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上公使书函附属日俄非正式预备交涉议事要录
一、俄国代表约夫寄往帝国代表川上公使的书函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约夫
俄日非正式交涉日本方面代表
川上俊彦 阁下
以书函向您问候
双方提议的审议点，按照交涉的提议者所设想的那样，也即是凭着各自的名义，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了各自政府的预期的那样，全部审议完毕了。我根据约定，在此将俄日正式代表之间进行的俄日非正式交涉的结果的概况告知给您。
关于这件事，俄国代表将完全按照前述情况进行执行，对日本代表方面没有什么要问的预备问题了，另外日本代表也已经在日俄交涉的非正式时期没有对俄国代表提出什么额外的问题。因此，远东各国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联”共和国特命全权代表今后将会继续认定前述的非正式交涉已经不再可能；并且将把六月二十八日乃至于七月二十四日间举行的非正式交涉中由正式代表所作出的决定作为基础；同时，作为两国关系的裂痕，位于长春的俄国领地“樺太”之处，除非日本方面主动做出有着立刻撤军的用意的声明，否则俄国不认为两国间将开始正式交涉。“樺太”至今依然被日本方面以不法手段进行控制（更何况，在非正式交涉中也已经能够弄明白的是，日本方面结束占领“樺太”——这一阻碍两大国之间建立真正的善邻友好关系的行为，解决“樺太”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另外，未解决的问题应当在下次会议的时候解决掉。如今，日本方面应当表现出相较于“在即将结束的非正式交涉中显示出的诚意”更大的诚意。双方已经将要开展四次有关善邻友好关系的正式条约的签订事宜，希望日方应以此“更大的诚意”来促使双方最终达成相互之间的约定。
恐怕阁下没能记得特别清楚。为了方便，我保证会把本书函中屡屡提到的非正式交涉中决定了的或是没能决定的决议全部总结起来。
现在，我向您保证，我对阁下致以完全的敬意，同时为了避免这一次俄日两国间的决裂而有着全力以赴的决心。 敬上
二、约夫来函附属日俄非正式预备交涉议事要录
由俄日正式代表举行的俄日非正式交涉的结果总结：
正式代表：
俄罗斯方面 远东各国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联共和国特命全权代表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约夫
日本方面 日本国皇帝陛下特命全权公使 川上俊彦
日本方面提议：
一、关于「樺太」问题
（1）俄罗斯同意以相当的价格把俄国领地“樺太”卖给日本，日本认可一亿五千万元的对价。
＊１＊
（2）或是俄国同意将北樺太的石油、石炭以及森林的长期资源开发权利提供给日本政府或日本公司
（2’）关于权利的本质和形式，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日本代表声明，对日本而言最佳选项是五十五年乃至九十九年的石油、石炭以及森林资源的开发权利；应该首先把权利交付给日本政府，之后交付给相关日本公司。
并且，日本代表多次主张俄国代表应当立刻和本国政府进行商谈。
二、关于尼港问题
（1）俄罗斯对尼港的日本领事、领事馆成员以及居民的杀害表达遗憾。
（2）俄罗斯承认负有对尼港事件中日本人所受到的损害进行赔偿的义务
＊２＊ 日本方面把第二项开始的有关损害赔偿的第（2）项全部删除，只把第（1）项作为唯一的审议事宜，以此作为新的提议。（指向＊3＊的箭头）
＊４＊ 本提案被日本代表拒绝｛指向＊５＊的箭头｝
＊６＊ 日本代表对此表示同意
三、俄国同意将远东领土内的森林以及矿产开发的权利提供给日本人。
四、关于国际义务问题
（1）俄国承认旧条约
（2）俄国承认对日本的债务
（3）俄国同意将没收的私有财产返还给原所有者或是赔偿其损失
五、除了以上各条，双方在通商条约签订之时互相约定，保护对方人民的生命安全，尊重对方的私有财产权，在十分广泛的的范围内保障工商业的自由。
六、禁止对一方当事国的安宁秩序造成威胁的有害宣传和侵略行为
关于一的第（2’）项的附录（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日本方面提议
关于一的第（2’）项产生了一些误解。日本代表发现，俄国代表不认为“石油、石炭和森林资源开发的五十五年乃至九十九年的长期权利首先应当提供给日本政府，其次才开始提供给日本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可能的。
俄罗斯方面的回复
一、关于「樺太」问题
（1）俄罗斯代表认为，将俄国领地“樺太”卖给日本是可以答应的，但是日本方面给出的方案的内容是应该修改的。
俄罗斯代表认为，考虑到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战略方面，不能接受15亿金卢布以下的卖价。
＊１＊
（2）俄国代表声明，在本提议中，从根本上来讲，应该承诺的东西不应以赔偿作为形式。
（2’）俄国代表对此给出的回答是：本来就已经指出过，前述权利的形式是最不符合俄罗斯的期望，而且是最不可能答应的，然而俄国代表依然承诺会去咨询这个问题；并且履行了这个承诺。答复至今还未到。
二、关于尼港问题
（1）关于本问题的讨论很多，所以最初对各项分别进行审议，之后再总括地进行审议
俄罗斯方面指出了所有其观点不同于日本方面的见解的证据文件，其结果（指向＊２＊的箭头）
＊３＊ 对此俄国代表表示同意；同时认为，俄国早就理解了关于本问题的煽动性意义。俄国政府指出，为了和日本之间尽快达成和平的关系，很愿意背负别人犯下的罪过。俄国方面同时补充说明道，本问题变成“威信”的问题，所以和第一项问题有关，在草案中有表述。
俄罗斯方面提出了许多方案，但都被日本方面拒绝了。俄国方面做出了许多的让步。俄罗斯方面给出了这样一个方案，应该能使日本方面给出答复。
（注意｛前两字有着“○○”的强调标记｝ 俄罗斯以及日本方面应该答应的让步内容旁标有红线）
第X条
俄罗斯对于1920年3月12日至同年5月27日之间在阿穆尔河畔的尼港市发生的残忍而罪恶的事件，“向日本国”表达最深沉的遗憾。
当时不止是351名日本军人，包括领事在内的和平的日本居民384名男女老少被凶手“特里雅皮钦率领的部队”无差别地杀害。之后，除了大约八千俄国居民的受害，尼港全市也因特里雅皮钦而变成了一片焦土。特里雅皮钦及其部下被俄国正当的法院宣告了最高刑，也即是死刑。前述（1920年7月9日的）判决是立刻执行了的。
犯下了前述罪行之后，特里雅皮钦及其部队逃亡了日本军队没有驻军的地方。然而俄国正当的法院并不对此表示任何容忍。他们被宣判了最高刑也即死刑，前述（1920年7月9日的）判决被立刻执行了（前面的102个字划有横线）。
历史上，俄罗斯对前述该国进行的敌对性的封锁和干涉屡屡发生（前述20字原文划有横线）。前述事实表明，俄罗斯对本国的犯罪者（“犯罪者”旁划有横线）进行了充分而严格的处罚。然而，与此同时，俄罗斯想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深切渴望真正的和平的同时，不管因何种厄运的处境，俄罗斯都不得不以武力（“以武力”旁划有横线）保卫本国以及革命的成果。
俄罗斯相信并且所渴望的，不光是为了依据本条（尼港事件相关的）条约来完全解决日俄关系中最重大最困难的这一问题，而且是为了弥补本事件已经造成的对两大国之间自然而然的亲近关系的损害，同时，前述的“亲近”化早晚会给两国带来友好善邻关系并且给两国国民中的数千余人带来渴望已久的亲善关系。（指向＊４＊的箭头）
＊５＊ 俄国代表在此提议，本项问题应与第一（1）项作同样处理，也即把本问题以“未决”的方式进行保留，开始进行下一个问题的审议。（指向＊６＊的箭头）
三、俄国代表对此表示，俄国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都不会对日本给予（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的）差别待遇。所以这种“日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四、关于国际义务的问题
（1）根据俄国代表的申辩，旧条约不能作为国际信义的表现或是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
究其原因，旧条约不符合不断发展的局势，所以双方为了利益而作出改变的时代总是会到来的。所有的战争都会改变旧条约——单单是由这一点出发，也可以说这些旧条约已经不再能表现国际信义了。根据这些理由（俄国代表当然对这一点给出了更详尽的论述），俄国拒绝同意这一项。
（2）劳农政府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承认过去的政府缔结的任何债务条约。究其原因，俄国的各民族在这大约十年之间一直反对这样一个缔结债务条约并对俄国国民抱有敌意的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特别是在道德上而言，俄国认为自己有充分的权利拒绝支付任何战时债务。究其原因，这些债务对俄国国民而言不能带来任何利益，而且完全是为了战争的供给，那么由于这场战争而立刻归于消灭，所以，可以说这是为了俄国及同盟诸国的合营企业——战争——而使用的东西。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一家合营企业，显然，正如一般而言的优秀的企业中的那样，为了各合伙人的利益而事先计算好分配的比例。然而，同盟国以及联合国中，只有俄国什么都没得到。企业最主要的合约人对其共同经营者不支付一定比例的收益的时候，自然不能对前述共同经营者要求支付一定比例的损失——这点道理是谁都知道的。更进一步地说，俄国在前述时期之前忠实地支付了债务。究其原因，俄国在战争的最初四年间，为了进行战争而付出了比同盟诸国多得多的费用。前面这一点，可以从战前俄国的本位货币储备和现在日本的本位货币储备相等这一点来进行论证，十分明了。（1914年俄国的本位货币储备在20亿以上，日本为大约10亿，）现在日本的本位货币储备在20亿以上，而俄国的本位货币储备几乎为零。最后，在俄国广为人知的一点是，俄国因已经无法持续进行战争而脱离战争。这种不可抗力是任何国际法都认可的原则。综上所述，俄国没有任何理由去承担旧债务；更何况对日本所负的债务是克伦斯基时代的产物。此人利用这笔借款的时间，是此人得到了联合国方面所有的支持并掌权之后的八个月。他到底给劳农政府留下了多少——这是十分明了的。
