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返回常识——以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为例

吴毅是我的学兄，一个生长在重庆的城里人，做农村研究以前，一直没有在农村生活过。1993年我们一起在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读研究生时，他切入到农村研究。一旦切入到农村研究，补农村生活一课便迟早要来。1998年，吴毅到川东双村生活了半年，并写出了这本《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读完这本带有人类学关怀的书，反观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状况，感到有话要说，遂写以下数语。

吴毅在反思自己的农村研究时说，他切入农村研究“首先接触的不是现实的农村，而是理论的农村，然而，我却以为那就是现实农村在理论上的反映”。在进入双村调查之前，吴毅参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湖北黄梅县长达两年的村治实验，他的结论是“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与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所思所想实在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此开始反思“究竟是实践落后于理论还是理论与现实存在距离，进而我们所具有的理论本身是否也可能存在问题”。

吴毅因此赴双村调查，他认识到，“从整体上看，我们这些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是有些西方化了”，“我们虽然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接触中国的事物，但是，现代化中潜移默化的文化和学术的殖民却已经使我们这些人不自觉地以一种西方化了的眼光去看待、分析和评价中国经验，乃至于这一经验本身也已经被西方化，然后，这种被西方化了的‘中国经验’又被用来论证在实质上也是西方化了的‘中国理论’”。

这是一个重要的自觉。展开来说，吴毅认为，当前中国学术界在对中国现实乃至历史的研究中，因为缺乏经验常识，或这种经验常识被西方理论所遮蔽，而成为有问题的研究。就农村研究来说，学术界的农村是理论的农村，并不是真正现实的农村。这种与现实脱离的农村及其理论对于理解更不用说是改造现实，是有些力不从心了。要真正做好农村研究以及其他关于中国的研究，就必须回到常识，回到个案，回到农村和中国经验中来，对农村和中国当下的状况与处境做出理解，在中国问题和农村问题的语境中建构理论。

在全书的叙述中，吴毅的确做到了站在中国农村和农民主位的立场，尽可能抛弃当前学术界已很西化但与中国农村无关的理论，或对这种理论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比如第四章第三节对“家户经济国家化”的考察，即对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化过程的考察。如果从西方产权理论来看，合作化的过程即是土地产权收归集体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必然发生农民集体抗拒，并由此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损失。而吴毅从双村农民的经验中发现：“所谓村庄经济的国家化完全是站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宏观立场上进行学理分析的结果，而不一定是地方场域中双村农民的切身体验。在双村农民的历史意识中，从来是不会产生诸如国家的治权与所有权这一类观念的紧张的，他们并不会怀疑集体经济所有制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他进一步推论说：“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农民关于国家的公的观念和关于个人的私的观念是能够协调的。”从这样的个案调查反推过来，当前经济学界从产权制度方面说正是集体化导致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结论，不如说是因为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初期，因为管理不适应（经验不足）而产生了效率损失。这样来理解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期间取得的巨大农业成就也就自然而然了。

再比如第九章和第十三章对“大社员”的分析。所谓“大社员”，双村农民有自己的定义，就是村里有影响、懂策略、敢与干部对抗而干部又拿他没有办法的村民。正是“大社员”的发现，丰富了当前村庄政治的含义，并为村干部治理村庄设置了条件。村干部与“大社员”的关系，而不是村干部与一般村民的关系，构造了当前中国的村庄政治状况。“大社员”在不同地区农村的叫法可能不同，特征与状况也会不同，但正是“大社员”这样一个层次的发现，为当下中国农村政治的大话语，比如村民自治和农村民主这样的大话语，提供了解剖的基础和分析的框架，也为日常的村庄政治运作提供了理解的空间。

