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大理论与中观理论——评《黄河边的中国》的方法

读《黄河边的中国》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折磨”。曹锦清先生生动形象又不无激情的文字，让人读后有痛快淋漓之感。受到的“折磨”则是黄河边农民当前的困境和作者不时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迷茫。相信每个关心中国的人，近年都会受到这种“折磨”，因为媒体上到处是农民负担过重的让人不安的消息。笔者近年从事农村调查，心中一直积满郁闷，对曹锦清先生的文字也就有更加切身的感受。

《黄河边的中国》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黄河边的中国农民生活现状的画卷，而且试图为我们提供一个看农村的视角，即“从下向上看”和“从内向外看”的视角。他说：

“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和“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前言）

他认为，当前社会调查中：

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译语”。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实”，从而歪曲真相；没有它，我们甚至无法发现“社会事实”。为了解决社会调查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这个“两难问题”，我所采取的方法是：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调查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前言）

正是在如何进行农村调查和关于农村研究的方法上，笔者认为《黄河边的中国》做得不够，以下对此作一讨论。

1.《黄河边的中国》的两个特征

《黄河边的中国》在方法上的明显特征有二：一是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共4个月时间，走遍河南“十数县，二十来个乡镇，数十个行政村”。这样大规模的调查，也只能是走马观花了。二是思考大理论，这种思考往往与历史或某些基本的理论资源如小农理论联系在一起。在《黄河边的中国》为期4个月的调查中，曹锦清先生是一直处于巨大的震动之中的，他深受震动的现实有二：一是农民组织能力之弱和农民思维方式之传统；二是农民负担之重、地方干部行为之恶劣和农村干群关系之紧张。这正是他贯穿全书思考农民合作能力与地方政治改革的原因。

《黄河边的中国》大理论的思考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黄河边的中国》似乎特别关注作为社会事实本身的“社会情绪”，而不很关心造成“社会情绪”的具体事实。社会情绪表现在谈话者激烈的语言里，也表现在饭桌上的民谣中。《黄河边的中国》先后出现10次以上对“社会情绪”的讨论。作者显然是希望通过对“社会情绪”的观察，来把握当前中国农村的现状和中国农民的心态，而对造成这些“社会情绪”的具体原因则不关心，也关心不了。

将“社会情绪”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来观察，与观察造成“社会情绪”的具体原因，是两种很不同的观察农村的视角。前者关注的焦点是“社会情绪”可能造成的后果，“社会情绪”本身已是事实，是观察的起点，这种观察指向农村以外，构成更大范围观察的一个部分；后者关注的焦点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的“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观察的终点，这种观察指向构成“社会情绪”的内在理由，是在农村具体背景下的一种讨论。

第二，《黄河边的中国》特别关注历史。4个月的农村调查，涉及历史的讨论竟超过20处。这些历史讨论大都是游历史遗址引出来的，包括游包公祠，参观焦裕禄陵园，访袁世凯墓，参观岳飞故里，阅读县志和参观会馆、关帝庙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作者理解当前农村问题的材料，引起作者对农民合作能力，如由关帝的忠义到晋商的商业伦理到农民的合作能力的讨论和联想；对地方政治制度改革，如由包公到孔繁森到民主政治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再到“没有能力代表自己”的广大村民只能企盼包青天一类政治家来“替民做主”，再到利用社会关系网的“礼尚往来”来“通关节”，由此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弊病的讨论。

“读史使人明智。”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有助于理解当前困扰人们的那些农村问题的实质。曹锦清写道：

为了理解，调查者的思维必须“撤离”调查现场。一是逆流而上，进入历史，在一个历史长时段中去审度经验事实，在表面的观念与制度变化中发现其稳定的因素。二是自下而上，形成理论分析框架，对各类经验事实进行整体分析。

抽象地看，这话是不错的，不过，具体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因为对历史的过分偏爱，使历史不仅提供了理解农村的启示，而且在很多时候还提供了解决农村问题的答案。往往是在每个调查的片断中，作者即引历史作为答案终结了讨论，这就大大妨碍了作者从完整的农村调查本身来获取答案的能力。农村调查成为研究的边缘，成为作者对中国历史思考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历史成为作者对农村整体思考的一个部分。换句话说，作者是从历史来看农村现实，而不是从农村现实来看历史资料，历史资料过快地为农村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农村研究本身的整体性消失了。农村调查与经验成为历史的碎片，这就化解了农村实证研究的价值。

