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逃亡
我这一生只有过一次冒险的经历。但是，那次冒险—那次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冒险—也是一次极危险的冒险。最终“发现民族良心”战胜了个人意志。就那样，我站在了脱北、逃南的最后一程上。警卫要员们正敲着门，我让他们进来，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名身上带着防弹装备。“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击，请您穿上这个（防弹衣）”，我做好逃亡的准备，开始出发。在层层警备中，我们先后换乘直升机和汽车，最后到达机场。
菲律宾当局为什么如此担心安全问题？我再清楚不过了。在菲律宾，有北朝鲜武器支持的共产党势力。他们是对北朝鲜唯命是从的恐怖组织，而且已经接到命令，无论如何必须杀死我。
我们乘坐的是菲律宾政府提供的波音707飞机，在到达大韩民国领土之前，根据国际法菲律宾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他们在我平安到达首尔之前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
机内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菲律宾的情报人员全副武装，我们也是全副武装的状态。随着飞机滑向跑道，机身接触地面开始晃动，妻子和三个女儿以及儿子、孙子、孙女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浮现，我不知道因为我（叛逃）她们谁会最先离开这个世界。
脑海中浮现的还有我亲爱的同志们。我选择的路是注定要牺牲家人和同志们的生命的，做出如此大的牺牲，我的选择的最终结果到底会怎样？想着这些，我睁开了双眼，飞机在向前面打暗号。我的眼里突然噙满泪水。走出飞机，看到的是三面环海的朝鲜半岛的南部土地（指韩国）。我在心里想象了很久的南部土地！土地—祖国母亲—仿佛在向我发问：“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又为什么扔下所有人自己来了呢”？这个罪过，我到底何时才能还清呢？新的担心已经取代了兴奋。
那天是1997年1月30日，平壤的天气怎样我不知道。我记忆中的平壤，乌云布满天空，空气中充满雾气。因为离开平壤去飞机场时，我的心情就是那样的。
妻子一个人来到门前为我送别。儿子肝炎正在住院，儿媳他们在医院照顾他。妻子什么也不知道，仍旧像往常一样为我送别，我看着妻子，内心又开始矛盾了。
我是不是该说出来？这次走的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对妻子做出哪怕一点暗示。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她。“不告诉才是最好的选择”，之所以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并不确定事情能否如我预料的那样顺利进行，尽管这次逃亡成功的几率很高。
我的目的地还包括了日本，当然，与其它国家相比，去韩国是最容易的。如果亡命失败，被送回朝鲜就麻烦了。我当时还有一个打算，如果这次发生什么意外，就等下次4月份访问印度时再次出逃。
如果提前告诉妻子，首先对保守秘密是个挑战，而且对妻子来说，知道我的真心本身也显然是一种痛苦。
不管怎么向妻子解释，求她理解我或者搬出民族大义，我们两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50年，一想到即将分开，我就十分痛苦。我还担心这个秘密会在我开始亡命之前就将妻子击垮。“我走啦，2月12日左右回来”。这最终成了我与妻子的最后别语。
我们在遥远的莫斯科相见、相知、相爱，一起度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与妻子作别时，我明知可能今生不能再见，却说不出别的话来，而且连内心的悲痛都不能表露出来。
现在想来，妻子也并非完全没有心里准备。1996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的后院收拾菜园，一边也考虑着民族的未来，妻子突然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妻子并没有注视我，而是将视线落在了西红柿的茎叶上。我并不想将痛苦转给妻子，很快否认了。但是妻子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突然（改用俄语）说了一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好好生活，不然如果马上死了肯定会有遗憾的。可是您却是被很多人需要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而是为了他们，强忍着活下去。”
当时，我并不认为妻子已经明白了我的心思（指打算逃亡）才说出那样的话。不过好像意有所指，我顺嘴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与家人的生命相比，民族的生命更重要。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更重要。”
我想到了高尔基《鹰之歌》中鹰和蟒蛇的对话，脑海里浮现出鹰壮烈结局时的画面。
我想对鹰说：“你看到了蓝天，但是我看懂了历史的真谛！”
当时我更像是自言自语，妻子也听听就过去了。不过现在想来，事情似乎并非如此。妻子听完后什么也没说，拿着摘西红柿的筐回去了，但是她的背影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妻子即使当时没能立刻明白我的意思，现在也该意识到我在暗示什么了吧！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开北朝鲜半个月前。
那天我将之前写的两箱文稿烧掉了，妻子轻轻的走过来问，“那么珍贵的文稿，为什么都烧了呀？““现在好像都没有用了”。当时我只是很简短的回答，妻子也并没有继续问下去。我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发表，不过还是偷偷写了许多不能给别人看的文字，这些似乎妻子都知道。对此，我反倒感觉很欣慰，可以安心的把几十年的精神产品放在家里。
我将办公室里的相机和高级钢笔之类的贵重物品都分给孩子们了，其中还有对我们夫妇二人来说还很必要的东西。尽管如此，妻子一句话也没有说，这难道不是非常明白我的心思，完全没有必要多问的表现吗？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才能既安全逃走又救出全部的家人。当然，同时内心深处的另一种声音也蹦出来，“可能结果既没能救了家人，自己也没能离开”。如果真是那样，将来的历史书上会说，“当时，北朝鲜人民忍受着暴政和苦难，但是却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站出来勇敢的批判和反抗这种暴政。”
我最终平安的到达了首尔，不过一路上想的还是家人，特别是妻子。当妻子对我说“一路平安”的时候，妻子在为我送别，我却连头也没回，直接上了汽车，尽管当时我的心里在流血。
我的抉择丝毫没有出于个人欲望，而是顺应民族良心的呼唤，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统一的最后献身。到底这些能不能稍稍安慰妻子呢..
