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西方会分裂吗？

在唐纳德·特朗普任职的前4周里，这位美国的新总统几乎天天都登上新闻头条，并且常常还引来人们的愤怒。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上台后的首批行政令之一，就是部分废除奥巴马医保。紧接着，他又于1月23日兑现了他在竞选中的承诺，废除了在奥巴马任期内已经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此举惹恼了加拿大、墨西哥、秘鲁、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国。次日，这位总统又重启了被奥巴马叫停的两条有争议的输油管线的建设，结果引起了环保主义者和受影响的印第安原住民的抗议。

1月25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准备在靠墨西哥的边境处建墙。据称，这座为防止非法移民而建的墙将耗资400亿美元，此笔钱先由美国方面承担，但晚些时候将会让墨西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还回来。特朗普发推特表示，假如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不愿负担这笔钱，他也可以取消原定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墨西哥总统放弃了这次会面。对此特朗普表示，将对墨西哥的商品征收20%的惩罚性关税。[1]

特朗普宣誓就职一周后，就干了他任期内的第一件引发国际轰动的事。1月27日，他发布了一条立即生效的入境禁止令，针对的是7个伊斯兰国家的公民（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索马里和苏丹）。对叙利亚人而言，该入境限制是没有时限的，对其他6国人而言，限制令的有效期为4个月。可作为例外处理的，只有受歧视的宗教少数派——这显然是在为这些国家的基督徒考虑。据称，之所以一定要颁布这项规定，是为了帮美国把恐怖分子挡在国门之外。可说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某些特别具有“恐怖嫌疑”的伊斯兰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基斯坦）却不在入境限制的名单上呢？有些评论家揣测，总统有意识地挑出名单上这几个国家，是因为特朗普集团在那些地方没有商业利益。

这一“穆斯林禁令”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抗议的浪潮。在美国本土，无数城市都爆发了反对总统最新措施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美国的各大国际机场，总统的禁令引起了混乱。一些持有有效护照的人被拒绝入境，或是被拒绝登机；众多家庭因此而被拆散；上万名“绿卡”持有者也被拦了下来，其中一些人已经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多年；此外，还有一些常年为美军工作（比如充当翻译）的伊拉克人也被波及。这项总统令显然已经过于任性，以至于纽约的联邦法官安·唐纳利（Ann Donnelly）在禁令签发的次日就接受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申请，给予所有被波及的、滞留于美国机场的7国民众以临时居留许可，并禁止遣返他们——采取这项举措的理由是：如果不这样做，总统的命令可能会带来无法修复的伤害。

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在西雅图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则更进了一步：2月3日，他称特朗普的行政令违宪，因为他歧视穆斯林并因此而侵犯了宗教信仰的基本权利。为此，该禁令在审判情况变化之前暂时失去了法律效力。政府方面正式反对这项诉讼，但负责此案的旧金山联邦法院于2月5日同意了一审的判决，并使总统首度遭受重大挫折。特朗普先是宣布要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不久之后又发布了一个新的、经过斟酌修改之后的旅行禁令。他的第一反应是称西雅图的联邦法官为一个“所谓的法官”，并说这位法官的决定是“可笑的”，这使得连被普遍认为是非常保守的共和派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也站出来批评了他。而特朗普在几天前（1月31日）才刚刚公开提名这位戈萨奇成为填补最高法院已经空缺了1年的席位的候选人。[2]

特朗普在2月3日所做的事没有“穆斯林禁令”那么显眼，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是日，他试图让国会放松奥巴马总统对银行业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限制。这项限制是为了保护银行业免受无监管的金融衍生品的负面影响的伤害。其主要内容，即是国会2010年7月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和补充性的《柯林斯修正案》（Collins Amendment），该修正案考虑了在巴塞尔（Basel）制定的关于银行间国际清算的规则——其中规定了银行最低限度的自有准备金［《巴塞尔协议Ⅲ》（Basel Ⅲ）］。[3]

共和党人不能够阻止《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通过，但之后却在该法案生效后的实施过程中设置了许多障碍，以至于尽管人们难以对这份早已被国会千方百计削弱过的法案抱有很高的期待，但奥巴马政府的管制成果比预想的更少。直到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2013年12月，一份限制银行从事自营证券业务和参与对冲基金的法案才生效。而这项法案现在也面临调整。事实上，连同该法案一起被抛弃的是奥巴马治下的美国从雷曼兄弟集团破产案中学到的全部教训——雷曼兄弟曾是美国第4大投资银行，它在2008年9月的崩溃引发了全球经济的剧烈动荡。[4]

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个星期里，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令人摸不着头脑。与他在竞选时期的承诺相符的是，总统于2月3日启动了针对25个伊朗单位和机构的立即生效的制裁，以作为对伊朗政府试射火箭的回应（这次试射有可能是被掩盖起来的建立核武装的准备工作）。但与特朗普一直以来的言论相矛盾的是新政府对俄罗斯的公开声明。2月2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Nikki Haley）在安理会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政策；她说，只有当俄罗斯结束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占领，并且把该半岛的控制权交还给乌克兰之后，才会停止从2014年开始的制裁。2月15日，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明确表示，总统已经对俄罗斯讲得很清楚，取消制裁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俄罗斯必须缓和其针对乌克兰的政策，而且必须把克里米亚交还给乌克兰。

在其他领域，特朗普也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方针。1月29日，他在接受一家基督教电视台基督教广播网（CBN）的采访时表示，（他在选举时期承诺过的）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一事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对要办成此事必须要研究那么多的细节问题而感到吃惊，而这些工作完全不适合他。在不久之后的2月10日，他在接受以色列的日报《今日以色列报》（Israel Hayom）采访时首次表示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扩建定居点政策的担忧：“这样的土地是有限的，每次定居时占去一点，剩下的地域就会少一点。”2月10日，特朗普首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据他说，通话是“非常亲切友好的”。应中国国家主席的愿望，特朗普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国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5]

特朗普的立场变化是否与持续不断的学习过程有关？这还不好说。在华盛顿以及世界各大城市，人们都在猜测：谁会对总统施加这样的影响？他最信得过哪位顾问？最常在答案中被提及的，是他的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和他最重要的演讲撰稿人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人们认为正是此人撰写了1月20日的那篇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就职演说。总统甚至允许班农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会议，要知道总参谋长和情报协调官都不曾拥有这项特权。鉴于班农在意识形态方面一直被视为极右派，有内部人士从特朗普将他任命为该委员会固定成员的决定中推测，特朗普更加倚重的不是实事求是的委员会，而是更能印证他自己的设想，并能尽可能为复杂问题提供简单答案的人。另一件能说明班农影响力的事情，是他能够为另一位信奉“美国优先”方针的极保守的知识分子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谋得一个负责联络工作的重要职位。[6]

新政府在各部部长层面显得比其最高机关（白宫）更加务实。面对来自欧洲的访客，如德国外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及其同事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他们各自的“对口官员”雷克斯·蒂勒森和詹姆斯·马蒂斯都强调了美国对盟友不可动摇的忠诚。马蒂斯2月1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上也做了类似的声明。3天后副总统迈克·彭斯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安全年会上，要求欧洲伙伴们最迟在2017年底践行它们在2014年威尔士北约峰会上做出的承诺：至少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事实上，当年商定的是在2024年之前朝着这个目标“靠近”。）彭斯说，如果欧洲人不理会这个要求，美国将削减其在欧洲的军事投入。

在特朗普任职的第1周，他唯一亲自接见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是特雷莎·梅。这位英国首相在白宫听到的，是对“脱欧派”的鼓励。为了取悦自己的访客，特朗普表达了迅速达成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愿望，并以此说明英、美两国之间“特殊关系”的光明前景。在会晤前一天，梅在费城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表示：两国都在致力于变革自身，两国有望再次携手同行。

英国首相回国之后，不得不面对过于巴结特朗普的指责，而在那些需要明确反对特朗普的地方（比如对于酷刑的可接受性），她却没有说话。还有人警告她不要重蹈其前任托尼·布莱尔覆辙，后者曾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完全依从了美国总统（当然是另一位总统，小布什）。令大多数英国公众感到愤慨的是，梅邀请特朗普在不久的将来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个决定一再使首相遭到抗议，共有180万人在网上签名请愿：请把特朗普挡在国门之外。同时，此事也在下议院引发了激烈的辩论。[7]

2月14日，特朗普失去了领导团队中的首位成员：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揭露，弗林在12月29日（也就是说还在奥巴马当政时期）多次与俄罗斯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Sergej Kisljak）通电话，讨论未来的总统特朗普取消美国最近因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而对其采取的制裁问题，弗林谈及了美国官方政策的细节并因此被认为违法。在面对副总统彭斯时，他否认曾经谈及取消制裁的话题，但后来有一段录音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证明弗林的话是谎言。

早在弗林被迫辞职之前数周，特朗普已经通过司法部了解到了事件的全过程，但他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甚至一直把他的副总统蒙在鼓里。自2月中旬起，华盛顿的人们已经开始谈论总统与其副手之间的信任危机，以及特朗普那些最亲密助手之间的权力斗争。在他的“穆斯林禁令”被独立的法庭中止之后，如此迅速地失去他最重要的顾问之一，成了这位刚刚宣誓就职的总统不得不面对的第二个重大挫折。

各方都非常尊重的三星将军兼拿到博士学位的历史学家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erbert Raymond McMaster）迅速被任命为弗林的继任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弗林离职事件就此画上了句号。人们所讨论的中心话题是：特朗普在选战中的高级助手与俄国情报部门的代表究竟谈了些什么。人们之所以觉得存在这番谈话，是因为从2月中旬起《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先后爆料。虽然目前尚不能坐实特朗普的助手曾经参与过俄罗斯（以捧特朗普、打压希拉里为目的）干涉美国选举的过程，但其中的重重疑云还远未廓清。特朗普本人依旧坚决否认曾经与俄国有过任何形式的联系。这时，不但有民主党人，而且有共和党的头面人物开始支持对特朗普阵营的“通俄”事件展开国会调查。2月还没过完，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已经开始了相关侦讯。

某些观察家认为，新近从尼基·黑利和肖恩·斯派塞口中说出的对俄政策之所以如此严厉，根源在于特朗普希望扭转他多少受普京操纵的印象——有此印象的人不在少数。然而，政府对俄国的态度并不一以贯之。国务卿蒂勒森于2月15日在波恩举行的G20外长会议上谈及了乌克兰问题（他在会上刚刚见过他的俄国同行拉夫罗夫），尽管他要求坚决遵守致力于实现东乌克兰地区和平的《明斯克停火协议》，但却绝口不提把克里米亚归还给乌克兰的（会被莫斯科立即拒绝的）要求。3天后，副总统彭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当着拉夫罗夫的面表示，俄罗斯将为自己的政策付出代价——这只能理解为：对美国政府而言，改善与俄国的关系尚不是优先目标。

以2017年2月15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来访为契机，特朗普在另一个外交问题上又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新看法：在调解巴以冲突的问题上，他告别了美国一直奉行的，而且认为是唯一可行的“两国方案”，转而表示他完全可以接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合并成一个国家。他没有说还有哪些他认为可行的方案，因而也对根本问题不置一词。根本问题是：如果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作为平等的公民生活在一国之内，那么以色列就不再是一个犹太国家了——这对以色列民族主义者而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不给予巴勒斯坦人完全的公民权，那么以色列就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了，而变成了一个专制的、施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权。如果特朗普所声称的政策转向延续下去，那么得益的将是以色列的强硬派，在美国这位新总统仅做温和告诫的情况下，他们会继续推进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建造，并以此来进一步缩小巴勒斯坦人的领土。

那些以前怀疑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对总统施加了巨大影响的人（库什纳是一个亲近以色列右翼和内塔尼亚胡的纽约正统派犹太人），会觉得此事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但无从知晓特朗普的此次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国将采取新的中东政策。次日，即2月16日，尼基·黑利就此事表态：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两国方案”，而且这一立场从未动摇过。于是全世界都要开始猜谜了：到底谁的话算数？是总统呢，还是他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在2月15日登上媒体头条的，还有安德鲁·普兹德（Andrew Puzder）退出任职程序的消息，特朗普本来是要安排他就任劳工部长一职的。普兹德在政治上是个有争议的人选，因为他作为一家快餐连锁店的老板反对提升极低的最低工资和加班费。参议院在举行听证会之后发现，他长年雇用一名在美国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家政服务员。保守的共和党人讨厌他，是因为他在非法移民的问题上持有相对宽松的立场。最终，他赶在参议院正式否决他之前退出了。而特朗普为教育部选择的部长候选人贝齐·德沃能在参议院涉险过关，全靠副总统彭斯行使了自己打破僵局的特别决定权——因为任命部长的争议而弄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前所未见。

面对最近的这些挫折，特朗普的反应是于2月16日召开了一场引人瞩目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指责一大批媒体是制造系统性谎言的先锋，还指控它们泄露机密。他否认白宫内部一片混乱，反而称他的政府运转得像一台设定好的机器。次日，他又在推特上发文，说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和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新闻电视台（News）、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这样的电视台都是“制造假新闻的媒体”，他还说这样的媒体不是他个人的敌人，而是“美国人民的一个敌人”。他的这番话，又让约翰·麦凯恩这样的共和党参议员和新上任的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发表了与他拉开距离的评论。

2月18日，面对他在佛罗里达州的热情支持者，特朗普在演讲中用模糊的语句谈起：前一天晚上在瑞典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但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在瑞典政府向美国提交申诉之后，特朗普把责任推给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关于瑞典移民的一个报道，不过该报道并未提到最近发生了恐袭事件。在特朗普履职4周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这位美国第45任总统在政治上的可预见性越来越怀疑。[8]

2017年2月2日到3日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Valletta）召开的（部分正式又部分非正式的）欧盟峰会上，美国的总统换届并非正式议题之一，但却是最重要的非正式议题。1月31日，在旨在讨论欧洲联盟未来的27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因为英国缺席）上的致辞中，欧洲理事会常务主席唐纳德·图斯克用罕见的直白言辞将美国新政府“令人不安的表态”列为现在欧盟的重大地缘政治威胁之一，而且还说：“特别是华盛顿的权力交接令欧洲联盟陷入了新的困境，因为新一届政府动摇了美国过去70年来的外交政策。”（与此并列的重大地缘政治威胁还有：越来越相信自身道路的中国的崛起、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性政策，以及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战争、无政府状态和恐怖主义。）图斯克以美洲开拓者约翰·迪金森1768年写就的《自由之歌》（Liberty Song）中的口号收束：“我们联合则存，分裂则亡。”

马耳他峰会的重点议题是确保欧盟的共同外部边界，尤其是与利比亚的合作问题。2016年，通过地中海中部路线登陆意大利而来到欧洲的18.1万人中，有多达90%的人都是从利比亚出发的；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四千五百多人因乘坐不适合出海的船而丧生。欧盟内部对移民分配问题的分歧非常大，但诸国在拒绝非法偷渡者入境方面，在封闭致命的穿越地中海的北非路线方面，以及在按照欧盟的人道主义要求、运用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IOM）的工作网络在当地建立难民接收机构方面，同样也有强烈共识。

利比亚问题的特殊性，在于该国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并能有效运作的政府。根据2016年3月的消息，在由联合国建立的、在法耶兹·萨拉杰总理领导的“统一政府”之下，尽管各方已经签约保证和衷共济，并且同意在克里特岛（Kreta）训练利比亚海岸警卫队，但是萨拉杰政府仅能控制首都的黎波里附近相对狭小的区域，只是在这年夏天才又攻占了此前一直是“伊斯兰国”盘踞地的港口城市苏尔特（Sirte）。在该国的其他地方，都是相互敌对的军阀们说了算。在东部掌权的是托卜鲁克受到国际承认的议会，更确切地说是与议会合作并受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俄罗斯支持的哈利法·哈夫塔将军，这股军事势力在2016年9月后已经控制了重要的石油出口港拉斯拉努夫（Ras Lanuf）和艾西达（Es Sider）。

据欧盟所知，2017年初在整个利比亚共有约90万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客籍劳工或移民；据称其中至少有35万有意前往欧洲（另一些人估计远远不止这个数目）。几乎所有来自援助机构的报道都表明，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些容纳了成百上千人的自行建立的难民营的情况都是灾难性的。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把人从意大利遣返回利比亚的行动就难以想象。因此，在瓦莱塔通过的关于在移民问题上加强与北非国家合作的愿景中涉及利比亚的部分，暂时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2月中旬，即欧盟举行马耳他峰会近2周之后，从开罗传来了一个带给人一丝希望的消息：在埃及军队的斡旋之下，法耶兹·萨拉杰总理与哈利法·哈夫塔将军在未直接见面的谈判中，就利比亚国家新秩序的远景计划达成了一致。按照该计划，萨拉杰政府的国家委员会将与托卜鲁克的国会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其使命是起草利比亚宪法，并且负责实现联合国于2015年12月通过的《斯基拉特和平协议》。同时，的黎波里和托卜鲁克这两大权力中心应就一个过渡政府内阁达成一致，并最迟于2018年2月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但该协议并没有说清楚，哈夫塔将军会在过渡时期以及在那之后扮演什么角色。这份在开罗达成的协议怎样落实，将取决于埃及、阿联酋和俄罗斯会对那位倔强的将军施加何种压力。

开罗的谈判才过去2周半，人们即看到达成的一致其实建立在流沙之上。在3月第一个星期的周末，以伊斯兰营为主力的部队将哈夫塔将军的部队赶出了具有战略价值的出海口拉斯拉努夫和艾西达。的黎波里的萨拉杰政府表示他们与这场战斗无关，但却从伊斯兰营手中接管了这两个油港。伊斯兰营方面宣称，接下来他们要把哈夫塔的军队赶出班加西。托卜鲁克的那个与哈夫塔结盟的议会对此的回应是：退出《斯基拉特和平协议》，单方面宣布于2018年初举行新一轮大选，并且宣布不承认萨拉杰政府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忠于哈夫塔的部队在班加西附近向伊斯兰营发起了攻击。托卜鲁克与的黎波里这两大争权阵营之间的仇隙，已经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在北非国家中，让欧盟计划中的难民接收营方案陷入困境的，并不只有一个利比亚。2月14日，突尼斯总理尤素福·沙海德（Youssef Chahed）在访问柏林时表示，他的国家已经挤满了大量来自利比亚的难民，并且还要照顾他们，因此难以再建立新的营地。本来默克尔总理要在2月21日为同一话题出访阿尔及利亚，却由于该国总统布特弗利卡（Bouteflika）临时告病而不能成行。

2月17日，有500名（3天后又有350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从摩洛哥翻过了高高的铁丝网，进入了西班牙的北非海外属地。西班牙政府马上表示，他们推测摩洛哥未阻拦这次越境行动的动机是想给西班牙和欧盟施加压力，以便在移民问题上达成一笔对自己更有利的“交易”——摩洛哥政府驳斥了这个猜测。根据德国安全部门的内部估计，此时约有660万来自非洲或中东的人在欧洲周边游荡，他们都想尽快进入欧洲。[9]

2017年2月，几乎就在移民问题发酵的同时，欧元区危机又重新回到了欧洲政治的议事日程之中。具体而言，是救助希腊计划的一笔贷款的偿付出了问题——希腊政府本应该于2016年7月偿付这笔70亿欧元的贷款。另一个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还会继续参与救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进行债务减记（损失由欧洲债权人承担）——不管其他国是什么态度，德国都会坚决反对这个要求，直至援引《马约》之中“不救助”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三次救援希腊的计划中向救助者承诺的是：从2018年起，希腊的财政预算应实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毛盈余”（即不考虑利息和偿付的财政盈余）——现在，该组织已经觉得这不太现实。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进一步紧缩财政，多数欧元区财长都支持这样做，但齐普拉斯政府却断然拒绝。特别有争议的部分，是缩减养老金和降低所得税的免税额。根据齐普拉斯的说法，他不得不考虑到，他的政治联盟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岌岌可危的多数。而如果他拒绝进一步改革，那就难保自己的国家不被欧元区开除。在新一轮大选中，齐普拉斯有下台的危险：各类民调都显示，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领导下的属于保守派的“新民主党”（Nea Dimokratia）明显领先于属左翼民粹主义的激进左翼联盟。

2月20日，欧元区各国财长再次与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人员赶赴雅典，以争取与希腊达成可能的共识。正如欧元集团主席、荷兰财政部长杰洛·戴松布伦所强调的，目前最紧要的还不是以恢复竞争力为目标的经济改革所需要的那样大力紧缩；欧元集团以及其他机构都认为，最要紧的是降低所得税的免税额：目前8636欧元的免税额使得约半数希腊人不用为收入缴税。但降低免税额将会增加低收入者的负担，从而导致激进左翼联盟在大选中失败——这也是为什么齐普拉斯政府会坚决反对任何变革。

退休金问题也是同样道理。在希腊的年度财政负担中，有10%要拿出来填补退休金系统的缺口；而此项开支比例的欧洲平均水平是2.5%。让债权人感到不满的还有：公务员的工资和退休金在公共开支中占的比例过高。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改革，似乎就不可能产生预算盈余，而这样的盈余已被债权人视为同意重新审核该国的债务可持续性的先决条件。2月22日之后，齐普拉斯已经不能指望近期会出现债务减记了：这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柏林表示，现在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债务减记。2天后，齐普拉斯表示，他将与债权国据理力争，直至3月20日。[10]

在2017年初让货币联盟内其他国家操心的，并非只有希腊这一个欧元区国家。在过去的一年里，意大利无意减少其负债。自2014年以来，其负债率一直在131.9%~133%，相当于《马约》所规定的60%标准的2倍还多。2015年4月，伦齐政府的财政计划曾经设定了到2019年把负债率降到120%以下的目标，可一年之后就向上调整了数字，并于2016年10月再次调整为：到2019年降到126%以下。然而，连这个新的、非常有限的目标，也早就显得遥不可及了。