第三，《黄河边的中国》也十分关注哲学层面的思考。比如书中不下10处谈到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特点，并为中国农村不善于合作而气馁。作者在谈到农民特别是农民的合作能力时，一再引用马克思关于小农的理解，认为：

小农将自己最大的政治理想寄托于这个凌驾其上的皇权，希望从上面撒下“雨露与阳光”。因此，要考察中国乡村地方政治的变革过程，重点在于考察农民自我代表意识与能力的发育过程。

在作者贯穿全书的对农民合作能力的讨论中，农民不再是实证研究的农民，而迅即被提升到含有强烈理论色彩的“小农”上去了。这样，就将农民当下的具体的合作能力问题，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关于小农的理论问题，将一个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变成了哲学式的抽象思考。

而所有这些指向农村之外的大理论思考，都是与作者走马观花式的调查相联系的。走马观花的调查，使作者难以从农村社会本身的脉络与内在逻辑来理解调查中遇到的诸如农民合作能力和地方政治改革等问题，而大理论式的思考，将农村问题本身的发展脉络切割成为碎片，也使作者失去了从农村内部理解调查中遇到的深受震动的问题的可能。走马观花和深受震动的农村调查，给作者提出了急切进行理论思考的方位。问题是，让作者深受震动的事实如此明显，以至于所有到过农村甚至未到过农村的学者都可以感受到这些问题并进行思考。查诸关于农民合作能力和地方政治改革的文献，难道不正是百年来学界关心的焦点话题吗？远如马克思说“农民是一袋马铃薯”的著名观点和梁漱溟先生关于中国农民缺乏合作协商传统的讨论，近如近年来政学两界津津乐道的村民自治和乡村选举。

2.《黄河边的中国》的悖论

《黄河边的中国》试图通过对农村长期而深入的调查，来提供一个“从下往上看”和“从内向外看”的视角。表面上看，书中提供了大量关于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政治社会运作现状的一手调查材料，调查的时间长、地域广，且深入到一家一户算农户收支，看住宅结构这样的细节上了。这些大量而细致的农村调查资料，当然应该让作者有“从下往上看”和“从内向外看”的基础。作者在调查与写作中，也尽可能地避免农村应该民主、农民应该自由、农业应该发展等之类的价值评论。但是，因为作者走马观花式调查本身的原因，《黄河边的中国》不能算是一部真正做到了“从下往上看”和“从内向外看”的著作，而仍然是一部“从上往下看”和“从外向内看”的著作。

依曹锦清先生自己的说法，所谓“从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译语”是指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范畴；“官语”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行政系统论调。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内外”和“上下”进行解释。与“外”和“上”相对应的“内”和“下”，实际上就是指农村本身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脉络，而“外”和“上”则是指相对于农村本身逻辑的理论范畴和政策要求。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对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进行把握。农村研究的目的，就是理解当前农村本身的运作逻辑，特别是对于如中国如此庞大的既具有强大历史传统，又处于转型时期的农村研究。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进入到农村社会内部这个“下”和“内”的结合点上去，才有可能搞清楚当前处于转型期农村社会的内在逻辑。不深入到中国农村本身，而在农村以外，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范畴或国家现代化需要的“应该”立场来看农村，显然是不够的。

以此来看《黄河边的中国》，其大理论思考的特征，便使它将农村本身推至边缘，成为典型的“从外向内看”和“从上往下看”的例子。《黄河边的中国》的确是有意识地回避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与范畴，但它从小农理论和历史评论来看农村，实在有很多地方在以自己的既有知识来寻找、割裂农村事实。在一再评说农民缺乏合作能力时，仅仅是从一些具体的农民没有合作的例子，如农民为什么不集中灌溉等来引出语题，然后转向历史或哲学层面的思考，将一个社会科学的话题转换成人文科学的话题。本来应该在此停住，仔细从当地农村情况来讨论为什么农民选择不合作，从而形成一个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论题，但《黄河边的中国》在10处以上提到农民合作能力不足时，竟无一处进行了这种细究，其中的哲学式思考和历史联想，不仅在提供启发意义上，而且在提供答案上面起了作用。农村调查因此就仅仅成为一个话题，一个由头，一个思考的起点。作者关心的中心依然在抽象的理论问题上，也就是作者所竭力希望“悬置”却始终没有“悬置”起来的外来理论上。

