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倒逼

近年来，首都乡村治理任务急剧加大。自十八大以来，首都乡村治理的任务发生了巨大转型，从维持基本秩序、调整产业结构等转向环境治理、拆违等任务，积累已久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爆发边缘。爆发的契机就是2016年的“5·14事件”：平谷区金海湖镇黑水湾村关闭矿区发生矿难，造成6死1伤。即使这样，金山和砂石盗采依然没有被制止住。

平谷区相关部门组织了护矿队，人数从最初的十几人不断增加到50人，但盗挖行为却愈演愈烈，直到“5·14事件”爆发。可见，过去“因事设岗”的行政方式已不适应新的任务，虽投入了新的治理资源，却未提高治理绩效；恰恰相反，新的治理资源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基层政治生态。事后查明，有护矿队员和盗挖者勾结，有村干部为砂石盗采者提供“保护伞”。

如何改变这一状况？过去的经验证明，“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只有改变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一些基本的基层治理架构是既定的，地方政府并没有权力来改变。不变体制变机制，这便是“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的方法论。

总体上看，基层是负责政策执行的，是需要回应社会诉求的，需要同时兼顾上级目标和基层实际。因此，基层政府任务本来就是“戴着镣铐跳舞”。通过机制创新解决实际问题，也是渐进式改革逻辑的延伸。改革40年之所以成功，主要经验便是我们采用了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它是一种成本低、可控制的改革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