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实证研究的层面

中国农村研究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尝试，不同的人对这种尝试抱有不同的目的。有人希望通过接轨来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有人认为接轨有助于中国农村研究的推进从而有益于农村建设，有人认为接轨是为了修正乃至创新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与以上目的的不同相关，有人认为社会科学需要本土化，有人认为社会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不存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有人看中了中国庞大农村所蕴有的丰富研究资源，有人研究农村是为了改造农村和中国社会，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学术支撑，等等。

以上目的和看法都有自己的道理。问题是，这些做农村研究的人看起来都在研究农村，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构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他们对农村的研究层面不同。

一般来说，可以将当前的农村研究（研究农村的学者们的研究，或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划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基础理论研究。这种研究是试图以包括中国农村材料在内的实证资料和理论思考，思考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问题，修正和发展社会科学的一般假设，发展社会科学基础理论。这种以基础理论研究为目的的农村研究，的确不存在所谓本土化的问题，这种研究最需要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和对话。这种研究的典型是现在香港大学教书的张五常通过对台湾地区土地改革资料的研究，发展了西方制度经济学理论。

二是政策基础研究，即构成中国农村和全局建设方略基础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不是政策研究，但可以为政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学术支撑。这种研究以理解中国农村，不是从表面而是从本质上理解构成当前中国现代化巨大瓶颈的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现状的背后原因，弄清各种现象之间规律性的关系为目的。试图建构一套适合于理解中国农村的概念体系，将中国农村当前特殊的处境与特殊的问题揭示出来，从而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政策方略提供理论和学术基础。

三是政策研究，包括政策设计、政策解释和政策评价。政策设计是在理解中国农村的特殊处境与问题的基础上，设计出富于远见、具有实效的农村政策。有了足够的政策设计，就可以为政治家的农村决策提供方案。政策解释是对已有的农村政策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具有宣传政策的效果，而且这种解释构成了对政策本身的重新阐释，使政策向更为适宜的方向发展。政策评价则是对农村政策效果的评估，为政策的废止或修订提供依据。

从以上三个层面来看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情况会较为明朗。基础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不在农村，而是希望通过农村研究的实证资料，来丰富和发展一般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研究当然反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问题。政策基础研究试图以中国农村本身为研究对象，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将中国农村当做一个需要理论概括的整体，进行概念化的努力。这种研究需要借鉴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但由于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不足以构成对中国庞大农村社会特殊性的理解，而需要发展出本土化的中国农村理论来。就是说，政策基础理论不仅以中国农村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理解中国农村作为自己的归属，而且需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中观层次的理论出来。政策研究则以政策本身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谈不上本土化不本土化问题，它研究的问题是中国农村的，但它不需要有一套如何理解中国农村特殊性的概念体系，而是需要一套在这种理解下具体去做的办法。

从农村实证研究以上三个层面的关系来讲，因为基础理论研究将中国农村置于研究的边缘，它的目的是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以发展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这种研究与其他两个层面研究的关系很少，在这种意义上，不能认为在西方有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关于中国农村研究论文的学者或以中国农村实证资料为依据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有所发现的学者，就真正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专家。与其说这些学者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不如说他们是在存在学术霸权体制下的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边缘学者”。

政策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则有着很大的亲合关系。政策基础研究就是为政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学术支撑的研究，构成政策研究的上家，而政策研究反过来可以检讨政策基础研究的好坏。在存有诸多相互竞争的政策基础理论研究者乃至学派的情况下，对政策研究影响越大的政策基础研究，越是具有生命力，越是可以获得研究资源，并越有可能成为本土化的中国农村研究的佼佼者。

政策基础研究不以农村实证研究中的那些试图发展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基础理论研究为上家，而是以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上家。这个上家的资源十分丰富，如何站在中国农村主位的立场来吸取适宜的理论，让这种一般理论与中国农村的特殊实际相结合，从而发展出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理论，是问题的关键。与基础理论研究试图通过中国农村实证资料来挑战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雄心不同，政策基础研究不准备也无必要去挑战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也就不存在与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对话问题，而是如何学习于理解中国农村有益，于建构关于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有益的、适宜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简言之，农村实证研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的视野是向外的，而政策基础研究的视野是向内的，向农村本身的。

