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治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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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清洁能源的使用意味着更高的治理成本,也意味着更高的治理风险。
过去,燃料使用是农民生活方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融入了农业生产、生活和观念系统之中。最典型的是秸秆焚烧。
过去,秸秆焚烧本是就地肥田的措施。但这几年,秸秆禁烧工作成为北方大部分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很多地方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作体系,从目标设定、任务分配、人员配置到奖惩措施,乡村干部几乎是通过严防死守的方式(24小时值班,无死角监控)来对待秸秆禁烧工作的。
华北某省,省政府规定卫星监控到一个县发现一个起火点,就要罚100万;县政府则规定,哪个乡镇被县督查组发现有起火点,罚款30万;乡镇政府没办法,只能将责任压实给驻村干部、村干部和网格员,将考核与他们的津贴挂钩。现在很多基层干部反映工作忙、任务重,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耗在环保等“严防死守”的工作上。麻烦的是,这些工作拖累了基层干部,却并不讨好群众。
在污染防治工作已经深入千家万户,不可避免地改变群众生活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希望,环保治理需要因地制宜。尤其是对于曲阳县这样的自然条件不好、经济欠发达、农民生活方式还比较传统的地区,不应简单地用“一刀切”的环保指标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当前的农村社会正处于巨变过程中,农民生活方式亦在发生极大改变,环保观念正深入人心。事实上,只要我们有耐心,农民自己会选择符合环保要求的能源消费方式。
而政府更需要做的,是鼓励和支持相关企业开发经济实用的清洁能源及设备,并做好基础设施工作,让群众自己去选择更好的能源消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