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一段续记

前文已经讲到了2017年5月。最后的两个时事节点是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满百日和法国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决选。在那之后，历史一直在大西洋两岸继续前进。

从5月19日到27日，美国第45任总统进行了他的首次海外之旅。他出访的首站是沙特阿拉伯，在那儿等待他签字的是一笔1000亿美元的“军火生意”，而他也在沙特与伊朗的对峙中毫无保留地站在了瓦哈比派的王国[1]一边。他出访的第二站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但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他什么都没说。第三站他前往罗马拜会了教皇方济各，可以看出二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分歧不小。在第四站布鲁塞尔，特朗普利用与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机会猛烈攻击德国，指责德国通过其对外出口（特别是汽车出口）伤害了美国经济。在北约的新总部，他攻击了28个成员国中的23个盟友，理由是这些盟友在履行防务责任方面不够上心，或者说是在靠着美国纳税人的钱生活，而且欠美国数十亿美元。而对于涉及共同防御承诺的《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2]，他在讲话中却只字不提：全世界还未曾见过大西洋同盟出现这样大的裂痕。

特朗普此行的高潮是5月26日和27日在西西里岛陶尔米纳（Taormina）举行的7个民主工业国的首脑峰会——G7峰会。在此地，特朗普又一次选择对抗。他阻挠了G7峰会关于执行2015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的决议，该决议旨在加强为避免全球变暖而减排温室气体的努力。在需要美国为来自第三世界（特别是来自非洲饥荒地区）的移民压力做出建设性贡献时，他拒绝让美国为此承担义务，在这一点上他惹恼了其他与会国：加拿大、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尤其是作为东道国的意大利。特朗普基于其对“不公平的贸易实践”的看法，对其他六国所希望的开放市场并没有多少认同，因而陶尔米纳会议未能明确地否定贸易保护主义。7国达成的共识是继续执行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开始的对俄制裁。另一个能广泛达成一致的领域是，在与恐怖主义的战斗中加强合作——在5月22日“伊斯兰国”在曼彻斯特的一个流行音乐会上以自杀式袭击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22人死亡之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提出将这个议题加入会议议程。

借由布鲁塞尔和陶尔米纳的峰会，“美国优先”终于渗入了跨大西洋政治之中。这在欧洲引起的反响几乎全是负面的。参加基民盟大会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于5月25日在慕尼黑特伍德林区（München-Trudering）的一个大型啤酒帐篷内愤然宣布：我们可以依靠别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欧洲一定要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世界舆论认为，默克尔的这番表态是一个明证，看来特朗普的欧洲之旅的确把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关系带入了一个新的低谷。[3]

如果特朗普是想用出访来摆脱纠缠不休的总统危机的话，那看来是想错了：为弄清特朗普团队“通俄”一事而进行的调查丝毫没有停滞，在这个过程中，总统的女婿兼最重要的顾问贾里德·库什纳逐渐成为焦点。5月底，人们知道在2016年11月的总统选举之后，库什纳曾在与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进行秘密会谈中试图建立特朗普与普京之间的秘密联络渠道。

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人正在越来越多地讨论特朗普集团与俄罗斯黑手党代理人之间长期存在的商业关系，以及20世纪90年代身份不明的俄罗斯投资客让特朗普免于破产的神秘救助。当然，这样的“联系”与俄罗斯为特朗普而干涉美国总统大选一事之间的关系还不清楚。在总统出国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媒体报道了曾于5月9日因调查“通俄门”而被特朗普解职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准备就同一话题在国会为此专设的委员会做证的消息。因此，可以预见还有更多的事情会被揭露出来。[4]

2017年6月1日，即特朗普从欧洲回来5天之后，他在白宫的玫瑰园一群特意挑选过的听众面前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必须避免该条约的结果伤害到他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工人；这样的条约只会让中国、印度等国获得崛起的好处，而对美国而言只有诸如失去就业机会、工资下降、工厂关停和产量持续下降等害处。关于该协议对美国的伤害，特朗普还把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会（Grünen Klimafonds der Vereinten Nationen）给予那些受全球变暖伤害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的援助也算了进来，他说相应的花销将令美国损失大量财富。或许令人欣慰的是，这位总统也谈到了要拿出一份新的气候保护协定，一份“公平的交易”。不过，特朗普在他的演讲中对“气候变化”只字未提。

总统的这番退约演讲，明显带有其首席策略顾问、信奉“美国优先”的斯蒂芬·班农的痕迹，此人当天就显眼地坐在听众的第一排。相反，那些曾告诫唐纳德·特朗普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一事上要谨慎的顾问则没有到场，其中包括首席经济顾问格雷·科恩、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以及那些美国宪法中从未见过的头衔的拥有者：总统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和他的妻子、总统女儿伊万卡·特朗普。一些美国大型工业企业明确警告过唐纳德·特朗普，不要在气候政策问题上与国际社会决裂。欧洲联盟的结论是，到2020年，美国无论如何都将受到《巴黎气候协定》中国际法义务的约束。然而这都没有什么用。特朗普所关心的是，让他的核心选民们看到，他履行其核心竞选承诺和在未来克服一切阻力为美国利益争取优先地位的决心。[5]