政策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因为目光指向农村本身，它们不追求在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上的建树，因此，它们的研究不需要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也不需要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不过，这两种研究因为以农村本身为研究对象，而成为真正的农村研究专家。它们建构起来的本土化的中国农村研究理论不一定会对国际学术界构成挑战与冲击，却一定会对中国农村的政策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产生影响。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当前尤其缺少那些不试图与西方学术界对话，而是致力于中国农村本身研究的政策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当前国内学术界这样的农村研究者看来还是少了些。

修订关键词　饱和经验法经验质感村治模式

研究中国，真正进入经验是极为重要也是相当困难的。进入经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通过田野调查训练，形成经验质感。

要有深入、全面、系统的驻村调查经验，及由此形成学术上的熟悉。学术上的熟悉与生活上的熟悉不同，不仅仅是对现象的熟悉，还是一种经过认真反思，对社会内在机制，对不同现象之间关系都有把握的熟悉。

经验质感的训练，重在“训练”。驻村调研的重点并非寻找资料和数据，而是要借调查来训练调查者对农村的熟悉和认识水平。资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调查者对农村认识的丰富和深化。

训练经验质感的一个办法是“饱和经验法”。“饱和经验法”是笔者对多年调研方法的概括，要点有三：一是整体经验，即尽量将经验当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理解和把握。整体把握经验，才能有效提炼经验，才能真正抽象经验。在具体村庄调研中，饱和调研要求不带课题任务，不以具体学术论文写作为目的，而以了解中国农村为目的，以某个具体村庄为对象，在其中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宗教、家庭等全面情况的考察。二是海量经验，即通过大量的经验访谈来获得对经验的深刻认识，这个过程中尤其注重面对面的互动式的访谈，而不是重视对资料的收集。资料是死的，经验是活的。海量经验强调调查体验，不怕重复。正是在不断的重复和亲身的访谈体验中，形成对整体经验的有层次的把握。三是经验的意外。每次调研都只有大致的比较笼统的目标，不做或少做问卷调查及结构性访谈，调研时间尤其是面对面访谈时间宽松。在访谈中总是保持全神贯注的状态，注意每一个细节，尤其是注意访谈对象的新说法、新材料和调研中的新感悟，对调研目标之外的发现要刨根问底、紧追不放。调查A，意外发现B很重要，因此调研B；调研B，发现C很重要，因此调研C，如此往复，一直到Z，经过若干时间，自然又会回到A，这样就通过经验意外而达到对经验的厚重把握。

饱和调研重在训练研究者整体把握经验的能力，捕获“灵感”的能力。学习语言的最好方法是模仿、重复和实践，形成“语感”；学习游泳的最好办法是多喝几口水，多扑腾几下，熟悉“水性”。真正进入经验的农村研究也是如此，饱和调研就是到农村中去模仿、去重复、去扑腾、去体验、去触摸，有了质感，研究便可做到“如鱼得水”。饱和调研是对学术入门者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训练方法。

在全面深入驻村调查基础上撰写的调查报告，我们称之为“村治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村治模式就是一个村落社区的民族志，其目的是借用人类学社区调查的方法，将主导农民生活和乡村治理的各种结构性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勾勒出来，以理解个案村及其所在区域乡村治理的特征和内在机制。村治模式调查不仅关注乡村治理的逻辑，而且涉及农民生活的逻辑，注重对村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内容及其相关关系的认识，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村庄社会运行和乡村治理机制。

大约200天的驻村调查，每天进行少则六七个小时，多则10多个小时的面对面访谈，对村庄经验每个方面都进行深入、细致、全面的思考，且在全国10多个省市持续进行饱和调研，就可以形成对中国农村整体的厚重认识，就有了所谓经验的质感。一旦有了经验质感，有了整体认识，专业研究就容易打通学科，就容易找到突破，就常可以做到“眉头一皱、计上心头”，“蓦然回首、恍然大悟”。

有了这个基础，无论是做政策研究，还是做政策基础研究，都可以做好。即使做理论研究，也因为有了自己的主体性，而可以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做到有话可对。

建立在经验质感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就有望形成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并可以为基础理论研究作出贡献。

2013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