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逻辑

那么，外国人在执法机关面前的“超国民待遇”，其逻辑是什么呢？大致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分散管理的制度约束。如上所述，对外国人的管理确实受制于“多头管理”的困境。每个管理部门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希望在最大程度上维护自己的利益。

比如，外国留学生犯法了，一线办案的公安机关显然希望以最简单高效的方式解决问题。毕竟，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办理涉及外国人的案件时，得通知外国人所在国家的驻中国使馆，这意味着警力耗费是必然的，而这对于警力不足的公安机关而言，实在是“得不偿失”。

对于外事部门而言，一旦惊动了使馆，也算是多了一件事，虽然谈不上会对公安机关有什么意见，但总归也不是什么好事。

二是执法能力的欠缺。客观而言，绝大多数城市面对外国人的执法，都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

街头执法本来就有风险。街头执法空间是开放的，再加上执法力量不足，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现场失控。很多执法人员即便对本国民众的执法也都倾向于忍让。

一些民警的潜意识里或多或少还存在“友邦来人，非官即富”的观点，认为外国人“身份特殊”，再加上基层执法民警外语未普及、沟通不畅，难免会产生执法中的畏难情绪。

三是执法注意力分配的结果。警力不足是各地公安机关的普遍现状，执法力量的配置很容易受到决策者注意力配置的影响。

比如，同样是盗窃案，外国人的自行车被盗了，就不再是小案，而是一个能够彰显公安机关国际形象、显示其办案效率的机会，当然公安机关就会投入大量警力去办案。

笔者猜测，这位在现场被推搡而未还手的交警同志，他并不一定愿意“忍辱负重”。但对于他的领导而言，此事如果认真追究，怕是会陷入无尽的麻烦之中，还不如牺牲下属的尊严，“和稀泥”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