在对《巴黎气候协定》说“不”这件事上，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人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少。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华盛顿州在内的许多联邦州和包括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和老工业城市匹兹堡在内的80多个地区，都很快宣布继续坚守2015年底达成的这项国际协议中的环保目标。多数大企业认为特朗普的举动是个致命的错误。民调的结果则更一目了然：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拒绝退出《巴黎气候协定》。[6]

在美国之外，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对特朗普的决定表示愤怒。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当天就做出回应，明确拒绝重新谈判气候变化协定。次日，欧盟也给出了相同的回答。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全球竞争对手的中国和俄罗斯立即保证它们与美国不同，会继续留在自己在巴黎签署的协定之内。对这两个国家而言，特朗普因其环保政策而在西方世界打进的这枚楔子是极其有用的。作为欧盟及欧洲各国首屈一指的化石能源供应方，俄罗斯欢迎所有能削弱北约团结的事情；2017年正在力推其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中国也从中看到了机会，此事能使其显示出自己不仅在自由贸易方面是欧盟的伙伴，而且在环保领域也是如此。[7]特朗普的玫瑰园演讲让美国的自我孤立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点：如果要为美国告别“跨大西洋关系的世纪”找出一个标志性的日期，那就是2017年6月1日。[8]

在欧洲，2017年6月8日是早已备受关注的日子：在这一天将举行由特雷莎·梅政府决定进行的下议院选举。选举研究者们早就预言，这将是一次执政的保守党大胜而工党惨败的选举。然而，在选举前的最后几周里，保守党的领先优势变得越来越小。

大多数观察家都把这个惊人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保守党竞选纲领中的一点：老年人接受护理服务的费用问题。一方面，原本财产在23 250英镑以下的老年公民能够享受护理服务费用豁免，现在这个标准被提升到了10万英镑；但另一方面，预计要将私人住宅或私人房产纳入财产计算之中，这将导致遗嘱受益人有（部分地）丧失财产的危险——这项规定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保守党下令将其撤回。然而，这对特雷莎·梅精心打造的社会“形象”而言已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对现任首相的民调结果不利的另一个因素是，她坚决拒绝与其他党派的候选人（特别是工党的杰里米·科尔宾）进行电视辩论。6月3日，3名携带刀具的恐怖主义分子借助一辆送货车在伦敦发起恐袭，共造成8人死亡、48人受伤，其中有些人伤势严重。这是自3月22日伦敦恐袭和5月22日曼彻斯特恐袭之后，英国在不到3个月内发生的第3起恐怖袭击事件。科尔宾指责特雷莎·梅在担任内政部长期间大幅裁减警务人员——6年间裁减了1.9万人，他甚至在6月3日的恐袭发生之后要求首相辞职。

工党领袖科尔宾对国内安全问题的激烈批评，是否能让该党在选举前的最后几天里利用这个保守党的传统优势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反超，看来还很成问题。保守党人对工党将伦敦恐袭滥用于党派倾轧非常生气，并且还反唇相讥：正是科尔宾拒绝了保守党提出的所有反恐法案。此外，他们还指责这位工党领袖从来都未能就他慷慨的社会福利承诺（包括取消学费）如何获得资助的问题提供任何具体答案。在竞选的最后阶段，保守党又把英国脱欧问题摆到了中心位置，指出这是一件只有保守党才能办成的事。

6月8日的选举是特雷莎·梅完全按照自己的主张举行的，可是其结果却是她政治上的一次惨败。她不但没能扩大绝对多数，反而失去了它。尽管保守党仍然是第一大党，但其议员数量从330席下降到了317席，因此仍然低于保守党单独组建政府所需要的326席这个神奇数字。为了在“悬置议会”中获取超过必要席位的支持，首相不得不努力与民主联盟党（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结成联盟，或者说达成彼此能相容的协议，这是一个属于北爱尔兰新教徒的极端保守的党，它拿下了10个议员席位并且很快就宣布愿意与保守党进行谈判。

这次选举相对意义上的赢家是工党，它拿下了262个席位，比之前增加了32席（按百分比计算，它获得了42.4%的席位，比保守党落后2.4个百分点）。工党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因其立场比较左倾而在党内颇具争议的现任党主席杰里米·科尔宾，他与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那位民主党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很像，后者在争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过程中赢得了大部分青年学生的支持。在年轻的工党选民中，还有许多人在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在一年前的“脱欧公投”中加入“留欧派”阵营。与工党不同的是，全英国的活跃政党中唯一一个坚定亲欧的党——自由民主党的得票情况没有什么变化：尽管所获议席从9个上升到了12个，但所获选票还略微下降了一点儿（约0.5%）。

选举的输家还有妮古拉·斯特金的苏格兰民族党，失去了21个议员席位。英国独立党失去了在下议院中仅有的一个席位，得票率从近11%下降到可怜巴巴的1.85%。该党唯一的“大事”已经随着英国脱欧公投而去；这个既缺乏实际“要务”又陷入分裂的党，几乎没有存活下去的可能。然而，特雷莎·梅并不可能继续违背自己的竞选口号而提出原先英国独立党的支持者所主张的“硬脱欧”，否则她必将惹恼本党的新搭档：民主联盟党早就公开支持“软脱欧”，因为其特别想让阿尔斯特与作为欧盟成员国的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边境交通能够享受一种尽可能宽松的管理。