（3）本项对日本而言不成任何问题。究其原因，在远东的主要部分中，没有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所以，在个别场合才会有这样的革命措施。然而，本项对俄国而言有着重要的“主义”上的意义。俄国不管在怎样的场合在怎样的时候都不会对本项作出让步。究其原因，这是苏维埃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在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的国民们是绝不会赞同“复归”的。究其原因，“复归”总是复古的开始。在“热那亚”上找不出妥协的方案。唯一的妥协方案也就是这一点了。日本单单是根据“主义”上的看法，对俄国而言一直以来不光是“主义”上也是实际层面上有重大意义的本项问题作出要求，这真的是有利于日本的明智之举吗？俄国代表毫不怀疑地认为，原本本项问题就比其他任何问题更加危险，更加可能引起两国间的决裂。不管怎么说，俄国代表认为自己有义务对日本代表预先说明：本项对革命的俄罗斯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五、当然，多多少少修订一下草案，并且大致不违背俄国的国内法的话，以此为条件俄国代表大体上对本项不表示什么反对。
六、俄国代表认为，本项应被详细解释，并且附上说明——在此情况下可以接受。
俄国方面回答
＊７＊ 俄国代表认为，并且再次声明自己的这样一个想法：在本交涉中，这些条件就算因权利的情况而出现程度上差异，这些权利也都是可以交付给日本的。
三、帝国代表川上公使致俄国代表约夫的书函
以书函表达问候
上月二十六日您的来函以及根据今年六月二十八日以后和您之间进行的会谈的结果由您制作出的议事要录被寄给了我，我在上月二十七日收到了。
在前述非正式预备交涉中，两国代表在前后十二回的会议中，毫无隔阂地交换了意见，审查讨论了各个问题，结果，双方的的主张和希望大体上是很明了的了。然而，有不少地方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尼港问题和与之相关联的各个案件的具体的解决办法以及国际义务问题的解决办法，虽然预料到了没法继续进行充分的意见的交换，但由于您的情况导致会谈不得不中止，这令我十分遗憾。
您信中所记载的关于北樺太撤兵的问题，日本政府在尼港问题和与之相关联的问题解决时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关于前面这一点的声明；然而，我军在被樺太的驻扎只是针对尼港事件的保护占领。正如至今为止日本屡次表明的那样，在关于前述各项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了解之前，这（译注：撤军）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做的。况且，占领北樺太的行为除了前述目的之外不曾有任何其他意思，所以日本并不是不法且不正当地侵犯他国的领土权，这一点是日本预先就屡次声明的，我相信您也应该记忆犹新。
在您制作的议事要录中，有些和我预先了解的不同的地方，这也可以说是表明了您的立场。对于我方的主张的记载是不充分的，为了在这些问题中确保精确性，我把我这边制作的议事要录附送给您。
在此结束和您在非正式预备交涉中的会谈，我期盼着和您之间推心置腹的会谈会对将来日俄两国间的更加良好的关系作出贡献。同时，衷心希望日俄两国间能十分迅速地树立善邻友好关系。
最后对您表达完全的敬意 敬复
大正十二年八月三日
川上俊彦
关于日俄会议的非正式预备交涉
俄国代表
约夫
四、川上公使书函附属日俄非正式预备交涉议事要录
关于日俄会议召开的非正式预备交涉
1923年6月28日至7月31日议事要领
代表
日本方 特命全权公使 川上俊彦
俄国方 远东各邦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尔共和国特命全权代表 约夫
日本方提议
一、关于「樺太」问题
（1）俄罗斯同意以相当的价格把俄国领地“樺太”卖给日本。日本认为对价应在一亿五千万元左右。
日本代表认为像樺太这样的一座岛屿被两国同时领有的话，可能会在将来造成许多纠纷，所以希望现在俄罗斯将其领土北樺太以相当的价格卖给日本。并且，根据日本学者专业人士的调查，这座岛的经济价值并没有这么大，而且想要开发这座岛的资源的话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日本方面做出声明，认为一亿五千万元左右是正当的价格。
日本代表认为，在日本从俄国手中买下北樺太的情况下，关于樺太岛屿的非武装化，以及鞑靼海峡和宗谷海峡的自由航行问题，根据“朴次茅斯”和约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双方不应有异议；同时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俄国有必要作出承诺，不再樺太对岸的本国领土上修建堡垒。＊８＊
（2）关于北樺太的交易不成立的情况下，俄国同意将北樺太的石油、石炭以及森林的长期资源开发权利提供给日本政府或日本公司。
日本代表指出，关于北樺太的权利只是在该岛的一定区域进行一定的资源开发的经济型权利，并不是俄国曾经租借旅顺大连时所获得的租借全岛的政治性权利。日本代表表达了关于建造港口已经铺设铁道等等权利的施设权的必要性，俄国方面提议俄国政府也加入到这项权利中，日本向俄国政府支付一定比例的权利收益（比如纯利益的5%乃至6%），那么这样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了。同时日本代表希望权利的期限为九十九年，最少也要五十五年。
二、关于尼港问题
(1)俄国对驻尼港日本领事、领事馆成员以及居民的杀害行为表达遗憾。
(2)俄国承认对尼港事件中日本人所受到的损害进行赔偿的义务
日本代表对尼港问题大致作出下述声明
「日本之所以和联盟各国一起出兵西伯利亚，是因为这是根据联合国共同的决议——当时俄国的政治局势混乱——为了救援陷入窘境的友军捷克斯洛伐克军。同时，又要确保安全的运输问题，所以驻守了西伯利亚铁道。
捷克斯洛伐克军曾被俄国政府认定为友军，和俄国军队一起奋战在对奥战线上。
日本军担负了防守黑龙铁道全线以及乌苏里铁道的一部分的责任，然而最忠实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不曾干涉俄国地方居民的内政，同时也没有占领西伯利亚。之后随着西伯利亚政治局势的恶化，日本军不得不去保卫居留的人民。
因日本军防守的乌苏里铁道有着交通断绝的危险，所以要保障与水路黑龙铁道之间的交通，并且加上要保护尼港的居留民，因而日本认为其有必要向该地派遣一支部队。前述部队之后减少到了三百五十一人。然而，因俄国方面的“挑衅”，导致该部队与特里雅皮钦率领的俄国军队进行了战斗。在1920年3月12日至5月27日之间，特里雅皮钦的军队用最残忍的方法杀害了日本军人三百五十一人，同时无差别地杀害了领事、领事馆成员以及妇女儿童，共计三百八十四名居民。这样的残忍的行为在历史上都没有类似的，因而才使得全日本国民不得不愤慨激昂。杀死和平的日本居民的行为和日本军队没有任何关系，就和杀死数千俄国人一样，完全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说这种行为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
根据俄国方面给出的各种证据（比如说1920年3月23日给内田外务大臣发的“齐采林”电报、1920年7月9日kerubi村（译注：难以找到俄文原文，该地位于阿姆貢河上游）的国民裁判所判决书等等），特里雅皮钦的军队不单单和“莫斯科”有联系，而且和“伯力”以及浦潮的赤军司令部有联系。特里雅皮钦的被赤军司令官公然认可，其军队也被承认为赤军，所以，俄国政府单单以前述虐杀是由匪徒或是游击队所为，同时特里雅皮钦已经被俄国法院判决并处刑的理由，来摆脱对尼港事件的责任是不行的。
日本代表说明道，尼港事件是日俄亲善道路上最大的难关，希望能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指向＊９＊的箭头｝
＊１０＊ 针对俄国的第一案，日本代表给出了自己另一方案（第一版）。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1920年3月12日至同年5月27日之间在阿穆尔河畔的尼港市发生的残忍而罪恶的事件，也即351名日本军人，以及包括领事在内的和平的日本居民384名男女老少被凶手特里雅皮钦率领的部队无差别地杀害的事件，向日本政府表达最深沉的遗憾。
另外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声明，前述特里雅皮钦等成员于1920年7月9日在俄罗斯法院被判决死刑立刻执行。（指向＊１１＊的箭头）
＊１２＊ 日本方面考虑到了俄罗斯方面的期望并怀着妥协的精神给出了如下的第二版方案
