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

没有学术规范，就很难有学术的发展。学术规范不是指学者不能抄袭、剽窃，也不是指学者写作论文的语法规范。抄袭、剽窃是不法行为，语法规范则是基本要求。学术规范应该是指学术研究形成知识传递和积累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将现在的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做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且形成学术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机制，其表现形式是学术论文应为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及较为健全的引文注释工作。

从表现形式上看，学术规范与中国传统学术注经制度、教条主义引用马列著作的做法，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有相似之处。不过，真正学术规范的核心是形成对话，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形成自己的创新，而不是用规范的引文去骗人，更不是用有名人士的话去唬人。

观察国内学术界近年的规范化，做参考文献和引文的工作较10年前要好得多了。问题是，大多数引文并不是对前人研究的综述，而只是引用一些人的话来证明自己，很有些骗人与唬人的嫌疑。以前是引马列，现在引西方的流行学者。这种只言片语的引用，大多不是为了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而是用流行学者的话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正确（有时是政治正确，现在学术界一些人的新的政治正确）。这种规范化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规范化。

我是做农村研究的，具体是做农村实证研究中的政策基础研究，这种研究试图将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理解中国农村的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研究需不需要规范化，如何规范化？的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以下谈些个人想法。

第一，因为这类农村研究不是为了挑战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不是为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对话，也不是为了积累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知识，因此，这种研究不需要引述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来形成一个似乎是与之对话的规范的假象。

第二，做农村政策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有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方法和知识背景，在知识背景和方法上做些交代，对于研究的展开会有好处。不过，因为这些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应是所有进入学术的人的基本功，交代太多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

第三，当前国外对中国农村的研究虽然有不少具有启发性的成果，但总体来讲，因为对中国农村调查不深，了解不多，且过于细碎，所以研究水平相当有限，并没有形成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系统知识积累。况且国外的中国农村研究大多数是服从于学者各自学科背景即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知识背景的，他们不过是希望以中国农村的材料去验证或修正西方某个一般理论，这种研究就更加脱离了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知识积累，可供借鉴的东西不是很多。

第四，当前国内学术界的农村研究，缺少具有全国影响的研究成果。一些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到农村做了些调查，但他们基本上也是以中国农村的材料去验证西方某个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缺乏以中国农村作为中心展开的研究成果，更缺乏具有全国公认影响力的作品。倒是费孝通教授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仍然具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全国没有形成在农村研究上具全国影响力的学者，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村研究刚刚起步，学术积累本来就少，而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水平又低；二是农村研究仍然没有形成成熟的知识体制，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农村研究被分割在各处。较低的研究水平使学术成果缺乏突破学科、地区、部门界限的能力，分割的学科、地区和部门妨碍了农村研究知识积累体制的形成。

如此一来，在当前中国农村政策基础研究领域，学术规范化实在乏善可陈。因为引用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现在学术界似乎一般将之等同于西方社会科学），不是为了与之对话，而是期望借以证明自己研究的正确或借鉴一般理论的方法，而不能构成知识和学术积累。西方的中国农村研究水平总体很低，值得引用的文献太少，少数几篇文献被国内学者引来引去，实在是太枯燥。国内的农村研究则因为缺乏有影响力的作品，而较少形成对话的基础，从而难以形成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农村研究的对话与积累。

说国内的农村研究不引用国内文献，是不真实的，但这种引用或积累，基本上是建立在圈子之内的。圈子，也就是学术共同体。同一个学术共同体内，相互之间研究内容相同，研究方法相近，交流又很充分，就造成这个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的每一步研究都建立在圈子其他成员研究基础之上的结果，这样的研究不仅在形式上有对已有研究的综述和引文，而且是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知识积累。就当前国内农村实证研究来讲，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小圈子；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小圈子。农业经济研究的圈子相对较大，但也大多没有能越出经济学的边界。当然还有其他的圈子，如研究宗族的、文化的、教育的圈子，等等。