正如戴维·卡梅伦决定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全民公决一样，特雷莎·梅决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也是一着险棋，而且两人都赌输了。即将于2017年6月19日开始的与欧洲联盟的脱欧谈判中，特雷莎·梅的处境不是更有利了，而是更不利了。而且，对她的首相位置而言也是如此。内阁内外，她的党内反对者数量可观。她的位置从未像6月8日以后那样不稳。在伦敦，有人开始预测唐宁街将在秋季易主，并且很快会举行新的选举。

保守党与来自阿尔斯特的民主联盟党之间的谈判比预想的要艰难得多。当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6月21日在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成员们面前发表由首相起草的“女王的演讲”——一篇简短的政府声明时，此事尚未有结果。次日，特雷莎·梅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首脑峰会上承诺：所有在某个待定的时间点后在英国生活5年以上的欧盟公民，都将继续享有由英国法院做出保证的居住权。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立即表示，这一政策距离欧盟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

6月26日，保守党与民主联盟党的谈判终于结束了。其成果是一份相互容忍的协定。北爱尔兰新教徒的党承诺，支持梅政府在英国脱欧、国家预算、财政政策方面的立法活动，并且会阻止不信任案通过，其他方面的问题会根据具体情况与保守党协商。民主联盟党所得到的回报是，给阿尔斯特带来了10亿英镑的新增财政资助。

不过这份协议一开始就存在问题，因为贝尔法斯特（Belfast）[9]的那个由新教徒的党和天主教徒的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已经于2017年3月底垮台了。如果对立的双方不能就一个联合政府达成一致并拟出一个如1998年4月商定的《耶稣受难日协定》（Karfreitagsabkommen）[10]那样的文件，那就会像2002年至2007年那样开启“直接统治”的时代——行政权力被交还给英国内阁，而内阁将负责保证自身政策在宗教上的中立性。

在6月21日批准政府计划时，保守党的少数派政府在得到了民主联盟党的10票支持之后，于6月29日在下议院形成了一个323对309的多数。然而，鉴于议会难分伯仲的力量对比，只有极少观察家预言现任内阁会存在很长时间：特雷莎·梅已被人看作临时首相了。[11]2017年6月11日，即英国议会选举后的第三天，法国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的第一轮投票。无可置疑的赢家是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于2016年4月才刚刚创立的党——“共和前进党”（La République en marche，LREM），该党与其盟友“民主运动”（MoDem）一起拿下了32.3%的选票。远远跟在它们后面的是保守派的共和党（21.6%），然后是马琳·勒庞的国民阵线（13.2%）、与共产党人结盟的梅朗雄的“不屈的法兰西”（11.0%）和社会党（9.5%）。这次选举48.7%的投票率创下了历史新低。观察家们把这归咎于选举日那炙热的阳光和连续举行两轮总统选举所带来的疲惫，但也怀疑有许多法国人在通过拒绝参与选举来表达他们对现有政策、新旧总统的不满。不管是什么原因，事实是有选举权的法国人投票支持马克龙阵营的人连六分之一都不到。

议会选举的第一轮投票看上去像一场因选票进行的革命：法兰西决然抛弃第五共和国的政党结构，跟意大利在20世纪90年代前5年干了同样的事情。戴高乐主义留下的遗产——共和党，尽管尼古拉斯·萨科齐的政绩令人失望，尽管该党的第一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因自身错误而受到指责，它还是第二大党，也还有再度革新的可能。相比之下，社会党的处境令人绝望。该党所受到的惩罚来自奥朗德时代党内的总矛盾：有改革倾向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自由派与恪守教条的社会党人之间的矛盾；此外，还要受到梅朗雄的极左党派的瓦解。国民阵线远远落后于其在总统选举中所取得的成绩，这是因为其领导人马琳·勒庞在与马克龙的电视辩论中说得实在太露骨，而且她对欧元的拒绝也难以得到大多数法国人的认同。

共和前进党的候选人有一大半都没有参加过议会，这些新人只是勉强聚集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理念之下。他们以后能否像预期中那样变成一个新的、带有社会自由派特征的多数派，仍有待观察。无论如何，融合都将是艰难的，在此过程中，这个“社会自由派特征”还是来自之前那些政党定下的基调。

在第一轮投票中，只有4个选区的候选人拿下了绝对多数，并且所获选票超过了有选举权人数的25%。在第二轮投票中，拿到相对多数票就足以获胜，这通常意味着排名最靠前的两位候选人进行一次决选。6月11日，只有一个选区出现了两个以上的党派获得12.5%选票的情况，因此根据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会有不止两名候选人参选。那些在选举中失败的政党，尤其是共和党，都有意图在决选中成为总统所属党派的强大对手。但从对选举的预测结果看，这一想法实现的希望不大。人们普遍预计，在总共577个议员席位中，共和前进党能拿下四百多席。

不过，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倒并没有出现如此一边倒的结果。共和前进党独自拿下了306席，加上“民主运动”则一共有350席。不过，这已经让总统的阵营不但拥有十分坚实的绝对多数，而且还拥有了足以修宪的五分之三多数（尽管只是刚刚过线）。其他各党所取得的席位并不像之前所预计的那样少：共和党及其盟友一共获得137席，在上一届议会中还拥有280名议员的第一大党社会党这次的成绩是45席，梅朗雄的左翼政党27席，国民阵线8席。极右翼所赢下的那些选区也正好是之前支持马琳·勒庞的选区。然而，国民阵线还是远远没能达到组建议会党团所需的15席的门槛。6月18日选举的投票率比一周前更低，仅有42.64%。

