治危机，参见本书原文第160页前后。

[4] 塞族共和国（也译作斯普斯卡共和国）与塞尔维亚共和国（Republika Srbija）不是一回事。按照《代顿协议》，主权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两个政治实体，分别为占有51%领土的波黑联邦（即穆克联邦）和占有49%领土的塞族共和国。这两个政治实体都有各自的总统、议会、中央银行、军队和警察部队。塞尔维亚共和国是另外一个由前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国家。

[5] Michael Martens, Provokation Nationalfeiertag,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7. 9. 2016.

[6] 尤比克党（全称是JOBBIK Magyarországért Mozgalom，即“为了更好的匈牙利”）的党员以青年人为主，党主席是沃纳·加博尔（Gábor是姓，所以在匈牙利他被称作加博尔·沃纳）。

[7] 又译为“清一色化”，是德国人在描述纳粹政权（以及其他极权政府）时常用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政府控制舆论和言论，强令媒体只能成为政府的耳目喉舌。

[8] Stephan Löwenstein, Die Ungarn und die unterschätzte Gefahr des Frettchens, ebd., 30. 9. 2016; ders., Abhängig. Der ungar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schafft sich eine genehme Zeitungslandschaft, ebd., 8. 11. 2016; ders., Blaues Auge für Orbán,9. 11. 2016; Pressefreiheit zu verkaufen, in: taz.de, 4. 9. 2012. http://www. taz.de/!5084844/. Zur Reaktion der EU: Bloomberg.com/10. 10. 2016.

[9] Council of Europ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emocracy through Law (Venice Commission). Opinion 860/2016. Venice, 14 Octobre 2016. CDL-AD (2016) 026.

[10] 1981年12月13日，因团结工会运动在波兰蓬勃发展，刚于1981年10月开始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宣布在波兰实施“战时状态”戒严令。此前，雅鲁泽尔斯基曾长期担任波兰国防部长（1968年4月至1983年11月）。1990年，雅鲁泽尔斯基把总统职位让给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于是波兰成了第一个“改旗易帜”的东欧国家。

[11] Maximilian Steinbeis, Hat die EU das Kräftemessen mit Polen bereits verloren?,in: http://verfassungsblog.de/hat-die-eu-das-kraeftemessen-mit-polenbereitsverloren/; Konrad Schuller, Kampf um die Herrschaft des Rechts,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6. 12. 2016 (hier die Zitate von Timmermans); EUKommission verschärft Kritik an Polens Regierung, ebd., 22. 12. 2016; Daniel Brössler, Polens Parallelwel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1. 12. 2016; PiS gibt nach,in: Der Tagesspiegel, 21. 12. 2016; Slawomir Sierakowski, Die Schwächen der Fanatiker, in: Die Zeit, Nr. 53, 21. 12. 2016. 关于波兰到秋季为止的局势发展，见本书原文第151页前后。

[12] 按照法国总统选举的规则，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得票率超过50%，将举行针对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选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的第二轮投票。由于第二轮投票几乎总会发生，所以政论家们会格外关注候选人在这一“关键投票”中的潜力。

[13] 法语中的“profonde”与英语中的“profound”同源，所以直译是“深法国人”（英语的对译是“Deep France”），指的主要是那些生活在“外省”、农村，深受天主教文化熏陶，反对巴黎开明思想的保守居民。与此对应的，英语中也有“Deep England”（推崇自治和田园文化的英国人）、“Deep South”（美国那些在南北战争前属于蓄奴州的地区）等说法。

[14] Mathieu Goar, Le programme de François Fillon: fonctionnaires, retraites, TVA, education, famille ..., in: Le Monde, 21. 11. 2016. http://www.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16/11/21/francois-f llon-un-programme-economiquementliberalsocialement-traditionnel-et prorusse_5034888_823448.html; Maxime Vaudano, Adrien Sénécat et Laura Motet, Ce qui différencie les programmes de f llon et Juppé, ebd. http://www.lemonde.fr/les-decodeurs/article/2016/11/21/primaire-de-la-droite-ce-qui-differencie-f llon-et-juppe-dans-leurs programmes_50348204355770.html; Michael Wiegel, François der Bekenner,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6. 11. 2016; Leo Klimm, Das Fillon-Paradox, in: Süddeutsche Zeitung,25.11.2016.

[15] Wider das Wiener Establishmen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 12. 2016;Konrad Paul Liessmann, Beschworene Staatskrisen, ebd., Cathrin Kahlweit,Weltuntergang Österreichs verschob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6. 12. 2016.

