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对话的理由

当前学术界的对话欲很强。弱者希望引起强者的重视，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自己做的事情与强者联系起来。当前中国学术界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大致就属这种情况。

能与强者联系起来是很好的事情。这种联系若可以引起强者的注意，尤其好。中国社会科学在新中国成立后与西方社会科学隔得太久，现在去联系，大多联不起来，同时引起强势的西方社会科学重视的中国学者很少。有些人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刊物上发表了论文。能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学者自然是引起强者重视的学者，这些可以引起强者重视的学者本身也就成为强者。在弱势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群体中，这些强者身高丈二，令人仰慕，他们还为中国社会科学争了光，为中国人争了光。

这些为中国人争光的强者的确不容易。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要想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刊物发表论文，不仅要在论文的样式与规范上符合西方社会科学刊物的要求，而且要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主流观点靠近。即是说，不仅形式是西方的，而且内容和态度也是西方的。只有那些十分技术性的论文，比如数量经济学的模型，因其细小琐碎，不必在意识形态方面表态。这就尤其难为了那些希望通过总体和宏大研究，不是作为工匠而是作为大师来进行研究的研究者。若有中国学者竟可以在非技术性研究领域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这样的研究者就更加不容易。如果有很多中国学者或华人学者可以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刊物发表非技术性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就是另一番前景。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的大有希望，并不等于中国社会科学获得西方认可的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科学能否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问题。以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为目的并的确获得了西方社会科学认可的中国社会科学，并不一定就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

在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中建立起来的有时竟然获得西方社会科学承认的中国学者的研究，其问题来自西方，其关切的焦点来自西方。这些研究的材料也许来自中国，但中国材料被分割了，中国材料本身不仅是破碎的，而且是手段性的，这种研究对于西方社会科学背后的意识形态关切也许有用，但对于具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有13亿多人口——却大多无用。

对中国无用并不等于这种研究无用。社会科学研究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结晶，对人类文明有用的研究当然有用。

问题是，这种对人类文明有用的研究不应独占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还需要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用，这种有用必须以中国本身作为研究的目的和终极目标，要解决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问答十分中国化的话题。这些中国化的研究是小气了，进入不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刊物，西方也不大会认为这种研究是社会科学，也就难以成为人类文明的结晶。不过，这类研究因其对中国有用而具有意义。

在存在经济政治强势的情况下，西方文化包括社会科学的强势便制造出西方社会科学的垄断地位，似乎西方主流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就是科学的论文，这种论文的作者就是真正的社会科学家，而以中国本身为目的的研究反而不是学问，是不“科学”的学问。不仅西方人这样认为，中国人自己也这样认为。这就带来这样一个后果：中国研究本身被边缘化，以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反而被不断置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边缘位置，而那些将中国作为手段来研究西方预设的社会科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近几年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西方主流刊物上发表论文。这些可以在西方主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学者越多，就越是构造出所谓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

假若这个主流不具有侵略性，可以为其他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留下空间，假若这个主流只是将自己保留在社会科学的一般讨论之中，这个主流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危害也就不会太大。但目前这个越来越成为主流的得到西方承认的中国社会科学，也随着自己的强势而愈来愈越出自己的领域，向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提出问题。这种提出问题的态度是明确的，结论是决断的，论证是国际通用的，都是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看一看当前那些可以在西方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华人）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的发言吧！他们是一群真理在握的人，因为他们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这一强者的武器。

现在掌握着强者武器的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来对中国经济进行诊断的人，往往是些只了解一点西方社会科学，有时甚至只是了解西方社会科学中一个极小的技术性问题的人，他们根本不清楚中国农村的实际，因为他们压根就瞧不起中国农村的实际，认为不必要去了解那些实际。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真理在握，而且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将真理掌握。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一个在美国教书的中国人赌气说，你们真是太不像话了，我们这些海外爱国人士提的政策建议，你们为什么总不采纳？他们希望将农村土地私有化，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我不知道农民土地可以买卖之后，9亿农民怎么办？

在西方社会科学里占有一席之地的确不容易，但千万不要以为在西方社会科学这一强者中占有一席之地，就一定掌握了比以研究中国现代化为目的的人以及实践者高明的普遍真理。有这样的普遍真理吗？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是指那些始终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人。在他们那里，西方社会科学只是手段，是他山之石，这些人为什么要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

香港的社会科学是殖民地时代的产物，这种社会科学与香港没有关系。内地不是香港。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修订关键词　华中乡土派

当时年轻，写的文字比较激进。话糙理不糙。中国有5000年文明，有13亿多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有数千所大学，有40多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一定可以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我们要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自己的问题，在研究自己的问题中，不仅可以深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而且可以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些年来，我以及我所在的学术团队一直秉持这样的学术立场和学术抱负：以经验研究为进路，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深化对农村乃至整个中国问题的认识。

我们是从村民自治研究进入农村研究领域的，在农村调查一段时间后，对实践经验复杂性的体悟使我们认识到制度实践之社会基础的重要性，于是将重心从政策研究转向政策的社会基础研究。此后，我们又将研究视域向各个方面拓展，涉及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人口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农业经济学等学科领域。这些研究的推进并非追随理论热点或前沿的结果，而是经验本身的意外，是在田野中凝练的问题意识促发的。经验本身的全息性和整体性自然使得我们的研究具有了跨学科的特点，我们希望打破学科壁垒和教条束缚，形成一家之言。目前看来，我们的研究还不成熟，但继续坚持自己的路子走下去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我们的口号是“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学界称我们的研究团队为华中乡土派，我们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呼。

2013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