财政部长帕多安（Padoan）——他也在接替伦齐的保罗·真蒂洛尼内阁中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于2月初拒绝了欧盟委员会所提出的让意大利削减0.2% （或者说34亿欧元）预算赤字的要求。他的回应是，他希望目前不要在这些领域采取措施，但他会在4月将减少常规开支、提高烟草和石油税纳入中期财政计划。

这时还不清楚，在4月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意大利的国内政局会如何发展。自2016年12月的全民公决否定了宪法改革之后，包括北方联盟、五星运动乃至伦齐的民主党之内的许多党派都要求尽快举行新一轮大选。2017年1月24日，宪法法院宣布现行的选举法——《意大利法》（Italicum），在涉及参议院的地方违宪。不过，选举法的缺失还不是举行新大选的唯一障碍。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认为人们所谈论的这场新大选将是一次危险的冒险，于是他动用自己的影响，以求真蒂洛尼政府一直执政到2018年初举行常规议会选举为止。其实，所有已当选的议员（其中有三分之一来自民主党）也都对新大选不感兴趣——他们2013年才取得这些席位，只有把议员当到2017年9月才有获得养老金的资格。

2月19日，伦齐辞去了民主党主席一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将告别政坛，而是为了迫使本党召开一次全党大会并初选主席。这种办法，让他在党内左翼（和前共产主义的）的那些没有想到这么早就要面对权力竞争的对手陷入被动（这些对手包括前党魁皮埃尔·路易吉·贝尔萨尼和前总理马西莫·达莱马）。对人们所谈论的新一轮议会选举，伦齐现在已开始保持沉默。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和五星运动的支持率都在30%左右，也就是说都低于40%这个神奇数字——按照现行的选举法《意大利法》，达到这个数字的最大党可以享有取得绝对多数席位的特别权利。现在，伦齐的目的显然是先把本党拉到自己身后，并且让本党在民调中拥有领先于贝佩·格里洛的民粹运动党的明显优势，然后再力图借选举令自己重回权力中枢。

伦齐不会不知道他的举动有可能会分裂民主党，但他觉得可以接受这个结果。但在2月25日事情竟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在贝尔萨尼和达莱马的支持下，前议会党团主席罗伯托·斯佩兰扎（Roberto Speranza）、托斯卡纳大区党主席恩里科·罗西（Enrico Rossi）、工会领袖吉列尔莫·埃皮法尼（Guglielmo Epifani）和其他民主党左翼代表人物一起，试图效法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在罗马创立了“民主与进步运动”。有38位民主党众议员和12位民主党参议员宣布改投新党。此时，民主党人尚不知道这会对选情产生多大的影响。初步估计，支持率的波动会在2~8个百分点。而要是伦齐的党失去3个百分点以上的支持率，它就有可能落后于五星运动：要知道，在民主党分裂之前它的支持率（31%）只比五星运动（28%）高3个点。

在经历了2016年12月的政府更迭后，意大利的经济形势和财政状况并没有好转。2017年2月16日，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它授权真蒂洛尼政府动用200亿欧元拯救银行业。当债台高筑的意大利锡耶纳银行在自由市场上募集50亿欧元以充盈资本的努力失败之后，仅这一家银行估计就需要80亿欧元。专家们怀疑，众议院批准政府动用的那些款项，可能根本不足以填补意大利各银行自身资本的缺口。

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市场上意大利国债的风险溢价上升了2%——这表明投资人越来越紧张。不久之后，加拿大的信用评级机构多美年债券评级服务（DBRS）去掉了意大利信用评级中的A，而且多美年债券评级服务已经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大型信用评级机构了。欧盟委员会还因意大利削减国债不利而威胁要对其实施惩罚。鉴于最新民调显示拒绝欧元的意大利人口比率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46%~48%，尤其是考虑到实施这一惩罚的时间点与意大利议会选举开始的时间可能重合，那么它将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意大利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9%，远低于欧盟28国的平均值（1.9%）。意大利一直都是一个陷入危机的国家，马泰奥·伦齐在2月中旬把这个事实归咎于自2012年起实施的严格的财政纪律。其实，经济停滞的肇因在意大利内部，可无论是这位前总理还是“政坛”上的其他人物都拒绝正视这一点。[11]

2017年2月17日，欧盟委员会于2016年12月给波兰开出的按法治原则调整宪法法院秩序的2个月最后期限到期了。对于布鲁塞尔的要求，波兰政府一直没有给予任何答复。2月21日，出现了一封波兰外长维托尔德·瓦什济科夫斯基（Witold Waszczykowski）写给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的信，而蒂默曼斯早在2月17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就与这位波兰外交的首席代表有过一次激烈的舌战。

瓦什济科夫斯基在这封信中说：波兰不存在法治问题，其分权机制运行良好，所以没有理由对波兰的民主说三道四；蒂默曼斯的说法有其政治动机，这样干是为了羞辱某个成员国。写信人对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的回答是，一旦涉及法治性问题，委员会就是政治上的色盲。要是某一个成员国的法治情况遭到怀疑，那么这对其他所有成员国而言都是一个问题。在一国成了欧盟成员之后，事情就只能这样理解。然而，人们难以指望波兰的这个问题能有一个迅速的决断——2月22日，委员会主席容克的一位发言人声称，现在做决定还为时过早。

波兰的民族保守政府公开宣称，自己在与欧盟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时的宪法法院已经被纳入政府控制之下。法公党阵营坚决否认自己采取了违背宪法的手段。同时，司法部长兹比格涅夫·焦布洛（Zbigniew Ziobro）又给了司法独立新的一击：司法部又制定了3个法案，旨在把最高法院法官和其他下层法院法官都置于司法部和掌控了议会多数的政府之下。

焦布洛的这些新措施的要点在于改革全国法官委员会（KRS）。该委员会一直由17名高级法官、6名议员、司法部长和1名总统代表组成。这些法官是由法官大会选举出来的：全国法官委员会有权决定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全国法官的任免；它通过监察和其他措施来维护法院的独立性。如果按照司法部长的意思办，那么全国法官委员会将由下议院主席提名，并由议会多数选出。

此外，新措施还要将全国法官委员会分成两个小组，第一个由15名法官组成，第二个由6名议员、司法部长、总统代表和2名法官组成。这种做法，无异于要把议会多数派的否决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其可以否决自己不喜欢的法官或监管。根据新措施，以后只有在全国法官委员会的这两个小组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对任命新法官和实质性事务做出决定。被任命的新法官，将无一例外地毕业于受司法部控制的法律学校。本来，出类拔萃的法学教授、律师和检察官都有机会被任命为法官，焦布洛的改革法案生效之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了。

这位司法部长为了尽可能迅速、完全地将司法机构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试图推迟更换约500名地方法官，直至新法律通过。由焦布洛选出的500人已经于2017年11月开始工作，但他们要等到4年后，在司法部对其工作做出正面评价之后才能被任命为法官。一个新的特别纪律小组将对已经宣誓就职的法官实施控制，该小组的总检察长由司法部长亲自兼任。

焦布洛的计划引起了波兰独立法官们的愤怒。最高法院院长马乌戈热塔·格斯多夫（Małgorzata Gersdorf）在1月底的一次高级法官聚会上宣布：“我们可以凭借我们宪法第2条来为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奠定坚实基础”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必须为法律和法律的尊严，为每一寸正义而战斗”；而且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法公党的反应很迅猛：3月2日，一个由该执政党的50名议员组成的集团表示他们已经向宪法法院提交了罢免马乌戈热塔·格斯多夫的请求。据他们说，2014年对最高法院院长的任免是有问题的；在她任期内进行的所有判决都必须推翻。

该国的公民社会团体还一再向欧洲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请愿，希望它们不要再让波兰的法治受到新的伤害。然而，从波兰政府控制其宪法法院的过程看，很难让人对布鲁塞尔抱有什么希望。欧盟委员会只会一再拖延时间，而且就算欧洲理事会建议实施制裁（唯一适用的措施是暂停该国的投票权），也会因为匈牙利的否决权而失败。这些年来，在与中东欧的“非自由的民主”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欧盟的表现实在是乏善可陈。[12]

自3月初起，法国的总统大选看起来已经完全成了右翼候选人马琳·勒庞与社会自由派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之间的一场“对决”。3月2日，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在巴黎提出了自己的竞选纲领。他当着约400名记者宣布，他所追求的是一场对该国的全面、激进的改革。除了其他措施之外，他还声称要整合多轨运行的退休金系统、改革失业保险和职业教育体系，让劳动力市场更自由，松动关于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规定，施行更灵活的退休年龄制度，削减12万个公务员岗位并同时新增4000个教师岗位和1万个警察岗位；而且还会减轻企业和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的税负。

马克龙表示自己是一位亲欧政治家。他赞成一个拥有不同发展速度的欧洲、一个深化合作的货币联盟、一个拥有独立财政并共同承担负债的欧元区，以及独立的欧洲防务政策和全欧盟统一的边防警察。其政策的核心是重新加强法、德关系。他认为，法国必须向德国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并且说服这位莱茵河右岸的邻居加入一个克服欧洲经济增长不均衡的共同投资计划。他关于“买欧洲货法案”的想法，听上去就像是那位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新总统想法的翻版：在公务采购中将优先考虑欧洲供应商，欧洲之外的供应商要享受这样的待遇，必须有一半以上的产品是在欧洲生产的。

马克龙的纲领主要针对的是中间选民，不过也同样兼顾温和的左翼及右翼选民。这时，他的“前进运动”已经登记了超过20万的支持者，这个数字几乎与共和党相当，而且是国民阵线的2倍。当然，“前进运动”还远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派——马克龙迟早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他真的当上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他就需要马上解决它。倘若在新选出的国民大会中，他得不到一个可靠的多数派的支持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去推行一套改革方案。[13]

同样是在3月2日，正当马克龙公布其纲领时，欧洲议会遵从法国司法机构的要求，（尽管只是部分地）解除了马琳·勒庞的豁免权。法国司法机构指控这位国民阵线主席非法传播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暴力图片，其中包括一位美国记者在2014年被斩首的图片。欧洲议会的这个决定，将使得法国的执法机构得以因此事而审讯勒庞。目前，在涉及其他类型的犯罪时，勒庞还是享有议员豁免权的保护。欧盟反欺诈委员会（OLAF）指责这位女政治家让自己的同事侵吞欧盟财产，其手法是让她的助手用这些钱在法国为国民阵线从事党务工作。此外，在法国还有人怀疑勒庞在作为欧洲议会议员的财产声明中，部分隐瞒了其所拥有的不动产的价值。国民阵线的这位女党魁将这一切都斥责为政敌的政治手段，而且这套说法在她的支持者那里也很吃得开——无论是法国司法机构还是欧盟反欺诈委员会的调查都没有对她的受欢迎程度产生负面影响。

共和党的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也有官司缠身。基于他妻子佩内洛普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吃空饷”的嫌疑，财务检察官展开了初步问讯，其结果是3位调查法官于2月24日起开始调查，并将于3月15日展开正式的刑事程序。这位保守派的候选人本来已于1月底宣布退出竞选，但现在他已将那些话抛诸脑后。他说这是红色法官和作为流言制造机的媒体的一次合谋，是一次政治谋杀；而且还有一些共和党议员掩人耳目地扮成“人民”的样子以民粹主义的伎俩反对他，所以他要骂这些人为“叛徒”。虽然他在人权广场上的一次演讲中承认他不该安排自己的妻子当助手，而且他应该早点把这些讲出来而不该犹豫不决，但是他坚持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他在从初选中脱颖而出之后就担负着全体法国人的希望。

这时的共和党已经有些乱了阵脚。无数菲永的支持者都开始与他划清界限，其中包括他的竞选经理、他的新闻发言人、他的外交事务顾问和200多名议员，这些人大多都要求他放弃竞选。许多人怂恿在第二轮初选中失利的阿兰·朱佩出来取代菲永角逐总统宝座。不过这位波尔多市市长在3月6日坚决表示他不会响应这样的呼声。他谈到了共和党现在已经因为菲永的行为而走进了死胡同，而且还指出法国正陷入一场道德危机。他认为法国生病了，法国虽然看得到改革的必要性，但就是无法推行改革。鉴于他在2004年那场导致他被判监视居住18个月的党内财务丑闻中的角色，他承认他担不起引领法国人进行这场深刻变革的重担。

数小时后，共和党的领导层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菲永也列席其中。会议的结论是：全体党员都支持本党所选出的候选人——这其实是在没有其他选项的情况下宣示团结。如果民调的预测正确，那么朱佩完全有机会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并在第二轮决选中击败勒庞。而所有的民调都认为，如果共和党人支持菲永，那么马克龙会在第一轮选举中领先菲永（甚至有一个民调显示他会领先勒庞）；而且马克龙和勒庞进入第二轮决选的态势几乎已成定局。更令这样的局面不可动摇的是，不久前，民主运动党主席弗朗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宣布为了马克龙的利益而放弃竞选。

与此相反，左派的力量相对而言难以集中到一处。参加总统竞选的不但有社会党的伯努瓦·哈莫，还有左翼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民调显示，哈莫在3月初的支持率在13%~14%，梅朗雄约为12%。这两位候选人都是欧盟及其紧缩政策的批评者；梅朗雄更进一步，在其共同承担负债和取消欧洲央行独立性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他甚至不排除退出欧洲联盟的选项。

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一位左派候选人都没有希望进入第二轮决选——这个局面与2002年很相似。当年，社会党候选人、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即因左派的分裂而没能进入决定性的第二轮决选。那次进入第二轮的，是让-玛丽·勒庞（马琳·勒庞的父亲）和保守派的在任总统雅克·希拉克，这让后者决定性地赢得了自己的第二任期。由此看来，2017年总统选举的结果之一已经确定无疑了：法国左派的危机将在此后大大加剧。[14]

在法国之外，在3月的前半个月占据新闻头条的并不是围绕着爱丽舍宫的争斗，而是另一个话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为了自己主推的宪法改革而进行的对外宣传。按照正发党建立专制总统国家的时间表，将于2017年4月16日对此进行全民公决。为了让在欧盟国家生活的土耳其公民投赞成票，土耳其的部长们从2月起就在诸多欧洲国家穿行。耶伊尔德勒姆总理将他旅行的起点选在德国，这里生活着140万有投票权的土耳其人。他于2月18日在上议院进行了一次演说，受到了埃尔多安支持者的狂热欢迎。

3月2日，巴登小城加格瑙（Gaggenau）的市长出于安全原因禁止了一场私人申报的活动——土耳其司法部长贝基尔·博兹达（Behir Bozdağ）的演说。这位部长因此取消了与德国司法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的会晤，并把其演讲被禁一事称为“法西斯行为”。还有其他一些城市也出于跟加格瑙一样的理由禁止了土耳其政府官员发表演讲的集会，这些集会的发起人并没有对德国方面讲清楚拟演讲的土耳其政府官员的实际目的。不过，有些地方也允许土耳其部长进行演说，比如土耳其经济部长尼哈特·泽伊贝克奇（Nihat Zeybekçi）就于3月6日在科隆发表了演讲。

3月5日，埃尔多安在公开演说中指责德国人，说他们现在的做法与之前的纳粹分子没有什么区别。在同一天的另一场演说中，土耳其总统宣布，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明天就要来德国，要是他被禁止入境或被禁止演讲，那他就“发动一场起义”。

3月7日，在汉堡的土耳其总领事馆，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Mevlüt Çavuşoğlu）完全是在埃尔多安所暗示的意义上对着数百名本国同胞使用了“第三帝国”一词。次日，他与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见了面，后者反对这样用“纳粹比喻”，但没起什么作用。在要求释放德国日报《世界报》驻安卡拉记者一事上，德国方面的态度同样无足轻重。具有德国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记者德尼兹·于杰尔（Deniz Yücel），在2月底因为所谓的“为恐怖组织（这指的是库尔德工人党）进行宣传并煽动民众暴乱”而被拘留审讯，此事让德国人非常愤怒。埃尔多安全然不顾各方抗议，一再称于杰尔是个恐怖分子兼德国间谍。他还在3月15日的一次电视讲话中斥责默克尔是恐怖分子的庇护者。

从这时候开始，土耳其的全民公决运动早就不再是仅涉及德、土两国之间关系的事件了。2月27日，奥地利外长塞巴斯蒂安·库尔茨表示奥地利不欢迎参与修宪的土耳其政府成员。3月11日，荷兰政府拒绝给予载有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的飞机降落的许可，恰武什奥卢原计划到该国说服住在鹿特丹的同胞在公投中投赞成票。在这次事件中，土方也同样没有告知地方当局举行活动的实际目的。

就在同一天傍晚，土耳其家庭部部长法蒂玛·贝图尔·萨扬·卡亚（Fatma Betül Sayan Kaya）坐汽车从德国“微服”前往鹿特丹，为的是在那儿的土耳其总领事馆对正发党的支持者发表演说。但就在她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她被警察拦下并被强制送回德国，最终从德国飞回了土耳其。次日，埃尔多安又开始谴责荷兰政府，称其仿效纳粹和法西斯的行为。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称荷兰为“法西斯主义的首都”，不久后他与土耳其欧洲部部长厄梅尔·切利克（Ömer Çelik）一样开始质疑与欧盟进行的“难民交易”。土耳其与荷兰的关系降至冰点，甚至连3月11日当天不在土耳其的荷兰驻土大使都被禁止再次入境。

土耳其的激烈反应使得一些欧洲国家站出来表达自己对荷兰的支持。丹麦政府请求土耳其总理耶伊尔德勒姆，在目前的局势下推迟原定于3月20日的访问。德国总理也同样发表了支持荷兰的声明。安格拉·默克尔提醒土耳其，荷兰曾遭纳粹荼毒至深。总理府主任彼得·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表示，德国政府在法律上有权阻止土耳其政府代表在此地的选举造势行为，并且不排除行使这一权利的可能性。

埃尔多安采取这种应对策略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欧洲国家继续阻止土耳其的部长前去为投票做宣传，这类宣传在海外土耳其人中的效果反而会比从国内派人过去演讲更好。埃尔多安关心的是欧洲的反应所带来的动员和凝聚效应，他把这些效应理解成故意施加于土耳其的轻蔑和歧视。事实上，除了亲库尔德人的党派以外，各反对党也站在总统和政府一边。如果说此前的民调显示公投中准备投反对票的人稍占多数，现在——至少按正发党的说法——想投赞成票的人已居多。

到目前为止，埃尔多安想必会对自己针锋相对策略的成果感到满意。不过，他又进一步推动了冲突的升级。3月17日，他号召在欧洲生活的土耳其人：“别只生3个了，要生就生5个孩子，欧洲的未来是你们的！”3月20日，他指名道姓地责难德国总理，说她采用的是“纳粹的做法”。他说，欧洲可能会因此重新修建集中营和毒气室，只是“她”可能还不敢。当德国联邦新闻官布鲁诺·卡尔（Bruno Kahl）在3月19日的一次采访中质疑土耳其政府关于居伦运动是2016年7月政变的幕后推手的说法时，土耳其国防部长菲克里·厄舍克（Fikri Işik）反过来质疑：德国特工是不是真的没有参与煽动政变呢？

3月21日，埃尔多安称欧盟整体上是“种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和野蛮的”，还宣称将在公投之后重新检视与欧洲联盟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正发党在德国的后援组织宣布，在公投前将不再安排土耳其政治家到德国进行投票的拉票工作。这很可能是土耳其总统对德国的警告做出的反应，如果土耳其政府继续用拿纳粹打比方的做法诋毁现在的德国，那么德国不但可能继续禁止正发党代表来演讲，而且可能会收回土耳其在德国各大城市建立地方投票站的许可。或许，埃尔多安现在也觉得他的挑衅策略已经达到了预期的动员海外土耳其人的目的，以后只要在国内攻击一下德国和欧盟就行了。[15]

在2017年的3月，受投票气氛主导的并非只有土耳其政治。荷兰政府之所以对来自安卡拉的挑衅反应如此强烈，同样与选举日期临近有关：3月15日要举行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反伊斯兰、反移民、反欧盟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基尔特·威尔德斯非常有希望在选举中胜出；他的自由党得票将在20%左右，明显超过现在执政的由首相马克·吕特领衔的右翼自由派政党自由民主人民党（VVD）。在这一年里，对每一个把来自其他文化（特别是来自伊斯兰国家）的源源不断的移民视作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威胁的荷兰人而言，威尔德斯已经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同时，这批荷兰人觉得欧盟是一个人们无从认识、无法控制的强权，这个强权总想要越来越紧地管控自己的成员国，甚至使之丧失自主权。

自2012年以来，执政的右翼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用来应对民族民粹主义挑战的方法是：他们放弃了“越来越紧密的同盟”的口号，转而于2014年7月讲明了以下原则——只有在民族国家应付不了的地方，才需要在欧洲层面实施治理。在2017年选战期间，吕特以前所未见的尖刻言辞要求已定居荷兰的移民和在荷兰的外国人要么就全面、完整地适应荷兰的生活方式，要么就离开这个国家。在他1月23日以报纸广告的形式发布的一封致全体荷兰人的公开信中有一句最后通牒般的话，其口气简直登峰造极：“你要规规矩矩做人，否则就滚蛋！”

吕特受到了其执政伙伴的严厉批评。劳工部长洛德韦克·阿斯切（Lodewijk Asscher，他同时也是工党推举的领头候选人）称自己的政府首脑的样子是“照着民粹主义者描出的蹩足形象”。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的主席西布兰德·布马（Sybrand Buma）说正在发生一场难以置信的“剧变”；现任内阁的做法使得这个国家的“公共道德已然沉沦”。然而，大多数荷兰政党都反对不加控制地移民。同样，它们大多也反对继续将国家主权交托给欧洲联盟。强调对移民和欧盟友好的只有耶西·克拉韦尔（Jesse Klaver）领导的绿色左翼党，该党在年青一代的荷兰人中颇受欢迎。