其实，外来的理论倒没有那么可怕。“从内向外看”和“从下往上看”，并不排斥外来的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范畴。关键是需要将农村调查置于一个经验研究的领域之中，从理解农村本身的逻辑来把握那些在农村调查中发现的令人震惊的事实，从农民具体的生活生产中，从农民自己的行为脉络里面，找到之所以农民不合作，之所以农民负担重的理由。一句话，“从内向外看”和“从下往上看”的关键，是将农村本身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在经验层面进行研究。经验层面的研究并不排斥哲学和历史式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只能是在提供启示上，而不是在提供答案上起作用。哲学和历史式的思考本身应置于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是农村本身研究的边缘，而不是中心。

《黄河边的中国》的悖论就在于，它拥有大量调查资料及这些资料的问题意识，但因为作者没能够将理论特别是哲学式的思考“悬置”起来，从而未能从农村本身的逻辑来解释这些问题，更没有能够提出真正有助于哪怕是理解诸如农民合作能力和农村政治体制的理论架构，这样就缺乏在解决农村诸多问题的对策上和理论上的积累。《黄河边的中国》因为有大量的调查资料，从而正确地抓住了问题，但它并没有理解问题，更没有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其原因是具体的调查与对大理论的思考结合在一起，违背了作者自以为的“悬置”原则。

为什么一个真诚的试图“从内向外”、“从下往上”看的学者会出现调查与理论的脱节，而难以从农村调查中获得理论思考的资源？对大理论的关怀或对大问题的关注，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就是对农民合作能力与地方政治状况的关注。说过于关注大理论有问题，不是说大理论不重要，而是说大理论不根本。以农民合作能力和地方政治状况为例，百年来不仅没有解决这两大问题，而且对构成这两大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仍然缺乏理解。恰恰在构成大理论的理由上，需要学者进行深入调查，在具体的问题中做更为细致长久的研究，而不能只是做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和大而化之的讨论。

3.农村研究的中观理论

构成对走马观花式调查和大理论式研究以补充的，是更为具体深入的调查和中观层次的研究。具体深入调查的好处，是可以将问题放置在具体的过程与事件中来理解，因为具体过程事件的背景容易调查清楚。背景清楚，就具有完整理解的可能性。对每一具体问题的完整理解，就可以增添一些学术积累，形成一些中观层次的可以被其他学者所共享的实实在在的问题与理论。大量的中观层次问题的讨论，终于可以给那些一直处在哲学式讨论层面的大理论以冲击，形成对现实及其原因的真理解和真知识，也就为比较可靠的对策研究提供了框架。

中观理论的关键不仅在于从调查中发现问题，而且在于理解问题时，真正将问题置于调查的具体场景中展开，调查不仅成为提出问题的必要环节，也成为理解问题的必要环节。正是置于完整而具体的事件之中，才有了将问题予以解决的从哲学式思考或外来理论中所无法发现的灵感，研究也才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希望。

因此，我这里所说的中观理论，也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并且在问题中展开思考的理论。这种理论的特点是坚持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中进行具体的思考，而不是以似是而非的哲学式思考来予替代。问题导向的中观理论的好处，是可以保持要讨论问题本身的中心性，防止被既有的理论体系替代了对问题本身的关怀与思考，在中国农村十分庞大，且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悠久的情况下，如何建构中国本土化的问题导向的中观理论，就显得特别重要。

以《黄河边的中国》重点讨论的农民合作能力为例，作者发现太多农民“不善合”的例子，他因此感到解决农民合作能力的问题，应是将来农村能否发展甚至中国能否现代化的关键问题。这一点显然看得很准。事实上，正如作者所言，人类自古以来，合作能力及合作方式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民公社制度也是在中国农村推行的一种合作制度。但是，若走马观花地调查，可以发现农民合作能力缺乏这一事实，却难以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作者对农民合作能力的理解，大量来自小农理论和宗族理论，但农民的合作能力和合作方式总是具体的，表现在具体的事件上面。缺乏了具体的背景和事件，抽象地谈农民的合作能力，就是一种哲学式的思考，恰恰哲学式的思考不足以理解当前中国非均衡的复杂的农村现实。以《黄河边的中国》所提供的宗族意识为例，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宗族势力还是很强大的；在另一些地方，宗族意识甚至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以农民的市场意识为例，温州农民与河南农民该有多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不能将农民看做是一统的理论上的小农，而要看到传统本身的遗留和市场经济渗入的不同影响。