俄国对1920年3月12日至同年5月27日之间在阿穆尔河畔的尼港市发生的残忍而罪恶的事件，向日本国表达最深沉的遗憾。当时不止是351名日本军人，包括领事在内的和平的日本居民384名男女老少被凶手“特里雅皮钦率领的部队”无差别地杀害。之后，除了大约八千名俄罗斯居民的受害，尼港全市也因特里雅皮钦而变成了一片焦土。特里雅皮钦及其部下被俄国正当的法院宣告了最高刑，也即是死刑。前述（1920年7月9日的）判决是立刻执行了的。
上述事实无一不令人痛心。不过，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可以骄傲地宣布，其有权利诚心诚意地确信守规矩的赤军部队中没有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会发生。｛指向＊１３＊的箭头｝
＊１４＊ 关于俄国第三版方案第一、第二节，双方的意见一致。然而，关于俄国第三版方案第三、第四节，日本方面没能表达同意。（指向＊１５＊的箭头）
＊１６＊ 日本方面对此表示同意。
日本代表表示，考虑到俄国现在困难的财政状况，俄国对于北樺太问题作出有利于日本的解决方法的话，那么关于尼港事件的物质性赔偿可以努力不去要求。
三、俄国同意向日本人提供贝加尔以东的俄国领土上的森林矿山的开发权利。
＊１７＊ 日本代表对此表示同意，对本件提议作出如下的修正
「俄国代表同意向日本人提供其远东领土上森林矿山开发的权利」｛指向＊１８＊的箭头｝
四、关于国际义务问题
(1)俄国承认旧条约
关于本问题日本方面的论据如下所述
「按照国际法的根本原则，以一国故有的领土和居民为基础，在这一基础存在的情况下，不管国内有怎样的政变，其国际地位不变。所以由革命而成立的新政府将完全继承从前的政府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否定从前的政府与外国缔结的国际条约的效力而单方面地废除掉。所以劳农政府必须承认至今为止日俄之间缔结的所有条约。
考虑到一个很简单明了理由：两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所以，日俄之间的条约因战争而失去了效力，这样的论据是不能成立的。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是为了救援友军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防守救援所必要的铁道。之后继续驻军是出于保护日本居民的必要。日本军诚实地履行了上述任务，不曾干涉俄国地方民众的内政，同时没有行使战争作为当事国的权利，也即没有进行军事占领或是其他可以被称为“战争”的行为。
然而，我辈并不否认在日俄两国间的国际条约中有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存在需要改订的地方。我辈在之后的正式交涉中，认为应当这样：根据过去的条约或协定，我方获得的权利或利益，俄国方面对此表示尊重，对既成事实不做变更。新条约中，俄国的地位不劣于由从前的条约或协约规定的我方的地位——在这样的新条约缔结之后，废除旧条约。不过，涉及到包括日俄两国在内的多数当事国之间的条约的废弃或是改订的话，应当留待日后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决定。
日本代表很想知道，俄国究竟是根据怎样的法律才宣布国际条约的无效化的。
(2)俄国承认其对日本的债务。关于本问题日本方面的论据如下所述
。
「根据国际法，不管哪个国家都不能以革命为理由废除其对外国所负的债务。不管债务的原因及其用途。所以，俄国必须承认日俄之间现存的国际债务。
俄国提出，其没能参与到战争的“分配”中，所以没有理由承认在战争中被用到的债务。这是因为俄国出卖了同盟国，而且违背了不单独议和的约定。俄国缔结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所以自己把自己从战胜国的“分配”中去除掉了，这是俄国自己犯的罪。
如果说俄国目前因财政状况困难而无法支付前述债务，于是想要延期支付或是免除一部分的话，日本政府不会拒绝就这一问题的解决与俄国进行交涉。然而，想要废除债务的行为，就算前述债务是战时债务也是说不通的。
(3)俄国同意将没收的私有财产返还给旧所有人或是对其损害进行赔偿。
关于本问题日本方面的论述如下所述。
「不管是怎样的国家，因其制度或是国内法的变化而对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进行不当的侵害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这是国际法所确立的一点。
所以，俄国应对日本人的权利和财产所遭受的侵害负起责任，对于已经没收的权利或财产进行返还或是赔偿。关于俄国对日本臣民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行的侵害，若日本免除了俄国的责任，那么日本政府就必须自己来负担起因免除俄国责任而必要的对这些国民的损害赔偿责任。
五、除了上述问题之外，在通商条约签订之时，俄国应约定，保护日本臣民的生命安全，尊重其私有财产权，在十分广泛的的范围内保障工商业的自由。
六、双方当事国互相约定，不得进行对一方当事国的安宁秩序造成威胁的有害宣传和侵略行为。
俄罗斯方面的回答
一、关于樺太问题
（1）俄国代表认为，把俄国领地樺太卖给日本这件事本身是可以答应的。不过要想让国民同意，那么其价格需要很高。最初基于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战略上的考量而作出声明，不接受低于十亿金卢布的价格；不过后来表示不应低于十五亿金卢布。
＊８＊
（2）俄国代表认为本提议在根本上来说是可以答应的。不过关于权利的问题知道的很少，所以以日本代表的陈述作为基础
俄国代表约定，关于如下问题，向本国政府发电报确认意向：「日本希望得到北樺太的石油、石炭以及森林资源的长期（五十五年乃至九十九年）开发权利。前述权利应该首先交付给日本政府，之后交付给相关日本公司。关于遵守俄国劳动法以及其他法律的问题，日本方面因不了解这些法令，所以该问题暂且保留。」
根据该代表的话，前述电报被立刻发往莫斯科。过了一周应该会有回复。然而，到最近的会议为止，该代表都没有给出与这件事相关的信息。俄国代表在7月31日的会议上面对日本代表的询问，表示前述各条件会考虑到权利的情况而有些程度上的变化，不过都是可以承诺交付给日本的权利。
关于北樺太的权利问题，在交换意见的时候时候，谈到了该岛的“辛克莱契约”。俄国代表最开始表示，想要在今后若干年内废除这一契约，不过必须得要支付毁约金。之后俄国代表补充声明，根据本国政府的报道，没有关于毁约金的规定。虽说需要支付一些活动经费以及弥补其他经费的使用上的损害，不过其数额都是极其微小的。
二、关于尼港问题
＊９＊
（1）俄国代表迫切希望和日本尽快达成和平，同意就尼港事件对日本表达遗憾之情。俄国方面在表达遗憾之外，给出了如下三个方案。
俄国方面的第一版方案
俄罗斯对1920年3月12日至同年5月27日之间在阿穆尔河畔的尼港市发生的残忍而罪恶的事件表达最深沉的遗憾。
当时，不单单是351名日本军人，也包括和平的日本居民384名男女老少被游击队无差别地杀害。之后，除了大约八千名俄罗斯居民的受害，尼港全市也因该伙匪徒而变成了一片焦土。
该地当时是日本的军事占领地带。然而，俄罗斯法官对逃亡俄罗斯领土内的匪徒没有任何容忍。该伙匪徒的首领特里雅皮钦以及多数党羽都被判处了最高刑也即死刑，这一判决被立刻执行了。
事情经过如前所述。俄罗斯赤军当时同样在和占领军进行战争，因而位于南方。然而，劳农政府依然对于非战斗人员的妇女儿童都被卷如战争之中的这一事实表达了遗憾，并且难以抑制住更深沉的愤慨与痛心之情。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每当想起尼港事件，就想要表达这份令全俄罗斯震惊的心情。同时，在赤军的守规矩的部队里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令人感到骄傲的是，这一点能够得到了所有人的了解。同时，不禁令人期待：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样的事情都不再会发生——这样的一天的到来不再遥远｛指向＊１０＊的箭头｝
＊１１＊ 俄国方面对此不同意，给出了如下的第二版方案
俄国对1920年3月12日至同年5月27日之间在阿穆尔河畔的尼港市发生的残忍而罪恶的事件，对日本国表达最深沉的遗憾。
当时不止是351名日本军人，包括领事在内的和平的日本居民384名男女老少被凶手“特里雅皮钦率领的部队”无差别地杀害。之后，除了大约八千名俄罗斯居民的受害，尼港全市也因特里雅皮钦而变成了一片焦土。
犯下了前述罪行之后，特里雅皮钦及其部队逃亡了日本军队没有驻军的地方。然而俄国正当的法院并不对此表示任何容忍。他们被宣判了最高刑也即死刑，前述（1920年7月9日的）判决被立刻执行了。
事实经过如前所述。俄罗斯在任何场合都渴望和平，然而在各种地方都需要保卫自己以及革命的成果。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妇女儿童都被卷入了这样悲惨的事件之中。对此，不光是再三表达的遗憾之情，俄国更是怀有难以忍耐深沉的愤怒之情。按照一切人类文明社会的观念，妇女儿童应被保护，应该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事件才对。