马克龙总统早在国民议会选举之前就宣布，他就职后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就是改革劳动力市场法规，特别是要放松严苛的解雇条件，并且会先与工会进行对话。有共产主义背景的工会“劳动者大联盟”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工会“工人力量”对此的回应是：要创造一个“火热的秋天”。

事实上，那些选举的获胜者必须从一开始就预计到，由于议会中的多数态势十分稳固，抗议活动很快会从国民议会转移到街头。同样可以预见的是，总统及其阵营的反对者会拿极低的投票率来说事：指责政府所有不受欢迎的改革步骤都缺乏民主合法性——尽管政府的党在6月18日拿到了41.7%的选票，但这等于说在有投票权的法国人中支持它的人连五分之一都不到。有一个常常听到的说法并不过时：法国人虽然擅长搞革命，但却不善于进行改革。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之后，向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化方向革新法国社会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紧接着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之后的是第一次政府危机。法国司法部门已经开始调查欧洲议会中“民主运动”的议员，因为他们涉嫌将欧盟资金用于法国国内的党务活动，此后该党的三位部长辞职，其中包括党主席、司法部长弗朗索瓦·贝鲁和国防部长西尔维·古拉尔（Sylvie Goulard）。他们的继任者被认为政治色彩并不明显。最终由前共和党人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牵头组成的内阁中含有7位无党派专业人士、4位来自社会党的部长、3位来自社会自由派政党，还有3位来自共和党。这届菲利普政府中的男女数量正好相等：在30位部长和国务秘书中各占15名。

6月22日和23日，马克龙总统首次参加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大部分时间英国都没有参加此次会议。由于前一天包括慕尼黑的《南德意志报》在内的一些欧洲报刊发表了一篇对马克龙的访谈，于是他成了全场关注的焦点。他在那次访谈中猛烈批评中东欧的“非自由的民主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他说，既从欧盟拿钱，又不尊重其价值观，这很荒唐；欧洲可不是一个超市，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马克龙与维谢格拉德集团（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领导人之间的谈话并不能化解双方的根本性分歧。

不过，27个国家的领导人在防务政策和确保外部边界安全的领域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致同意设立一个用于资助军事科研和军备合作的欧洲防务基金。此次峰会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以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安格拉·默克尔为代表的法、德之间的紧密合作。观察家们认为，在法国的政府更迭之后，欧洲联盟又渐渐有了新的自信。[12]

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进行接触的事件在6月7日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天，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了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詹姆斯·科米的一份书面声明，内容是总统多次试图说服科米，让他停止在“通俄”一事上继续对曾短期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弗林将军进行调查。次日，许多电视频道实况转播了科米参加参议院的听证会：从这位联邦调查局前局长宣誓开始，一共进行了一个小时。在那之后，舆论界展开了自己的非官方调查。

根据科米的陈述，特朗普在多次谈话之中，特别是在2017年1月27日的白宫晚宴上要求他停止对弗林的调查。之后总统还非常想确保对“通俄”事件的调查不会牵涉他本人身上（科米说他可以保证）。特朗普称赞了他的工作，并说还想让他继续留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不过同时也表达了想让科米向他特朗普“效忠”的愿望。科米对此的理解是，总统想以联邦调查局局长不换人为条件让他对其个人“效忠”——科米拒绝了这个交易，接着他就在5月9日被突然解职了。在这之后，特朗普在公开表态时所说的科米不称职且得不到联邦警察的信任等，据科米看来都是借口，或者说都是谎言。正是这些指责让科米在参议院的公开听证会上多次明确表示自己反对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个人。

法律上在讨论这一事件时的关键问题是：特朗普在与科米的谈话中是否在故意尝试妨碍司法。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就牵涉了一项足以激起弹劾的罪行。有好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强烈否认存在这样的主观意图。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保罗·瑞恩的说法听上去有些怪异，他说特朗普初来乍到，对当总统的一些陈规惯例尚未充分了解。特朗普本人先让他的律师反驳了科米的说法，为的是在不久之后将科米斥责为撒谎的一方。

在6月9日与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特朗普首次明确承认《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所规定的义务，并再次明确否认他曾敦促科米结束对弗林的调查。在回答一名记者关于他是否愿意用宣誓做证的方式来强调他对“俄罗斯事件”的陈述时，他回答他“百分之百”愿意这么干：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陈述，如果负责调查该事件的特别检察官、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罗伯特·穆勒或是参议院回头抓住这句话，那它就有可能是总统的一个隐患。[13]

5天后的6月14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负责“通俄事件”的特别调查员正在调查总统本人，因为其涉嫌妨碍司法。与此同时，来自美国首都的传言称特朗普正在考虑解雇穆勒［5月17日任命他的并不是司法部长塞申斯，而是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因为塞申斯一开始就宣布要在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联系一事的调查中避嫌］。人们立即将此事与“水门事件”相提并论：1973年10月20日，尼克松总统解除了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的职务，继而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Elliot Richardson）及副部长威廉·拉克尔肖斯（William Ruckelshaus）辞职以示抗议——这件事在历史上被称作“星期六大屠杀”。10个月后的1974年8月9日，尼克松为避免遭受弹劾而主动辞职。