吕特关于反击土耳其挑起荷兰内部权力斗争的企图的决定，几乎受到了所有党派的欢迎。很明显，这位首相是希望从他那些民粹主义对手那儿夺走公众的关注[16]，不过他的支持率还是在不断地增长。3月15日，吕特成了选举的胜利者。他的自由民主人民党得票率为21.3%，尽管比2012年少了5.3%，但还是保住了最强党派的地位。威尔德斯的自由党的得票率增加了3个百分点，但依然因得票率13.1%而远远地落在第2位。基督教民主党（12.4%）和左翼自由派的“D66”[17]（12.2%）的得票率也上升了（曾经分别为3.9%和4.2%）。同样，绿色左翼党也因增加了6.8个百分点而得票率为9.1%。选举最大的输家是工党，作为执政联盟中的成员，也为支持吕特严厉的紧缩政策付出了代价：其得票率比五年前下降了19.1%，仅剩下5.7%。这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了81%，是过去30年来最高的。

人们在选举之前就可以预见到，这次的组阁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现在，由右翼自由派和工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已经失去了议会中的多数。观察家们估计，需要由4个党派在右翼自由派领导下完成组阁，而且说不定还要把绿色左翼党加进来。但鉴于左、右翼党派之间的巨大分歧，这样一个组合可能会很成问题。实际上所有的党派都坚决拒绝威尔德斯的党入阁，即使在选举之后它们的态度也没有丝毫变化。

在得知选举结果之后，让荷兰及其欧洲邻国们长出一口气的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得票比预计的少得多（之前人们对此很是担心）。在属右翼民粹派的奥地利自由党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在2016年12月的联邦总统选举中失利之后，2017年3月的这场荷兰选举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所遭遇的第2个沉重打击。如果说这些人将2016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和11月的特朗普胜选视作他们的胜利的话，那么他们也把奥地利和荷兰的选举视为他们的失败。自由派和亲欧势力开始更加相信，接下来法国人会在2017年4月和5月的总统选举中阻击民族主义者的势头。

当然，欧洲力量在荷兰的胜利所带来的欢乐还是不会太长久，要知道不仅是吕特的右翼自由派，而且是该国几乎所有的党派都早就开始反对“更紧密的同盟”，它们转而支持将欧洲层面的职权拿回到民族国家层面来，它们所想要的“欧洲项目”首先是各民族国家政府之间更加深入的合作。在移民事务方面，荷兰政府的立场也是高度现实性的。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荷兰一再触碰到自身接收和容纳能力的极限。因此多数人都反对缺乏控制的移民再继续进行下去。假如吕特不考虑这种非常普遍的态度，那么在议会选举中胜出的很有可能就不是他，而是威尔德斯了。然而，威尔德斯还远远未被打垮：自由民主人民党已经能将他们的议员席位从15席增加到了20席，而且还从荷兰的第三大党升格成了第二大党。[18]

越临近2017年3月25日，这个纪念日就越是能引发对欧洲联盟之未来的讨论。60年前的这一天，各国签订了关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罗马条约》。欧盟成员国将于此日一起在罗马欢庆和纪念这一成果，并且表达各自对未来的欧洲计划的看法。

3月1日，欧盟委员会希望用一本《关于欧洲未来的白皮书》（Weiβbuch zur Zukunft Europas）来为这场讨论提供框架。全书共分5个部分，展望了欧盟在2025年的样子。第1部分的口号是“继续前进”，或者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瞄准的目标是逐步实现“更紧密的同盟”。第2部分的主题是共同市场，对此欧盟已经考虑到，各成员国能达成共识的政策领域可能会越来越少。第3部分的口号是“谁要得更多，就做得更多”，陈述的是一个存在速度[19]差异的欧洲。第4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少数比一直以来的预期发展得更快的领域。第5部分更多的是联邦主义者的畅想：各成员国会在越来越多的政策领域共享职权和资源，并做出共同的决定。

该书论及不同速度的欧洲的第3部分特别务实——其实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同样都多次谈到过不同速度的欧洲。但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会强烈反对这种看法，其觉得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乃是一种歧视。该集团在3月2日发表的共同声明中称：赞同继续发展共同市场（特别是在数字化革命和能源供应领域），认可共同防护欧盟的外部边界和防备恐怖主义的必要性，最后还强调了在民族国家层面对欧洲一体化进程进行民主化控制的必要性。来自布鲁塞尔的回应是，在起草罗马峰会的共同声明时会考虑这些特别看重主权的中东欧国家的看法。现在人们放弃了“多重速度”的欧洲的说法，改称“不同步调”的欧洲，但其实谈的都是一回事。

正如该书第4部分所预见的，在个别政策领域，无论是“老成员”还是维谢格拉德集团都会赞成欧洲联盟的集中化。在保卫共同边境安全领域尤其如此。3月6日，欧盟27国的外长和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就组建一个负责境外任务的中央指挥部达成了一致。欧盟为了避免给人以欲与北约争锋的印象，特意没有使用“总司令部”这个名称。据该计划的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称，其目标并非组建一支欧洲陆军，但部队会有一个能有效执行军事任务的规模。至少在这一点上，欧盟27国能完全达成一致。

在欧盟各国外长和防长于布鲁塞尔会面3日之后，欧盟各国以及英国的领导人也在同一地点碰面，以共同磋商一些不那么有争议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安全与防务（比如阻止来自北非和亚洲的非法移民入境）。其中的27个国家在会前就已经达成一致，再度选举唐纳德·图斯克为欧洲理事会主席，让他完成为期两年半的第二任期。唯一的例外是那个图斯克于2007年至2014年担任总理的国家：波兰。

波兰之所以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产生这样的分歧，是因为法公党党魁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对图斯克抱有深深的敌意。波兰总理贝娅塔·希德沃提议，由相对不太知名的亚采克·萨里尤兹-沃尔斯基（Jacek Saryusz-Wolski）接替图斯克成为欧洲理事会主席（此人是欧洲议会里欧洲人民党党团内的波兰籍议员，本身隶属于“公民论坛”），但没有任何国家领导人表示支持。希德沃的回应是阻挠峰会通过闭幕宣言，结果大家不得不放弃由理事会主席公开宣读闭幕宣言的仪式。波兰的政治家们早就因图斯克是“听命于默克尔的候选人”的而看不上他，现在更是把他的再度当选称作“德国的独裁”。

这次挫折中尤为让波兰政府伤心的地方，是连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都同意图斯克连任。本来，卡钦斯基治下的波兰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内的其他国家在守卫民族国家主权和坚决拒绝接受移民的问题上一向都意见一致。在捷克，特别坚决地奉行民族民粹主义路线的是前社民党人米洛什·泽曼总统和以安德烈·巴比什为核心的右翼民粹政党“是的2011”——巴比什自2013年起一直在由社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在斯洛伐克，包括名义上[20]的社民党人罗伯尔特·菲科在内的所有党派都奉行这样的路线。

匈牙利的民族保守政府领导人维克多·欧尔班乃是中东欧“非自由的民主”先锋，他在2017年初推出了一项法案，目的是把移民放到靠近塞尔维亚边境的集装箱营地（Container-Lagern）里圈禁起来，结果引发了联合国难民救助机构和人权组织的强烈抗议，但维谢格拉德集团内的其他国家却纷纷表示理解。3月28日，这项圈禁法案生效了。不过早在1天前，欧洲人权法院临时禁止了将布达佩斯附近的8位少年和1位孕妇送到该营地的行动，并因此而给该法律今后的适用性设置了一些限制。为此，匈牙利青民盟的议会党团主席威胁要让匈牙利退出《欧洲人权公约》（Europäischen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但欧洲法院并没有更改自己的判决。

欧尔班、泽曼和菲科在一个关键的外交问题上与卡钦斯基有分歧：这位波兰法公党党魁极其反感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而其他三人则强调对俄亲善。所以，维谢格拉德集团并不是铁板一块，只不过它们在这方面的矛盾并未像有关图斯克再度当选的矛盾那样充分暴露出来。眼下还不确定的是，如果欧盟委员会因波兰政府无视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的态度而执意操控宪法法院一事，建议欧洲理事会对波兰实施制裁，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会做何反应。反正匈牙利是早就站在了波兰一边：欧尔班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不会同意暂时取消波兰的投票权——由于此事必须获得欧洲理事会全体通过一致方可施行，所以也就不可能通过了。不过这位匈牙利总理的态度倒也符合逻辑：他自己早已把包括宪法法院在内的司法独立机制置于囊中，以至于匈牙利已经没有什么有效的分权制度可言。[21]

就在罗马纪念峰会召开前几日，欧盟6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马耳他）和瑞士以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的内政部长们于3月20日在罗马会晤，目的是尽可能进一步阻止从非洲涌向欧洲的移民潮。临时参加“合作方”对话的还有利比亚统一政府领导人法耶兹·萨拉杰。他给会议的发起人、意大利内政部长马尔科·明尼蒂（Marco Minniti）递上了一份利比亚海岸警卫队的需求清单：为了阻止移民穿越地中海中间的路线，特别需要救生艇、直升机、越野车、通讯和雷达设备。满足这些要求总共需要约8亿欧元，这比萨拉杰之前跟欧盟报过的数目（2亿欧元）高出了一大截。

同时，跟萨拉杰政府进行磋商到底能有多大用，依旧是个未知数。就在不久之前，的黎波里和托卜鲁克这一对利比亚势不两立的两大权力中心之间相互和解的前景又再次破灭了。这既是因为最近在的黎波里又新出现了与反政府分子的激烈冲突，同样也因为连此前相对平静的米苏拉塔区（Misrata）也出现了权力斗争。统一政府一直没有树立权威，它既没有执行力又腐败。欧洲联盟的利益所在是显而易见的：它希望来自非洲的移民最起码能在利比亚海岸被拦截住，以免他们踏上危及生命的、向欧洲偷渡的旅程，并且欧盟能建立监控犯罪分子的机制。然而，如果利比亚的国家权力还是像这个所谓的被人们不恰当地称作“统一政府”的黎波里政权一样虚弱，那么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就依旧很成问题。[22]

庆祝《罗马条约》签订60周年的大会都快要开始了，但人们还不知道“英国离开”之后的欧盟27国领导人究竟能不能按计划一起在展望欧盟未来的宣言上签字。波兰政府因唐纳德·图斯克再度当选理事会主席一事，还在生那些国家的气。该国与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过从甚密的国防部长安东尼·马切雷维奇在此时对图斯克这位曾经的总理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与2010年4月的斯莫棱斯克坠机事件有关。那次坠机导致当时的总统莱赫·卡钦斯基（他是雅罗斯瓦夫的双胞胎兄弟）丧生。贝娅塔·希德沃总理已经威胁要抵制这次的罗马声明，只是在教皇弗朗西斯与之进行了私人密谈之后才听劝作罢。本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对宣言草稿也很有意见，最后终于用添加关于跟失业问题做斗争的内容的办法及时解决了。3月25日，所有领导人都签署了宣言——该宣言在唐纳德·图斯克、让-克劳德·容克和欧洲议会主席安东尼奥·塔亚尼的领导下于数周前起草完成，并获得了所有成员国的同意。

这份《罗马宣言》称欧盟是一个“独特的，拥有共同组织机构和鲜明价值取向的同盟，是一个珍视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共同体”。“不同速度的欧洲”在宣言中用精挑细选的字句表述如下：“像我们过去已经做到的那样，当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时，我们将共同行动（如有必要会有不同的方式和力度）；这一切会与诸条约保持一致，而且对今后想加入进来的人，大门永远敞开。我们的联盟是统一的和不可分的。”

该宣言把“重视国际规则的、有效的且可持续的移民政策”，保卫共同边境，反恐斗争和打击有组织犯罪，降低失业率和犯罪率，解决人们贫困和被社会边缘化的问题，通过投资来推动连续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进行结构改革并完善经济和货币改革，以及强化共同的安全和防务工作等“罗马议程”作为共同目标。分裂和争吵是不应景的，《罗马宣言》对法治问题、司法机构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相关分权体制问题，以及警惕中东欧国家“非自由的民主”的问题都避而不谈。“我们幸而能合为一体”，这话听上去与十年前的《柏林宣言》（Erklärung von Berlin）一模一样。“欧罗巴是我们共同的未来。”好歹把价值观上不容否认的根本分歧掩饰过去了，宣言的起草者和签署者都为此感到无比欣慰。能把事情办得这么和谐，这已是欧盟27国在2017年初所能奢望的极限。

伴随着庆典的，是支持和反对欧盟的示威活动。在罗马反对欧盟的主要是批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左派；按计划在罗马以及许多其他欧洲城市支持共同体的是新近于2016年11月在法兰克福兴起的跨党派运动：“欧洲脉动”（Pulse of Europe）。后者致力于捍卫欧洲一体化思想，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击国家领导人身后的民族主义分子，并且已经对欧洲议会内和议会外的民粹主义分子宣战。很可能是民族主义在2016年的两次重大胜利（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激发了成千上万人产生了公开发声的热情，他们支持一个统一的、民主的欧洲，当然，他们在2017年初的集合上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安排。除了奥地利的联邦总统选举跟荷兰的议会选举之外，“欧洲脉动”的出现同样是一个标志，它们都显现出右翼那种用“极度简化特征”得来的吸引力已经越过峰值开始走下坡路了。

2017年3月29日，在罗马峰会举行4天后，英国根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提出的离开欧洲联盟的申请到了布鲁塞尔。由于这个日期是早在3月中旬就定好的，所以欧盟有时间做好后面的准备。按计划，4月29日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特别峰会以决定后续程序的基本事项，5月底或6月初将开始正式谈判。除此之外，正如图斯克3月31日所讲明白的，会先谈英国脱欧的条件，再谈未来欧盟与英国的关系（这个顺序与英国所期待的不同）。无论谈判的结果如何，欧洲联盟都将根据当时的条件与共同体内的第三大经济体最终告别。[23]

2017年3月26日，即罗马峰会的次日，保加利亚举行了因总理博伊科·鲍里索夫（Boyko Borissow）为2016年11月总统大选的结果辞职而不得不提前进行的大选。鲍里索夫所在的党，保守的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Gerb，以下简称“公民党”），与2014年10月的那次大选一样取得了32.7%的选票。这样一来，其得票率就比选票大幅增长的社会党（27.2%）要高得多了。之前公民党最重要的执政伙伴——右翼自由派改革联盟仅拿到了3.1%的选票，连《选举法》所规定的4%的进入议会门槛都没有达到，所以鲍里索夫只得再重新寻找能构成议会多数的伙伴。最理想的联盟对象应该是“爱国者联盟”（Linie die Vereinigten Patrioten），这个民族主义的、部分观点极右的党取得了9.1%的选票；另一个潜在的结盟对象是得票率4.15%的“意志党”（Partei Wolja）——它由对政治甚为热心的大企业家韦塞林克·马雷斯基（Wesselin Mareschki）组建。

公民党的胜利显然与它坚决的亲欧和亲西方的态度有关，该党最大的竞争对手保加利亚社会党（Bulgarischen Sozialistischen Partei）坚决拒绝这样的标签——它以坚定亲俄而闻名。不过，鲍里索夫潜在的盟友们（特别是爱国者联盟）也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很有好感，在面对未来的总理时，它们肯定会为自己的支持开出高高的价码。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根本不用去想的——社会党人早已断然拒绝跟公民党组成“大联盟”。

很明显，普京更愿意看到社会党人获胜。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对保加利亚议会选举结果感到失望的外国领导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想尽一切办法支持在保加利亚生活的土耳其裔居民的党（Dost），可是该党还是只拿到了2.9%的选票，连议会也进不去。因此，作为少数民族的土耳其裔所依靠的发声渠道就只能还是“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die Bewegung für Rechte und Freiheiten），不过该党早就因彻底腐败而臭名昭著了（得票率近9%）。

如果鲍里索夫无法取得议会多数，那么他就只好去试着与他的政敌社会党人科内利亚·尼诺瓦（Kornelia Ninova）共同组阁。要是这样也不行，就将重新再提前举行大选。由于保加利亚将于2018年上半年担任欧盟的理事会轮值主席国，鲍里索夫极有可能愿意做出重大让步，以换取自己能尽快成为一个能运转的内阁的首脑。

5月初，事情有了进展：鲍里索夫与爱国者联盟组成了执政联盟。从前的共产党特工，现在亲俄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保加利亚民族运动”（IMRO）的党魁克拉斯西米尔·卡拉卡特尚诺夫（Krassimir Karakatschanow）当上了国防部长，同时还兼任负责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副总理（副总理共有4个）。公开的种族主义者，曾把吉卜赛人称作“野猴子”的“拯救保加利亚国民阵线”（Nationalen Front für die Rettung Bulgariens）主席瓦莱里·西梅奥诺夫（Walerij Simeonow），成了另一个负责经济与人口政策的副总理。作为政治联盟的一部分，以著名的反犹主义者沃伦·西多罗夫（Wolen Sidorow）为核心的阿塔卡党（Ataka Partei）是爱国者联盟中的另外一个亲俄政党，该党经常因为对土耳其穆斯林的攻击而上新闻。

与2014年的那次选举不同，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党团（公民党也属于该党团）没有对极右党派联盟的行为发出严厉警告。鲍里索夫保证，他与他的执政伙伴已经协商好，保加利亚将奉行亲西方的路线，并巩固自身作为欧盟及北约成员国的地位。至于说布鲁塞尔对这份保证能信几分，就不得而知了。[24]

2017年4月2日，就在保加利亚议会选举1周之后，其邻国塞尔维亚举行了总统大选。最热门的候选人是总理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这个曾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ěvić）的内阁中担任情报部长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现在已经改换了支持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纲领，但仍旧十分重视与弗拉基米尔·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武契奇不但掌控着由他领导的民族保守主义的进步党（Fortschrittspartei），而且还掌握着情报机构和大部分媒体。人们普遍认为，若是他从竞选中胜出并接替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Tomislav Nikolić）成为总统，他将会在新内阁中安插更具代理人性质的人选以扩张权力，并会任命一位亲信为总理一职的接班人，也就是说让该国悄悄发生了一场转向总统制的宪法变革。4月2日的选举结果一目了然，省去了决选的麻烦：武契奇获得了55%的选票，其他候选人中表现最好的是前人权活动家萨沙·扬科维奇（Saša Janković），得票率16.4%。

欧盟诸国普遍对选举的结果感到满意（塞尔维亚的入盟谈判已从2014年开始）。然而，4月2日之后，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塞尔维亚城市举行了长达数周的反武契奇示威活动，他们指责武契奇系统性地操纵了选举，布鲁塞尔则对这一切保持沉默。武契奇主张塞尔维亚奉行亲欧路线，但同时他也很想让塞尔维亚的舆论保持传统的亲俄气氛。大家指望这位未来的总统能稳定塞尔维亚政局，这对阻止那些想继续前往临近欧盟国家的移民而言尤为关键。至于武契奇并不会真正反腐以及他治下的媒体弊病丛生，相比之下就没有那么重要，也没什么人关心了。

在相对稳定这一点上，塞尔维亚已经比另一个从前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国家——马其顿——强得多了。2016年12月11日的议会选举之后，马其顿的执政党民族保守主义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VMRO）与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之间就陷入了僵局。借由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Edi Rama）的穿针引线，马其顿社民党党魁佐兰·扎埃夫（Zoran Zaev）成功地在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诸党的协助下确保了议会多数。但在现任总理尼古拉·格鲁埃夫斯基（Nikola Gruevski）的压力下，同属民族保守主义党派的总统格奥尔基·伊万诺夫（Gjorge Ivanov）拒绝任命扎埃夫为总理。

总统否决此任命的公开理由是（格鲁埃夫斯基也同意）：如果像社民党人那样退让，允许（只有在部分国土上通行的）阿尔巴尼亚语成为全马其顿的第二官方语言，就将危及国家的主权和统一——这会使国家动乱甚至陷入内战。不过观察家认为，语言问题并不是民族保守派阻止民主交接的唯一原因。现政府所关心的问题显然还有：不再延长调查窃听丑闻的特别检察官的特别权限（2017年5月到期）——该丑闻已经开始牵涉格鲁埃夫斯基。

马其顿自2005年起就是欧盟候选国了。一直到2017年，希腊始终在阻碍入盟谈判开始，因为它认为“马其顿”这个国名侵犯了希腊同名省份的权利（出于同样的原因，联合国从1993年起一直称马其顿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简称FYROM，这个名称后来也被欧盟采纳）。欧盟在该国首都斯科普里（Skopje）的影响力比在塞尔维亚要小得多：2017年3月，总统伊万诺夫以日程紧张为由，拒绝了欧盟扩盟专员约翰尼斯·哈恩（Johannes Hahn）的谈判请求。4月底，现任总理的那些民族主义追随者冲击议会，意图阻止新出现的社民党——阿尔巴尼亚党多数派选出议长。此举导致包括扎埃夫在内的多名议员受伤。5月17日，伊万诺夫最终还是不得不任命扎埃夫为政府总理。为了平息这场危机，总统还是需要欧盟的帮助。

然而，鉴于马其顿通过封闭本国与希腊（即巴尔干路线）的边境而在2016年初的难民危机中所显现出的战略意义，可以预见欧盟在未来将会尽一切努力保持这个巴尔干国家的稳定。一如既往，这取决于这些想加入欧盟的国家的政治成熟程度：只要它们位于巴尔干路线之上，此时的它们就对欧盟有重要意义——这可是它们可以打的一张牌。[25]

在所有的欧盟入盟候选国中，土耳其总是麻烦最多的那个。但即便如此，该国与欧盟的关系也从未像2017年前4个月那样紧张：在这段时间里，这个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国家正陷于宪法改革的斗争之中，斗争的目的是按照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意愿，使土耳其在不久前尚可勉强运转的议会制转变为专制总统制，为此而进行的全民公决将于4月16日举行。

最迟在2016年7月那场失败的军事政变过去之后，人们已经很难再说土耳其的政治辩论是“自由的”了。总统、政府和正发党，已经意图把这场草率的政变当作借口搞起了自己的“政变”——借此多次延长紧急状态。在此期间，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尽管尚未完全）被政府收编了；大多数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议员被撤销免遭逮捕的政治豁免权；军方遭到大规模“清洗”；上万名不讨政府喜欢的教授、公务员、检察官、法官被解雇，其中有很多不经庭审就被投入监狱。独立的记者、知识分子、作家受到进一步羞辱和迫害。谁要是鼓吹在公投时“说不”，马上就会被指为“叛国者”。自2016年的盛夏以来，土耳其就一直被这样的严肃气氛所笼罩。

