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症

中办下发的文件，非常直接地指出了困扰基层的种种形式主义问题。

多头重复向基层派任务要表格，执行政策“一刀切”；多头发文，层层开会；考核时阵仗声势大，层层听汇报，大范围索要台账资料，一味挑毛病，随意发号施令；调研时搞形式、走过场，同一时间到同一地方扎堆调研，层层陪同，要求主要负责同志出面接待，走“经典路线”作秀；滥用问责，不当问责，以问责代替整改……这些目前各级存在并且要直接解决的问题，都在中办文件中被直言不讳地指出。

从这些接地气、实事求是的表述能看出，中央深知基层的实际情况，了解基层干部的艰辛付出，更了解基层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

过去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作为“作风问题”来进行论述，置于主观上作风不踏实、漂浮的范畴。但这次下发的文件，不仅将其作为作风建设问题，更将其视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文件第七条专门指出，“深化治理改革为基层放权赋能”，“加快制定赋权清单，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到基层，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基层”。

2020年2月，笔者在解读武汉“大排查”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有责而无权、位卑而事众，让社区干部成了‘夹心饼干’。”当时就有读者留言：“这不仅是社区干部，也是很多基层干部不可言说的痛。”

因此，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需要合理完善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