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今天的社会是多元化的，每个社区都有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他们看似居住在一个社区，但如果社区不去组织，他们真的就是“原子化”的个体。面对同一个问题，群众也有不同的所思所想，这都需要社区组织去辨别、宣传、教育。哪怕是从管理和服务的角度看，社区也应该了解自己辖区的居民构成。

然而，平心而论，有哪个社区敢拍胸脯说：我们的基层组织对辖区居民非常了解？社区组织所掌握的居民情况，顶多就是计生、劳动保障、残疾、低保等特殊人群，或者再加上一些文艺积极分子。

大部分社区都有各种“功能室”，服务居民的硬件倒是不错，然而，就是没几个居民来“活动”。这是因为，这些“功能室”大都是琴棋书画场所，服务的都是有才艺的居民。很多社区居民，宁愿自己搬个小板凳，找个角落聚在一起晒太阳、聊天，也不愿意到这些看似“高大上”的“功能室”来活动。

社区，本来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一个具有共同体内涵的词，在现实中却就这样成了“居住地”的代名词。

社区工作和广大居民无关，当然就容易导致群众无感。

防疫期间，社区是以超常规方式在运转的。最突出的表现是，花里胡哨的形式主义工作少了不少，实打实的疫情防控和服务群众的工作做了很多。然而，为何还有群众“无感”，甚至还有不少怨愤？

这是因为，当前社区工作中，在管理和服务两个方面都存在一个共同误区：将群众对象化，忽视了群众的主体性。这就导致——

从管理角度看，社区居民仅仅是“治理对象”而已。社区居民间有矛盾纠纷，本能地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去对待，或是推诿，或是让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搞“一锤子买卖”，却很少想到做“人”的工作、做修复关系的工作。结果变成了：社区只要处理一个问题，就减少一部分社区凝聚力。

从服务的角度来说，社区和居民之间容易异化为市场关系。社区工作者把自己视作一个服务提供者，给多少钱办多少事——只不过，这不是居民直接给钱，而是“政府购买服务”。居民也容易把自己理解为“顾客”，认为社区工作者的所作所为都是天经地义的。

三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中国制度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但是，群众的主体性不会凭空而来，既需要群众的积极参与，也需要基层组织的动员。群众只有真正确立起了主体性，能够对自己负责、对共同体尽责，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民”。

还有一个不能不引起重视的问题是：当前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基层工作者，也在失去正确的角色定位，说错话、做错事还不自知。防疫期间发生了不少引起舆论风波的事件，就是佐证。

就拿用环卫车辆运送平价肉事件来说，的确可以解释：时间紧、任务重，有忙中出错的问题；同时，武汉还在封城，能够上路的货车紧缺，私家车也装不了这么多需要配送的平价肉，只好采取一种权宜之计。

但是，这样的解释在群众的愤怒面前，往往是无力的。而且，用环卫车来送肉的确严重挑战了人们的常识和常理。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既需要社区和有关部门合作来解决实际困难，也需要每个环节多从“人”的角度考虑具体工作。

也许，这次事件中不少环节的当事人都本能地意识到了问题，但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或者“就这一次”“特殊情况”的侥幸心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最后受到牵连，冤是不冤？

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说：“群众在家隔离时间长了，发几句牢骚是可以理解的，谁愿意老闷在家里啊！”这是人之常情的话，也是和群众交心的话。各级党委政府，尤其是社区，应该从这些事件中吸取教训。深入群众，不仅是通过事务性工作来服务群众，还要通过组织和动员群众，让群众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

群众受到教育，干部受到锻炼，党和群众的联系得到加强。唯有如此，这次疫情中暴露的治理短板问题才有望早日得到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