按照土耳其司法部的说法，所要进行的这次宪法改革将强化分权制度。事实上它仅仅强化了一项权力：属于总统的权力。今后，总统将不必像现在这样中断与某一政党的关系，因此他将有机会把自己的“政治家族”一直引向最高国家机关。他可以用政府的个人联盟来取代从前总理的作用，而总理府也和部长理事会一样不再是自主的机关。总统有权在议会的法定期限到达之前就解散它。未来，议会和总统选举将每隔5年同时举行。总统可以连任一届，如果是提前举行的总统和议会大选，则可以连任两届。

按照修改之后的宪法，议会将失去批准和监督部长们的权利，他们将全部由总统任命和罢免。总统令能替代法律。如果总统行使否决权，议会只有用绝对多数才能将之推翻。如若总统触犯刑法，只有在五分之三的议员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司法程序。据说，法院将会是独立的和超党派的。然而，由于总统、司法部长和议会多数党在最重要的法院法官、检察官委员会的人事设置上拥有决定权，他们自然会对法院有巨大的影响力。总统可以依据其喜好任命代理人，也可随意将他们解职。他可以任命和罢免任何公务员，是土耳其官僚机构的实际首脑，同时也依然是军队的最高统帅。

西方民主国家中也有总统制政权，其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元首。可是，正如美国和法国等不同形式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能正常运作的议会、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以新闻自由的形式存在的强大的“第四权力”和一系列得到保障的基本权利，构成了该体制中的制衡力量。根据欧洲委员会下属的威尼斯委员会判断，修订后的土耳其宪法草案仅在有限的范围内规定了这些“制衡”措施。这次修宪进一步限制了该宪法中原本就不完整的分权和法治，而遵循了一种总统专政的内在逻辑：埃尔多安的坚定支持者尽管否认这样一种看法，但他们其实对此保持沉默。

支持选“是”总统所在的党派，即“温和的”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掀起了巨大的宣传攻势。但即使是在该党的干部、党员和支持者中，也有不少人对权力过分集中于埃尔多安手中这一事实感到不安。属于中左派的共和人民党（CHP）的领袖想要联合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HDP）一起选“否”。在其主席德夫莱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领导之下的极右党派“国民运动”（MHP）在修宪一事上站在埃尔多安一边。有一部分坚决反对引入总统制的少数派议员脱离了本党，但在为选“否”造势的运动中格外积极。这部分人的代表梅拉尔·阿克谢内尔（Meral Akşener）曾在1997—1998年短暂地担任过内政部长，并因其口才和亲和力而被视为埃尔多安的强劲对手。修宪公投之前数周，民调显示赞成和反对修宪的阵营大体上势均力敌。

在为公投造势的最后阶段，埃尔多安宣布了继续举行下一场公投的可能性。他说，如果在议会不能以修宪所需的多数通过恢复死刑的决议，那么他将让人民来做出决定。他还暗示，说不定会举行一场对欧盟关系的公投。这位总统在4月14日表示，只要他还是国家元首，那么拥有德国-土耳其双重国籍的记者德尼兹·于杰尔就不会被释放和被送往德国。而且一切因有恐怖活动嫌疑而被逮捕的德国-土耳其双重国籍者都将照此办理。埃尔多安为自己的这一立场找到的理由是：德国方面并没有把持有土耳其护照的恐怖活动嫌疑人交给土耳其。在公投举行前一天，《法兰克福汇报》碰巧在报道一名拥有土耳其-库尔德血统的德国人在伊斯坦布尔被捕一事时用了如下标题：“埃尔多安的人质”（Erdoğans Geiseln）。至少，土耳其总统总算是没有再掺和到此事的审判之中——要知道，在是否释放被捕的批评家的事情上，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最高权威。

正如之前的民调所预测的那样，在2017年4月16日举行的公投中两种意见的得票率非常接近：有51.4%的投票者赞成修宪，即赞成埃尔多安搞的总统制；有48.6%的人投了反对票。土耳其社会由此分裂成了两个规模相当又彼此敌对的阵营，胜利的一方并不在乎国家转入威权体制，失败的一方将继续反对埃尔多安攫取权力的进程。那些居住在欧洲的海外土耳其人对埃尔多安的支持力度要大得多：住在法国的土耳其人有近65%支持他，在德国的有63%，而在比利时、荷兰和奥地利，其支持率甚至超过了70%。

作为国际观察组织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ZE）和欧洲委员会认为，正在实施的紧急状态限制了基本权利的履行；在计票方面，高级选举委员会也存在违法操作：将一些缺少法定公章的信封和选票也计为有效。反对党估计，没有盖公章的选票有250万张之多，而且还认为计票中存在很多其他不规范行为，乃至舞弊行为，这些情况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尤为严重；他们要求重新计票，也就是说让这次公投的结果作废。在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主要投反对票的地区，有数万名公民用抗议集会的方式支持这一要求。

埃尔多安对自己这场险胜的反应，并不是去修建一座通向投反对票的土耳其人的和解之桥，而是宣布，他很快会为恢复死刑而提出一项动议。次日，政府决定将紧急状态再延长3个月。议会于4月19日批准了这项措施。

埃尔多安很清楚，一旦恢复死刑，欧盟就将中断入盟谈判，但他还是迈出了这强硬的一步，因为民调结果早就显示这样干是获支持的。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保守党派和基民盟还在土耳其公投结果出来之前就被认为在土耳其放弃加入欧盟一事上负有一定责任：有人说，这些中间偏右的党派其实从来就不想让土耳其加入欧盟，它们只是违心地或是假装同意举行入盟谈判，以便延缓埃尔多安近年来推行的专制政策——此人最初充满改革的意愿，继而却对欧盟感到失望。

事实上，导致自2005年开始的入盟谈判几乎停滞不前的是其他一些原因：正如欧盟委员会每年的进展报告所显示的，埃尔多安政府所进行的政府改革远远达不到欧盟的期望；在开启正式谈判这个阶段性目标实现之后，土耳其政府就懈怠了，在言论及宗教自由和司法改革领域尤其如此。此外，塞浦路斯分裂问题上，土耳其方面一直不愿履行对欧盟所许下的承诺；土耳其议会甚至坚决不愿意通过一份埃尔多安已经同意的关于1963年9月《联系国协定》的附加议定书。

至于说现在把跟土耳其的关系搞得这么僵，欧盟自身当然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早在当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首任委员会主席瓦尔特·哈尔斯坦与土耳其缔结《联系国协定》时，其态度并非出于一种冷静的观察，却是在表述一种愿景：把正式成员国身份当作完成所期望条件的奖品。这种看法实在是太不现实了，因为欧洲共同体从一开始就是以反对民族主义为其根基的，而土耳其却从未想过与其激进的民族主义告别——从国父凯末尔的时代开始，民族主义在土耳其就已经具有了一种国民宗教的特征。

如果对欧洲共同体，特别是由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转变而成的欧洲联盟而言，也有一种国民宗教的话，那么它就是西方跨大西洋民主政体共同的政治文化。对国父凯末尔及其后继者而言，毫无保留地对这种文化敞开大门，并不是“一战”后开始在土耳其推行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埃尔多安当然也不例外。自21世纪初以来，那些基于地缘战略因素主张让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人支持与土耳其政府保持紧密关系。尽管如此，欧盟也不可能让一个不满足欧盟成员规范条件的国家成为正式成员国——除非欧盟愿意背弃自我认同，或愿意退回自由贸易区的形态。在让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一事上，还从未有人公开从这一“哲学层面”讨论问题——这正是那些支持土耳其入盟并与之谈判的人的关键性错误。

公投结束之后，欧洲（特别是德国）的那些本来一直支持土耳其入盟的中左派政党开始要求立即中止入盟谈判。而大多数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的反应则非常保守，它们这样做自有道理。尽管布鲁塞尔方面早就多次表示过，重新引入死刑就意味着入盟谈判的终结，但若因埃尔多安的仓促决定而给他一个采取更强硬政策的借口，也是不明智的。反正，只要土耳其转变为专制总统制，它就肯定不再有机会成为欧盟成员国了。既然如此，欧盟不如等到下一次例行峰会的时候再正式宣布自己的立场。[26]

美国几乎是在接连不断的“号外新闻”之中度过2017年春天的，因为他们的第45任总统差不多每天都会来这么一出。2月28日，唐纳德·特朗普在国会宣读了他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与人们以往对他的观感相比，此文的语调倒显得有些温和。不过，特朗普所说的是一如既往的民族主义和“右翼”那一套。他强调了他“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说法，并再次宣称他很快就要在美、墨边境建造一面大墙，用以阻止毒品和犯罪。他宣布，自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美国已经失去四分之一的工业工作岗位，自中国于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失去了6万家工厂。他说“自由的贸易”也必须是“公平的贸易”。特朗普重提其竞选期间说过的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问题。他重申要用更好的医疗保障置换奥巴马医保，为企业和中产阶级减税，还要大幅提高国防开支。热烈的掌声一直伴随着总统的演讲，当然，掌声几乎都来自共和党人。

谁要是相信特朗普在参众两院议员们面前露面之后就会变得温文尔雅，那他很快就会失望。3月4日，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指责他的前任奥巴马，称他曾导致自己在胜选之前不久在特朗普大厦内遭到窃听。特朗普把自己所指控的这则丑闻与1974年导致理查德·尼克松遭弹劾并下台的水门事件相提并论，并且还把奥巴马称作“坏人（或病人）”。不管是特朗普，还是他的白宫幕僚都没有为这位总统的指控提供任何证据。而情报部门的反应则让人吃惊。3月20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S. 罗杰斯（Michael S. Rogers）告诉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并不存在这样的非法行动。在此之前，奥巴马的发言人已经对特朗普的指控提出抗议，但特朗普却并不准备收回自己所说的话。

这段时间缠上特朗普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人们经常怀疑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的密切关系——情报机构和媒体也正在调查这件事。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在3月初被迫承认他在竞选期间曾两次与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交谈。而在之前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塞申斯曾发誓他在竞选活动中与俄罗斯政府圈子不曾有过任何联系。现在他断言，在与基斯利亚克谈话时，他的身份是参议员而不是特朗普的竞选助手；而且他们所谈的也不是跟选举有关的事情，而是外交问题，即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问题。为了避免更多指责，这位司法部长宣布在“通俄”一事上避嫌：未来对他家所进行的调查将不在他的管辖之下。

塞申斯的战术性撤退并不能消弭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与俄国情报机构秘密勾结的传言。人们推测和调查的重点越来越集中到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身上，此人是特朗普的第一任竞选经理和首席策略顾问，直到2016年8月卸任。他干不下去的原因，正是由于他常年为2014年2月逃亡出来的乌克兰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Janukowitsch）提供高价顾问服务的事情曝光了。根据美联社（Nachrichtenagentur Associated Press）3月底的报道，马纳福特一直与普京交际圈中的亿万富翁奥列格·德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过从甚密，并参与了为克里姆林宫而进行的秘密战略计划，旨在打击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的反俄反对党。那些认为马纳福特曾充当俄罗斯在美国的利益代理人的猜测或许离事实不远，但尚未有坚实的证据。特朗普的另一位曾经的同伴，仅工作了不长时间就于2月中旬就离职了的迈克尔·弗林，在3月31日向联邦调查局和国会的情报委员会表示，愿意成为特朗普阵营涉嫌与俄罗斯联络一事中的关键证人，以换取自己免受处罚——参、众两院的议员们接受了这个建议，不过这也让人们更加对特朗普的断言起疑心：他说关于他跟俄罗斯的各种关系的报道都是“假新闻”。

3月6日，正如几周前宣布过的那样，总统又拿出一份经过修订的为期4个月的入境禁令。与前一版被法官指为违宪的1月28日总统令相比，新版限制的不再是7个伊斯兰国家，而是6个：与美国一起打击“伊斯兰国”的盟友伊拉克已不在其中。此外，该规定在生效前有10天的警告期，而且不再适用于有双重国籍和持有居留许可或有效签证的人。其他例外情况包括：商务人士和为美军工作过的人员（例如口译员），以及医疗上的紧急情况。

把之前的禁令变得温和一些，其实是想让批评者们找不到理由，但这个目的并未实现。应夏威夷州总检察官的要求，一位美国的联邦法官先是于3月15日临时阻止了这条本应于3月16日生效的法令，后又于3月30日无限期阻止其生效，其理由是总统的这条命令违背了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从而也就违反了宪法。另有13个联邦州也赞同这一说法。特朗普再次对司法机构大发脾气，他开始上诉并声称：如有必要，他将把关于入境禁令的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在选战期间，特朗普把取消奥巴马医改看得至少与穆斯林旅行禁令一样重要。3月7日，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保罗·瑞恩（Paul Ryan）提交了他的全民医疗保健法案草案。共和党人废除了奥巴马针对逃避保险义务的美国人的惩罚性税收。替代方案是：如果有些人有一段时间没有参保，后来又想参保，则他们的保费会上涨。同样，大公司也被免除了向员工提供健康保险的义务。新版本健康保险的其他变化将使年轻人的保费下降，而老年人的保费上升。对于为穷人提供医疗保险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27]，联邦政府只会再提供3年的补助金——有好几位共和党州长对此决定提出过紧急警告。

这一改革对财政的影响尚不明朗。3月14日，超脱于党派之外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表示，根据他们的计算，到2018年底将有1400万美国人失去健康保险，到2026年这一数字甚至会上升至2400万。在取消对医疗补助Medicaid的联邦拨款之后，联邦政府能在未来10年节省3370亿美元。由于这些新的变化，保险经费池内的风险构成将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年轻人的参保人数如预期中那般下降，而老年人的人数上升，那么这时的保费将比一直施行奥巴马医保要高得多——这一发展趋势与共和党头面人物们的计算背道而驰。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这个分析加重了一些共和党参、众议员和州长的担忧，因为他们将马上面临新法案所引发的一个大概率的后果：那些来自贫穷的和年老的选民对这个夺取他们健康保险的党派的抗议。反对该法案的阻力，也来自一部分保守的共和党人，他们预计瑞恩的草案仍然会为医疗保健行业提供过高的补贴，所以单单取消奥巴马医保是远远不够的。总而言之，执政党内的保留意见如此之强，以致根本拿不出一个能确保议会多数的草案文本。来自特朗普身边“首席战略家”斯蒂芬·班农以及特朗普本人强大却粗鲁的心理压力，也未能使反对者转变想法。为了避免一场确定无疑的失败，3月24日，在由保罗·瑞恩代表的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们设置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几分钟，总统批准了推迟投票的建议。民主党人欢呼起来：“特朗普医保”的挫折是这位总统迄今为止最惨重的失败。

尽管显得有些荒唐，但特朗普还是声称这次提案失败应该由民主党人负责；他同时又向反对党提出要求，要他们不要把一场超越党派利益的医疗改革搞砸，并且还表示希望看着奥巴马医保自己崩溃。他打电话叫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告诉他们自己很高兴能摆脱医疗方面的麻烦事，因为现在他可以转向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了：税收和商业。不过，无论他怎么像往常一样为自己的失误寻找借口，这次还是让他自己十分自负的伟大“谈判专家”的形象大打折扣。据一项布隆伯格民意调查（Bloomberg-Umfrage）显示，这份特朗普-瑞恩法案的受欢迎程度极低，仅有17%。这位总统必须清楚，在心怀不满的人中有许多是他曾经的选民。[28]

比推翻奥巴马医保更受关注的，是特朗普承诺大规模清除之前的环保法规，这些法规与前任总统支持水压层岩气和减少采煤的政策相关。为了特意彰显他对阿巴拉契亚山区煤炭工人的同情，总统邀请其中的几位成员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并让他们参加了他3月28日签署相关行政令的电视直播。但导致煤炭产量下降的并不是严格的排放规定，主要是来自廉价的石油、天然气或是已经有许多环保人士致力于推进的可再生能源的竞争。环保人士们马上开始抗议总统反生态的政策，但总统对此完全不屑一顾。特朗普尚未说明他是否会正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位总统治下的美国对这项2015年11月达成的、关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协议已经不在乎了。

在修改环保政策的总统令发布2天之后，又有两条关于把贸易政策建立在新的——据说是更“公平”（faire）的基础之上的总统行政令出台。在第一条总统令中，特朗普要求贸易部在90天内评测与重要伙伴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重点是那些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国家。第二条总统令授权美国行政部门自行征收已经施行的惩罚性关税的权利。同时商务部表示，这其中也涉及德国钢铁企业［例如萨尔茨吉特有限公司（Salzgitter AG）］的惩罚性关税，据说这些涉及的公司以倾销价格在美国售卖产品。德国外交部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警告华盛顿方面：这一结论违背了世贸组织的计算方法，将为美国企业创造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面目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特朗普在这段时间里关注的另外一次重心转移则更加重要：他决心要让美国在军事上变得更加强大，因此他特别重视核导弹，并且再次展现出他对常规外交手段的忽视。当五角大楼欣喜于得到540亿美元的附加预算拨款时，外交部的预算则被砍去了将近三分之一。在2017年春天，华盛顿的许多部门中都有空缺的职位，但没有一个部门像国务院这样，在奥巴马与特朗普进行权力交接之后有这么多工作人员离职或被解雇。3月底，国务卿的两个副手的位置，以及许多秘书职位和不计其数的其他重要岗位上都还无人任职。经费被削减得尤其厉害的部门是发展援助部门，还有资助科学和艺术的部门。很显然，这位新总统对“软实力”并不太感兴趣。

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特朗普把与重要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3月17日，他第一次在白宫与到访的安格拉·默克尔进行了两人之间的私密谈话，随后两人又参加包括德国大企业的代表在内的、更大范围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谈话内容包括特朗普一再批评的德国对美国出口中的高顺差问题。美国总统与德国总理之间的互动气氛还算正常，没什么不友好的地方。可是德国访团前脚刚走，这位总统就在推特上发文，称德国联邦政府在国防领域欠美国“一大笔钱”。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于3月17日—18日在巴登-巴登举行的G20财长会议上让东道主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很是难堪，因为姆努钦拒绝签署一份关于自由贸易的闭幕宣言。美国媒体把这次会议看作美欧关系的一道裂痕。[29]

就在美国在贸易政策问题上几乎要与世界政治中的其他行动方陷入冲突的时候，在东亚，朝鲜与邻国韩国以及日本之间越来越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而且这势必波及韩、日两国的保护者：美国。在之前的几年中，朝鲜在射程更远并可装载核弹头的导弹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3月初，有4枚导弹射入日本海；4月5日，朝鲜再次试射了一枚中程导弹，其弹道最终也指向日本海。美国的专家据此推测，朝鲜能够在数年之内令其远程导弹的射程覆盖旧金山、洛杉矶和美国西海岸的其他城市。

4月6日，就在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之后，特朗普总统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高尔夫球俱乐部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与2016年选战期间相比，此时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换了一个腔调，变得友好多了。

依据中美两国发表的共同声明，双方在贸易关系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尚不清楚谈话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意见是否更加接近了。特朗普说会谈的气氛很好，而且他与中国领导人之间建立起了非常棒的私人关系。中国领导人强调了想要合作的愿望，并邀请特朗普在不久后回访中国。中国领导人一行刚刚离开，美国就加大了对朝鲜的压力。白宫表示，一支以“卡尔·文森号”（Garl Vinson）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美国舰队正从新加坡驶往朝鲜半岛——这份表态很快将被看作一种催促。[30]

就在中美峰会举行的时候，美国展开了一项军事行动：4月6日—7日夜间，特朗普命令两艘位于地中海的美国驱逐舰用5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政府位于霍姆斯东南的军用机场沙伊拉特（Al Schairat）；有21架战斗机被摧毁。根据美国军方的消息，3天前受命用化学武器攻击反对派在西北省份伊德利卜省（Idlib）的据点汗-舍洪（Chan Sheichun）的战机正是从这个军事基地起飞的。在那次袭击中共有超过80人死亡，其中包括幼小的儿童；共546人受伤。因美国的导弹袭击而丧生的共有16人，其中有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9个平民。

在美国对沙伊拉特发动攻击之前，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一场会议。会上，俄罗斯动用否决权阻止了美、英、法三国联合提出的提案，该提案要求阿萨德政权对动用禁用的化学武器负责，并最后一次要求其与联合国开展广泛合作。特朗普早在4月4日就曾表示，那些被毒气杀死的人（尤其是那些“美丽的婴儿”）的图片，让他彻底改变了对阿萨德的看法。据说，这是因为阿萨德不但越过了红线，而且是越过了“很多很多条红线”。这番表态与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前一周的（应该也是特朗普批准的）立场完全不同，当时蒂勒森说阿萨德今后的命运应该由叙利亚人民来决定，美国并不急于让他下台。

在袭击叙利亚政府军队的基地后，特朗普马上在电视上讲话，向美国人民说明了他行动的正当性。他说，阿萨德所使用这些致命的神经毒气，将使这些无助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窒息而死。“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死亡。甚至有一些极为美丽的婴儿也被这次可怕的野蛮攻击杀死。”他认为美国攻击这些发动化学武器攻击的机场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这有利于阻止这些致命的化学武器的使用和扩散，并对这样的行为施加威慑。由于使用了这种违禁武器，叙利亚违背了《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义务，并且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呼吁。因此，多年来想要改变阿萨德行为的尝试完完全全失败了。难民危机会因此而进一步加剧。该地区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成为美国及其盟友的一个威胁。这位总统向“一切文明国家”发出呼吁，希望大家与美国一道阻止屠杀和流血事件，并终结各式各样的恐怖主义。

确有可能，那些被杀害的和受重伤的叙利亚儿童的电视画面真的使特朗普深受震动。这个动机应该不是编出来的。但特朗普必须预想到，如果在他油然而生的愤怒之后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那么他将不只在本国，而且也在全世界面前失去信誉。纯粹的口头抗议活动能对阿萨德和普京产生什么效果，是不难想象的，而其对北京、平壤和德黑兰的影响也可以此类推。