上述事实无一不令人痛心。不过，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可以骄傲地宣布，自己有绝对的权利来怀着毫无疑问的诚意去保证，守规矩的赤军部队中没有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会发生。同时乐于期待：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样的事情都不再会发生——这样的一天的到来不再遥远。（指向＊１２＊的箭头）
＊１３＊ 日本方面给出的第二版自己的方案没能得到俄国方面的同意，于是俄国代表给出了第三版方案。
第X条(注意，俄罗斯方面以及日本方面应该答应的让步内容旁标有横线)
俄国对1920年3月12日至同年5月27日之间在阿穆尔河畔的尼港市发生的残忍而罪恶的事件，对日本国表达最深沉的遗憾。
当时不止是351名日本军人，包括领事在内的和平的日本居民384名男女老少被凶手“特里雅皮钦率领的部队”无差别地杀害。之后，除了大约八千名俄罗斯居民的受害，尼港全市也因特里雅皮钦而变成了一片焦土。
特里雅皮钦及其部下被俄国正当的法院宣告了最高刑，也即是死刑。前述（1920年7月9日的）判决是立刻执行了的。
犯下了前述罪行之后，特里雅皮钦及其部队逃亡了日本军队没有驻军的地方。然而俄国正当的法院并不对此表示任何容忍。他们被宣判了最高刑也即死刑，前述（1920年7月9日的）判决被立刻执行了。
历史上，俄罗斯对前述该国进行的敌对性的封锁和干涉屡屡发生（前述102字原文划有横线）。前述事实表明，俄罗斯对本国的犯罪者（“犯罪者”旁划有横线）进行了充分而严格的处罚。然而，与此同时，俄罗斯想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深切渴望真正的和平的同时，不管因何种厄运的处境，都不得不以武力（“以武力”旁划有横线）保卫本国以及革命的成果。
俄罗斯相信并且所渴望的，不光是为了依据本条（尼港事件相关的）条约来完全解决日俄关系中最重大最困难的这一问题，而且是为了弥补本事件已经造成的对两大国之间自然而然的亲近关系的损害，同时，前述的“亲近”化早晚会给两国带来友好善邻关系并且给两国国民中的数千余人带来渴望已久的亲善关系。（指向＊１４＊的箭头）（译注：原文开头部分为“露西亞ハ尼港事件ニニ｛前２文字ママ｝”，也即俄方方案中出现了语法错误，引用时日方附上了“原文如此”的说明）
＊１５＊ 关于俄国代表给出的表达遗憾之情的文案，日本方面的第二版方案第一节和第二节，也即俄国方面的第三版方案第一届第二节，双方意见一致，不过关于第三节第四节双方意见没能一致。提议将该问题保持“未决”的状态，开始审议其他问题。｛指向＊１６＊的箭头｝
三、俄国代表对此表示，俄国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都不会对日本给予（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的）差别待遇。所以这种“日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日本方面的提案中，希望把“‘贝加尔’以东的俄国领土”改为“其远东领土”｛指向＊１７＊的箭头｝
＊１８＊ 俄国方面同意日本方面的提案
四、关于国际义务问题
(1)俄国拒绝同意本项
＊１９＊ 俄国代表回答道，虽然有宣布要公布秘密条约并废除掉，不过并没有宣布要废除一般的国际条约。
(2)俄国代表表示
劳农政府认为其不负有承认从前的政府缔结的任何债务的义务。特别是关于战时债务，其有着完全的权利不去支付债务。俄国从战争出退出是因为不可抗力。
(3)俄国代表表示
「俄国代表拒绝承认本项。特别是日本人的财产和权利主要是位于远东。该地区实施了国有制，所以说关于本项问题和日本人没有什么利害关系」
五、对此俄国代表表示，大致不违背俄国的国内法的话，以此为条件大体上本项不会引起什么大的反对。
六、俄国代表认为本项问题在经过广泛详细地完善并且附上说明之后可以接受
｛＊１＊ 本问题以“未决”形式被保留｝
｛＊８＊ 本问题以“未决”形式被保留｝
1 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英国驻华公使，与袁世凯是多年故交。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英使朱尔典探知德国赞成作帝，亟与袁老友莫理逊说袁，英亦极赞成帝制，不必舍近图远，袁乃转与英谋。……又以收复青岛为辞，告梁燕孙（梁士诒）转呈世凯曰：‘英日联盟，日必助英，德国所属之青岛，中国不自取，必有人起而代取之者，即日本是也。不如趁日本未动兵之前，与英立密约，英居其名，中国居其实，即日与德使商谈。一面派兵团守青岛，使日本不能藉辞联盟出兵，无所措手，此上策也。’”
2 恩维尔（Enver Passha，1881-1922），青年土耳其党领袖，奥斯曼帝国末期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握者。一战初期，恩维尔观望形势，但随后得知英国和土耳其宿敌俄国签订密约，同意俄国战后占领伊斯坦布尔，而土耳其购买的两艘军舰也被英国扣下。于是他接收了逃到君士坦丁堡的“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并默许二舰袭击俄国舰队、炮击敖得萨等港口，造成既成事实，把土耳其拖进一战。
3 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于1941年12月10日被日军击沉。
4 德国“戈本”号战列巡洋舰与“布雷斯劳”号巡洋舰从协约国海军的围追中逃脱，抵达君士坦丁堡港口，是促使原本保持中立但其实偏向德国的土耳其参加同盟国的关键事件。土耳其参加同盟国，封锁了俄国和协约国之间的主要运输线——达达尼尔海峡。
5 慈禧太后的秘传心法就是：吃不起亏的人肯定玩不起政治，但权术的高手要懂得吃明亏不吃暗亏。民国外交的秘传心法就是将暗亏转化为明亏，开发利用“弱者有权不守规则”的无赖文化，指望低成本剥削守序者高成本获得的胜利果实，忘记了重新落回丛林世界的真正危险。利令智昏和利令智锐是同一现象的两面。只有利益和欲望才能造就当事人的达尔文式现场感觉，旁观者依据抽象原则的判断总是在操作细节上不着边际。然而利益和欲望的驱动力雷达是以整体格局感的扭曲为代价的，无法避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危险。
6 1921年12月5日，来华考察教育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在奉天与张作霖进行了一次对谈，张作霖在谈话中说道：“日本人费那么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你问他在东三省得着什么了，他连一条也未实行得了啊？不是我吹，你们可实地考察考察。”王卓然《中国教育一瞥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8月初版，第379页
7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政府改各省都督为将军。
8 “世昌素有阴谋家之名，就职后即渐与段疏。……进步党衔前次被屏之憾，密谋倒段，派汤化龙游欧，从外交上挑拨英美恶感，以制段死命。……汤之秘书长林长民利用学生爱国热诚，将各项借款，与巴黎合约，糅杂牵连，以乱学生耳目，日以徐树铮勾结曹汝霖卖国之说，聒于众耳。学生激昂万分，结队游行……殊不知此事徐世昌为幕后政战总司令，林长民为临时前敌总指挥。徐意在对段示威，林意在对段泄愤。”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4月第1版，第33、34页
9 此时身为北洋第三师师长、驻军湖南前线的吴佩孚通电声援学生，反对签约。孙文也在上海接见学生代表，表示支持运动，并致电徐世昌反对签约。
10 即1923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又名曹锟宪法、双十宪法。采取由国会选举产生总统的总统制，中央与地方事权的规定则由宪法明白列举，中央的普通法律或命令不能增减地方事权的范围，所以该宪法是一部联邦式宪法。
11 苏俄的对华宣言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中国许多团体纷纷致信苏俄政府表示感谢，要求北洋政府承认苏俄，与其建交。实际上，苏方宣言中关于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和其他租让财产的表示，在苏俄报刊正式发表时被删去了，而且这时中东铁路处在白俄的控制之下；宣言承认满洲及蒙古地区是沙皇“从中国攫取的”，却主张“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于哪一国家，愿意自己的国家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是为苏俄日后控制蒙古和支持蒙古独立埋下了伏笔。
12 李嘉谷：《十月革命后的早期中苏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列宁所指的仅为1896年及1896年后所签的各项条约，并不包括1858年至1896年之前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也就是说，割占中国领土150多万的条约（1858年《终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及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并不包括在内。
13 外交部发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电》（1921年2月11日），《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二类，《中俄问题往来文件》，第12页