我原本亡命的目的地是日本。但是，到达日本还不到一天，我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不得不改变了计划。“朝总连”来的人以保护我为名，一刻不停的在我周围，我根本没有脱身的可能。
我怀疑金正日似乎看出了什么，然后发了特别指示，密切集中监视我，使我不得不决定在下一站中国开始亡命。
我亡命开始的确切时间是1997年2月12日上午9点。当时，我和金德弘（...
）走进了韩国驻北京总领事馆附近的一家百货店去买东西，那不过是个借口，事实上我们是去会见帮助我们逃亡的人，商量亡命事宜。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对，金德弘就是那位和我一起亡命到韩国的人。这里对他做一个简单而必要的说明。我在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时，将他安排在了教务部，任大学事务总管。后来我回到中央党，他又随我到中央党，负责实际事务。他是个非常优秀人，深得我的信任。他在思想上也与我是同路人，是我的主体思想的信奉者和积极的宣传员。他也十分理解我的思想的真谛，并且同我一样十分痛恨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对我思想的滥用，以及金氏父子的反人民和傲慢。
我们是比兄弟更加亲密关系，一起走上了亡命道路。亡命的具体行动都是金德弘负责的。我们在与帮助我们的人简单商议后，坐出租车进了总领事馆。在总领事馆前，接到口信的职员们正在等我们。他们为我们引荐了总领事，“黄先生，快请进”，我紧紧握住了总领事伸出来的手，之后坐在总领事的对面，我说明了亡命的理由。
我是拥有50年党龄的朝鲜劳动党党员，期间我受到了朝鲜劳动党和它的领袖的关怀和照顾。
就个人来说，我对朝鲜劳动党和它的领导人应该充满感激，并且绝不应该有别的想法。虽然现在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朝鲜政治上十分团结，立刻崩溃的可能性很小。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却抛弃所有决心亡命。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以及所有认识我的人会不会认为我是疯了，我自己也会觉得我像是疯了。
问题在于，如果只有我自己是在发疯，那么让我发疯的理由是什么？
民族分裂已经半个世纪，两方都说要统一半岛，互相敌对，北朝鲜还一直声称要将南韩变成一片火海。该怎样解释这一群失去理智的人呢？还有，工人、农民正在忍饥挨饿，当局却宣传说要为工人、农民建设理想社会，他们才是失去理智的人！
不是敌人，而是血脉相连的民族同胞正在挨饿，（韩国民众）对此完全不理睬，反而上街游行，我对他们也无法理解。
苦恼再苦恼的结果，是我决定离开北朝鲜，去南边与（韩国）同胞们协商。我会带着将我的民族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思想，将（朝鲜半岛）问题的幅度变大。
我已经将我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至于历史评价，就交给历史吧。我余下的时光已经不多，我已经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也没有站在哪一个阵营为他们牟利的想法，我不想长命百岁，我倒是希望因我而死的家人们诅咒我活不过今天。如果可能，希望在我死之前为了南北的和解和统一尽最后一份力。这次访问日本，受到“朝总联”的热情款待，对他们我十分感谢，同时感到十分抱歉。所有认识我的人，我希望他们都诅咒我死。同时对在中国工作的（朝鲜）同志们表示抱歉。
韩国驻北京大使馆向北京政府通报了我和金德弘逃亡的消息，那是11点30分的事情。下午5点30分，韩国政府发布公告，宣布接到我和金德弘的逃亡申请。
申请逃亡时，我和金德弘最担心的是中国政府是否承认我们的逃亡。我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也一直为了中国和北朝鲜的友好关系而努力着。所以，我不怀疑中国的首脑层对我的印象不坏。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我是没有金正日重要的，如果金正日强烈反对，中国很有可能将我们二人遣返北朝鲜或是送到第三国。后来通过报道大家都知道了，得知我们亡命的消息后，北朝鲜派出了数百名保卫部要员，企图穿过中国警察的警戒网，进入韩国驻中国大使馆。不过，两次努力最后都失败了。中国政府动员了1,000名武装警察以及装甲车来强化大使馆周围的警备，显然中国政府为了这件事也费尽了心思，他们也不希望事情最后演变成发生在中国的国际丑闻。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几年前在平壤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有一位北朝鲜人向驻平壤的俄罗斯大使馆提出亡命申请，但是被北朝鲜保卫部要员射杀了。北朝鲜显然这次也想采取类似的方法射死我们。了解到北朝鲜保卫部意图的韩国大使馆方面也在保安问题上采取了许多措施。