[16] Paul Blocker, «Vote Yes for a Safe Italy» or «Vote No to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Italian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between Majoritarianism and Civil Resistance. VB.http://verfassungsblog.de/italy-constitution-referendum-renziblokker/; Italy votes on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Economist, 26. 11. 2016.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710809/; Oliver Meiler, Absurdes Kammerspiel, in: Süddeutsche Zeitung,3./4.2016; Tobias Piller, Die Arroganz ist sein Defizi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 12. 2016; ders., Italien entfernt sich von Europa, ebd., 6. 12. 2016; Jörg Bremer, Lieber Löwe als Schaf, ebd., 8. 12. 2016; Nando Pagnoncelli, Elettori pd fedeli, centristi divisi, in: Corriere della Sera, 5. 12. 2016. http://www.corriere.it/referendum-costituzionale-2016/notizie/referendum-costituzionale-2016-elettoripd-fedelicentristi-divisi-16bfef7e-bb31-11e6-8d3b-c05118807aea.shtml; Massimo Gianni, Se il voto diventa un rito cannibale, in: La Republica, 8. 12. 2016. http://www.repubblica.it/politica/2016/12/08/news/se_il_voto_diventa un_rito_cannibale-153 685884/. 关于此次公投的前史，参见本书原文第167页前后。

[17] 该党的全称是“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缩写是GERB，正好是保加利亚语“纹章”的意思，所以被称为“纹章党”。

[18] Florian Hassel, Regierungskrise in Bulgari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15. 11. 2016; ders., Der gekaufte Staat, ebd., 22. 11. 2016; Reinhard Veser,Der General,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5. 11. 2016; ders., Ein mutmaßlicher Putsch und eine russische Spur, ebd., 22. 2. 2017; Sozialdemokraten gewinnen Wahl in Rumänien, ebd., 13. 12. 2016; Russland, Iran und Türkei wollen in Syrien vermitteln, ebd., 21. 12. 2016; Kareem Shaheen u. a., Turkey threatens to end refugee deal in row over EU accession, in: The Guardian, 25.11.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nov/25/turkey-threatens-endrefugee-deal-row-e u accession-erdogan. 关于普京是如何对付欧洲及欧盟的，可参见: Manfred Quring, Putins russische Welt. Wie der Kreml Europa spaltet,Berlin 2017。关于荷兰2016年4月的全民公决，参见本书原文第172页；关于普京与埃尔多安在2016年8月的会面见本书原文第192页；关于对尼斯的恐袭见原文第191页。

[19] 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是柏林最著名的景点之一，位于繁华的选侯堤大街一侧。在二战中教堂的主体部分被摧毁，战后柏林人保留了剩余部分的残破状态，作为对历史的纪念。

[20] 萨拉菲主义是宗教激进主义的一种，其名称来源于“虔诚的祖先”（al-salaf al-salih），主张严格效法先知穆罕默德和他早期的追随者，支持实施“伊斯兰教法”（Sharia）。

[21] Hans Leyendecker u. a., Gefährder,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2. 12. 2016; Lena Kampf u. a., Das darf nicht wahr sein, ebd., 23. 12. 2016; Georg Mascolo, Der Gefährder, ebd., 4. 1. 2017; Jasper von Altenbockum u. a., Der hochmobile Islamis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3. 12. 2016; Mohamed Amjahid u. a.,«Ein Anschlag ist zu erwarten», in: Die Zeit, Nr. 15, 6. 4. 2017.

[22] 作者这样说，是因为按照联邦德国法律，在联邦议院选举中得票率超过5%的党派才有资格进入议院，而自民党（党团标志为黄色）在上一次的选举中没有达标。

[23]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牙买加国旗的图案是“黑绿黄”组合。

[24] 最后成为现实的，正是这样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25] Annett Meiritz, Özdemirs Wackelpartie, in: Spiegel Online, 18. 1. 2017.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buendnis-90-die-gruenen-cemoezdemir spitzenkandidat-das-bedeutet-die-urwahl-a-1130510.html; Christoph Dieckmann,Nach mir die Zukunft. Sigmar Gabriel geht, Martin Schulz komm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5. 1. 2017; Matthias Meissner, Der totale Höcke, in: Der Tagesspiegel,19. 1. 2017; Führende AfD-Politiker warnen vor Spaltung ihrer Partei,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4. 2. 2017.