特朗普再次愤怒地驳斥了对他的一切指责，并且再次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猎巫活动。然而他并没有开除穆勒，可能是尼克松的教训在阻止他走出这一步。于是，“通俄事件”继续如他曾对科米提过的那样，成了他任职总统期间的一块不散的阴云。司法部长塞申斯在6月14日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宣誓做证时，拒绝回答任何涉及他与特朗普之间对话内容的问题。就任总统5个月之后，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前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晦暗不明。随着针对他个人的刑事调查的展开，美国的总统危机上升到了一个新阶段。

不过，特朗普的那些自由派的反对者并没有理由太过乐观。只要共和党人还站在总统一边，弹劾程序就遥遥无期。6月26日还发生了一件令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大为欢欣鼓舞的事情，尽管这只是一个阶段性胜利：最高法院裁定，曾被多名联邦法官宣布违宪的修订版“穆斯林禁令”的部分内容，可以在满足某些限制性条件的情况下暂时生效：对6个主要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公民而言，除非他们已经拿到签证，或是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在美国有亲属或工作关系，否则从6月29日起将在3个月的时间内被禁止入境美国。

人们并不清楚2017年秋天将要做出的终审判决是否能符合白宫的期望。不过，特朗普的反对者们（比如民主党人）这时已经会用一个他们中许多人都曾经忘却的美德来武装自己：他们必须学会在行事时有战略上的耐心。[14]

2017年7月7日至8日，世界主要工业国和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为参加G20会议而齐聚汉堡，唐纳德·特朗普名义上只是与会的众多领导人之一，但事实上他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和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一起构成了三个众人瞩目的最具争议的人物。在这位美国总统抵达德国的汉萨同盟城市（即汉堡）之前，他先于7月6日作为“三海倡议”的荣誉嘉宾访问了华沙。“三海倡议”是由波兰总统安德烈·杜达召集的会议，这个名称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个民族主义计划相关的会议，该会议共有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12个中东欧、东南欧的欧盟国家参加。

与欧洲大多数国家的首都相比，特朗普期待自己能在华沙受到热情友好的招待，因为他并不想去指责为走极右路线而破坏法治的波兰领导层。此外，他完全满足了东道主的期望：在1944年华沙起义牺牲烈士纪念碑前的公开演讲中，他首次发誓要捍卫西方社会的团结及其不可动摇的价值观；他赞扬了波兰光荣的历史，并向所有北约成员国保证了美国不可动摇的团结和支持，而且还再次呼吁盟友在防务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同时还强烈谴责了俄罗斯“破坏稳定”（他的原话）的政策。

特朗普在全波兰千万兴奋的法公党支持者的欢呼声中所描绘的“西方”的样子，完全符合波兰领导人的胃口。总统援引了上帝和民族认同、个人自由和家庭等价值元素。他虽然也提到了法治，但没有讲分权制度和司法独立。在这一层意义上，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及其追随者也愿意醉心于特朗普提出的“强大的欧洲”。这显然不是在说欧盟的那个自由的欧洲，而是一个愿意接纳中东欧的那些“非自由的民主”国家的欧洲。[15]

7月7日在汉堡，特朗普终于第一次遇见了他前一天在华沙毫不含糊地批评过的那个人：普京。根据双方事后的说法，会面的气氛是富于建设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友好的。特朗普特别关心的是，普京以后应约束与黑客攻击相关的行动。他向对方提出建议，共同成立一支美、俄“网络安全部队”。当这个消息不久后传到华盛顿，立刻在国会引发了一场超越两党的愤怒浪潮。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将这一想法比作跟叙利亚的阿萨德共建一支“化学武器部队”。对总统而言特别倒霉的是，《纽约时报》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揭露了一件发生在2016年6月9日的事：小特朗普、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和他在争取共和党候选人提名期间的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在这一天与据说跟克里姆林宫有密切联系的俄罗斯律师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见了面，美方的这几位谈话者所期望得到的是能够让希拉里·克林顿惹上麻烦的材料。在如此局面下特朗普别无他法，只得又迂回着否定了自己原先的建议。

被国际舆论视为特朗普与普京之间谈话的积极成果的，是一项由国务卿蒂勒森和拉夫罗夫提出的在叙利亚南部实现停火的协议，这份于7月9日生效的协议包括为平民建立一条“人道主义走廊”，并得到美国、俄罗斯和约旦的保证。事实上，这项协议先前就已经在约旦首都安曼达成，只是到了汉堡才以两位总统的名义正式公布于众。

在特朗普与普京的谈话中，发生在乌克兰的混合型战争究竟占什么分量仍不清楚。不过，观察家们从美国前北约大使库尔特·福尔克尔（Kurt Volker）任命基辅特使一事中可以看出，仅在“诺曼底组合”（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内部来处理这场冲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默克尔和马克龙得以在汉堡的三人聚会上劝说普京，使其同意与他们以及可以通过电话联络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Poroschenko）一起，尽快就进一步落实2015年2月达成的《明斯克停火协议》进行磋商。那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完全可以想象，接下来华盛顿、巴黎和柏林的政府都会争相与他联络。