问题是，目前这些圈子都还太小，没有形成成熟的相互借鉴、共同研究，在已有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研究的体制。当前农村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因此就缺乏基础，硬性的学术规范只能妨碍农村研究的深入。

如何在现有研究圈子的基础上，增加农村研究的知识积累，打通农村研究的学科、地区和部门界限，扩大圈子范围，形成学术共同体，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修订关键词　集体学术学术积累

1.学术规范的重点应在学术对话、批判和积累上，而不是表面的注释规范、文字规范。

2.现在学术界在国际化和专业化背景下借规范消解了中国社会科学对中国问题基本的感知能力，在对整个中国问题复杂性缺少基本理解的情况下的专业化和国际化，只会“阉割”中国学术，而很难形成真正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目前经济学存在的问题最严重，社会学也正在沦陷。

3.学术进步的关键是形成学术共同体，是形成可以自己讨论自己问题的学术共同体。

4.由于中国社会科学没有形成自己的共同体，对话就只好对到西方、对到美国那里去。美国人为中国研究设置的议题，产生于美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填空”式的对话，若有贡献，也是增长美国社会科学，于中国社会科学无益。

5.在缺乏学术共同体的情况下，如果脱离了西方或者美国这样大的学术共同体，散兵游勇式的中国研究，似乎就没有言说的对象，孤家寡人的研究，既没有人愿意听，也没有人听得懂。学术积累、批评和提升，自然无从谈起。

6.因此，我们不提倡学术研究上的单打独斗，而是倡导搞集体学术。集体学术是指享有共同学术信仰和研究前见，且学者之间有着密切且密集个人交往的学术群体所从事的学术。集体学术是公共学术的前提，只有有了众多可能成气候的集体学术，才可能有高水平的公共学术。

7.集体学术具有绝对开放而又相对封闭的特征。绝对开放是指开放心态，广泛地吸收前人、他人的理论资源和方法成果，海纳百川，为自己所用。相对封闭是指，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形成自己的研究传统、话语体系，唯此，才具有吸收消化他人优秀成果的能力。

8.集体学术是十分重要的学术积累机制，发展集体学术不失为建设有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的有效手段。

2013年1月16日

附录：重建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

（一）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中存在两个针锋相对的研究倾向：一是以解放思想为主要特征的带有比较强人文哲学思考倾向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各种社会思潮。这种倾向的研究以从西方引进大词（包括后现代理论）为基础，对中国现实刀劈斧砍。这种研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二是以定量研究为主要方法的社科研究，主要表现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实证科学研究领域，这种倾向的研究谨记马克思“一门学科，只有当它能够成功运用数学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教诲，借鉴西方尤其是美国规范学科研究成果，注重建立模型，强调定量研究，并试图与美国社会科学对话。这种研究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但到目前为止，这种研究很少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影响。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研究倾向有一个共同点，即忽视对中国经验本身的理解。解放思想的研究并不关心经验事实而更关心应该的美好社会是什么。实证主义研究往往未经对中国整体的深入解剖和深刻把握，就直接进入到细节和枝节问题，经验被问卷所拟设问题肢解，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的命题都往往来自经验之外，与真正的中国经验无关。

与此相似，解放思想的研究往往是大词先行，大词下去，经验被碾得粉碎。用数学包装起来的定量化的实证研究则是以七零八落的中国经验验证美国问题，并最终以在美国刊物上发表论文为目标，中国经验是什么，没有人关心，也关心不了。理解中国、以社会科学引领中国发展也就成为空话。

（二）

社会科学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是理解中国实践，并回应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要有认识中国和引领中国发展的功能。

要达此功能，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以理解实践为目标，从实践中提出问题，获取灵感，获得材料，经过科学研究，再到实践中检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借鉴西方社会科学既有理论和方法成果，为我所用。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破除对社会科学的迷信，要真正深入到中国经验中去，深入到实践中去，深入到田野中去。

