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治理风险

客观上，清洁能源的使用意味着更高的治理成本，也意味着更高的治理风险。

过去，燃料使用是农民生活方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融入了农业生产、生活和观念系统之中。最典型的是秸秆焚烧。

过去，秸秆焚烧本是就地肥田的措施。但这几年，秸秆禁烧工作成为北方大部分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很多地方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作体系，从目标设定、任务分配、人员配置到奖惩措施，乡村干部几乎是通过严防死守的方式（24小时值班，无死角监控）来对待秸秆禁烧工作的。

华北某省，省政府规定卫星监控到一个县发现一个起火点，就要罚100万；县政府则规定，哪个乡镇被县督查组发现有起火点，罚款30万；乡镇政府没办法，只能将责任压实给驻村干部、村干部和网格员，将考核与他们的津贴挂钩。现在很多基层干部反映工作忙、任务重，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耗在环保等“严防死守”的工作上。麻烦的是，这些工作拖累了基层干部，却并不讨好群众。

在污染防治工作已经深入千家万户，不可避免地改变群众生活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希望，环保治理需要因地制宜。尤其是对于曲阳县这样的自然条件不好、经济欠发达、农民生活方式还比较传统的地区，不应简单地用“一刀切”的环保指标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当前的农村社会正处于巨变过程中，农民生活方式亦在发生极大改变，环保观念正深入人心。事实上，只要我们有耐心，农民自己会选择符合环保要求的能源消费方式。

而政府更需要做的，是鼓励和支持相关企业开发经济实用的清洁能源及设备，并做好基础设施工作，让群众自己去选择更好的能源消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