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德国释放“革命外交”

在二十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57 者看来，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1914年8月3日的演讲体现了一种难以理解的认知框架。大英帝国已经占有了全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随时可以将自己的欲望变成法则，居然像乡村板球运动员一样天真迂腐，一本正经地为了所谓“体育精神”而参加比赛。傻瓜才把手续看得这么重要，“聪明人”都知道手续是为目标服务的。如果德国人就是要打比利时，办不办手续真有很大的关系么？格雷爵士是不是以为，如果德国人放过中立国，根据正常的程序，直接向英国宣战，即使英国牺牲更多的人，他都会认为很值，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对德国人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说英国人用虚伪掩饰利益，只是不愿放弃自己的霸权，为什么不向德国人索取高价，瓜分比利时呢？德国人得到通向巴黎的道路，英国人得到保护海峡的壁垒。俄国人多次通过瓜分波兰，加强了柏林和维也纳的实力，因此在以后的外交或战争当中，面临更难对付的敌人，然而很少有人论证，俄国人如果为了保卫波兰，立刻向德国人开战，付出的牺牲本来会更小。这样的战争胜利以后，必然会使整个波兰完全依附俄罗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讲，比分到半个波兰更强。

阿斯奎斯(H. H. Asquith)内阁无法接受这种有失体面的计算方式，在野的保守党比他们更加坚定。英国绅士阶级的精华身先士卒，葬身于罂粟花盛开的法兰德斯原野。 58 “昨日的世界”如此尊重形式主义，甘愿为此付出如此重大的实质牺牲，无论称为虚伪、迂腐还是高尚，都显得陌生、甚至怪异。二十世纪人习惯了超限战、不宣而战和人肉盾牌，觉得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的“条约即废纸” 59 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习惯了真理部、大清洗和种族灭绝，觉得侵犯个把中立小国实在是鸡毛蒜皮。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解放了思想，鄙视形式主义的虚伪。他们只会惊讶德国人为什么如此诚实或愚蠢，竟然会承认自己负有毁约责任，然后费力不讨好地论证种种事非得已的理由；为什么没有抢先论证一切责任都在受害者身上，或是通过斩草除根证明根本不存在受害者，或是至少深刻分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十九世纪形式主义的短暂高峰，实为基督教千年熏陶和封建自由数百年积累所致。底线一旦突破，礼崩乐坏的速度就要远远超出文明当初的蕴育。威廉皇帝的政府首先解构了“条约神圣”的思想枷锁，此后就不难进一步展开三方面的“革命外交”：通过社会主义极端派工作瓦解俄罗斯帝国 60 ，通过伊斯兰工作瓦解大英帝国 61 ，通过孙文工作瓦解北洋政府及其参战努力 62 。德国自己垮台，释放出颠覆团体仍然继续工作。种子在母体毁灭以前落地，完成了母体的遗愿。

摩洛哥苏丹在阿加迪尔危机 63 中，曾经指望德国支持他反对法国。张之洞责备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软弱，幻想普鲁士会支持他反对法兰西 6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希望开始成为现实。政治德性不足的欧洲内部无产者和殖民地外部无产者咬断了给自己喂食的手，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文明秩序解构者的人肉盾牌角色。他们像歌德诗中的魔法师学徒

65 一样，嫉妒作威作福的师傅，拒绝承认缀学和毕业的区别，以沐猴而冠的方式模仿师傅运水的法术，结果为自己召来了大洪水。“短暂的二十世纪”释放了基督教欧洲文明存在以来闻所未闻的大屠杀，在隐秘的世界法庭上恢复了德性收支表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