14 李嘉谷：《十月革命后的早期中苏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
15 同前注
16 李玉贞：《新发现的孙中山与苏俄政府间的往来函电》，《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307-308页
17 《列宁年谱》第五卷，莫斯科，1974，第75页
18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西伯利亚及远东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委员杨松签字。
19 张宗昌：《哈尔滨交涉报告》，1918年2月，第5-21页
20 李嘉谷《略论苏俄对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态度》、《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召开的中苏会议流产的原因》。
21 拉法耶特（Marie Joseph La Fayette，1757-1834），法国侯爵，人称新旧两个世界的英雄。早年志愿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与美国开国元勋们结下深情厚谊。法国大革命时一度成为君主立宪派领袖，1830年革命时参与建立七月王朝。
22 例如黄宗智讨论华北农村，可靠的资料只有满铁——明清两朝的资料必须用满铁资料对照，才能判断各种资料不同的可靠性。如果比较符合满铁后来的纪录，就可以假定资料比较可靠，如果跟满铁纪录明显冲突，其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
23 日本文艺评论家林房雄指出：“在这个短命国家的背后，存在着西洋诸国对亚洲侵略二百年的漫长历史。明治维新是亚洲首次成功抵抗西方侵略的作为，满洲国则是在此抵抗精神上的延续。将满洲国定位为傀儡国家，是不见容于亚洲历史的结论。在世界史的发展历程上，满洲国仍然是个延续性的课题。”(《满洲国史·总论》，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
曾任满洲国总务厅次长、战后当上首相的岸信介也曾经回想道：“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的理想十分耀眼，无论在科学上、良心上，满洲国都果敢地往理想迈进。满洲国确实是种十分独特的近代国家建设。直接参与这场建设的人，不只怀抱着满腔希望跟热情，还获得了日满两国国民强烈的支持，连印度圣人甘地都从远方声援。当时，满洲国是东亚的希望。”(《呜呼满洲》，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
曾任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确信：“满洲国的建国过程，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在历史上这个侵略及殖民地化万能的时代，试图在满洲这片土地上成立一个理想国家的尝试，是日本民族的骄傲，当时的日本青年，不计名利只为理想努力迈进的过程，更是日本青年的骄傲。”(〈满洲国的梦不会消逝〉，《顿挫的满洲国》)
推动满洲国建国的关东军参谋片仓衷认为，满洲国所揭橥的王道乐土及民族协和的理念是人道主义的升华，“是东亚迈向安定的基石，也是理念的开花结果。”(《回想满洲国》)
曾任总务长官的星野直树说：“不只居于指导者地位的日本人，满洲国也将广泛团结东亚诸民族的力量进行开发及发展，并将其福泽与各民族广泛地分享，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安乐天地。”(《未竟的梦—满洲国外史》)
24 后藤新平（1857-1929），医学博士，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首任总裁，对台湾的建设、满铁的发展贡献巨大。
25 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 (TREATY BETWEEN THE FOUR POWERS CONCERNING THEIR INSULAR POSSESSIONS AND INSULAR DOMINIONS IN THE REGION OF THE PACIFIC OCEAN)
26 这是一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处理山东德国殖民地的文件。日本人当时有能力以协约国唯一参战部队的资格，直接行使处置战利品的战争权力，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决心走国际协调路线，主动放弃了单边行动的机会。
27 1920年2月到3月发生在黑龙江出海口附近城市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的事件。协约国干涉俄国内战期间，日本也于1918年出兵进驻庙街，1920年时该城被特里亚皮岑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包围，日军不得已开城，红军进城后开始处决俄国白军及支持者，并要求日军解除武装，日军不从，发动突击失败，特里亚皮岑进行报复，屠杀剩余日军及日本平民，并在该城实行恐怖统治。最终被屠杀的总人口超过六千人，约是该城半数的人口。
28 1920年3月至5月，居住在阿姆河出海口庙街的数百名日军及其侨民与俄国红军发生冲突，中国四艘军舰因故滞留庙街，适逢日俄冲突。舰长 陈世英 借重炮给白党，被红军用来轰击日方。1920年5月，日本援军收复庙街后，指责中国军人助俄攻日，遂扣留中国军舰人员，坚持双方派员调查。中国外交、海军两部被迫派员与日人交涉，几经交涉，中方在同意道歉、赔款、惩处有关人员等日方要求后，撤回军舰、官兵和侨民。张力《庙街事件中的中日交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57页
29 1925年6月1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在向公使团发出的第三份照会中，要求“先行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庶上海地方得于最短时间内自然停止非常之状态。”11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向领衔公使递交了有关五卅事件责任的照会，照会附有关于责任、惩处、赔偿、交还会审公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改组等多项提案。最后上海公共租界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免职，中国收回了上海会审公廨。孔另境：《五卅外交史》，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版，第23、24、70、71页
30 “为数一万支步枪的第一批武器于1924年10月由‘沃洛夫斯基’轮船运到广州。这批武器原是为黄埔军校和组建广州政府军队第一个突击师提供的。后来苏联又连续不断地提供武器。据军事顾问卡利亚金回忆，仅在1926年10月，莫斯科就提供了24架飞机、157门野战炮、48门山炮、128门迫击炮、295挺重机枪、73993枝步枪、11万枚手榴弹、1.24亿发步枪子弹、5万发炮弹、500普特火药。根据卡利亚金的数据，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符合当时的最高标准，具备优异的技术性能，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军阀部队的同类武器。比方说，中国各军阀部队在那些年根本没有飞机，刚刚开始学会使用重机枪。同时一艘艘轮船满载汽油、煤油、重油、煤炭、木材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巴统运到广州。苏联政府还向广州政府贷款一千万元用以开办中央银行。”维克多·乌索夫：《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184页
31 1925年4月24日，段祺瑞执政府正式发布“废弃法统令”，宣布“民国法统，已成陈迹”；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不再打“护法”的旗号。
32 喻春生撰，《民国时期中央国家机构介绍》第二章第二节（四）
33 见：孙文，《覆段祺瑞阐述善后会议主张电》
34 “广州总商会、商团联防总部、报界公会暨各团体、香港华商总会、东华医院各报馆、各省各埠各报馆各同乡会均鉴：孙文令粤东军队攻击商团，焚掠商场，惨杀人民，西关一带尽成焦土，伤亡遍地，尸血充途，未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未有惨剧。故乡东望，无泪可挥，今以决定以10月15日为孙文焚洗商场残杀粤民哀痛纪念日。愿我三千万同胞永志莫望。上海 粤侨商业联合会，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肇庆同乡会、大埔同乡会、香山同乡会、南海会馆 番禺会馆、顺德会馆。”宋钻友：《南北对峙与上海广东社会内的政见纷扰》
35 苏联提供大批武器与资源给广州国民政府。参见注30。
