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胡志明的崛起

耶稣会士罗历山在越南传教（1620-1649）期间，为土著创立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越南国语”。他撰写了《拉丁-国语天主教教义问答》和《拉丁语-葡萄牙语-越南国语辞典》，奠定了现代越南文化和认同的基础。1923年，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废除汉字。国语普及教育展开后，殖民地居民的识字率高达98%，在远东名列前茅，为越南共和国（南越）日后的经济起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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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为远东的革命培训了年轻学员里诺夫·胡（后来改名胡志明）。1924年，季诺维也夫统治的共产国际派他到广州实习国民革命。他获得革命组织经验以后，又奉命去暹罗建立当地的国际支部，结果恰好错过了蒋介石和李济深的“清党分共”。1929年，他奉命在香港建立越南支部。共产国际每月发给越共五千法郎，将寮国和高棉的民族支部建设工作委托给他们。国际对里诺夫同志的工作很满意，接下来派他去马来联合邦和海峡殖民地播种，最后任命他为远东局主管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地区的代理人。1930年，他组织的革命遭到法国外籍军团的毁灭性打击。1933年，里诺夫同志逃回苏联。此后五年，他在列宁学院研究伟大导师的殖民地革命策略。国民党联苏抗日的策略打开了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北方门户，给他提供了新的机会。1938年，里诺夫同志来到滇桂边界。桂军和粤军（尤其是胡志明和叶挺的老朋友张发奎）长期通过汪兆铭系统和克格勃法国支部联络苏联，又对华人团体密集的东南亚各邦怀有大中华主义的暧昧感情，将里诺夫同志视为国民党北越支部建设的好帮手。

越南独立同盟会的成立既是国民党和越南国民党的胜利，又是苏联和越南共产党的胜利。法国在欧洲战败后，无力抵抗日军的进驻，也暗中纵容越盟建立武装，以免让日本人占尽便宜。日本完全占领印度支那以后，盟军开始全方位地支持敌占区的抵抗组织。美国战略情报局送往越南的大部分军事物资，都落入独立同盟会之手。里诺夫同志依靠这些资源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抓住日本突然投降造成的短暂窗口，率领少数人马和几位战略情报局特工闯入河内，宣读了一份酷似《美国独立宣言》的文字，希望给群龙无首的观众造成错觉，以为他是盟军派来接收的大员。甚至保大皇帝都一度相信他的宣传，愿意将政权交给冒名顶替的盟军代表。其实盟军已经颁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和英国军队分别负责越南北部和南部的接收工作。

事实证明蒋介石军队在北越的活动对越南独立同盟会非常有利，不亚于他们在卫立煌战区的活动非常有利于晋察冀边区。国民党急欲支持他们在印度支那的小兄弟，尤其急欲打击殖民主义的余威，大肆抢劫和清洗法语教育和天主教会培养的的越南上流社会，把主要城市的管理职位交给越南国民党人和独立同盟会员。两者都由少数开明绅士和大量共产党员组成，跟国民党在中华民国和马来华社的组织非常相似，发挥的过渡作用尤为神似。国民党后来抱怨说：苏军把满洲的资源留给了共产党人，将他们晚来一步的接收部队置于绝地。其实，他们自己在越南就是这样对待法国印度支那政府的。

蒋介石的军队刚刚撤出越南，里诺夫同志就对过期统战对象大开杀戒。越南国民党领袖阮世业(Nguyen The Nghiep)、阮玉山(Nguyen Ngoc Son)首先遇害，整个国家像熟透的桃子一样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其他“民主党派”几乎与此同时落到相似的下场，革命在其新阶段镇压的对象包括：越南宪法党领袖裴光昭(Bui Quang Chieu)，越南南方保守派领袖胡文玡(Ho Van Nga)，大越南党领袖张秀英(Truong Tu Anh)，越南托洛茨基派共产党领袖谢秋收(Ta Thu Thau)，越南民族联合阵线领袖阮文声，和好教领袖黄富楚，广南省省长吴廷魁，保大皇帝驻东京（北越）地区代表张霆知(Truong Dinh Tri)和元老名士范琼。越共安全部队和锄奸团在血腥的1945年和1946年，几乎将越南解放区的异己势力、天主教徒和富裕阶级斩草除根，甚至嫁给法国人的越南妇女都没有放过。后来建立越南共和国的天主教徒，大多数来自这次屠杀造成的难民。越南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在武鸿卿、阮祥三相继败亡以后，一蹶不振。法国接收部队登陆后，将越共从主要城市驱逐出去，迎接流亡香港的保大皇帝返回西贡。皇帝根据1949年《法越协定》，宣布越南独立。于是，越南有了两个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