在当前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一统的小农的情况下，构成农民合作能力的因素，便不只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因素，更不是机械的生产方式所可以决定的宿命，而是与具体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安排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黄河边的中国》也讲制度安排对于农民合作能力可以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中尤其关注的，一是教育，二是民主制度，比如村民自治。但是，为什么有些地方村民会积极参加村委会选举，有些地方村民对于选举却毫无兴趣？的确是有村民盼“为民做主”的官的，但给了他们“由民做主”的权利，很多人便将这个给来的权利当作了既得利益，你再来收，他们可能就会“依法抗争”。在当前的既定结构下，如何通过精巧的制度安排来建构农民的合作能力，这本身就是对大理论宿命的挑战。只有在具体的事件和过程中，我们才有进行具体制度安排或教育来改造小农宿命的可能，具体的背景、事件和过程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中观理论的问题，也就构成了理解乡土中国的基础。将对乡土中国的调查与研究置于这种具体的背景、事件和过程中来予理解，就有希望避开大理论对我们思考的强制，就有可能直面问题，让我们的调查研究切近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就有希望真正理解乡土中国的状况，并为乡土中国的建设开出有用的药方。进一步说，研究以问题导向的中观理论，就是要深入到农村中，将问题具体化在一定背景、事件和过程中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当然是以更为深入扎实的调查为基础的，这样，在为理解农村而进行的调查中，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更详尽的细节、更完整的事件以及更多的调查者。中国农村之大及重要，使得理解农村成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可跨越的阶段。《黄河边的中国》为学者提供了很好的深入农村的理由，如何在《黄河边的中国》和其他农村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广泛的中观层次的调查研究，将成为能否将农村研究推进得更深入、能否理解乡土中国，从而能否为乡土中国的建设提供良药的前提。

再进一步说，农村调查和研究的意图，是通过深入持久的农村调查，来发现农村存在的真问题，找出在学者知识范围内无法理解或难以解释的事实，并从农村调查中获取理解事实的灵感，如此来逐步建立起源自一个一个问题的中观理论，这种方式恰好是《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主张的将预设理论框架“悬置”起来，直观社会生活，但《黄河边的中国》本身未能彻底贯彻的方法。如何通过更多学者更加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逐步建立起可积累的中观层次的理论研究，并最终建构出理解乡土中国的本土社会科学，实在是亟待努力的方向。

中观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容许多种对农村现状的解释。正是多种解释的竞争，可能发展出最好的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来。

4.结语

回到《黄河边的中国》，作者主要通过农村调查，发现了农村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但作为初步调查，他无法深入理解这些问题的相互关系及其根源，也难以从深入的调查中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灵感。事实上，走马观花式调查的必然结果是进入大理论，由大理论再进入到流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上来。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与此不同，这种调查试图通过对事件与过程的完整叙述，特别是对背景及构成事件的诸种偶然因素的叙述，来寻找灵感，发现问题，并试图将问题的一点一滴解决在具体的情景中，最终发现决定当前农村问题的深层原因。

《黄河边的中国》之所以“言行不一”，原因在于他自觉不自觉地对大理论的关注和走马观花式注重事实而忽视构成事实基础的背景的调查。当然，说《黄河边的中国》在中观层次的农村调查研究上存在不足，并不是说《黄河边的中国》这种走马观花式调查没有独立的价值。正如前述，《黄河边的中国》的调查不仅将农村大量触目惊心的现实“采风”回来，而且准确地重提了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各方面读者了解中国农村的基础。在这篇书评中，我是想说，《黄河边的中国》只是提供了一种进入农村的方式，这种方式有它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即因为调查的不深入（忽视了通过对每一事件或过程的细致、全面的描写来发现事件或过程背后原因的方面）和大理论的思考方式，还不足以形成对乡土中国的全面理解。这种不足是任何一项具体研究都无法克服的。

《黄河边的中国》走好了农村研究的第一步，愿有更多的人来走第二步。

修订关键词　社会科学本土化中观理论

（一）

几乎所有中国研究学者，尤其是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都赞同社会科学本土化。可是，非常奇怪，很多热衷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研究者最终仍不得不指向“西方化”。曹锦清先生也许是个例外，尽管我在这里批评《黄河边的中国》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缺乏中观理论以及对具体经验的机制分析，但这并不影响曹先生及《黄河边的中国》在社会科学本土化上的标杆意义。