36 《亚洲共产党战略中的中国》，收于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六）》，东方出版中心，第241页
37 同前注
38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1883-1927），苏俄外交家，曾为托洛茨基的副手，1922年7月被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赴华商谈中苏建交事宜，但由于北京政府不愿在中东路和外蒙问题妥协，谈判未获进展，遂将注意力转向孙文。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1926年回国。托洛茨基失势后，他处境艰难，自杀而死。参看维克多·乌索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第90页
39 孙文在托泽村幸夫打的电报中，明确地谈到了赴津之前绕道日本，并谈此行旨在谋求中日提携合作。参见：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孙文讲演“大亚洲主义”资料集》，〔日〕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
40 孙文在神户专题讲演会的演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孙文的讲演会由神户商业会议所主办，大阪、神户的四家报社为后援单位，地点在兵库县立神户高等女学校。各报预先刊登“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氏讲演会”的广告，讲演题目为“大亚细亚问题”。所谓“大亚洲主义”或“大亚细亚主义”，欧美学者通常译为Pan-Asianism，即“泛亚主义”。讲演时由戴季陶译成日语，黄昌觳作中文纪录，日本多家报刊亦派人作日文纪录。
41 孙文在《三十三年落花梦》的序言当中，回顾多年的革命友谊：“宫崎寅藏君者，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摰。方之虬髯，诚有过之！惟愧吾人无太宗之资，乏卫公之略，驰驱数载，一事无成，实多负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游归国，将其所历笔之于书，以为关心亚局兴衰，筹保黄种生存者有所取资焉。吾喜其用意之良，为心之苦，特序此以表扬之。壬寅八月支那孙文逸仙拜序。”
42 “犬养等人促成大仓、三井等财团参与援助革命党人所急需的军火。据统计“1911年12月8日日本的云海丸载枪1万支、佩剑、短枪等约300万吨兵器运送到上海；1912年1月8日日本船巴丸将由大仓集团提供的步枪12000支，机关炮6门，山炮6门及所附弹药运送到南京，1月12日前后日本御代丸将三井物产提供广东新政府的步枪7000支、弹药4000万发运送到广东。1月25日三井物产提供给汕头革命军及商团的步枪1900支及刺刀、弹药等载米约丸在汕头登陆，2月24日荣城丸载村田枪3万支、弹丸800万发驰入广东虎门”。这些武器混杂不少日俄战争时期的废枪、废炮，但在尚无第二家外援的情况下，这些援助对于革命军仍然是十分有用的。”［《孙文的革命运动与孙中山》，(日)六兴出版，1989年，第168页］
43 《李烈钧将军自传》，三户图书社1944年版，第83页；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孙文讲演“大亚洲主义”资料集》，〔日〕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N.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44 理查德·迪肯：《克格勃间谍组织始末（中）》（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ecret Service），大众文艺出版社，北京2006，第209页
45 季诺维也夫（1883-1936），布尔什维克早期领导人之一，苏共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他与加米涅夫一道帮助斯大林扳倒托洛茨基，又在斯大林大权在握后遭到打击，与托洛茨基结盟试图抵抗，在大清洗中被以“卖身投靠法西斯间谍机关”等罪名处决。
46 王玉：《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几个争议性问题析辩》，《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3期》，2001年11月，第161-180页
47 黎巴嫩曾长期被叙利亚控制，其国内的武装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实际是叙利亚的代理人，一直跟以色列保持交战状态。伊朗支持也门北方的胡塞武装叛乱，也门政府曾公开谴责伊朗为叛军提供武器。
48 高尔察克（1874-1920），北极探险家、俄国海军上将，一战期间他在波罗的海舰队屡立战功，升任黑海舰队司令。二月革命后一度被迫流亡。十月革命后回国，成为临时政府最高执政官，与红军作战。布尔什维克在高尔察克政府内部培植木马，使其基地伊尔库兹克发生政变，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主持的“政治中心”夺取了政权，高尔察克最后被同伴出卖，遭契卡杀害。参见邱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和弗兰格尔将军回忆录。
49 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佩尔西茨：《远东共和国与中国》，第31－35页；李嘉谷：《远东共和国的历史使命》，《世界历史》，1987年第5期
50 维经斯基（1893-1953），共产国际远东局主席、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代表。1915年在美国加入社会主义政党，1917年回国加入俄共，1918-1919年间参加红军情报机关，进行地下情报和兵运工作，成功策划了伊尔库茨克工兵起义，切断了高尔察克白卫军的退路，为红军最终消灭“苏维埃最凶恶的敌人”（列宁语）立下汗马功劳。1920年，维经斯基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4月，以新闻记者的公开身份前往中国，名义上的使命是在中国组建一家华俄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可行性”。他前后六次赴华，活动时间达四年之久，为中共的成立和发展提供组织和经费。此处可参看俄共(布) 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会议记录第1号(1920年7月27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7，第2页，第13页
51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之考察》
52 Г. М. 阿基别科夫等编《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1919—1943)》，第26页，第48页
53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4，第2页，第28页，第43页
54 黄纪莲：《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使华史略》（三）《阿辽耶夫代理时期的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在华外交活动》
55 优林（1888-1925），苏俄外交家，按中方要求以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名义于1920年8月26日至1921年5月18日在华活动。他与时任外长颜惠庆进行了谈判。
56 参见：邓书杰、李梅、吴晓莉、苏继红：《风暴来临（1920-1929）》，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页
57 李弥（1902—1973），国军将领，黄埔四期毕业，1948年任十三兵团司令，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李弥化装逃走。后被派往闽西、云南征兵。1949年12月中共占领云南后，云南境内的残余国军进入缅甸，1951年经整顿后，成立了云南反共救国军，李弥任总指挥。在缅军的打击下，救国军大部分相继于1953年和1961年撤到台湾。
58 李嘉谷：《远东共和国的历史使命》，《世界历史》，1987年第5期
59 叶梦魁，赵晓春：《<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作者考》
60 马林（1883-1942），本名为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早年从事铁路工人运动，1913年到荷属东印度活动，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1920年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该委员会主席是列宁）。1921年6月到上海，主持中共成立，此后又推动了国共合作。1923年马林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第三号人物，被调离中国。