正是在回到村庄，回到常识，回到国情上，我认为双村调查是一本好书，是一本对于当前大话语流行的学术界具有价值的好书。在对中国20世纪历史的解读和对当下中国处境的理解上，最近20年的主流声音中充斥着某种草率、粗暴和情绪化的倾向，对外来理论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完整的理解。作为对过去的一种反拨，这些主流声音的反思也许有益，但当整个中国的实践需要理论指导，中国学术应当为中国当下实践寻找对策时，这种情绪化和道德化的反思就远远不够了。而当整个中国的社会理论被宏大话语霸占着的时候，个案调查这样的小叙事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大话语“阉割”和失去了常识。当前大话语对中国学术的霸占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在做农村个案调查时，也只能看到大话语所希望看到的东西，而看不到大话语不希望看到的东西。这个时候，强调回到常识、回到中国当下和历史的语境中，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吴毅的双村调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价值。尤其重要的是，即使如吴毅这样有强烈回到常识、站在农民主位和农村主位来阅读双村历史的学者，也常常在离开双村经验时，陷入大话语的陷阱。这就更加提醒我们，个案调查工作或回到常识和国情的工作不是瞬间可以完成得了的。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真正地、不间断地回到个案、回到常识、回到国情，应是所有负责任的中国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修订关键词　走向田野学术常识

（一）

吴毅教授在出版《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一书后，又对一个乡镇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深入调研，并出版了《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一书。这种走向田野的精神令人钦佩。

（二）

当下中国，不缺理论，不缺方法，也不缺思潮，而是缺乏常识，缺乏关于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的常识。理论先行，掩盖了事物逻辑，“思潮”泛滥，造成了知识分子泛情绪化。

社会科学重建以来的30年，已经经历过了一场“呼啸着走向理论”、“呼啸着走向思潮”的运动。西方一流社会理论已经基本被国内熟知；西方二流社会理论也多被引进；西方三流社会理论正被“贩卖”。

“呼啸着走向理论”的运动，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基本架构和基本方法，为中国社会科学高水平发展提供可能性。不过高水平的社会科学并不等于“先进”的方法+新潮的理论，而是意味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合理、有效解释。

走向高水平的中国社会科学，还必须经历一个“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即将从西方学习到的社会科学基本理念、基本认识、基本方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共产党人曾经做到了这一点，因而引导中国革命胜利。如果我们未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呼啸着走向田野”，就是在我们已经对社会科学基本方法、基本理论有了认识之后，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接触现实、理解经验，以“实践论”的态度对待理论。“呼啸着走向理论”所带来的思潮兴起，开放了中国人的思维，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的思维混乱。“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思潮”的问题，需由常识解决。

“呼啸着走向田野”，便可获得常识。学术常识是个大问题。有些人从来不真正研究中国问题，对中国复杂性缺少基本理解，以几个西方舶来的概念如经济学的市场、产权、交易成本，法学的权利，政治学的宪政、民主等概念来简化理解中国社会，并得出真理般的结论。

我挖苦这些人说，他们以1980年代厉以宁教授主编的《简明西方经济学教程》来得出这些真理般结论，并以此来要求国家和人民按他们的意见去做，这实在太可笑了。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呼啸着走向田野，走进中国复杂经验与真实实践的过程，才可以得出一些有含金量的研究成果来。

学者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要低调。

2013年1月12日

附录：阅读农村，阅读中国

最近10年，我几乎每个暑假都会到农村调研，尤其是最近5年，不仅自己每年暑假调研，而且组织我所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利用暑假进行农村调研。今年暑假，我正在组织有160人参加的全国四省六县30村的大型农村调查。而之所以醉心于每年的暑假调查，是因我认为且越来越认识到，农村调查是阅读农村，认识中国，发展有中国主体性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

每年暑假调查，我们都采用驻村调查的形式，调查时间约为20～30天，调查内容涉及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事无巨细，力图在现象之间找关联，透过现象看本质。驻村调查的好处一是费用低，每天食宿只花30元即可；二是调查方便且深入，可以与农民真正地打成一片。暑假驻村调查，一般不是为了某个课题研究任务，功利目的比较少。正是功利目的比较少，将经验本身当做目的，甚至以农村经验为本位，调查可以比较快地对农村整体的经验有较好把握，也比较容易获得来自田野的灵感，可以有比较多的学术“意外”。除暑假调查以外，我个人每年都会利用五一、国庆、元旦的时机，到全国不同农村调查，每年驻村调查时间不少于两个月。10年来，累计驻村调查时间大约有1000天。有了1000天的农村调查，就有了真正深入的对中国农村状况和农民生活的熟悉，就可以对每一涉农问题有比较深透的把握，就可以排除那些肤浅流行认识及西方社会科学偏见对自己的不良影响，就不会在农村问题上人云亦云，不知所云。

