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根源

刚才说了，一些地方出现的“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指标式”脱贫、“游走式”脱贫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显露出“大跃进”“浮夸风”的苗头。平心而论，在脱贫攻坚中恶意搞“大跃进”“浮夸风”，试图为自己的晋升谋求政绩的地方领导，是极少数，但足够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这是严重的作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极端表现。

习近平在甘肃代表团的讲话中也再次点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名，称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这种现象，“影响脱贫攻坚有效推进”。

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有一些客观上的成因不得不注意。

一是政策传导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贫困治理实际上是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尤其强调通过区域扶贫开发和整村推进的方式来实现脱贫，这就难免出现大水漫灌、扶贫效率低下等问题。

2013年，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这标志着中央的扶贫思路发生巨大转变，但不少地方党委政府并未注意到这种变化。一直到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后，精准扶贫政策的内涵才被充分传导到基层，这就出现了地方扶贫“时间紧、任务重”的客观困难。

二是政策衔接问题。之前，各地的扶贫工作主要附属于地方经济发展，专门的扶贫工作体系是比较薄弱的，很多地方政府甚至没有专门的扶贫机构，有也是与别的部门（如老区办）合署办公。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中央对脱贫攻坚的要求极大提高，很多地方党委政府感到手足无措，因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开展这项工作。这也就难怪很多贫困县在确定贫困人口时，还是按照旧有的办法“估算”，村干部随便填写；很多地方政府在旧有的政策惯性下，以为多报贫困人口，上级就会给更多的“好处”。

结果就是，一开始就出现了贫困人口识别不精准的问题。此后，一些地方被检查出贫困户漏评、错评等问题，多与前期工作不扎实有关。而“一步错，步步错”，随着扶贫考核检查越来越重，反复填表、重复工作现象就在所难免。

这也是习近平反复强调“精准”二字的现实原因。

三是上下级信息不对称问题。精准扶贫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政策设计部门也很难提供标准的操作流程。就好比“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那是基层经过反复实践得来的。即便如此，还存在不少模糊空间，给基层扶贫工作带来极大的困惑。

比如，“住房保障”问题，有些地方的老年人和已婚子女习惯分居，自然是老人住老房子，年轻人住楼房。但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扶贫检查的时候，不了解情况的评估人员“一眼”就可以看到“贫困人口”的住房没有保障！类似问题，上下级之间也是经过多次磨合才解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