不过，更加吸引媒体广泛关注的，还不是峰会上的正式谈判和两方或三方国家首脑的会晤，而是犹如内战一般的街头斗争场面：有数千使用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来自全欧的左翼极端分子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汉堡内城的部分地段一时间成了无法无天的场所；在珊泽区（Schanzenviertel），无人干涉的纵火和劫掠持续了数小时之久；有数百名警察和数目不详的示威者受伤。这使那些用非暴力方式批判全球化的抗议者的声音完全被掩盖了，而且德国和其他国家都开始讨论，是不是以后就不要在西方的大城市举办G20峰会这样重大的国际活动。

会议本身倒并没有受到血腥暴乱的干扰。在形成共同的闭幕宣言方面，德方运作的空间很大，因为它一直能享受到意见一致的欧盟的支持。在东道主安格拉·默克尔的指示下，德方决定后退一步，让这份文件在气候变化这一特别有争议的问题上不仅写下各方的共识，同时也记下各方的分歧。当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与会国都声明《巴黎气候协定》不可逆转时，美国固执地坚持它可以在比现在更清洁、更高效的情况下使用化石能源的权利，并且要通过技术出口来帮助那些同样愿意这样做的国家。但其他19个国家全都不为所动，坚持肯定《巴黎气候协定》。埃尔多安总统于峰会闭幕数小时之后在汉堡宣布土耳其不主张修改气候议定书。因为它担心自己不能再如愿以偿地被划为新兴国家，而被升级为工业国——被算成要“出钱”的国家。

另一个有重大争议的问题——贸易政策，在这方面各方费了半天劲也只达成了形式上的妥协。这20个与会国都认可自由贸易，并承诺与“包括一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斗争。可是美国坚持认为，要在声明中明确承认“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的地位”。所有与会国自然都清楚，美国政府这样做是在为其（比如针对钢铁行业的）惩罚性关税确立依据。

相比之下，参与谈判的各方在以下各方面达成一致就容易多了：金融市场监管，打击恐怖主义，走私和贩卖人口，建立与非洲的伙伴关系，改善妇女参与经济生活的条件。一项由世界银行创建的，旨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女企业家进行资助的基金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承诺。不过与会国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严肃地对待这些承诺，肯定还有待观察。

考虑到此次峰会所面临的挑战之大，它所实现的成果虽不多，却也还是远远超乎悲观主义者的预期。之所以能取得这些积极成果，主要靠的是西方民主世界中自由派的三大主力共同努力——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汉堡，这三个人组成的集团构成了进步势力的核心。如果说2017年G20峰会上有什么新东西超出了那份闭幕宣言四平八稳的措辞，那应该就是这个新的跨大西洋核心小组的互相合作给人们带来的希望。

汉堡的会晤，决不意味着欧洲和世界已经走出了那段数年来被危机所震撼的过渡时代。俄罗斯于2014年以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吞并克里米亚，宣告持续了25年的后冷战时代结束了。2015年，欧洲（特别是德国）经历了移民危机的一个暂时性的高潮。2016年发生的事还有：英国的脱欧公投、土耳其的政变和反向政变、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被选为总统。而在2017年的上半年，又出现了两件标志着自由派胜利、民粹主义者失败的事件：荷兰和法国的选举。2017年的G20峰会在历史上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在事情刚刚发生之时还无人能够预言。尽管如此，在这次会议上，有意识地捍卫西方价值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而且来自欧洲联盟的与会国也确实在用一个声音说话，这对所有认识到民族主义复兴之危险的人来说都算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16]

[1] 指沙特，作者这样称呼是因为奉行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瓦哈比派与沙特王室和沙特建国史有极其紧密的联系。

[2] 《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又称“共同防御条款”，其内容是：任何针对北约成员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其他成员国的攻击。

[3] «Die Kanzlerin hat die Nase voll», in: Spiegel Online, 29. 05. 2017. http://www. spiegel.de/politik/ausland/donald-trump-internationale-pressestimmen-zu-europar eise-und-angela-merkel-a-1149631.html; «Ein enormer Wandel der politischen Rhetorik», in: Zeit Online, 29. 05. 2017. http://www.zeit. de/politik/2017-05/angela-merkel-presseschau-usa-g7-gipfel; Johannes Leithäuser, Lange Tage der Irritation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0. 05. 2017; Daniel Brössler und Robert Rossmann, In aller Freundschaf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30. 5. 2017.

[4] Here’s A Closer Look At Donald Trump’s Disturbingly Deep Ties To Russia, in:http://fortune.com/2017/05/17/donald-trump-russia-2.

[5]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For Immediate Release. June 1, 2017.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Paris Climate record, Rose Garden.

[6] Andreas Ross, Befreiung aus dem Komplot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3. 6. 2017; Trump bringt die Wirtschaft gegen sich auf, ebd.; Susan E. Rice, To Be Great, America Must Be Good, in: The New York Times, 3. 6. 2017; Paul Krugman,Making Inorance Great Again, ebd., 5. 6. 2017.

[7] Erich Vad, Bündnis ohne Kraft, in: Cicero, Juni 2017, S. 59-65; Daniel Pelletier und Maximilian Probst, Welt in Bewegung,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6. 6. 2017(zu Russlands energiepolitischer Bedeutung für die EU); Petra Kolonko, Seide und Zemen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 5. 2017; Der Welthandel soll über Chinas Seidenstraße rollen, ebd.