暑假组织师生大规模农村调查，形式是集体调查，一般是先分若干大组，每个大组20人左右，一个大组再分4～5个小组，每个小组4～5人，每个小组的人员结构一般是既有调查经验丰富的老师和博士生，也有经验稍差的硕士生及少量本科生。每个小组住在一个村庄开展调查，一个大组的4～5个小组，尽可能集中安排在相邻村庄。调查方式是半结构式访谈，调查没有课题任务，白天分散访谈，晚上小组集中讨论。每隔3～4天，大组再集中讨论一次，一次讨论半天或一天。这样，一个月的暑假调查，基本上是每天白天分散访谈，晚上小组讨论，隔3～4天一次大组研讨。小组讨论不仅可以分享调查获得的信息，而且可以相互启发思路和修正调查方向。大组研讨因具有强烈的现场感，所有参与者都共享同样的调查经验，都可以通过后续调查检验、回应讨论的问题，而使讨论质量极高。可以说，几乎每次大组讨论，都是气氛热烈，灵感纷飞，每个参与者都如享受大餐，一时消化不了，可以留待第二天调查时，边访谈边消化。整个暑假调查结束后，不同大组在开学后以暑假调查为基础，召开高质量调查经验交流会。

除暑假集体调查以外，近年来，我们还尽可能利用其他时间组织规模在20～30人之间的集体调查，每次调查时间在20天左右，也是效果极好。这样的集体调查，因为没有课题任务，以深化对农村社会认识形成农村经验质感为目的，对缺少农村经验的学生来讲，这样的调查就如久旱遇甘霖，一般有了三五次深入的驻村集体调查，参与调查的学生就会具备从现象之间找关联的能力，就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而若有了两三百天的驻村调查经验，这样的学生往往会在经验研究上变得相当敏锐，学术质感大为增强。可以说，集体调查是培养学生的最好方法。成功的集体调查，除驻村、讨论以外，最为重要的是不能太功利，最好不要带课题任务，而是经验为本，以训练学生对经验的认识为本。

最近10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发表大约10篇论文，每年出版一部著作，在繁忙的教学和调查之余，能撰写如此多的论文和著作，尤其是能有很多新的灵感，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我则十分清楚自己的灵感大都来自经验，来自对生活的把握，也来自与农民的对话，来自与学生共同驻村调查时的研讨。不仅我每年会撰写大量文字，而且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博士生每年也会撰写大量调查报告，也会顺便发表很多论文（之所以说顺便发表，是因为我不鼓励学生发表论文），中心大多数博士生在读博三年都可以发表10篇甚至更多论文。中心博士生在读博期间，每个人都要完成300天以上的驻村调查，要撰写上百万字的调查报告，还要撰写博士论文和阅读相关研究著作，我们不鼓励他们发表论文，他们却普遍可以在读博期间发表这么多论文，其中的关键是他们在调查中真正有所发现，在集体讨论中，激烈的思想碰撞的火花，变成了他们学术上的灵感，就可以顺便写作有创意的论文并发表出来。同时他们也大都可以写出高质量的博士论文。这恐怕就是所谓“教学相长”吧。

长期的农村调查，还使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因为对经验有深厚把握，可以从经验内在逻辑中去理解农村，又可以通过对中国9亿农民的理解来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复杂性，理解中国国情，可以形成事事自下而上看的习惯，从而可以变得深刻、冷静，不偏激、不偏执。阅读中国农村这部大书，理解中国9亿农民的生活，不仅是农村社会学专业师生应该做的基本功课，而且应是所有试图理解和改造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应该切实关心的问题。

2012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