具体而言，《黄河边的中国》的标杆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强烈的中国立场。研究的是中国问题，甚至可以从其行文中看出其忧国忧民的情怀，这是很多追求“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没有的。第二，引入了历史视角，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传统的大国而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视野是必不可少的。第三，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当前中国学界热衷于在西方理论空白处“填空”的学者尤应学习。

《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好就好在她有情绪，有立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前提而非敌人。

（二）

有了情绪和立场，便为中国社会科学设定了基本目标。同时，我们又从西方学习到了社会科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庖丁”有了牛，又借来刀，剩下的工作就是解剖了。手法有千秋，技术有高下，怎么做到“游刃有余”，需要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我们的观点是，在缺乏对中国基本经验理解的情况下，反对“宏大叙事”，也反对无章法、无目的的资料收集，而是主张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寻找沟通点和突破点。这便类似于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方法，我们称其为“中观理论”。

中观理论的好处是，可以践行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哲学方法。带着对中国现实的粗略“印象”，和对西方理论的理解，深入“田野”，经过理论与经验的辩证往复，深化对经验的认识，修正理论，进而做到黄宗智先生提出的“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研究。我们的路径是做农村研究，以农村研究为突破口，进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以农村为对象，扩展至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认识。“中观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可以对话理论，也可以拓展经验，上得去，也下得来，接了“地气”，又不失“灵气”，是个较好的中国研究的切入口。

中观理论强调经验研究的机制分析，核心是通过调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形成关于经验的内在机制、规律、逻辑的假设，并验之以经验。深厚的调查，提出问题，验证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目前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是，缺少深入调查，无法准确地提出问题，所谓社会科学研究，往往是由西方人依据他们的需要提出问题，中国学者来回应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这就使得中国经验不过是成为西方话语的材料，中国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中国当下应该关注的问题在哪里，都成了糊涂账。

当前还有两种所谓的经验研究需要警惕：一是将经验当做写作和叙述的策略，用的方法是举例说明，这样的经验不过是现象；二是热衷于做问卷调查获取数据，热衷于讨论各种现象的相关关系。因为缺乏对中国经验的厚重研究，没有经验的质感，就往往以极为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极为笨拙、费钱的统计数据，来讨论其实极为简单的问题。

真正的经验研究，以深入调查为基础，在厚重经验积累下，形成经验的质感，具有田野的灵感，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恰当地证明问题。提出新概念，形成新解释，找到新逻辑，一个机制一个机制地解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分析。日积月累，自然就形成了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本土社会科学。

2013年1月20日

附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20条

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科学的性质问题；二是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三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问题；四是中国社会科学建设机制问题。仅以20条分别论述之。

（一）社会科学的性质

1.概念化。将关于事物的朴素印象，上升至对事物必然性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需要借助概念。概念化即意味着学术化，是跨越日常经验至学术经验的必须手段。概念化须符合逻辑推演，符合形式逻辑。

2.理论化。社会科学是对经验的抽象、概括和简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说，社会科学应当形成对经验更有概括力的认识，应当使人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机制，更加低成本地掌握和运用社会规律。

3.范式。一套具有共识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构成社会科学范式。社会科学范式提供一整套认识、解释经验现象和理论问题的框架和路径。

4.学科化。科学范式与教育体制、研究制度及其他科学制度结合形成学科。社会科学的学科化，可以使社会科学相对独立地发展演化，使理论具有相对自主演进的可能，使社会科学研究较低成本地组织起来。理论的重大突破往往是对新经验的回应，而不是理论自我演进的结果。

（二）经验与理论的关系

1.社会科学理论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提炼，经验构成理论的“本体”。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是对西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

2.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时，须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西方已有成熟的社会科学传统，应站在理解中国经验的立场上，对其理论和方法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洋为中用。

3.理论运用应提倡片面的深刻。理论可以是片面的，但必须是深刻的。不可用现成大词简单地概括表述中国经验，也不可以用没有具体语境也无具体所指的哲学思考来代替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4.扎根中国经验。长期田野调查形成厚重经验，形成经验质感，重视田野的灵感，经验的意外。理论思考要与经验互动，不断地从经验中吸取营养。理论要反映经验，回应经验，用经验进行检验。理论来自对经验内在逻辑的抽象，又不限于经验。

5.经验要与理论对话。经验是不分学科的，是有内在逻辑和有独特运转规律的。经验的逻辑要强大到可以与理论对话，与概念对话的地步，成功的概念化要能还原经验的逻辑。所谓经验的逻辑，核心是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社会内在的机制和逻辑。只有悖论的理论，没有悖论的经验。