具体地，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有一个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要广泛深入到中国经验和实践的各个层面，理解中国经验和实践的逻辑，形成厚重的中国经验感。同时，必须确立中国社会科学为理解中国经验和引领中国实践服务的目标。要以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中国问题的概括、判断为基础，深入下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科学研究要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形成对中国经验的内核和中国实践逻辑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抽象、概括、推理、判断，形成关于中国经验的专门认识，以此为基础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将理论认识应用于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理论认识与经验和实践之间无穷的往返互动，从而使理论认识更为系统深刻，理论可以更好地认识经验，指导实践。这样，中国社会科学就具有了中国的主体性。

（三）

改革开放以来，重建社会科学，引进西方理论，取得了极大的成绩。社会科学是在西方产生的，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成熟程度远高于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30年中，中国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从翻译理论著作到留学海外取西方真经回国教学研究，可谓是气势宏大，主要是引进了两个不同层面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一是西方社会科学自产生以来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与一般人文思考有所不同，因为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注重客观、价值中立和形式逻辑。二是西方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两者之间有着颇大的差异。前者是对西方经验的宏大叙事、结构清理和方法总结，后者则是在西方已有社会科学大厦下面的技术清理工作，学科性很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随着西方社会结构的日渐成熟和稳定，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共识已经达成，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进入到技术化阶段，虽然其间也有声势浩大但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娱自乐式的后现代思潮的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与西方面临完全不同的形势：一是中国社会结构没有稳定下来，正处在巨变中；二是中国是有5000年文明、13亿多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巨型文明国家，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独特的历史、独特的发展逻辑。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巨大机遇。中国社会科学当下最亟须的是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来深入研究中国经验和实践。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而非具体结论更非技术化的手段来研究中国，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得以发展的前提。

（四）

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引进30多年，还没有来得及与中国经验发生强力碰撞以激活对中国实践各个层面的深入研究，即开始向两个方向转化：一是西方社会科学成了抽象教条；二是以定量研究为主要方法的技术性研究被当做最前沿、最先进的西方社会科学引进过来，却没有形成一个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来深耕中国经验和实践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未能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话语权利和学科范式。中国社会科学还没有经历成长，就被“成熟”了。

更糟糕的是，当前从西方留学回来并引入西方“先进”学术标准的“海归”派，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长期的严格博士训练中，形成对西方当下社会科学研究的惯习，其问题意识是美国的，经验资料可能是中国的，中国资料仅仅是回应美国问题的手段，中国是什么这个问题被忘记了。同时，当下美国学术训练是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及与之相关西方社会结构均已相对成熟稳定下来的情况下的技术化训练，这种技术化训练，无以回应中国实践中的问题，甚至回国后发现，他们无法找到进行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统计资料，所以他们会说，根本没有办法研究中国，因为中国没有（美国那样完备的）统计数据。他们只对他们说的可以研究的问题进行研究，对所有中国问题却都以留学博士的专家身份发言。

无法对中国经验进行研究的留学回国人员，却因为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到西方取过经，在国际权威刊物（美国学术刊物）发表过论文，可以轻易掌握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主导权，中国社会科学因此更加难以形成基于中国经验回应中国实践的研究团队。

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科学就越来越无力回应中国发展所面对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越来越可能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自娱自乐的一部分了。

（五）

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核心是学习其观点和方法而非具体结论，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主席说，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非具体结论。西方社会科学的立场，我们则是不必照搬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有自己的民族立场。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观点、方法，是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一部分。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为我所用，用于理解中国经验，必须以中国实践为立足点、出发点，就必须有一个呼啸着走向田野、不断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之间，有一个理论建构、理论对话、理论交流和理论积累与发展的过程。这需要有大量的学术共同体进行深刻的脑力劳动。所有这些过程，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具有主体性下才能进行的。

当下呼唤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是因为虽然中国实践早已具有强烈需求，而中国社会科学界却反应迟钝，乃至麻木。其中的表现之一，是真正中国经验研究未盛即衰，倒是以大词为特点的用学术包装起来的“公知”和以定量研究为特点的技术派，正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风景。

2012年6月15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