[26] 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政府于发起了一场公投，让克里米亚居民决定是否从乌克兰独立并且加入俄罗斯联邦。16日的投票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约97%）选民赞成脱乌入俄。大部分西方国家和乌克兰临时政府拒绝承认此公投的合法性。

[27] Helene Fouquet u. a., Le Pen Struggling to Fund French Race as Russian Bank Fails, in: Bloomberg Politics, 22.12.16.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12-22/le-pen-struggling-to-fund-french-race-after-russianbackerfails; L’annexion de la Crimée par la Russie n’est «pas illegale» pour Marine Le Pen, in: http://www.bfmtv.com/politique/l-annexion-de-la-crimeepar-la-russie-nest-pas-illegale-pour-marine-le-pen-1077194.html; Terence Dopp u. a., France’s Le Pen Generates a Stir with Stop at Trump Tower, in: Bloomberg Politics.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1-12/le-penin-new-york-for unannounced-visit-during-french-race.

[28] Alexandre Lemarié et Matthieu Goar, En meeting à Paris, François Fillon défend son épouse et crie au complot, in: Le Monde, 29. 1. 2017; Maxime Tandonnet,François Fillon: le nouveau paria de la République, in: Le Figaro, 20. 1. 2017;Christian Wernicke, Aufmarsch der Tronfolger,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2. 1.2017; ders., Penny und das Liebe Geld, ebd., 26. 1. 2017; Ärger um Macron, ebd.;Michaela Wiegel, Riss durch die Partei,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4.1. 2017; dies., Der Ehefrauenförderer, ebd., 26. 1. 2017; dies., Durch die Finger geronnen, ebd., 2. 2. 2017. 关于共和党内的初选见本书原文第241页前后。

[29] Moralisierer mit Makel,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0. 1. 2017; Konrad Schuller, Aus der Tiefe der Geschichte, ebd., 13. 1. 2017; Florian Hassel, Auftakt im Chaos,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2. 1. 2017; ders., Die Opposition unwählbar machen, ebd., 18. 1. 2017; Christoph von Marschall, Zwei Vaterländer, zwei Patriotismen, in: Der Tagesspiegel, 8. 1. 2017; Albrecht Meier, Die Ohnmächtigen,ebd., 24. 1. 2017. Zur Entwicklung des polnischen Verfassungskonflikts bis Ende Dezember 2016 siehe oben S. 272 ff. 关于2016年12月底前波兰宪法冲突的发展进程，见本书原文第272页前后。

[30] Cathrin Kahlweit, Feldzug gegen die Zivilgesellschaf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12. 1. 2017, Stephan Löwenstein, Der entfesselte Orbá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4. 1. 2017.

[31] Karl-Peter Schwarz, Im Sumpf von Bukares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7. 1. 2017; Rumänen demonstrieren gegen Regierungspläne, ebd., 20.1. 2017; Johannis droht in Rumänien Amtsenthebungsverfahren, ebd., 24. 1.2017; Rumänien setzt seinen exzellenten Ruf aufs Spiel, ebd., 26. 1. 2017; Neue Anhänger für Johannis,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6. 1. 2017; Florian Hassel,Unschuldig, weil mächtig, ebd., 31. 1. 2017; ders., Rumänien in Aufruhr, ebd.,3. 2. 2017; Tousands rally in Romania against plan to pardon, in: DW. http://www.dw.com/en/thousands-rally-in-romania-against-plan to-pardon-prisoners/a-37323326. 关于薇拉·尧罗娃见本书原文第66页，关于试图罢免伯塞斯库的过程见本书原文第148页。

[32] Zwei Italiener kämpfen in Brüssel,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7. 1. 2017; Daniel Brössler/Tomas Kirchner, Europäische Erbstreitigkeiten, ebd., 18. 1. 2017; Daniel Brössler, Der Anti-Schulz ebd, m 19. 1. 2017; Markus Grabitz, Machtpoker bis zum Schluss, in: Der Tagesspiegel, 18. 1. 2017; Zeitenwende im EU-Parlament,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9. 1. 2017.

[33] Cerstin Gammelin, Draghis Warnung,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4. 1. 2017; dies.,Warnen reicht nicht, ebd., 25. 1. 2017; Draghi: Land muss bei Austritt seine Target Schuld zahl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5. 1. 2017. Zum Target System: Hans-Werner Sinn, Der Euro. Von der Friedensidee zum Zankapfel (engl.Orig.: Oxford 2014), München 2015, S. 279 ff. 关于2014年欧盟委员会领导机制在事实上的议会化，见本书原文第63页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