（三）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

1.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具普世性，不可能真正做到“价值中立”，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民族性。

2.社会科学可以构成社会舆论政治正确的一部分，正是简洁深刻的社会科学，使社会意识形态可能与理论有较好的契合度。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尖锐斗争，我们正在输掉与西方进行的意识形态战争。其中核心是中国社会科学丧失了对中国社会的自主理解，无法为中国人民认识民族利益提供有效力的概念工具。中国社会科学应该构造一套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意识形态。

3.西方社会科学正在对中国进行学术殖民。中国社会科学不能只是回应西方问题，一定要在回应当前中国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产生。

4.中国社会科学远未确立主体性。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要么停留在解放思想的哲学层面，要么过早技术化，二者皆不能够形成对于中国历史经验的“确信”认识。不能过早进入枝节问题，不要过早技术化和精细化。没有对结构的认识也就不可能理解细节，细节往往是结构的投影。要倡导发展对具体问题认识的“中观理论”，积累产生出关于中国历史经验的“宏大理论”。

5.经验研究是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有效路径。既不要将社会科学神秘化，搞繁琐哲学，又不能将社会科学现象化，变成朴素经验主义。在中国经验基础上抽象概括，形成判断，建立推论，构建逻辑体系，在反复进行的学术研讨中深化、精确化。社会科学本土化不是口号，也不可能在方法论的瘟疫中完成，只能在一点一滴的经验研究中无限接近。

（四）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机制

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中国社会科学建设阶段，应该具有包容性，应该具有容纳不同取向、不同方法的学术空间。或偏向理论，或偏向经验，或指向历史，或聚焦当下。没有哪一个个体或团队能包揽所有业务，只有分工合作才是正途。分工不是封闭，应加强沟通交流，打破藩篱壁垒。

2.在术业有专攻的前提下，发展集体学术。中国社会科学一定要有众多可以面对面深入对话且密切接触经验的学术团队，公共学术需在集体学术的基础上发展繁荣。

3.学科发展要相对封闭并绝对开放，既可以从其他学科吸取营养，又形成相对封闭的话语体系。体系内部要有密集交流，要有对话、批评、发展、积累，要有共识，要逐步形成专门的概念和方法，同时具有广泛共识的学科范式。不是漫无边际的发展，不是到处发展，而是集中于一处，用力去发展，从而形成学科和方法上的突破。相对封闭的话语流的形成，正是为了与外界绝对开放的对话。

4.注重基础学术训练，倡导经典阅读与广泛接触经验。阅读经典著作而非专业研究文献，是做好中国研究的前提，经典训练是无用之大用。“无用”，即这些经典无法直接用到对中国的经验研究上，学习经典不是寻找真理更非寻求信仰；“大用”是指思维训练，逻辑训练，是知识准备和方法准备。唯有长期读经典才能形成理性的、逻辑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才会遵从形式逻辑。有科学方法，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把握经验，才能从经验中概括、抽象，才能形成社会科学的对话、积累和发展。经验训练也有一个无用之大用的过程，即基础的经验训练不是为了获取资料，也不是为了求解某个具体问题，而是要在与经验的互动中形成质感，在经验中发现问题和解释问题。有了基础性的经典与经验训练，才谈得上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

5.学术研究要言之有物，反对“洋八股”。要有野性的思维，要敢于提出问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要注重厚重经验中产生的灵感，提出问题不是终结问题，要不怕出错。鼓励创新，不拘一格。不要将社会科学神秘化和繁琐化。要有直白的文风，要有实质内容。在研究中应当做到逻辑严密、思维缜密，而非形式上、方案上、表述上的认真精细。不要拘泥，尤其是不要拘泥成说，拘泥文字，拘泥形式。先大刀阔斧，再精雕细刻。

6.大国学术。中国是一个大国，有13亿多人口，5000年文明史；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急剧变迁中，有独特的“中国问题”。因此，中国不可能依附于他国，中国社会科学也不可能是依附性的。社会科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它不是一项业余爱好，而是现代社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中国可以提供众多的研究岗位和经费，因此，中国完全有必要、也有能力建设有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经过30年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关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了。这个时候，不是继续依赖西方语境下的抽象大词，而是呼啸着走向田野，真正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经验，形成真正有中国主体性的本土化的社会科学，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最为紧要的使命。

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