61 尼克尔斯基（1889-1938），本名为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早年曾为店员、列兵、职员。1921年至1923年先后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参谋部侦察科和第五军参谋部侦察科工作。1921年6月间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来到中国，筹备、出席中共一大，并组织中共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共产党组织一大。1938年因“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右倾托洛茨基恐怖组织的积极参加者”罪名被逮捕枪决。俄国学者А.И.卡尔图诺娃在《远东问题》2006年第4期上发表的《奈曼-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中指出，尼科尔斯基在1921年就进入了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参谋部情报部，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情报特工。一大代表都以为尼克尔斯基是马林的助手，但1986年在荷兰发现的“斯内夫利特档案”显示，真相恰恰相反，马林其实是尼克尔斯基的助手。尼克尔斯基掌握着共产国际驻华人员和远东苏共党员的活动经费。
62 王新生：《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
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6页
64 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73页
65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6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4页
67 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第204页
6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0页
6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8-64页
70 王淇等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7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73-74页
7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19-121页
73 1920年3月，远东的日本干涉军与苏俄红军在庙街发生战事，俄军以重炮轰击，日本领事馆中的日人死伤惨重，称为庙街事件。4月，日军增兵。5月2日，苏俄放弃庙街，撤走当日处决130多名被俘日军及平民和其他被抓获的白俄分子，并放火烧城。5月26日，海参崴日本《浦潮日报》报道了苏俄军人虐杀日本人的惨状，并指出：“庙街之役，华人、韩人均参战助俄，中国舰队（中国东北江防舰队且供俄炮弹），故演此惨剧。”6月8日-10日，大阪《每日新闻》和海参崴《浦潮日报》先后登出了一名被俘的日本通信兵日记。该日记由日军于6月3日进入庙街后搜寻而得。日记中记载了3月中旬日军与苏军交战情形及庙街的状况。日记中提到：日军“所以蒙巨大之损害者，实因某国炮舰对我守备队施以炮击所致。我守备队一部分虽对之突击，然因受多数机关铳之猛烈抵御，终未成功。”这里的“某国炮舰”即指滞留在庙街的中国江防舰队。
74 И·Н·索特尼科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有如下记载。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组成如下：舒米亚茨基（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他的副手加蓬（后来是Я·明斯克尔）（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5，第34页。），执行书记吴廷康（维经斯基）和А·鲍德里茨基，情报处主任С·И·斯列帕克。М·М·阿勃拉姆松，后来是И·К·玛玛耶夫担任中国处俄籍书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3，第2页。），再后由符拉索夫斯基替代。曹培行（音）担任鼓动指导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3，第26页。）达林受命负责青年工作，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中国代表Б·尼科尔斯基（В·别尔克、В·А·涅伊曼、瓦西里耶夫），办公室主任布卡蒂。（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7，第1页。）1921年3月22日，张太雷被确定为中国支部的华人书记，他充当中国支部的书记直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7，第12页；案卷122，第4-5页。）
1921年2月26日，舒米亚茨基写给共产国际科别茨基的书面汇报中说，现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已经把全部东方工作领导起来，而以前呢，“谁都能管，可是互相掣肘”。既然华员中央在远东共和国境内并没有什么威望，舒米亚茨基就将在华工作的中心移至领导中国革命、出版报刊的上海革命委员会。这项工作需要外汇金卢布，而不是珠宝钻石和罗曼诺夫时代的卢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7，第1-2页。）
1921年3月，舒米亚茨基致电莫斯科说：尼克尔斯基很快就会前往中国，领导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支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22，第4-5页）
75 Г. М. 阿基别科夫等编《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1919—1943)》，第73页
7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建立共产国际东方面事远东局的决定》，《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第4页
7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8-49页
7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9，第80页。
79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11，第5-8页
80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2，第48、64、147页
81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0-151页、168页
82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载中央档案局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168页
83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近代史所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第243、245页
84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209页；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第6页
85 《阿布拉莫夫给诺莫夫的电报》（1927年9月6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6页
8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7号（特字第21号）纪录（摘录）（1926年5月20日），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卷，第267页
8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8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59页
8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09-211页