[8] Zum Begriff «transatlantisches Jahrhundert»: Mary Nolan, The Transatlantic Century. Europe and America 1890-2010, Cambridge 2012. 相关内容亦见本书原文第89页前后。

[9] 贝尔法斯特，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的首府。

[10] 又称《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成果。

[11] George Parker, British election results: May’s gamble backfires, in: Financial Times, 9. 6. 2017; Polly Toynbee, Let’s whoop at the failure of May’s miserabilism. Optimism trumped austerity, in: The Guardian, 9. 6. 2017; Jochen Buchsteiner, Völlig verzock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0. 6. 2017;Tusk: Britisches Angebot «unter unseren Erwartungen», ebd., 24. 6. 2017. Zum«Karfreitagsabkommen» von 1998: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Die Zeit der Gegenwart（简称: Geschichte IV）, München 20163,S. 122 f。

[12] Guillaume Tabard, Une nette vistoire mais pas une France macronisée, in: Le Figaro, 12. 6. 2017; Cédric Pietralunga/Solenn de Royer, Majorité absolue et victoire relative pour Macron, in: Le Monde, 20.6.17; Christian Wernicke, «Der Anfang einer Renaissance»,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2. 6. 2017 (Inter view mit Macron); D. Brössler u. a., Die Macron-Formel wirkt, ebd. 24./25. 6. 2017. Zum Zusammenbruch des italienischen Parteiensystems seit 1992: Winkler, Geschichte IV（见注释7）, S. 80 ff。

[13] Michael S. Schmidt and Matt Apuzzo, Comey Didn’t Want To Be Alone With President He Told Sessions, in: The New York Times, 7. 6. 2017; Charles M. Blow,The Resistance: Impeachment Anxiety, ebd., 12. 6. 2017; Jim Rutenberg, Unlike in Watergate, Media Offers a Choice of Facts, ebd., 12. 6. 2017; Hubert Wetzel, Zahltag,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9. 6. 2017.

[14] Charles M. Blow, Te Resistance: Impeachment Anxiety, in: The New York Times, 12. 6. 2017; Michael S. Schmidt and Matt Apuzzo, Mueller’s Moves Point to Inquiry Aimed at Trump, ebd., 15. 6. 2017; Jennifer Rubin, Jeff Sessions wilts in the hot seat, in: The Washington Post, 13. 6. 2017; Offenbar Ermittlungen gegen Trump persönlich,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6. 6. 2017; Reymer Klüver, Sieg mit Fußnot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8. 6. 2017. Zum «Saturday Night Massacre» und zur Watergate-Affäre: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3: Vom Kalten Krieg zum Mauerfall, München 20152, S. 608 ff.

[15] Trump prangert «destabilisierendes» Verhalten Russlands a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7. 7. 2017; Konrad Schuller, Die Vermessung des Westens, ebd.;Reinhard Veser, Zwischen drei Meeren, ebd., 8. 7. 2017; Daniel Brössler und Florian Hassel, Mit Liebe-und Sinn fürs Geschäf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7. 7. 2017; Rick Lyman, Right-Tilting Poland Welcomes Trump as Europe Watches Warily, in: The New York Times, 5. 7. 2017. 关于华沙起义，参见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2: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1914-1945, München 20163, S. 1074 ff。

[16] Robert Birnbaum und Juliane Schäuble, Gipfel der Politik-und der Gewalt, in: Der Tagesspiegel, 8. 7. 2017; Albert Funk, Geschminkter Dissens, ebd., 9. 7. 2017;Cerstin Gammelin, Eins zu Neunzeh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8./9. 7. 2017;Stefan Ullrich, Notfalls ohne USA, ebd., 10. 7. 2017; Trump und Putin vereinbaren Waffenstillstand im Südwesten Syriens,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8. 7.2017; Trump: Keine Einheit für Cybersicherheit mit Moskau, ebd., 11. 7. 2017;Trump Team Met Russian Offering Dirt on Clinton, in: The New York Times, 10.7. 2017. Die Abschlusserklärung der G20: G20 Leaders’Declaration. Shaping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https://www. g20.org/gipfeldokumente/G20-leadersdeclaration.pdf. Zum Minsker Abkommen («Minsk Ⅱ») siehe oben S. 194 f.

致谢

我应该好好感谢大家。我首先想对我的妻子说声谢谢。在我完成了拙作四卷本《西方通史》之后，是她鼓励、启发我接着写正在发生的历史。当然，这些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可能有一个暂时的结论，由于现在还拿不到第一手资料，或者纯粹就是因为时间离得太近，所下的结论日后被推翻的风险很大。我的妻子一直与我讨论着书中的提问、论点和表述方式。要是没有她，就不会有这本书。