不过，展现美国的强大应该也能让特朗普在国内政治中得分。如果他在面对叙利亚独裁者的时候能做出决断，在他自己看来这就比奥巴马要强了。前一任总统的许多民主党同僚也指责他在面对阿萨德的罪行（尤其是对使用毒气）做出反应时过于软弱。特朗普因其发动导弹攻击和演讲而赢得的两党一致的赞许，也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策略的正确性。外交立场上的强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分散人们对他近几周内政受挫的注意力——如果特朗普在2017年4月初完全没有这样想过，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从国际法上看，由于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美国也因此违背了安理会2013年9月23日通过的（与叙利亚相关的）2118号决议。然而，安理会这个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多年来在处理与叙利亚相关的问题时实际上已经陷入瘫痪状态，这是因为俄罗斯一直在用自己的否决权维护阿萨德，从而阻碍了联合国行使其保护最基本人权的责任。美国在为自己对沙伊拉特机场的攻击辩护时，称这是依照国际惯例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而且在这方面也与其大西洋联盟中最重要的欧洲伙伴达成了一致。这些盟友觉得美国的导弹攻击是可以接受的，同时（尤其是德国）认为，这应该只是一场一次性的行动。

此外，美国为了避免对阿萨德政权保护者——俄罗斯带来附加伤害，已经在巡航导弹攻击开始之前告知了俄方。俄罗斯的反应看上去很强烈：称美国的行为违背了国际法，而且整个行动都建立在一个虚构的借口之上，从而对两国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造成了很大损害。但是，俄罗斯在事情发生之后的实际动作却显得比较温和：暂时中止之前已经多方协商好的、关于在叙利亚空域活动的协议，宣布向地中海派遣两艘战舰。在安理会的另一次会议上，这两个大国再次爆发激烈的意见冲突，俄罗斯代表指责美方没有为他们对叙利亚的指控提供任何证据。

执行4月6日至7日军事行动的方式，明显带有两位将军的作风：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与此同时，后者还有能力进一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在他的坚持下，总统中止了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从一开始就极具争议的成员资格。尽管班农尚未因此被罢黜，但特朗普的这个决定明显意味着让他降了级。在华盛顿，麦克马斯特的成功被认为代表着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重新回归专业化。

总统在公开场合为攻击沙伊拉特机场辩护的方式和方法，其实很可能会让班农和党内的极右派感到不舒服。接着，特朗普在4月6日的电视讲话中表达了如下愿望：“只要美国坚持正义，人们最终将迎来和平与和谐”，他不仅为美国也为整个世界祈祷上帝的护佑。这听上去就不符合“美国优先”那套说辞了，反而更像之前总统们的普世主义论调，而激进右翼分子正是如此评论的。所以“另类右翼”（Alt-Right）阵营的智囊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说，他不确定他是否还能继续支持特朗普。右翼评论员安·库尔特（Ann Coulter）建议特朗普在美国建立安全区域，以保护美国人免受非法移民的暴力侵害，而不是去关照叙利亚。在极右翼的网络论坛上，总统被骂为“叛徒”和“骗子”。根据民调显示，在特朗普的选民中有83%认同他4月6日的决定，11%不认同，6%的人觉得说不清。

在军事打击结束后的那个周末，美国政府在谈论其未来的叙利亚政策时有些矛盾。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称，让阿萨德倒台是美国的当务之急之一，并表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打击大马士革政权。前几天也刚刚放过狠话的国务卿蒂勒森，现在说话却更加谨慎起来，他说比推翻阿萨德更重要的是与“伊斯兰国”的斗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俄罗斯的批评：他说该国“无能”，因为它没能阻止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并且应当为平民的死亡担负部分责任。让蒂勒森的这番话格外受到关注的原因是，他早就已经定下要在几天之后出访俄罗斯，而且这还是新一届美国政府成员第一次访俄。[31]

在访问俄罗斯之前，蒂勒森于4月10日—11日在意大利卢卡（Lucca）参加了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他在参观发生过1944年8月党卫军屠杀事件的斯塔泽马村（Sant’Anna di Stazzema）的遗址纪念馆时的表态非常重要。他承认美国作为一个维护全球秩序的大国的作用：“我们再次承诺，我们的目标是将世界上所有对无辜者犯下罪行的人绳之以法。”如果这一表态是经过特朗普同意的，那么它将标志着美国现行政策在转变——这显然是因为这位总统既不希望在本国，也不希望在世界其他地方被视为“纸老虎”。不过，说这是一次“战略转换”，恐怕还为时过早。因为人们既看不出特朗普之前的外交战略到底是什么，也看不明白现在的策略。

蒂勒森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的外交部长都一致同意：应避免叙利亚的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而且应采取谈判手段结束内战。这位美国国务卿表示，阿萨德家族不应在该国的未来中占据位置，因此各方应就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达成共识，并且商讨出一个过渡方案。这一表态，为他与拉夫罗夫外长以及可能与普京总统发生的会谈中最重要的任务勾勒出了框架。七国集团对他的支持是否能够帮到他，还有待观察。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曾提议从2014年起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但在卢卡的会上却无人响应，这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总是一个积极的消息。

根据蒂勒森自己所描述的部分信息，他4月12日访问莫斯科时的谈判是在紧张的气氛下进行的。他在卢卡公开要求俄罗斯做出决断——要么支持阿萨德，要么跟美国合作——这被俄国政府理解为最后通牒。在谈判开始之前，俄罗斯的电视台播出了一段对普京的采访，他说在工作层面（即在军事领域）上，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互信关系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对于在汗-舍洪发生的袭击事件，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表示：要么就是炸弹落到了叛军的毒气仓库，要么这整件事都是西方在演戏。

拉夫罗夫与蒂勒森之间的谈话持续了4个小时，普京与蒂勒森原定的简短对话却谈了两个多小时，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不过，后面这场谈话也没有取得突破。在随后举行的两位外交部长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蒂勒森说现在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低谷。

尽管如此，蒂勒森的访问并非毫无成果。俄方宣布，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条件下，美、俄将重新达成避免在叙利亚领空发生冲突的协议。此外，双方还一致同意组建一个促进两国政府间对话的工作团队。至于蒂勒森是否为俄罗斯放弃阿萨德开出过什么条件，则莫斯科和华盛顿方面都没有透露任何消息。

几乎就在蒂勒森与普京会谈的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举行了一场会议。会上，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一项动议：谴责发生在汗-舍洪的毒气袭击事件，并责成叙利亚政府对国际调查人员开放所有军事基地。俄罗斯的否决权再次让决议流产——自叙利亚内战开始以来，这已经是第八次了。

不久之后，美国总统接待了北约秘书长、挪威前首相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在随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称西方国家联盟是和平与安全不可缺少的堡垒。他明确地与自己先前的论断拉开了距离，再也不说北约“已经过时”了。据他说，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当然，北约成员必须履行其义务，增加国防开支（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他还希望北约今后能够更多地参与伊拉克的反恐斗争。这一点与他在选战期间的表态也存在明显的矛盾，但他却满不在乎。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就没办法达成好的“交易”。

4月13日，即与斯托尔滕贝格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二天，美国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附近的阿富汗东南部第一次使用了目前最大的非核武器炸弹，即11吨重的“炸弹之母”GBU-43，目的是摧毁“伊斯兰国”据点中的坑道体系。据阿富汗传来的消息，共有90多名“伊斯兰国”战士丧生。这次行动的军事意义尚有争议：最重要的是此次攻击让人们看到，对特朗普统治下的美国而言，消灭最危险恐怖组织军事仍是其首要目标。

然而，这并非投放“炸弹之母”的唯一目的。在用导弹袭击了沙伊拉特之后，4月13日的行动再次展现了这位新总统在任何他觉得合适时间都可以用强硬的军事手段实现美国目标的决心。被点名的人中一定少不了金正恩。特朗普虽然否认了全国广播公司关于他正计划如果朝鲜进行新的核试验，就对朝鲜使用常规武器打击的消息；但与此同时，国防部则称他们正在考虑把军事行动作为选项之一，只是不会公开谈及。很快，北京和莫斯科都提出警告，称事态不可再进一步升级。

2017年4月19日，全世界都知道特朗普口中的那个“无敌舰队”（他在4月11日就是这样称呼“卡尔·文森号”航母舰队的）并没有像白宫发言人斯宾塞所说的那样从新加坡前往朝鲜半岛，而是在朝着与朝鲜半岛相反的方向前进，目的是去参加早就计划好的与澳大利亚海军在印度洋进行的演习。直到4月底，该舰队才到达朝鲜半岛海域。

显然，在太平洋司令部、五角大楼和白宫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沟通问题。这结果对政府而言是一个耻辱。相比之下，朝鲜于4月16日为庆祝金正恩祖父、建国者金日成105岁冥诞而进行的最新一次导弹试验在发射后不久就以失败而告终，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当天，特朗普的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表示，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要在军事冲突的门槛下行动的时期，因此要避免在跟无法预测的平壤政权打交道时发生最坏的事情。这明显是一个冲突降级的时期：目前，美国估计是不会发动预防性打击了。不过，美国依然继续向金正恩发出警告。4月底，第七舰队参加了在韩国海岸附近进行的演习。装备有巡航导弹的潜艇也被派往这一区域。几乎与此同时，富有争议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 Attitude Area Defense，简称Thaad）开始在韩国部署。

在另外一个危机地区，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向也不期而至：4月20日，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虽说也严厉地批评了2015年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因为该协议无法实现其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目标，仅能延缓其发展；但蒂勒森并没有收回国务院前一天声明，该声明称伊朗到目前为止遵守了协议中的条款。蒂勒森强硬的言辞显然是为了安抚共和党内的强硬派，而美国政府的实际操作其实相当谨慎。

最能贯彻特朗普“美国优先”口号的仍然是贸易领域。4月18日，他签署了一项名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法令。它指示所有政府机构，在权衡时将美国产品放在优先地位，并且未来将收紧对外国高素质技术人员的入境签证。美国商会和众多企业协会立即警告说，依这项法令所采取的政策肯定会对涉及进出口的行业和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唯一支持该法令的，是过去从保护主义措施中获益最多的钢铁行业。在2017年4月中旬，我们还很难判断特朗普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贯彻他的意图。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无疑是向他的核心选民证明：他仍在全力兑现他在选战期间的承诺。[32]

2017年3月和4月，欧洲在短短3周之内经历了发生在两个首都的两次恐怖袭击。就在英国向布鲁塞尔提交脱欧申请一周前的3月22日，有一个来自伯明翰、有多次犯罪记录，并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人，在威斯敏斯特桥上故意将自己的汽车撞向行人，共造成5人死亡，40多人受伤（其中有些是重伤）。随后他又驾车冲向议会大厦，并在那儿用刀杀死一名警察，最后被其他警察击毙。

当时正在下议院参与辩论的首相特雷莎·梅被迅速带回她的官邸——唐宁街10号；许多国会议员与他们的同事、政府官员以及来参观议会的人都被疏散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直到晚上才被允许离开。这次袭击发生的日期并不是随意挑选的：2017年3月22日，正值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发生造成32人丧生的恐袭事件一周年。在伦敦恐袭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英国警方逮捕了多名袭击者的熟人。但警方的最终结论是，这是一起由个人发起的袭击事件。尽管“伊斯兰国”马上就宣布自己是此次行动的发起者，但按照安全部门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袭击者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有联系。

另一起恐袭事件就不同了。4月7日，一名男子驾驶一辆偷来的大挂车撞进了斯德哥尔摩最著名的商业街之一，共造成4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还有儿童。此人与制造伦敦恐袭的人一样，显然把2016年7月的尼斯恐袭和12月的柏林恐袭当成了榜样。撞人之后，他在把车开进了皇后大街商场的一个入口后逃逸，但在当天晚上就被抓获。这是一个服从于“伊斯兰国”的39岁乌兹别克斯坦人，在自己的庇护申请于2016年底被相关部门拒绝后他就隐藏了起来。4月8日，警方把无法将此人抓捕并遣返的原因归结于臭名昭著的偷渡问题。

根据袭击发生数日之后曝光的消息，在瑞典，应遣返的外国人有大约1万人，但仅有350间牢房可供使用。当地人一直都强烈反对大规模的证件检查，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措施是种族主义和歧视性的，所以大规模证件管制无法实施。由绿党和社民党组成的少数派政府的首脑、首相斯特凡·勒文在袭击发生之后宣布要增设1万个警察岗位，但很多人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一公共服务部门的薪资不高，而且还有许多教育系统的岗位都招不到人。人们普遍认为，奉行种族主义的瑞典民主党将因此次袭击事件在政治上获益，该党现在已经成为仅次于社民党的第二大党派。激进右翼反对党的主席伊默·奥克松（Jimmie Åkesson）在事发之后马上就称这是一起“重大丑闻”。

在伦敦和斯德哥尔摩事件之间，差一点还会发生另一场恐怖袭击：3月23日（即威斯敏斯特冲撞事件的次日），比利时警察逮捕了一名39岁突尼斯裔法国人，因为他在内城的商业街中驾车高速行驶。后来，检察官在车中发现了刀剑类武器、一把霰弹枪和一些装满汽油的罐子。而在警察最终阻止这起袭击企图之前，路上的行人及时跳到了街边。

4月的前两个星期，在俄罗斯和两个伊斯兰国家发生了比在欧盟区域内的恐袭更为骇人的恐怖袭击事件。在圣彼得堡，一位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在一次地铁内的袭击中造成15人死亡。在埃及，4月9日“棕枝主日”[33]这一天，“伊斯兰国”的自杀式袭击者先是在位于开罗以南约120千米处的坦塔市（Tanta）对正在举行宗教仪式的基督徒发动袭击，随后又在亚历山大发动袭击，共造成至少45人死亡。总统塞西的政府于次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不到一周后的4月15日，在位于叙利亚北部的拉希丁（Raschidin）发生了一起针对来自反政府地区什叶派居民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当时，这些人正在一个公交站等车，计划前往由政府军控制的叙利亚地区的一个转运点。袭击中，共有包括68名儿童在内的126人丧生。很有可能，这次袭击是狂热的逊尼派分子所为。这时，所谓的“文明世界”依然同以前面对其他恐袭事件时一样，仅能表达一些毫无用处的愤怒。[34]

欧洲联盟在2017年春季算是取得了一个成果。在历经了艰难的谈判之后，欧元区各国财长于4月6日在马耳他的瓦莱塔与希腊就改革计划中的关键问题达成一致。该计划使得希腊可以从欧洲援助项目中获得新的资金，用于偿付将于7月到期的74亿欧元的旧债，同时还可以获得金额相近的新贷款。按照这份协议，希腊将在2019年和2020年进一步实施改革，财政紧缩的数额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为了持久地改善财政状况，2019年将实施退休体系改革，2020年将进行降低所得税免征额的改革。应德国的强烈要求，关于进一步减免债务的问题，将在完成2018年的贷款计划之后再决定。

跟以前一样，欧元区财长们预计希腊将在2018年实现财政盈余，即在不算债务的情况下拥有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预算盈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觉得这个估计太过于乐观（事实上，欧洲统计局在4月24日表示，希腊在2016年已经实现了高得多的财政盈余，即国内生产总值的4.2%），该组织对于是否继续参与今后的贷款救助计划，尚未表态。在2017年初，无论是对欧元集团，还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言，讨论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例如公务员的专业化或建立有效的土地登记，都是不现实的。在希腊问题上，这些所谓的“机构”只能小心行事。

此时，财政政策上的分歧不仅存在于欧元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同样也存在于欧盟内部：在欧盟委员会与德国之间。负责货币联盟的委员会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在瓦莱塔的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欧元区未来发展的思考，由于这些需要对欧洲条约进行修改，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行的。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最坚决反对的，是东布罗夫斯基斯关于欧元区进行联合预算的提议，该提议将鼓励对危机国家的投资，并最终建立一套失业保险体系。这个计划势必将扩大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职权，而这在德国很可能需要召集联邦宪法法院审议——这也是德国政府对此计划反应冷淡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朔伊布勒所追求的东西与此恰恰相反。这位德国财长想要取消欧盟委员会监督预算的权力，并将它移交给作为安全网的欧洲稳定机制（ESM）。欧洲稳定机制曾经是一个协调欧元区政府间工作的机构，因此这样的监督权一直在各国财长手中，并间接掌握在各国议会手中。朔伊布勒的远期目标是要把这个欧洲安全网改造成一个欧洲的货币基金，即它原先的样子。这样的改造不仅仅是为了德国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在货币联盟中充当支柱的那些欧元区国家的财政稳定。德国政府的设想还考虑到：无论“更加紧密的欧洲”以何种可能的方式实现，这都需要一种能起作用的民主合法性。让朔伊布勒与东布罗夫斯基斯之间争执不下的，远远不止组织架构中的那些细节：背后的原因是关于欧洲联盟未来发展的根本性分歧。[35]

与东布罗夫斯基斯跟朔伊布勒之间的纷争相比，在这段时间里，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与其全球知名的严厉批评家乔治·索罗斯之间的冲突在欧洲吸引了多得多的注意力。索罗斯1930年出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早已移民美国并充当金融经纪人。两人冲突的焦点是索罗斯1991年在布达佩斯创建并在开始的时候单独资助的欧洲中央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CEU），该大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但长期以来都因其自由主义的理念而让欧尔班感到芒刺在背。

为此，匈牙利政府于2017年3月底提出了一项针对《高校法》的补充条例。从形式上看，该条例涉及20多所大学，但其实针对的就是欧洲中央大学一家。根据这一条例，以后由欧盟之外的赞助者资助的国际大学必须与本国签订双边协议，而且这样的大学必须有一个固定法人，然而这两样东西欧洲中央大学都没有。数万名愤怒的抗议者举行的示威活动和国际上的抗议行动都没有起什么作用：4月4日，在社会党人离开表决大厅以示抗议之后，匈牙利议会以126票对38票通过这项法案。

面对欧尔班对政治自由的最新打击，欧盟发出的声音十分微弱。来自捷克的欧盟司法专员薇拉·尧罗娃在4月10日表示，她认为行政步骤、针对违反条约行为的调查，或是欧盟委员会的其他措施都不会有太大帮助；重要的是，当地人要自己发出声音。2天后，负责法治问题的委员会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对记者们讲得更清楚些，但即使他的话也听上去出人意料地平静。他想向维克多·欧尔班提出的问题是：“你还有和我们一样的价值观吗？”在他看来，尽管匈牙利的整体局势也让人担忧，但与波兰不同的是，匈牙利的法治并没有受到系统性威胁。他觉得欧尔班与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的不同在于欧尔班还愿意与委员会进行对话。蒂默曼斯表示，到4月底才能决定是否最终对匈牙利采取法律行动。

4月26日，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告知大家，委员会将以这部新颁布的高校法令开启针对匈牙利违反条约行为的调查。该法律有多个方面违反欧洲法律，即违反了特定的共同市场规定，侵犯了服务与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教育法。此外，该教育法还损害了写在欧盟基础条约之中的企业自由，并且与国际商业协定相冲突。

针对匈牙利违反条约行为的调查已经有很多了；其中尚有70项正在进行，而那些已经结束的调查大多也没起什么效果。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次对“索罗斯法”（Lex Soros）的调查也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但这一次，欧尔班至少在受到了同系政党（Parteifamilie）[36]的批评之后表现出让步。当他于4月26日在欧洲议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强烈地批评了索罗斯之后，他在3天后的为布鲁塞尔欧盟特别峰会而召开的欧洲人民党会议上保证：会考虑欧盟委员会的想法。[37]

在波兰，对司法机构的强迫性一致化仍在进行。4月5日，波兰众议院一次通过了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该法案的目的是使立法部门让出任命和提拔各级法院法官的决定权，并且剥夺那些独立专业司法组织的权力——迄今为止它们在该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前文已经说过，按照宪法，应该由国家法律委员会提名法官人选，而以后则只能由议会所指派的人当法官了。据司法部的一位代表称，这是在用真正的人民的权力取代法院的统治。包括欧洲委员会的人权委员会在内的国际组织代表的抗议活动、4月20日波兰法官半小时的集体罢工，以及反对党铺天盖地的批评，都没有起多大作用。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是毫无意义的：现在在那里掌权的正是法公党的法官。

在其他领域，法公党也在扩张势力。自从2015年的权力交接以来，根据极右翼的国防部长安东尼·马切雷维奇自己的说法，他已经换掉了五分之四的军官和十分之九的总参谋部成员。2017年1月底，总参谋部部长米奇斯瓦夫·戈楚尔（Mieczysław Gocuł）和其他一些高级军官辞职。根据军队内部人士估计，有50~120个将军的职位空缺，据波兰《政治周刊》（Polytika）报道，波兰驻北约的职位也有16个空缺。2017年3月底，马切雷维奇宣布波兰退出由法国和德国组建的欧洲军。

为了强化军队，这位部长还承诺在军中组建一支对他负责的5万人的准军事“领土防卫队”——专家们完全不赞同这一想法。这位国防部长显然是想尽可能地让波兰军队从超国家层面的各类联系中摆脱出来，哪怕这样在军队中施行重新民族国家化的做法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军队的专业化水平也在所不惜。据波兰《政治周刊》报道，这样做带来的风险也令波兰的盟友们感到不安：据英国外交部门的情报显示，波兰军队内的大量裁员使得俄罗斯情报部门开始动心思，让大量俄方人员向波兰政府内渗透。

法公党政府的内政、外交路线已在波兰群众中引起越来越大的不快。在4月底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前总理唐纳德·图斯克的党——“自由公民论坛”的支持率（31%），自2015年权力交接以来第一次领先于卡钦斯基的法公党（29%）。4月中旬进行的另一项民意调查表明，50%的人希望看到图斯克担任总统，而选择现任总统杜达的只有45%：这标志着者卡钦斯基领导的这场反对欧洲理事会主席的运动失败了。鉴于2019年将要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这样的民调结果对法公党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另一方面，波兰和欧洲的自由派势力则受到了鼓舞。