9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60页
91 艾伦·惠廷：《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1968年英文版，第201—202页
92 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第187页
93 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0-31页
94 原敬内阁是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其外交政策包括：禁止向中国北京政府出口武器；归还山东权益；撤出进入西伯利亚的干涉军，等等。原敬遇刺身亡，藏相高桥接任首相，原内阁的全部成员全部保留，继续推行前内阁的外交方针。民初黄金时代主要依靠他们的单方面善意和永不归还的贷款。
95 于光田：《北京政变至郭冯反张时期冯玉祥与苏联的关系》，《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月
96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第378页
97 见：格里高里也夫等编，马贵凡译：《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新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3期
98 《任德江为对于冯玉祥联络情形及种种之观察致苏联革命军事会议会长福伦资函并抄送沃罗宁》，1925年5月22日
9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21页
100 廖华：《任国桢同志传略》，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101 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0页
102 谈方：《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北伐战争的援助》，《军事历史》1995年第6期
103 毛以享：《俄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第202页
104 “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105 “合内外上下一致力争，务期早定蒙疆，固我藩篱。”
106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3页
10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22-223页，第225-226页
108 江田宪治：《1920年代的民主主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1920年代的中国》，东京：汲古书院，2005
109 王良卿：《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领导制度的转型（1923-1924）》，《国史馆馆刊》第四十四期（2015年6月），第1-46页；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2012，第240-242页；杨奎松：《大革命前期的国共关系与共产国际》，《文史哲》，1990年第6期
11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14页
111 石川祯浩：《孙中山致苏联政府的遗书》，日本《当代中国探索》丛刊，第1辑，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08年11月。孙文的《致苏联遗书》英文版可参考：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vol.5, no.20, March 19, 1925. 至于原件则曝光在俄国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ф.514, оп.1, д.125, л.13-14
112 “伊斯兰教联盟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它建立于1911年，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体的性质。它的斗争锋芒直指欧洲糖厂主对爪哇人的剥削。这个群众组织的左翼（集中在三宝垅）接受印地社会民主同盟的宣传，这个同盟是我帮助组织并使之沿着阶级斗争路线开展宣传。这种宣传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了强烈的支持，特别在1914—1918年的战争年代里是如此。结果，在1918年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接受了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和伊斯兰教联盟左翼的联系创造了在我们自己人领导下组织工会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会。纯粹民族主义分子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宣传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效法正在发展中的工联主义，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会。伊斯兰教联盟这一松懈组织形式，使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尼人、爪哇人、马来亚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其影响之大，甚至在军队里也建立了联合会，而这种情况还是在战时呢！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保持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是这条路线的逻辑结论。在爪哇，实现了这一点。至于中国，更有必要强调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兴起，而在爪哇则还没有。”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
1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1998，第44、60页
114 沈云龙主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文海出版社，第156页
115 同前注，第156－159页
116 同前注，第360－362页
117 “聂维桢，第一三六二号，假名王德馨，朝阳大学学生，系共产党员，通讯处武昌涌三宫马家巷一号，每月支四十元。此人与俄使馆通信，经由第一三六三号转递。谢包罗，第一三四五及一二六五号，假名张之时，年二十五岁，湖南人，省立第四种工业学校毕业，系共产党员，通讯处长沙教育会东街九号，月支四十元，在唐生智司令部供职。此人与俄使馆通讯，经由第一三六三号转递。朱晓庭，第一三四六号，假名李茂森，年二十岁，湖南人，专司密探汉阳兵工厂消息。通讯处萍乡安源莦算街一百零九号，月支四十元。此人与俄使馆通信，经由第一三六三号转递。石学曾，假名㠯起凤，又名赵才伊，保定人，中法大学学生，系共产党员，月支四十元。此人与俄使馆通信，经由一三六三号转发。”同前注，第2100-2101页
118 同前注，第971-972页、第1992-1996页
119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91－292页
12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62页
121 沈云龙主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文海出版社，第972-973页
122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第267-289页
123 《中央扩大会议关于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1926年7月)，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编印《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1926)》，1986年版，第306页
124 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125 沈云龙主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文海出版社，第2025-2026页
126 日-中翻译：张亦澄（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