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干部

这能怪村干部吗？

他们也冤枉，也身不由己。村里修路，资金本来就是个问题，况且占的又不是私人的地。不过，村里还是承诺了，会在祖屋修缮的时候争取项目作为补偿。

税费改革后，作为基层治理主体的乡村两级组织开始转型，其中根本的变化是失去了财政自主性，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并且，上级政府通过乡财县管和村财乡管等制度设计，剥夺了乡村两级组织的财政权。

自此以后，基层组织逐步“悬浮”于乡村社会，治理行为具有鲜明的“眼光向上”的特征。简言之，基层治理者失去了自主性，成了单纯的政策执行者。

雪上加霜的是，基层组织不仅丧失了财政等治理资源，还在响应上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进一步弱化了治理职能。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很难再说自己是“治理者”，而是“服务者”。

结果就是，不仅是上级，群众对基层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还是在基层自由裁量权逐渐弱化的情况下出现的。

另外，干部其实已经不知道怎么跟群众打交道了。熟悉基层的人都知道，群众工作是一项实践艺术，得长期身体力行才行。但客观上，当前已经失去了让干部真正下沉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条件。

一方面，没什么事需要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过去，税费征收、计划生育，哪一件事不得跟群众打交道。而今，即便有了“硬杠杠”的行政任务，也无须和所有群众打交道。一旦这种“可选择性”出现，基层工作就会向讲策略、讲特殊等角度去考量。

比如，有上访户，那就想尽办法处理其特殊情况；有“钉子户”，那就想尽办法找“突破口”摆平；哪怕是对待贫困户，那也是一项个别的、阶段性的工作，犯不着建立长期关联。

另一方面，上级的各种要求实际上也增加了基层干部接触群众的难度。这些年基层行政的“规范化”过程，催生了大量的办公室业务，很多乡镇干部坦言“下不去了”。甚至于，很多地方连村干部也卷入其中。

比如，很多地方搞一个便民服务中心，让村干部坐班，以为这才是“服务”。殊不知，很多中西部地区的村干部反映，坐班以后反而和群众生分了——连群众都说：坐在那里，还真把自己当干部了，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