我还应该感谢这一年来为我的工作提供资助的机构和人士：阿尔弗雷德·海尔豪森协会（Alfred Herrhausen Gesellschaft）、汉斯·林吉尔（Hans Ringier）基金会，还有恩斯特·普林茨·比龙·冯·柯兰（Ernst Prinz Biron von Curland）和班克豪斯·梅茨勒（Bankhaus Metzler）。是他们给了我经费，这才让我有钱付给常年为我提供优质服务的工作人员，如莫妮卡·罗布托伊舍（Monika Roßteuscher）硕士和为我工作的学生：安杰洛·达本多（Angelo D’Abundo）、瑟伦·布兰德斯（Sören Brandes）、索菲·根斯克（Sophie Genske）和塔贝亚·纳萨罗夫（Tabea Nasaroff）。我衷心感谢他们各自为完成本书所做出的贡献。我还想感谢加布里埃莱·梅茨勒（Gabriele Metzler）、比尔吉特·阿施曼（Birgit Aschmann）和汉内斯·格兰迪茨（Hannes Grandits），以及柏林洪堡大学历史系的尼娜·克雷默（Nina Kremer）等诸位教授对我书写计划在行政方面的支持和各方面的照顾。我特别要感谢历史系，在我于2007年基本退出教学岗位之后，系里依然为我保留了办公室和相应的技术设备，这对我的工作而言是极大的支持。跟我之前的书一样，将我的手写草稿转化为打印稿的工作也是由格蕾琴·泽豪森（Gretchen Seehausen）女士完成的。这本书多么有赖于她一如既往的细心工作，只有我知道。

与贝克出版社（Verlag C. H. Beck）的再次合作还是那么温暖和放心，25年来我已经对此习以为常。总编辑杰特拉夫·费尔肯（Detlef Felken）从我下笔写第1章开始，就一直在用他睿智的评论陪伴和帮助我。在校对阶段，扬纳·勒施（Janna Rösch）女士也同样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讨论对象。亚历山大·戈勒（Alexander Goller）为我核实了日期和事实。我要向上述诸位表达我衷心的谢意。

柏林，2017年7月初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译后记

如果要推举一位当代最著名的德国近现代史教授，本书的作者温克勒将是必不可少的候选人。这位今日的柏林洪堡大学教授于1938年出生在康德的故乡柯尼斯堡。他未满周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既毁灭了德国也夺走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一位历史学教授的女儿，于1944年带着5岁的儿子离开了后来被改名为“加里宁格勒”的故乡，与1200万东普鲁士难民一起向德国西部辗转前行。或许，这段经历正是温克勒写出成名作《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德意志史》的缘起。

“西方”始终是温克勒一系列作品的中心。在他看来，德国近现代史的主要情节就是：德国人极不情愿走上那条已打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烙印的西方道路，数次企图踏上“德意志特殊道路”，却一再被碰得头破血流，并最终才在二战之后完全地融入西方（民主德国部分则要等到1991年），并服膺于以人权、代议制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规范”。冷战结束之后，这些西方价值看似有望在不久后成为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但历史的发展永远不会是一条直线。

在本书中，温克勒主要从欧洲的视角审视西方世界近年来所遭遇的一系列危机：“希腊-欧元危机”“波匈-法治危机”“美国-同盟危机”。

“希腊-欧元危机”本来用一句话就能概括：财政纪律不严的欧元区国家希腊因为发放了与本国生产力不匹配的福利而欠下巨额国债，结果无力偿债而导致欧元动荡。但温克勒追溯到了更为深层次的历史脉络：有欧元才会有欧元危机，而欧元之所以会在约20年前诞生，源于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想要打消法国对德国重新统一的疑虑，故而决定让货币联盟比政治联盟先行一步。法国之所以有疑虑，又源自困扰了欧洲和世界近200年的“德国问题”。

“波匈-法治危机”表面上看只是波兰、匈牙利两国的领导人对法治的理解与欧盟委员会不同，这两个国家处于“传统西方”范围之内，却又在近代长期缺乏成为民族国家的条件，这段“缺课”的经历造成了两国现任领导人和相当一部分民众对“西方价值”的隔阂。

“美国-同盟危机”看似自特朗普胜选之后才突然出现，但其实也能从百年前的“美国例外论”和“山巅之城”的想象那里找到线索。但特朗普当选总统一事带给西方世界的震撼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它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危机和带有民粹性质的民族主义的兴起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作者看来，去预判这位美国总统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还不如巩固德法轴心，以尽可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西方会分裂吗？阴云密布，但希望尚存。和许多高明的历史学家一样，作者在大部分时候都将自己的意见隐藏在了叙事之中。我的理解是：他主张欧盟暂时先保持退守的姿态，以保持内部团结和保存西方文明的火种为要务，而不是去应付那些虽有人道主义要求但却力不能逮的事务。待到这场寒冬过去，春暖花开之时，欧洲再继续把西方价值观传播给全世界愿意接受它的人。当然，如何衡量“力所能及”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连温克勒自己也批评德国在干涉欧洲之外的人道主义灾难时太过于消极。因此，还是请好学深思的读者们沿着作者所烛照的道路继续探索吧。

译书的这一年，正是小儿书向从出生到周岁的一年，忙乱可想而知。有时他向我爬过来，或是蹒跚走来，我也只好朝他摆摆手，继续专注于书稿。但如果不是家人前来抱起，他一定会继续抓住我的腿，猴上身来，把温克勒教授的大作直接放进嘴里品尝。幸好，家人为我分担了很多辛劳。所以我特别想在此对我的妻子、父母和岳父母表达谢意，没有他们相助，这项工作是无法完成的。

上海，2018年3月6日

童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