4月21日，欧盟委员会针对波兰政府对宪法法院的专制化改革的最后通牒所提出的期限已过。可是，从布鲁塞尔却没有传来任何下文。由于匈牙利会行使否决权，所以大家都知道，剥夺波兰投票权的提案是肯定通不过的。或许还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曾告诉委员会，他们十分不情愿与波兰政府发生冲突。这其中的背景是，对他们而言，保证欧盟27国在英国脱欧谈判中尽可能地团结一致是最大的利益所在；此外，他们关注的是加强在防务、外部边境安全和反恐等领域进行合作这样的优先目标。然而，现在欧盟委员会一直这么一言不发着实令人尴尬。但是，如果欧盟只能靠口头抗议来应对违反法治信条这种有悖基本原则的行为，显然就很难说它严肃认真地对待了它发誓捍卫的价值观。如此一来，欧盟就变成了某个因项目而临时聚合起来的组织，而让欧洲统一计划中的那些基本原则沦落到遭人质疑的境地。[38]

欧盟委员会之所以于4月26日发表一篇社会政治宣言，可能是因为感觉到了自己在合法性方面的瑕疵。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发表的“反思性论文”中的“20点”应该是将3月25日罗马峰会上关于社会问题的认识细化了。在此精神下，这些文章涉及的是欧盟公民的受教育权、公平工资、最低收入、养老途径和机会平等问题。但文章作者详细谈到的，只有父母的育儿假这一个议题。至于应对社会政策负完全责任的各成员国如何去响应他的这些号召，那就是各国自己的事情了。欧盟难以为自己描绘的美景做些什么。多数评论都对此抱以冰冷的语调或嘲讽的声音。委员会的这份声明，被看作原形毕露：这只不过是一种为了洗刷欧盟冷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代理人形象的公关套路，那种形象正是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给它戴上的帽子。

4月29日，欧盟2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特别峰会，其目的是确定英国脱欧谈判的主要原则。很少会有一个话题，让与会各国如此迅速地团结起来。仅仅15分钟后，图斯克主席即总结出讨论结果：只有在关于英国脱欧条件的谈判中取得了很大进展的情况下，欧盟才会跟英国谈未来的各项关系，即订立一项新的自由贸易条约。第一轮谈判的重点，是在英国的欧盟公民和居住在欧盟国家的英国公民的权利。此外，英国还必须把自己对欧盟应承担的财政义务结清。在这方面，委员会主席再次提到了这笔钱的总数，约为600亿欧元。

英国政府那边一直怀疑，27国现在所展现出来的团结一致到底能维持多久。无论如何，伦敦并不想放弃与个别成员国私下进行交易的希望。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在施加压力：它拒绝欧盟2020年之前的多年度财政计划审查，这也就停止了给对抗青年失业、欧洲共同边境安全的建设、难民援助和研究基金的数十亿欧元的资金来源。在4月26日特雷莎·梅邀请让-克劳德·容克的晚宴中，双方谈得很不愉快。容克后来对女主人说，当他离开唐宁街的时候，自己的疑虑比刚来时多了10倍。由于委员会主席交际圈子中某些人的泄露，几天后公众就知道双方的这些不快了。

在布鲁塞尔，人们担心英国的压力会在众议院选举后保持不变。可能正因为如此，英国对欧盟的支付义务才被非正式地从600亿欧元提高到1000亿欧元——这不仅引发了海峡对岸的一场愤怒的风暴，而且给了女首相以严厉批评容克的理由。为此，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支持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呼吁双方给事态降温。欧洲联盟和英国能否在计划的两年内就共存与合作取得一致呢？离英国脱欧谈判开始只有几个星期了，人们对此依然全无头绪。[39]

2017年春季，欧洲政坛的重头戏无疑是法国总统大选。在离4月23日举行第一轮投票不到数周的时候，11名候选人中最有希望的那几个因各自不同的原因都上了头条新闻。国民阵线的候选人马琳·勒庞引起关注的方式是于3月24日接受普京总统的邀请赴克里姆林宫做客，而且还于4月10日否认法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被驱逐的事负有共同责任。早已丑闻缠身的共和党的候选人菲永，再一次因为巴黎一家男装店专门送给他两件昂贵的定制西服的报道，和一位黎巴嫩商人付钱请他安排其与普京对话的报道而陷入尴尬的境地。被归类为社会自由派的无党派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正越来越多地承载着社会党右翼以及社会党改革派的希望，这些人中有国防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巴黎前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Bertrand Delanoë）和约40位国民议会议员——这些人觉得社会党的官方候选人伯努瓦·哈莫太左、太教条，以至于无法与右翼党派的候选人抗衡。最大一条新闻来自前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3月29日的一个声明：他说他将在第一轮投票中把票投给马克龙，因为只有此人能在第二轮决选中击败勒庞。

不过，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多轮电视辩论中，几位迄今为止最热门的候选人却没能吸引多少目光，倒是那位极左的冷门候选人——曾经的托洛茨基派、现在的“第六共和国”先驱让-吕克·梅朗雄，唤起了被他称为“不屈的法兰西”（La France insoumise）的运动。梅朗雄欲以其雄辩口才推进的计划被很多人看作纸上谈兵的乌托邦，但却在他那些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追随者中引燃了激情：一个总额达1000亿欧元的赤字财政综合计划、高额最低工资和退休金、对年收入超过40万欧元者课以掠夺性的所得税、废除总统制、让法国退出北约、大幅度地修改欧盟诸项条约（如果法国修不了约那就退出欧盟）。与之相比，同样属于左派的哈莫所要求的那些东西都成了小儿科。

在民调结果中，梅朗雄明显比哈莫更受欢迎。在4月中旬，大选的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还是马克龙和勒庞之间的对决。然而，菲永和梅朗雄也有机会进入决选阶段，如果那样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一场“极端分子之间的对决”，即极左派对战极右派。而哈莫则被认为是第一个“出局”的人。

马克龙依然被大多数人看作最有可能赢得第二轮决选的人，他一再宣称他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要把其他政治阵营最好的东西都融入自己的“前进运动”中去。他以此说服了广泛的社会中间力量，而为那些有明确意识形态偏好者所拒绝。对于瓦尔斯这样的社会党人的支持，他仅仅只是有条件地表示欢迎，当奥朗德的政敌菲永称总统试图抹黑自己时，马克龙甚至与自己昔日的“老板”拉开距离。而且就算对他一再奉之为经济政策榜样的德国，他也在第一轮投票开始前几天转了口风：他说这位东边的邻居从欧元区的不平衡之中获益，而且赚取了高额的贸易顺差，但这既有损于欧元区，也不利于德国本国的经济，因此是不可忍受的，必须平衡一下。但跟许多其他问题一样，马克龙没有说这到底是要做什么。

4月19日（5天后就是第一轮投票的日期），警察在马赛逮捕了两名触犯了多项刑法的伊斯兰分子——其中有一个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法国人，他们有实施炸弹袭击的重大嫌疑。某些迹象表明，袭击的目标可能是政治伊斯兰主义的强烈反对者：弗朗索瓦·菲永。而安全部门未能阻止次日傍晚发生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袭击事件，当时几位总统候选人正在电视上进行他们的最后一次辩论。袭击者是一个名叫卡里姆（Karim C）的39岁阿拉伯裔法国公民，他在离开自己的汽车后朝一辆警用大巴中的乘客开枪扫射，共造成1名警察死亡、2名警察及1位德国路人受伤，随后卡里姆也被其他警察击毙。

次日，“伊斯兰国”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但现有证据还远远不能证实这名袭击者真的是代表某个恐怖主义组织行事：卡里姆先前就曾经因为企图行刺警察而被拘禁多年，2017年2月，他又因威胁谋杀一名警察而再次被捕，但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

显然，4月20日的袭击事件很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完全可以不那么冒昧地推测，特别拥护法律与秩序的温和右翼和极右翼的候选人（即菲永和勒庞）将最有可能从袭击事件中获益。这两人马上宣布，一旦赢得大选，就会以最严厉的方式开展反恐斗争，并且快速增设警察岗位：菲永说要增加1万人，勒庞说要增加1.5万人。国民阵线的这位女候选人还要求法国立刻退出申根区，而共和党的候选人也要求修改相关条约。马克龙也强调加强警务工作，但同时也呼吁法国人不要陷入恐慌之中。属于社会党的总理贝尔纳德·卡泽纳夫则指责右翼候选人企图利用袭击事件攫取权力，而且用以下事实反击了菲永：在菲永当总理的2007年至2012年，在国内安全领域一共裁减了1.3万个岗位。[40]

不过，第一轮投票的结果还是与巴黎爆炸案发生前几天的预测基本一致。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得票率24%，马琳·勒庞21.3%，弗朗索瓦·菲永20%，让-吕克·梅朗雄19.6%，伯努瓦·哈莫6.4%。这样一来，左派和右派的两个大党（即社会党和继承戴高乐衣钵的共和党）双双在第二轮决选之前就被淘汰出局，这在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共和党人不得不为选战期间重创了其候选人道德和政治可信度的丑闻付出代价，同时他们也在为2007—2012年尼古拉斯·萨科齐当政期间乏善可陈的政绩买单。社会党人则迎来了为弗朗索瓦·奥朗德总统曾经得到过的那份幸运付出代价的时候，自夏尔·戴高乐于1958年下台以来，奥朗德是历届法国总统中执行力最差的，而且也缺乏襄助本党候选人的能力。原先那些社会党的选民成群结队地转向马克龙和梅朗雄，而共和党的选民则大量转向马克龙或勒庞。

让-吕克·梅朗雄相对意义上的成功表明，仍然存在一个庞大的左翼选民池——当然，单单倚靠他们不足以赢得选举。马琳·勒庞帮国民阵线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她将这个党从其创立者、臭名昭著的反犹分子让-玛丽·勒庞所造就的亲法西斯主义和仇视同性恋的恶名中解放了出来；自2015年8月将父亲开除出党以来，她已经成功完成了这次切割。通过对国民阵线的现代化改造，她使该党对那些她父亲几乎无法触及的社会阶层而言成了一种可能的选择，这些社会阶层包括：信奉民族保守主义的公民、身处法国北部法兰西“锈带”的工厂工人——这些工人从前都投共产党的票。跟围绕在梅朗雄周围的激进左翼一样，国民阵线不仅赞同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这样社会主义要求，而且也同意其贸易保护主义、对欧盟的敌视，同样反对“资本主义的”德国在欧盟中的主导权。如果人们算一下，就会发现两大反欧盟党派的选票加起来超过了41%——这个发现，可能会让那些欧洲自由主义者因马克龙的成功而产生的快乐打个折扣。

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揭示了法国社会深刻的分裂。该国西部，即从大西洋沿岸直至中央高原地区比较倾向于支持马克龙，巴黎和其他大都会，以及东南部的罗纳省（Rhône）、伊泽尔省（Isère）、萨瓦省（Savoie）和上阿尔卑斯省（Hautes-Alpes）等地方的情形也是如此。勒庞则在北部的工业区、除了第戎（Dijon）附近的蔚蓝海岸（Côte d’Or）之外的东部农业区、地中海沿岸及其腹地和科西嘉岛（Korsika）取得了胜利。在18~24岁的法国年轻人中梅朗雄最受欢迎，而在35~55岁的人那里勒庞位居第一。马克龙则在25~34岁的人群中力拔头筹。60~69岁的老年人几乎将他们的支持均分给了马克龙和菲永。马克龙支持者的平均学历，要比勒庞支持者的平均学历高得多。国民阵线的主席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正如她4月23日对着欢呼的追随者所宣布的：她是人民的候选人，是那个将法国从傲慢的精英手中解放出来的人。她所指的精英的代表，就是她最大的政敌：那个毕业于号称“国家干部摇篮”的国家行政学院（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ENA）的前银行家、前部长——马克龙。

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意味着第五共和国传统的政党制度正在继续走向崩溃。共和党人希望通过不断革新来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弊病。深度分裂的社会党几乎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解体的阴影笼罩着全党。党内右翼想要重新组建一个社会民主党，这些人准备与以马克龙为核心的社会自由主义阵营密切合作（也许还会与之合并），作为未来总统多数派的一部分。党内中间派想继续把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聚合在一个党内，而党内左翼则与在第一轮选举中支持哈莫的绿党接近。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激进左派，这些人相信围绕在梅朗雄身边才有成功的希望。这些人很快就需要做决定：6月11日和18日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对于5月7日的第二轮决选，起初是共和党和社会党的候选人，然后是这些党自己放出了信号：反对勒庞，支持马克龙。相反，梅朗雄则让他的支持者自行决定是否参加选举和支持什么人。

在第一轮选举中最成功的那位候选人将会面临双重挑战，既要全力争取在第二轮决选中获胜，又要把自己发起的运动转型成一个强大的政党，以使之能够尽可能争取更多的选区，并且在那之后也能形成有工作能力的总统多数派核心。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左右联盟。这种变化会增强议会的力量——这可是一个需要各方进行反思的系统性变革，它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政治开端。

马克龙在第一轮胜利之后发表的几个声明听起来好像他确信5月7日的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他那位国民阵线的女对手则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被击败。这一点，在第一轮投票后3天在马克龙的故乡亚眠（Amiens）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个法国北部的城市，最热门的地方话题是美国家用电器制造商“惠而浦”的子公司即将关闭。该公司宣布，由于成本原因，工厂将于2018年6月将其生产线迁至波兰。该工厂的290名员工随后进行了罢工。

4月26日，马克龙来到亚眠，在工商业协会的驻地与工会代表讨论工厂及其全体员工的未来。最初并没有拜访正在罢工的“惠而浦”员工的计划。与此同时，这段时间一直默默无闻的马琳·勒庞突然出现在工厂大门口，称自己这是在“深入群众”，并对着欢呼的罢工工人宣布，如果她赢得总统选举，就决不会允许“惠而浦”像这样关闭工厂；而如果按照马克龙的模式去搞，还会有数百万工人丢掉饭碗。

有鉴于此，马克龙也决定与工人们对话。迎接他的是刺耳的口哨声和嘘声，但大家还是听完了他的演讲。马克龙谈到可能会对该公司的管理层实施制裁，但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承诺，同时他还警告大家，不要相信那种法国可以脱离全球化的幻想。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是损失无数个由外国（特别是美国）投资者所创造的工作岗位。用这些话，马克龙是无法说服亚眠的罢工者的。不过罢工者的发言人最终还是表示了对这位候选人的尊敬，因为他有勇气在工人们面前发表这番演讲。马克龙在返乡之旅中得到的教训很简单：他和他的支持者仍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赢得决选。[41]

在两轮法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期间，还有一个神奇的日期：2017年4月29日——这是唐纳德·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100天的日子。如果有人持续关注他的推特信息，会发现特朗普本人并没有赋予这个纪念日什么意义。事实上，他自己很清楚，在过去14周里他几乎没有成功践行任何一项竞选承诺。

他提名的候选人尼尔·戈萨奇在4月被选为最高法院法官无疑算是一个胜利，但参议院内的民主党人对戈萨奇抵制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共和党人不得不先改变议事规则，以便有可能让参议员们能以简单多数原则选出保守派法官：他们在选法官的程序中排除了“冗长辩论”（Filibuster）——这项权利本来属于参议院中拥有41名议员以上的少数派，他们可以用拖长发言时间的方式延迟乃至阻挠法案通过。因为戈萨奇只有49岁，所以他很有希望在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继续留在最高法院并参与判决。

在特朗普优先要办的实事方面，特朗普发表的声明或以总统行政令方式所发布的指示几乎都没有什么效果。他曾试图阻止或至少严格限制来自伊斯兰国家的人入境，但两次都因法院否决而失败。就在他执政百日纪念日之前几天，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联邦法官推翻了另一项总统行政令，该命令称：如果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庇护城市”（sanctuary cities）不在逮捕或驱逐非法入境美国的外国人方面配合联邦政府的工作，就停止联邦政府对这些地方的拨款。

在4月的最后一周，特朗普发现他已经不可能迅速办成在墨西哥的边界上建墙这个他最热衷的项目了。其原因是，一直没能为这个估计要花700亿美元的项目找到资金。4月30日临时国家预算就会到期，而且共和党内所谓的“赤字鹰派”也不愿意同意进一步增加政府债务。特朗普提出的通过进口关税来获取对应资金的方式不但遭到了美国大企业的强烈反对，而且也在政府内部受到抵制，这让总统最终只能放弃这个想法。

假如特朗普不退让，那么他就根本没有把握在批准预算的问题上获得议会多数。其后果可能会是“政府关门”——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机构将会停止运转，2013年10月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就曾让奥巴马陷入这样的境地。为了避免在特朗普当政百日之际出现这样的尴尬，总统倾向于先暂缓修墙。

5月1日，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在预算案上达成了妥协，使该草案很有可能可以得到所需的60名参议员的支持。民主党人认为自己取得了成功，联邦环保部门、医学研究和基础设施的资金被削减的程度减小了许多，同时军费开支的增长也没有像特朗普所追求的那样多。在与墨西哥接壤处建墙的资金没有获得批准，而是改为拨款15亿美元改善边境安全。

减税是大规模税务改革的一部分。特朗普无论如何也要赶在4月29日之前向公众展示这次税改的雏形，以此来掩饰另一项重大改革项目（即取消奥巴马医保）的暂时失败。他终于赶在4月26日，即他向他的经济顾问格雷·科恩和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提交说明的那一天宣布了这一计划。这份尚不明确的计划中的重点是将企业税从35%降低到15%。这不但会使各大企业因税率降低而获益，同时受益的还有以个人身份经营或合伙运营的律师、对冲基金经理、税务和投资顾问等一直需要缴纳高额所得税的群体。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39.6%降至35%；另外的6档税率被改为25%和10%两档。之前针对20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替代性最小税额已被取消。以后抵税的途径将大幅减少：只有按揭贷款的利息、购买私人养老金计划和慈善捐款可以抵税。

这场由特朗普的顾问提议并且令总统本人自鸣得意的税改，可能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税制改革。它是一个符合富豪和超级富豪心愿的方案——这些人很可能想变得更加富有。收入较低的人也可以从有利于他们的减税中受益，但这些人也是带有特朗普风格的共和党经济和金融政策另一个主要目标的最大受害者——除了军备以外的一切公共开支均被削减。

大规模减税会带来怎样的财政效果，现在还不确定。虽然姆努钦保证税改能够极大地释放经济活力，从而促进税收总额增加，但其实谁也保证不了这一设想的可靠性。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的分析，鉴于美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减税更有可能导致进口增加。可以预期的结果是利率上升、外国资本大量流入、美元汇率升值，而这又会导致美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并致使美国的贸易平衡进一步恶化——这与特朗普所保证的东西恰好相反。

目前尚不清楚，这位总统是否能战胜国会的阻挠，实现他的税制改革。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若依照4月26日文件，这项政策会在全世界造成严重后果。如果特朗普把美国变成了英国海峡群岛（britischen Kanalinseln）[42]、卢森堡、马耳他、巴哈马或巴拿马那样的避税天堂，那么就可以预期，会发生一场世界各国竞相降低企业税的竞赛。这样一来，相关国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公共投资、其他社会（特别是福利）开支都会受到影响。此外，还有导致世界经济投机性过热的危险。因此其他国家只能希望特朗普的税改会由于国会的反对而作罢。

就贸易政策而言，总统在他执政的前100天里，远没有兑现他上任前夸下的海口。尽管他已于1月底宣布退出尚未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还是愿意于4月与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进行谈判。他于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来访期间领会到，不可能由两国首脑谈出一个美国与德国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贸易政策是欧盟的职权范围）之后，他甚至不排除缔结一个新版本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的可能性。不过，从中并不能得出他已经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的结论。4月底，美国对（接受国家补贴的）加拿大软木进口征收了20%的惩罚性关税。但这与以往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就事实而言甚至是合理的。

到目前为止，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还算比较“传统”。尽管特朗普在选战期间一再向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表示敬意，但与俄罗斯的“蜜月”并没有出现，反而与从前被他妖魔化的中国有了一段“蜜月”。特朗普已经修正了他对北约和欧盟的批评态度，最近他又称欧盟已经从英国脱欧之中吸取了教训。那位他曾在选战期间猛烈抨击过的德国总理，现在成了他经常喜欢打电话咨询问题的欧洲伙伴。

在世界政治的热点地区，特朗普的存在感比他的前任要强。在美国的导弹攻击了叙利亚用以对叛乱地区发动毒气袭击的军用机场之后，并且在对朝鲜再次发出严重警告之后，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形象再次树立起来。其实，特朗普的做法并没有明显偏离此前的共和党总统和大多数民主党总统的行为模式。倒是在巴拉克·奥巴马当政的那8年里，美国对干预世界政治保持的克制态度显得那么“不同寻常”。

但特朗普的路线修正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转向了一种长期稳定的、拥有确定原则的外交政策。4月29日，在他入主白宫百日之际，他给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打了一通电话，用他的话说，两人“相谈甚欢”。杜特尔特自2016年6月上台以来，用给警察下格杀令的方式发动了一场针对毒品犯罪的血腥战争。早在他担任达沃市（Davao）市长期间，他就曾组织过针对毒贩和吸毒成瘾者的流动行刑队，甚至亲自动手杀人。5月底，对于菲律宾总统“针对毒品难题难以置信的处理方式”，特朗普甚至明确表示钦佩。在进行了那一番愉快的对话之后，他荣幸地邀请杜特尔特造访白宫。

2天后，特朗普宣布他对于即将与朝鲜国家主席金正恩举行的会面感到“很荣幸”。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于4月中旬利用全民公决将土耳其转变为专制的总统制时，他是除了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之外唯一一个对此表示祝贺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纽约时报》的自由派评论家罗杰·科恩（Roger Cohen）在评价特朗普这种和其他一些姿态时说，总统的这种毫无原则的外交政策已经摧毁了“整个国家的良知”——就特朗普的秉性而言，他可能完全无法理解这一断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他真的看到此评论的话）。

