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司化

再回到桦树甸子村这次事件中看，探讨该村的村庄治理，必然要留意到它以五味子产业为代表的、“村庄公司化”的发展路径。

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通过能人招商引资，利用集体土地等资源、国家产业扶持资金加持，打造产业基地，带动村民参与产业发展。

而它的麻烦则在于，很容易造成公私不分，制造广泛的灰色利益——能人既是村级组织带头人，又是合作社的领导人，个人也是“大户”，国家的产业扶持资金到底是落入了村集体手中还是落在能人身上，说不清。

村庄公司化近乎是国家政策生生塑造出来的“体制”，主要政策目标当然是为了村庄发展，但客观结果却先是“垒大户”。

笔者调研过几个村庄公司化的示范村，几乎都存在类似桦树甸子村的情况：村庄发展的同时，内部的经济社会分层加大了，干群矛盾激烈了；更多的情况下，村庄没发展，但“大户”倒是垒出来了。

比如很多农村地区的专业合作社，都是“大户”开的私人企业，但有了合作社的名义，就容易享受国家财政的各项涉农补贴。

就像某村的村支书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合作社，自己占90%的股份，其他几个村干部占极小股份，且没有一个普通村民入股。但就是这个合作社，以村集体的名义将村庄特色产业注册了地理商标，并成功打开了市场，收获效益。笔者调研时，几乎所有村民都认为合作社是村集体的，村支书却坦言这就是他自己的。可以想见，这个村如果进一步发展，将来的村庄矛盾不可避免。

桦树甸子村五味子基地想必也不外乎上述情形。两任村支书之所以能够富裕，也是获得了不少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村民所指控的“贪污”，在客观上还真不一定是事实。村支书有可能是以“合法”的形式获得政策支持，只不过并未惠及普通农民而已。

“冠军举报”的同一天，中央扫黑除恶第二轮、第三轮督导工作动员培训班在北京召开。其中梳理的黑恶势力若干表现中，有两项与“乱村”相关：一是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一是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

如果马端斌举报属实，村支书种种行径必是农村黑恶势力无疑，尤当打击。

但实际情况远比想象要复杂。能人和村霸的“一步之遥”，本就有着共同的生存土壤。要扫黑，少不得先扫“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