外交政策部分“恢复正常”的迹象，也显现在特朗普身边人物的势力变化之中。取代那位不靠谱的普京说客迈克尔·弗林而当上国家安全顾问的，是能冷静谋划的且极为专业的将军：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极右的“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自打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大不如前。特朗普甚至公开说班农只是他许多顾问中的一个。他暗示，在权衡抉择的时候，他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建议对他来说至少与他正式首席战略顾问的话一样重要。但班农还远远没有丧失权力。他把自己塑造成了特朗普最核心选民的代言人，只等哪天总统再次举起“美国优先”的大旗，他势必重受重用。

在那两场被班农拖进的权力测试之中，特朗普一直没占到什么便宜——不管是围绕着“穆斯林禁令”的争执，还是关于废除奥巴马医保的问题，都是如此。在这两件事中，“制衡原则”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在“穆斯林禁令”的争议中以独立司法和独立媒体的形式显现，在医改争议中以国会的形式出现。班农和特朗普从这些经历中吸取教训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可以预见未来还会有冲突发生。

根据2017年4月下旬的最新民调，有52%的美国人反对特朗普的政策。在所有执政百日时进行的民调中，特朗普是历届总统里支持率最低的。但在大多数曾在2016年11月8日投票给他的人中，他依然深受爱戴。他们还是没有看穿，能从他的政策获益的只有那些富裕乃至极度富有的美国人，而不是那些来自“锈带”的怒气冲冲的投票者。

很有可能，特朗普当政的这几年并不会动摇美国的民主。美国的公民社会深深植根于其与生俱来的宪政爱国主义。它是不那么容易被专制化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中，美国对反自由主义运动的抵抗力比某些欧洲国家（比如意大利和德国）要强得多。然而，随着这位纽约亿万富豪的当选和其2017年1月20日之后的执政，美国的道德权威不免深受打击。特朗普依然跟从前一样具有不可预测性，而且也很难辨识出其行为背后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现在，唯愿那些能理性思考的顾问的影响力足够大，以便多多少少能弥补第45任总统的狂妄自大所造成的缺陷。[43]

大约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决选之前一周，马琳·勒庞搞了一个大动作：4月29日，她与第一轮选举中的“资产阶级”的总统候选人（在4月23日得票率为4.7%）、国家保守主义的“法国崛起党”（Debout la France）党魁尼古拉·杜邦-艾尼昂（Nicolas Dupont-Aignan）一起登台亮相。勒庞称她为这位巴黎南边耶尔市（Yerres）的市长转投她的阵营而感到荣幸，她说她会成为其新伙伴，并宣布一旦自己被选为总统，就任命他当总理。此外，她也不再坚持此前要求迅速退出欧元区的立场（本来该要求也不太受欢迎）：向新货币过渡并非其经济政策的先决条件。她甚至建议欧元与法郎并行：需要进行国际贸易的大企业使用欧洲共同货币，本国货币则用于日常商业活动。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并没有从左派阵营中得到类似的支持。在一项对让-吕克·梅朗雄领导的“不屈的法兰西”运动的约45万支持者的内部调查中，只有34.8%的人支持社会自由派候选人。36%的人支持提交空白或无效选票，29%不会参加第二轮决选。因此，在“选勒庞，还是选马克龙”的问题上，几乎三分之二的激进左翼支持者的态度实际上是中立的，这再次表明这些人并不反对国民阵线的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左派工会“劳动者大联盟”（CGT）和“工人力量”（Force Ouvrière）那里，它们虽然像梅朗雄一样反对勒庞，但并不支持马克龙。只有温和的“法国工人民主联盟”（CFDT）才愿意选择“前进运动”的领袖。这与十多年前发生的一幕截然不同，2002年5月5日，当雅克·希拉克要与让-玛丽·勒庞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对决时，法国的左派事实上决定呼吁大家支持保守派候选人连任，结果希拉克以82.2%的得票率在决选中大幅领先。

5月3日，马克龙和勒庞进行了一场电视辩论，在第一轮与第二轮总统选举之间唯一的一场辩论成为法国这两位领先候选人之间最为激烈的对抗。勒庞指责马克龙是资本的候选人，是默克尔的工具和残酷的全球化的支持者。马克龙称他的女对手是煽动恐惧和仇恨的骗子，却拿不出任何现实的方案，而且也不配当法国的总统。只有这位前经济部长进行了扎实的论证，这使得民调中有超过60%的法国人表示马克龙才是这场争吵的胜利者。这与决选之前的预测相似：62%的人支持马克龙，38%支持勒庞。

正式的选举活动于5月5日星期五的午夜结束。在此之后，不仅各候选人和各政党，而且各媒体都有法定的保持沉默的义务。在这个关键时间到来之前数小时，马克龙团队报告：出现了一场针对“前进运动”大规模且有组织的黑客攻击行动。美国的一个激进右翼的网络论坛，以及晚些时候的维基解密网站，都公开了数以万计的文件，据马克龙身边的人说，这些文件大部分是真的，但也有一些是伪造的。发起这次攻击的同样是俄罗斯情报部门操控的骇客小组APT28— 一年前该小组曾公开过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以阻止她当选美国总统。[44]

第二轮决选的结果与民调的预测非常吻合：在有效选票中，马克龙得票率66.1%，勒庞33.9%。共有25.4%的人没有参加选举，这个比例是1969年以来最高的。400万有选举权的法国人投出了无效选票，这也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选举研究者发现，从第一轮投票到第二轮投票，有52%原菲永的支持者把票投给了马克龙，52%原梅朗雄和71%哈莫的支持者改投马克龙。勒庞获得了原菲永支持者中的20%、7%梅朗雄支持者和2%哈莫支持者的选票。在那些未参加投票和投无效票的选民中，属于菲永阵营的有32%，属于梅朗雄和哈莫选民的分别占41%和27%。

在法国版图上，马克龙在多数省份的优势都是压倒性的。勒庞只征服了西北部的两个省份：加来海峡省（Pas-de-Calais，52.1%）和埃纳省（Aisne，52.9%）。作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39岁的马克龙在巴黎（89.7%）和海外法国人中（89.3%）的成绩最佳。他在法国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的优势，显然比在东部和东南部更大。除了工人群体之外，他在其他社会集团的选民中都是胜利者。有56%的工人投了勒庞的票，而在那些艰难维持生计的人中，支持勒庞的竟达到了69%。总体上看，国民阵线的女候选人在农村地区比在城市要更加成功。马克龙在退休者和年轻的法国人中更受欢迎。在法国的中年人里，勒庞与马克龙的得票比例相差没有那么悬殊。第二轮选举的结果是如此明显：这位决选的胜利者将执掌一个深度分裂的国家。

马克龙知道他的胜利并不那么绝对。对于那些为了避免法国沦陷于极右派手中而退而求其次选择他的人，他在5月7日傍晚于卢浮宫内院的玻璃金字塔前发表的演讲中表达对他们的敬意。他甚至说他尊重另外那三分之一选择了国民阵线候选人的法国选民的“愤怒、恐惧和疑虑”，并且还承诺，在未来的5年里他将尽一切努力消除那些让这些人这次选择“走极端”的因素。

那位被击败的女候选人尽管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她已经成功地使自己的得票数远远超过其父亲在2002年决选中的票数。当年，仅有六分之一的法国人投票给国民阵线，而这次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支持者。倘若马克龙失败，马琳·勒庞将大有希望赢得2022年的总统选举。

正如马克龙自己所言，他面临着“巨量的”任务。他必须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特别是25岁以下年轻法国人的失业问题），欲达此目的就必须使已经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自由化，这意味着要松动严苛的解雇保护条例、创造新岗位、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职业培训体系。

必须要让每周工作时间有更大的弹性（也就是说让企业可以协商而不必死守每周35小时工作制），要彻底重组臃肿又低效的公共服务，要改革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在那些“问题城区”，还要重组失业保险系统并降低企业税——马克龙希望最后这项措施能够提升法国经济的竞争力。在应对这一系列问题之前，“前进运动”先得转型为“共和前进党”，以使之在6月的议会选举中成为该国决定性的政治力量——这项工作绝对不轻松，仅这就已经构成了对这位选举胜利者及其支持者的巨大挑战。

几乎在每一项他所追求的改革背后，这位新总统都不得不预见到巨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来自那些没有给他投票或仅是极不情愿地给他投了票的法国人，这些人有可能会让他在国民大会的选举中受到第一个重大挫折。选举当天晚上发生在巴黎和其他主要城市的激进左翼反全球化分子的暴力骚乱，以及次日左派工会反对以任何形式削减社会福利的示威活动，都是未来激烈斗争的预演。那是让-吕克·梅朗雄的法国，他们拒绝5月7日多数人投票的结果——正是这部分法国左派才让奥朗德时代的改革成绩如此贫乏，同时也让马克龙所面临的改革变得如此之紧迫。

在布鲁塞尔和欧盟成员国们的首都，在数周前一再出现一种冷静的观察家们并不会怀疑的说法：如果马琳·勒庞获胜，那就意味着欧元和欧盟的终结。不过，那位社会自由派的候选人在选战期间针对欧元区未来所发表的言论，有很多也远非欧洲的共识。马克龙的建议包括：为欧元区建立一个代议制机构，为货币联盟编制特别预算，为19个成员国设立一个共同的财政部长，未来的债务有一部分将由那些为欧元区的共同投资提供资金的成员国共同承担。那些有着严格财政纪律的国家（特别是德国），会以最坚决的态度拒绝最后一项要求。因此，很难指望未来的欧洲政坛会一团和气，更可能出现的是围绕着改革针锋相对的激烈争吵，这些改革既关乎法国，也关乎货币联盟的利益，只能期望尽可能不要发展到修改已生效条约的地步。

与2012年奥朗德刚刚就任总统时不同，5年后的欧洲涌动着一个德国与法国之间达成“历史性妥协”的希望：在严格的财政纪律与持续性的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之间形成一个建设性的平衡。人们相信马克龙能够着手进行法国所亟须的改革，以便摆脱停滞状态。人们期待德国不再否认正统的紧缩政策会强化经济周期的作用，同时当有改革意愿的法国临时且“有条件地”偏离《马约》标准时，能更加宽容。在这方面，欧盟委员会几乎用不着人提醒。过去，即使某些违反已商定条约的国家仅有微弱的改革意愿，它也愿意放它们一马。

建立一种严格却不抑制增长，相反促进增长的纪律——如果欧盟内部的两个最大经济体能够就这一理念达成共识，那么货币联盟长期稳定以及欧盟得到巩固的希望就会大大增加。除经济领域外，还有很多事务有赖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这两者彼此协作，并且与欧盟内的其他自由民主政体团结一致，就能有效地对抗中东欧和东南欧的那些变种的威权政体，而不是仅能强调自己的抗议，或是把这些问题留给犹豫不决的欧盟委员会。这些话对欧洲成立，对整个西方世界也同样有效：在面对唐纳德·特朗普治下美国这一民族兼民粹主义强权的时候，德国和法国越是能紧密合作，欧洲才越有机会说“不”。

2017年5月7日的历史意义在于：欧洲和大西洋两岸的西方世界获得了一个机会。人们是否能把握住这个机会，首先取决于那个色子被掷下的地方：法国。[45]

[1] Trump erlässt Dekret für Mauerbau zu Mexiko,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6. 1. 2017; Trump treibt Mexiko in die Enge, ebd., 27. 1. 2017; Donald Trump’s Mexico Tantrum, in: The New York Times, 27. 1. 2017.

[2] Claus Hulverscheidt u. a., Und raus bist du,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30. 1. 2017;Andreas Ross, Mit Handschellen ins Land der Freihei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0. 1. 2017; Declan Wash, Many in the Muslim World See a Provocation:Islam Itself a Problem, in: The New York Times, 28. 1. 2017; Donald Trump’s Cowardly Ban, ebd., 30. 1. 2017.

[3] 1988年7月通过的《巴塞尔协议》全称是《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它是全球银行业最具有影响力的监管标准之一。2004年的《新巴塞尔协议》（又称《巴塞尔协议Ⅱ》）进一步提高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这项协议仍然存在巨大漏洞。2010年9月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进一步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监管，特别注意防范某些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

[4] Trump will Zügel für Banken locker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5. 1.2017; Harald Freiberger, Die Rückkehr der Zockerei, in: Süddeutsche Zeitung,4./5. 2. 2017. Zum Dodd-Frank-Gesetz und zum Collins Amendment: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4: Die Zeit der Gegenwart (fortan:Geschichte IV), München 20153, S. 359 f.

[5] Tomas Seibert, Auf Schlingerkurs, in: Der Tagesspiegel, 4. 2. 2017 (zum CBNInterview); Peter Münch, Totale Blockade,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3. 2.2017 (zum Interview mit Israel Hajom); Trump bekräftigt Ein-China Politik,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1. 2. 2017.

[6] Roland Lindner, Donald Trumps Ideologie,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1.1. 2017; Hubert Wetzel, Das Schwarze Haus,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6. 2. 2017;Tomas Meyer, Der Legionär, ebd., 10. 2. 2017 (über Michael Anton); Christoph von Marschall, Fürsten der Finsternis, in: Der Tagesspiegel, 1. 2. 2017.

[7] Tomas Seibert, «Die Chance, wieder gemeinsam zu führen», in: Der Tagesspiegel,28. 1. 2017; Jochen Buchsteiner, Du hast in mir einen Freund,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9. 1. 2017; Gideon Rachman, Donald Trump is a disaster for Brexit, in: The Financial Times, 30. 1. 2017; The Observer view on Britain’s relationship with America. https://www.theguardian. Com/commentisfree/2017/jan/29/observer-view-britain-america-theresamay-donald-trump.

[8] Andreas Ross, Der größte Frieden und eine Menge Liebe,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7. 2. 2017; ders., Einer gegen alle, ebd., 18. 2. 2017; Jochen Stahnke, Ein Staat-zwei Staaten-drei Fragezeichen, ebd.; Willkommen bei der Trump-Show,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8./19. 2. 2017; Michael S. Schmidt et al.,Trump Campaign Aides Had Repeated Contacts With Russian Intelligence, in: The New York Times, 14. 2. 2017; Nicholas Kristof, What Did Trump Know, and When Did He Know it, ebd., 15. 2. 2017; E. J. Dionne Jr., The hard truth: Trump is unfit, in: The Washington Post, 16. 2. 2017.

[9]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Letter by President Donald Tusk to the EU heads of state or government on the future of the EU before the Malta summit.European Council. The President. Press Release 35/17. 31/01/2017; Malta Declaration by the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the external aspects of migration: addressing the Central Mediterranean route. European Council. The President. Press Release 43/17. 03/02/2017; D. Brössler/T. Kirchner, Warme Worte für Liby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3. 2. 2017; A. Bachstein/M. Baumstieger, Anarchie, die die Schwächsten trifft, ebd., 4./5. 2. 2017; Tomas Kirchner, Nur die Wirklichkeit stört, ebd.; Paul-Anton Krüger, Deal ohne Handschlag, ebd., 17. 2.2017; Markus Grabitz, Schotten dicht, in: Der Tagesspiegel, 4. 2. 2017; Albrecht Meier, Der schwache Mann von Tripolis, ebd.; Tomas Urban, Hunderte erreichen Ceuta,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1. 2. 2017; ders., Vor dem Zaun, ebd.; Paul Anton Krüger, Kampf ums Öl, ebd., 10. 3. 2017; Geheim-Papier der deutschen Sicherheitsbehörden verrät: So viele Flüchtlinge wollen nach Europa, in: Bild,20. 2. 2017; Tom Stevenson, Flip-Flops and Kalashnikovs,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 3. 2017. Zur Entwicklung in Libyen vor 2017 siehe oben S. 139 ff.

[10] Mark Schieritz, Ruiniert durch Schulden?, in: Die Zeit, Nr. 8, 6. 2. 2017; Neuer Nervenkrieg um Griechenlands Zukunf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0. 2. 2017; Michael Martens, Grexit reloaded, ebd., 21. 2. 2017; Kurswechsel im Griechenland-Programm, ebd.; Die Hälfte der Griechen muss keine Steuern zahlen, ebd.; Alexander Mühlauer, Für Schäuble ist ein gutes Ende in Sicht,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1. 2. 2017; Albrecht Meier, Weniger sparen, mehr reformieren, in: Der Tagesspiegel, 21. 2. 2017; ders., Rechnung mit Lagarde, ebd.,23. 2. 2017. 关于希腊危机，参见本书原文第51及56页前后。

[11] Italien gegen Haushaltskorrektur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 2.2017; Renzi: Fiskalpakt beenden, ebd., 14. 2. 2017; Tobias Piller, Italiens Weg ins Schlaraffenland, ebd., 15. 2. 2017; Das italienische Parlament billigt die Bankenrettung, ebd., 17. 2. 2017; Jörg Bremer, Angriff von links, 27. 2. 2017;Ulrike Sauer, In Schieflage,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3. 2. 2017; Oliver Meiler,Renzi strebt zur Macht, die Partei auseinander, ebd., 20. 2. 2017. 关于宪法公投，见本书原文第280页。

[12] Warschau: EU-Kommission stigmatisiert Pol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2. 2. 2017; Polens Oberstes Gericht im Visier, ebd., 3. 3. 2017; Daniel Brössler und Florian Hassel, Scharfe Worte, aus Höflichkeit, in: SüddeutscheZeitung, 22. 2. 2017 (Zitate Gersdorf); Ungarn ausgebremst, ebd., 29. 3. 2017;Stefan Ulrich, Tyrannei der Mehrheit, ebd. 关于波兰司法危机在2016年12月的激化，见本书原文第272页前后。

[13] Présidentielle 2017: le programme d’Emmanuel Macron. http://www.cnewsmatin.fr/france/2017-06-05/presidentielle-2017-le-programme-demmanuelmacron-744341; Macron will Aufträge bevorzugt an Europäer vergeben,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3. 3. 2017; Leo Klimm u. Christian Wernicke,In Bewegung,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3. 3. 2017; Tanja Kuchenbecker,Französischer Zweikampf, in: Der Tagesspiegel, 3. 3. 2017.

[14] Alain Juppé: «Je ne serai pas candidate à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in:Le Monde, 6. 3. 2017. http://www.lemonde.fr/election-presidentielle-2017/article/2017/03/06/alain-juppe-je-ne-serai-pas-candidat-a-la-presidence-delarepublique_5089857_4854003.html; Stefan Ulrich, Die Unberührbare, in:Süddeutsche Zeitung, 24. 2. 2017; Christian Wernicke, Frankreichs Justiz im Wahlkampf, ebd., 27. 2. 2017; Le Pen verliert Immunität, ebd., 3. 2. 2017; Stefan Ulrich, Reife Republik, ebd., 6. 3. 2017; Christian Wernicke, Zu spät, ebd., 7.3. 2017; Fillon: Komplott der Presse und der «roten Richter»,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4. 3. 2017; Michaela Wiegel, Hier steht er und will nicht anders, ebd., 6. 3. 2017; dies., Keine Rettung aus dem republikanischen Schlamassel, ebd., 7. 3. 2017.

[15] Michael Martens, Hoffen auf das Volk,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4. 1. 2017; Bülent Mumay, Der Fall Deniz Yücel, ebd., 23. 2. 2017; ders., Der deutsche Feind, ebd., 9. 3. 2017, Michael Martens u. Michael Stabenow, Er kennt keine Europäer mehr, nur noch Faschisten, ebd., 13. 3. 2017; Rainer Hermann,Türkisches Sultanat, ebd., 15. 3. 2017; Erdoğan: Macht nicht drei, sondern fünf Kinder, ebd., 18. 3. 2017; D. Brössler u. a., «Warum verstecken Sie Terroristen?»,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4. 3. 2017; Robert Birnbaum, Schlagabtausch, in: Der Tagesspiegel, 7. 3. 2017; Jürgen Hoffmann, «Systema tische Gegnerschaft zur Türkei», ebd., 8. 3. 2017, Hans Donath, Zu den Grenzen, ebd., 9. 3. 2017; Lizzy van Winsen, Vom Weglacher zum Hardliner, ebd., 15. 3. 2017; Neue Erdoğan Attacke: Nazi-Vorwurf persönlich gegen Merkel. www.tagesschau.de/ausland/erdogan-beschimpfungen-merkel-101.html; Erdoğans Äußerungen über einen möglichen Auftritt in Deutschland: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erdogan-522.html, 5. 3. 2017.

[16] “夺走公众的关注”的原文是“Donner zu stehlen”，直译是“窃取雷声”。

[17] “D66”的全称是“Democraten 66”，中文一般翻译为“六六民主党”，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18] Wilders rückt die Niederlande in den Blick,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0. 1. 2017; Michael Stabenow, Die neue Härte, ebd., 26. 1. 2017（所引用的吕特、阿斯切和布马的言论出自这篇文章）; Erleichterung über die Wahl in Holland,ebd., 17. 3. 2017; Tomas Kirchner, Die Freude des Dauerlächlers,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7. 3. 2017。

[19] 更准确地说，这里的“速度”应该指的是一国能接受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速度，而不是一国的发展速度。后文中的英文词“pace”（步调）的确是一个更好的表述。

[20] 本书作者所在的德国，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更不用说是党魁）支持民族、民粹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作者称菲科只是个“名义上”（nominell）的社民党人。

[21]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Weißbuch zur Zukunft Europas. Die EU der 27 im Jahr 2025-Überlegungen und Szenarien, Brüssel, 1. März 2017; Polish Presidency of the Visegrad Group. July 2016-June 2017. Joint Statement of the Heads of Governments of the V4 Countries «Strong Europe-Union of Action and Trust Input to Rome Declaration 2017 (2. 3. 2017); Conclusion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9 March 2017 (OR.EN); D. Brössler u. a., Hass auf Tusk, in:Süddeutsche Zeitung, 10. 3. 2017; Stefan Ulrich, Allein gegen alle, ebd.; Daniel Brössler u. Alexander Mühlauer, Deutschland plus 26, ebd.; 11./12. 3. 2017;Alexander Mühlauer, Die feinen Unterschiede, ebd., 18./19. 3. 2013; Hendrik Kafsack u. Michael Stabenow, Warschau allein in Europa,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1. 3. 2017; Stephan Löwenstein u. Konrad Schuller, Zwei Konterrevolutionäre, ebd., 16. 3. 2017; Jacques Schuster, Ungarn ist in der Flüchtlingsfrage ehrlicher als wir (8. 3. 2017), in: Welt. N 24. https://www.welt.de/debatte/kommentare/article162656936/Ungarn-ist-in der-Fluechtlingsfrage-ehrl icher-als-wir.html. 对于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概述见Reinhold Vetter, Nationalismus im Osten Europas . Was Kaczyński und Orbán mit Le Pen und Wilders verbindet, Berlin 2017; Kai-Olaf Lang, Differenzieren und kooperieren. Die Višegrad Staaten bleiben für die deutsche Europapolitik trotz Differenzen relevant.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WP-Aktuell, März 2017。

[22] Christoph Ehrhardt, Land der vielen Regierungschefs,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1. 3. 2017; Libyen fordert Rettungsboote von Europa, ebd.; Oliver Meiler, Die Schwierigkeit heißt Liby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1. 3. 2017. 关于的黎波里和托卜鲁克两个政权在2017年2月所达成的协议的失败，参见本书原文第319页前后。

[23] Erklärung der führenden Vertreter von 27 Mitgliedstaaten und des Europäischen Rates,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und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Erklärung von Rom. Rom, den 25. März 2017 (OR. EN); Konrad Schuller, Landesverräter und Mythenzerstörer,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3. 3. 2017 (zur Strafanzeige Macierewicz’gegen Tusk); «Erklärung von Rom» betont Einhe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ebd., 25. 3. 2017; Michael Stabenow, Sehnsucht nach dem Tal der Tränen, ebd., 27. 3. 2017.

[24] Michael Martens, Aller guten Dinge sind drei,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8. 3. 2017; Sieg der EU-Freunde in Bulgarien freut die Börse, ebd.; Rassisten, ein kommunistischer Agent und eine proeuropäische Partei, ebd.; 5. 5. 2017; Florian Hassel, Mehr oder weniger in Russland,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3. 3. 2017;ders., Nationalistischer und populistischer, ebd., 28. 3. 2017; ders., Rechtsruck in Bulgarien, ebd., 4. 5. 2017.

[25] Reinhard Veser, Werben um die Minderhei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 3. 2017; «Staatsstreich» in Mazedonien, ebd., 3. 3. 2017, Michael Martens, In den Wirren Skopjes, ebd., 432017; ders., Vučić beerdigt vom Totengräber, ebd.,1. 4. 2017; ders., Die Stabilokraten des Balkans, ebd., 4. 3. 2017; Warnung vor Machtkonzentration in Serbien, ebd.; Nada Pantel, Terapie des starken Mannes,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2. 4. 2017; dies., Die serbische Siegesfaust, ebd., 4. 4.2017.

[26] Christian Rumpf, Die geplante Verfassungsänderung (24. 3. 2017). RRLex7 Rumpf Rechtsanwälte. http://www.tuerkei-recht.de/downloads/Verfassungsaenderung.pdf;Mike Szymanski; Mehr Macht für den Präsident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0.3. 2017; ders., Tage der Wölf n, ebd., 10. 4. 2017; ders., Schatten des Verdachts,ebd., 19. 4. 2017; Erdoğan: Deutsche kommen nicht bald frei,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1. 4. 2017; Michael Martens, Erdoğans Geiseln, ebd.;Erdoğan weist Kritik an Referendum zurück, ebd., 18. 4. 2017; Rainer Hermann,Strategie aufgegangen, ebd.; Michael Martens, Sieg voller Ungereimtheiten,ebd.; Erdoğan lehnt Auslieferung Yücels strikt ab, in: Der Tagesspiegel, 15. 4.2017, «Auslandstürken stimmten für Erdoğan», in: Die Presse, http://diepresse.com/home/ausland/aussenpolitik/5202311/Auslandstuerken-stimmten-fuer Erdogan. Turkey referendum: Key reactions.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9615403. 关于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史，参见本书原文第33页前后。

[27] Medicaid，美国华人一般称之为“白卡”。

[28] Donald Trump’s Congress speech (full text). http://edition.cnn.com/2017/02/28/politics/donald-trump-speech-transcript-full-text/index.html; Nicholas Kristof,Connecting Trump’s Dots to Russia, in: The New York Times, 9. 3. 2017;ders.,There’s a Smell of Treason in the Air, ebd., 22. 3. 2017; Andrew E. Kramer,Trump Campaign Ex-Chief Faces New Allegations in Ukraine about Payments, ebd., 21. 3. 2017; Andreas Ross, Felsenfest überzeug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6. 3. 2017; Obamacare wird abgeschafft, ebd., 8. 3. 2017; Millionen Amerikaner verlieren Versicherungsschutz, ebd., 15. 3. 2017; Winand von Petersdorff, Das Trumpcare-Desaster, ebd., 27. 3. 2017; Stefan Kornelius, Die guten Kontakte des Sergej Kisljak,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4. 3. 2017; Herbert Wetzel, Rumpelstiltskin, ebd., 27. 3. 2017; Christoph von Marschall, Nach der Niederlage, in: Der Tagesspiegel, 28. 3. 2017. Zu Verbindungen von Manaforts Geschäftspartner Deripaska zu Gennadi Petrow, dem Paten der Tambower Mafa: Manfred Quiring, Putins russische Welt. Wie der Kreml Europa spaltet, Berlin2017, S. 28 f. Zur Watergate-Affäre: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Westens, Bd. 3: Vom Kalten Krieg zum Mauerfall, München 20152, S. 607 ff.

[29] Angela Merkel visit: Trump welcomes chancellor after bashing her on campaign trail-http://edition.cnn.com/2017/03/16/politics/angela-merkeldonald-trumpwashington-visit/index.html; Mark Landler, Merkel Meets Trump, the Defender Versus the Disrupter, in: The New York Times, 18. 3. 2017; Damian Paletta, White House rejects trade statement, in: The Washington Post on Sunday, 19. 3. 2017;Nico Fried, Dankeschön mit langer Rechnung,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0. 3. 2017; Stefan Kornelius, Fossil trifft Fossil, ebd., 20. 3. 2017; Majid Sattar, Auf der Suche nach Gemeinsamkeit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8. 3. 2017;Amerika bestraft deutsche Stahlunternehmen, ebd., 1. 4. 2017; Kerstin Kohlenberg,Zimmer frei, in: Die Zeit, Nr. 14, 30. 3. 2017.

[30] Klaus Larres, Ein Hauch von Realität: Trump und Xi Jinping bringen die amerikan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auf Normalmaß. http://www.euractiv.de/section/eu aussenpolitik/opinion/usa-und-china-ein-hauch-vonrealitaet/; Winand von Petersdorff, Alles ist angerichtet für einen Handelskrieg, in: FrankfurterAllgemeine Zeitung, 5. 4. 2017; Pjönjang testet Mittelstreckenraketen, ebd., 6.4. 2017; Wieder ein Zeichen militärischer Entschlossenheit, ebd., 10. 4. 2017;Stefan Kornelius, Er will nur bluff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4. 4. 2017; Kai Strittmatter, Bemüht freundlich, ebd., 8./9. 4. 2017.

[31] Jabin Botsford, For Trump’s philosophy an early test, in: The Washington Post,6. 4. 2017; Downsizing Mr. Bannon, The New York Times, 6. 4. 2017; After the Airstrikes on Syrien, What’s next?, ebd., 7. 4. 2017; Neil MacFarquhar, U. S.Attack on Syria Cements Kremlin’s Embrace of Assad, ebd., 8. 4. 2017; Samuel Moyn und Stephen Wertheim, The Long Road to Trump’s War, ebd., 10. 4. 2017;David E. Sanger, Tillerson Halts Any Thawing of Russia Ties, ebd., 11. 4. 2017;Christoph Ehrhardt u. a., Begrenzter Schlag,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8. 4. 2017; Majid Sattar, Noch keine Strategie, ebd.; Simon Riesche, Plötzlich wieder Weltpolizist, ebd., 11. 4. 2017 (hier die Zitate von Spicer und Coulter sowie die Umfrageergebnisse); Christoph von Marshall, Schlag auf Schlag, in: Der Tagesspiegel , 8. 4. 2017; Sacha Batthyany, Eine kurze Romanze, ebd., 11. 4. 2017 (zu Tillerson und Russland). Trump zum Giftgasangriff auf Chan Sheichun, 5. 4.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ce/2017/04/05/remarks-presidenttrumpand-his-maje sty-king-abdullah-ii-jordan-joint. Trumps Fernsehrede vom 6. 4.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ce/2017/04/06/statementpresident-trump syria. 关于国际惯例和人道主义干预的问题，参见Matthias Herdegen, Völkerrecht, München 2000, S. 129 ff. Zur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Winkler, Geschichte IV (Anm. 3), S. 186 ff。

[32] Peter Baker, Trump Learns Simple Issues Are Rarely so, in: The New York Times, 14. 4.2017; ders., Only Thing Different About NATO is President’s Opinion of it, ebd.; David E. Sanger und William J. Broad, U. S. Faces Cuban Missile Crisis in Slow Motion,ebd., 17. 4. 2017 (hier das Zitat McMasters); Gardiner Harris, Tillerson Toughens Tone Over Iran Nuclear Agreement, ebd., 20. 4. 2017; Patti Waldmeir und Shawn Donnan,Donald Trump signs ‹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 order, in: Financial Times, 18. 4.2017; Washington bekennt sich zur Rolle der globalen Ordnungsmach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1. 4. 2017; Frederike Böger, Bombe mit Signalwirkung, ebd., 15.4. 2017; Tillerson kritisiert Atomabkommen mit Iran scharf, ebd., 21. 4. 2017; Putin beschwert sich über Trump,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3./14. 4. 2017; Sacha Batthyany,Militärisches Muskelspiel, ebd., 15./16./17. 4. 2017; Putin lässt kein Ultimatum stellen,in: Spiegel Online, 12. 4. 2017; Trump nennt NATO «nicht länger obsolet», ebd., 13. 4.2017; Tillerson sieht amerikanisch-russische Beziehungen auf dem Tiefpunkt, in: Die Welt, 13. 4. 2017. 特朗普在与斯托尔滕贝格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言论见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ce/2017/04/12/joint-press-conferencepresident-tru mp-and-nato-secretary-general。关于特朗普将北约描述为过时之物，参见本书原文第241页。

[33] 基督教节日，据《圣经·新约》记载，基督耶稣在这一天骑驴荣入圣城，受到民众手持棕榈树枝欢呼的礼遇。

[34] Jochen Buchsteiner, Wir haben keine Angs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4. 3. 2017; Tomas Kirchner, Polizei stoppt möglichen Attentäter in Antwerpen, in:Süddeutsche Zeitung, 24. 3. 2017; Silke Bigalke, Untergetaucht und radikalisiert,ebd., 11. 4. 2017 (Zitat Åkeson); Hans Leyendecker und Georg Mascolo, Im Dunkeln,ebd., 15./16./17. 4. 2017; Karin Häggmark, Der Terror erreicht Stockholm, in: Der Tagesspiegel, 8. 4. 2017; dies., Ein Land rückt zusammen, ebd., 10. 4. 2017; IS greift Kopten an, ebd., 10. 4. 2017; dies., Schwedische Sicherheiten, 13. 4. 2017; Weiteres Opfer des U-Bahn-Anschlags gestorben, in: Spiegel Online, 12. 4. 2017. 关于尼斯和柏林的恐袭事件，见本书原文第191、288页。

[35] Grundsatzeinigung mit Griechenland,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8.4. 2017; Schäuble erteilt Eurohaushalt eine Absage, ebd., 10. 4. 2017; Tobias Piller, Athen führt die Gläubiger an der Nase herum, ebd., 12. 4. 2017; Cerstin Gammelin und Alexander Mühlauer, Schirmherrschaf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7. 4. 2017; Alexander Mühlauer, Der Sommer kann kommen, ebd., 8./9. 4. 2017; René Höltschi, Eurostat-Daten zu den Staatsf nanzen: Griechenland übertrifft das Haushaltsziel massiv, in: Neue Züricher Zeitung, 25. 4. 2017.

[36] 在欧洲议会中，欧尔班的青民盟属于保守派的欧洲人民党政党系，因此欧洲人民党既对其有所庇护，同时也有所约束。

[37] Cathrin Kahlweit, Orbáns nächstes Ziel,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30. 3. 2017;ders., Nein zur Wissenschaft, ebd., 5. 4. 2017; Orbáns Stimme gegen die Freiheit, ebd., 6. 4. 2017; Daniel Brössler, Orbán Grenzen setzen, ebd., 7. 4.2017; Cathrin Kahlweit, Proteste in Ungarn, ebd., 11. 4. 2017; A. Mühlauer,P. Munzinger, Ungarn wird Fall für Brüssel, ebd., 13./14. 4. 2017 (hier die Zitate von Timmermans); Martin Schulze Wessel, Orbáns Ethnisierung des Bildungswesens,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5. 4. 2017; EU-Kommissarin gegen Vertragsverletzungsverfahren, ebd., 11. 4. 2017; Brüssel prüft weitere Schritte gegen Ungarn, ebd., 13. 4. 2017; Reinhard Veser, Orbán auf der roten Linie, ebd., 27. 4. 2017; Silviu Mihai, Orbán rechnet mit seinem Hauptfeind ab,in: Der Tagesspiegel, 5. 4. 2017; Markus Grabitz, Ungarns Populisten werden zur Belastung, ebd., 7. 4. 2017; EU leitet neues Verfahren gegen Ungarn ein.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7-04/eu-kommission leitetvertragsverletzungsverf ahren-gegen-ungarn-ein.

[38] Konrad Schuller, Kampf der Gerichtsokratie,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4. 4. 2017; Tusks Popularität in Polen steigt, ebd., 28. 4. 2017; Paul Flückinger,Polen baut Armeespitze fast komplett um, in: Der Tagesspiegel, 7. 4. 2017; Florian Hassel, Kahlschlag in Polens Militär,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8./9. 4. 2017 (hier Zitate von «Polityka»); Matthias Krupa u. a., Wie gefährlich sind diese Männer für Europa, Herr Timmermans? in: Die Zeit, Nr. 19, 4. 5. 2017. 关于波兰的司法改革，亦参见本书原文第327页。

[39] Vier Minuten Sozialunio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7. 4. 2017; Jochen Buchsteiner und Hendrik Kafsack, Nicht irgendein Drittstaat, ebd., 2. 5. 2017;Tomas Gutschker, Das Brexit-Dinner,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30. 4. 2017; Stefanie Bolzen u. a., Ein Dinner mit Vorgeschmack auf eine Schlammschlacht, in: Die Welt, 3. 5. 2017; Tomas Kirchner, Im sozialen Gewand,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7. 4. 2017; ders. und Christian Zaschke, Nach dem Dinner die Details, ebd., 3. 5. 2017; Tomas Kirchner und Alexander Mühlauer,Hart, aber verbindlich, ebd., 4. 5. 2017. Die Brüssler Erklärung vom 29. 4. 2017:Europäischer Rat. Brüssel, vom 29. 4. 2017 (DR.en).EuroXT2004/17.BXT10.CoEur.Coach.2: Außerordentliche Tagung des Europäischen Rates (Artikel 50) (29.April 2017)-Leitlinien.

[40] Ulrich Fichtner, Julia Amalia Heyer, Außer Atem, in: Der Spiegel, Nr. 16,15. 4. 2017 (Umfrageergebnisse); Albrecht Meier, Links, rechts, egal, in: Der Tagesspiegel, 8. 4. 2017; Neue Vorwürfe gegen Fillo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3. 3. 2017; Michaela Wiegel, Das Kalkül des Tabubruchs, ebd., 12. 4.2017; Macron: Deutschlands wirtschaftliche Stärke ist «nicht tragbar», ebd., 18. 4. 2017; Michaela Wiegel, Dichter Nebel in Paris, ebd., 19. 4. 2017; dies., Aus tiefem Hass auf die Polizei, ebd., 22. 4. 2017; dies., Der Wahlkämpfer, ebd. (über Cazeneuve); Christian Wernicke, Links überhol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11. 4.2017; Cédric Pietralunga und Bastien Bonnefous, Valls choisit Macron, quitte à faire imploser le Parti socialiste, in: Le Monde, 30. 3. 2017; Un attentat déjoué à le vielle du premier tour, ebd., 20. 4. 2017; Attaque terroriste sur les Champs-Élysées,in: Le Figaro, 21. 4. 2017. 关于法国维希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参见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Bd. 2: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1914 1945, München 20163, S. 1026 ff。

[41] Le refus du Front National, in: Le Monde, 24. 4. 2017; Jérôme Fenoglio, Les risques d’une explosion, ebd., 25. 4. 2017; Macron-Le Pen: les deux France,ebd.; Bastien Bonnefous, Avis de gros temps au Parti socialiste, ebd., 26. 4.2017; Matthieu Goar et Alexandre Lemarié, La droite repousse l’heure du bilan, ebd., 26. 4. 2017; Jean Baptiste Garat, Macron-Le Pen: un nouveau séisme, in: Le Figaro, 24. 4. 2017; Alexis Brézet, Un immense gâchis, ebd., 25. 4.2017; Sophie de Ravinel, Le PS s’interroge sur sa place après les législatives, ebd.,26. 4. 2017; Guillaume Gendron, Whirlpool. La bataille d’Amiens, in: Libération,27. 4. 2017; Michael Wiegel, Feindseligkeiten beim Marktbummel,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5. 4. 2017; Christian Schubert, Der Blitzaufsteiger ist noch nicht am Ziel, ebd.; ders., Macron und die Wette auf die radikalen Mitte,ebd.; Michaela Wiegel, Die Kandidaten des Volkes, ebd., 27. 4. 2017; Macron im industriepolitischen Stresstest, ebd.; Stefan Ulrich, Der lange Marsch, in:Süddeutsche Zeitung, 25. 4. 2017; Philip Kuhn, Gespaltene Gesellschaft, in: Die Welt, 25. 4. 2017; Tomas Schmid, Macrons Titanenaufgabe, ebd.

[42] 英国海峡群岛是靠近法国诺曼底的一些海岛，它们并不属于英国（联合王国），但其宗主权直属于英国王室，是英国王室属地（Crown Dependencies）。

[43] Mr. Trump’s Shambles of a Trade Policy, in: The New York Times, 26. 4. 2017;Mr. Trump’s Comic Tax Plan, ebd., 27. 4. 2017; Nicolas Kristof, Tis isn’t Tax Policies. It’s a Heist, ebd.; Juli Hirschfeld Davis and Patricia Cohen, Trump Plans Would Shift Trillions to the Wealthiest, ebd., 27. 4. 2017; Roger Cohen, «America first» Has Not Upended the World. Except It Has, ebd., 3. 5. 2017; Mr. Trump Embraces Another Despot, ebd.; Stephan Beutelsbacher, Die Realität nach dem Steuerhype, in: Die Welt, 28. 4. 2017; Trump will die Steuern radikal senken,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7. 4. 2017; Winand von Petersdorff, Hundert Tag, ebd., 28. 4. 2017; Clemens Wergin, Von der Realität eingeholt, ebd., 29. 4.2017; Sebastian Jannasch, «Er wird nach Schuldigen suchen». US-Ökonom Barry Eichengreen über Trumps Wirtschaftspolitik,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 5. 2017;Christoph von Marschall, Trumps große Woche, in: Der Tagesspiegel, 24. 4.2017; ders., Geschrumpftes Gespenst, ebd., 28. 4. 2017; Petra Pinzler und Mark Schieritz, TTIP. Das umstrittene Handelsabkommen galt als beerdigt. Nun könnte es ausgerechnet Donald Trump wiederbeleben, in: Die Zeit, Nr. 18, 27. 4. 2017.

[44] Dominique Albertini u. a., Avec Le Pen, l’impossible débat, in: Libération, 4. 5.2017; Guillaume Tabard, La candidate de l’indignation, le candidat des solutions,in: Le Figaro, 4. 5. 2017; Michaela Wiegel, Die Kunst der Entteufelung, i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 5. 2017; Le Pen schwächt Anti Euro-Kurs ab,ebd., 2. 5. 2017; Andreas Ross, Plaudern über Kim Jong-un, ebd., 26. 5. 2017(zum Telefonat Trump-Duterte); Leo Klimm, Kampf der Weltanschauungen, in:Süddeutsche Zeitung, 3. 5. 2017; Andrian Kreye, Endziel Chaos (Interview mit Laura Galante), ebd., 8. 5. 2017.

[45] Bastien Bonnefous u. a., Macron triomphe et doit réconcilier un pays divisé, in: Le Monde, 4. 5. 2017; Mathilde Siraud, La grande implosion du Parti Socialiste, in:Le Figaro, 10. 5. 2017; Laurent Joffrin, Une dette envers le peule, in: Libération,8. 5. 2017; Sylvie Kauffmann, France Still Waits for a Revolution’s Outcome, in:The New York Times, 9. 5. 2017; 4,2 Millionen Franzosen wählen ungültig, in:Süddeutsche Zeitung.de, 8. 5. 2017. http://www.sueddeutsche. de/politik/wahlin-frankreich-millionen-franzosen-waehlen-ungueltig-1.3495396; Leo Klimm,Mission Mehrheit,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9. 5. 2017; ders. und Christian Wernicke, Allons Allemands, ebd.; Zwischen Paris und Berlin droht ein Streit um Europapolitik,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9. 5. 2017; Christian Schubert,Frankreichs großes Experiment, ebd.; Torsten Krauel, Hoffnung für Europas Club der Hoffnungslosen, in: Die Welt, 9. 5. 2017. 关于马克龙在卢浮宫前的演讲：Macron au Louvre: «La tâche sera dure, mais je vous dirai la vérité». http://www.lemonde.fr/electionpresidentielle-2017/article/2017/05/07/emmanuel-macron-je me-battrai-contre-les-divisions-qui-nous-minent_5123867_48540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