但是这并不代表危险因素就完全消除了。我和金德弘的房间对面是刚果大使馆，而刚果和北朝鲜一向关系友好，北朝鲜是否会利用刚果大使馆对我们实施射击？这种不安感也让我无法完全安下心来。
为了我们的安全，韩国大使馆向中国公安部要求加强大使馆周围的警备，还在窗户上铺了一层铁皮以防止外部的射杀，以做到万无一失。大使馆的这些行动让我们稍微安心，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见不到阳光了，即使大白天也要点灯才能看清。
我们也不可能希望去使馆外就餐了。除了每周一次的洗澡，甚至我们连房间都不出去。不过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为了防止北朝鲜往食物里投毒，大使馆不再吃外面的食物，即使是内部做的食物也要提前检查。2月21日，韩国政府专门从韩国国内派遣了一个料理师。
生死就悬在几天之间，精神紧张是不言而喻的。听到中国政府要与韩国协商我们逃亡一事后，我又开始担心家人的安全起来。即使吃了安眠药，妻子和孩子的身影还是从脑海中挥之不去，完全无法入睡。再次起床，再吃一片安眠药，才算闭上了眼睛。我想，像我现在这样担心家人一样，家人同时也一定在担心我吧，想到这些真的要疯了。我向德弘倾诉，眼泪也留了出来。
德弘一句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家人，还安慰我说，“大哥，不用太担心家人了，到了首尔会有解决办法的。”听到那些话，我稍稍感到一些安慰，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心还是被对家人的担心占满。
我曾经和德弘一起起誓，即使牺牲我们的家人也要救我们的民族。但是现在开始亡命后，我却又担心起家人来，倒是德弘对自己的家人能够一句不提。这样想来，我是否具有当兄长的资格？我是否具有作为一个爱国者应有的意志？我羞愧的低下了头。
为了不再看到家人的照片，我把它们放到了箱子最底下。但是，脑海中家人的脸庞是放不进箱子里去的。特别是吃东西的时候，对他们的想念就更强烈。大使馆方面知道我喜欢甜食，专门准备了许多糖果。
我和德弘一起吃糖时还没什么感觉，一个人吃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小孙子。已经两岁的小孙子看到我吃糖都会张着小嘴“啊”、“啊”的向我要糖吃。吃饭的时候也会那样，“啊”“啊”的让我喂他。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愧疚的告白：如果有朝一日我回到平壤，就不会将吃剩下的糖留在大使馆了。
大使馆的职员们也看法不一，有的说中国政府会按国际惯例处理，也有的说不知道会不会拖很久，我问会拖多久，答案是6个月到1年。不过职员也说，韩国大使馆虽然位于北京，但是相当于韩国领土，中国政府是不会强行进入逮捕我们的。我说，“那样就好，如果6个月或1年后不能亡命韩国，我们会自己结束生命，我有心里准备”。很奇怪，逃离平壤后，反而觉得内心更加镇静，意志也更加坚定。
一天之后，2月13号，我从大使馆职员那里得知了北朝鲜的声明，声明中说：韩国绑架了金德弘和我，韩国要付出代价。中国政府也第一次发表了意见，中国表示将推动相关国家冷静处理这件事。韩国方面，外务长官将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外交部协商。
所有见到我们的人都会安慰我们，我觉得减少担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找件事情做，于是就开始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件。一旦开始，我对金德弘的佩服又加深了一层。他坚信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为了帮助和安慰我费尽了心思，做出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努力。
德弘每天晚上都会收听南北两方面的广播（虽然信号不太好），然后向我复述大致内容。为了我的健康，他还不断向大使馆方面要这要那，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和他数十年间像亲兄弟一样走来，两家人也认定我们两人是结义兄弟。通过这次事件使我明白，他对我来说，不只是兄弟，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大使馆职员们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韩国政府还专门派遣了医生为我们检查身体。陆续从世界各地传来了激励我们的消息，在首尔的平壤商业学校的同学和弟子们，南韩的亲人们，夏威夷大学的GlennD.Paige教授..心情渐渐安定下来，但是接下来，就在眼前，又发生了一件对我冲击很大的事。
首尔的一家主要新闻社公开了我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之间的秘密信件及相关的文章。我非常吃惊，吃惊得都能听到心跳。这些有可能将我变成中国政府和北朝鲜政府的间谍。
好在首尔新闻社发表的文章是我在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时为了对外宣传而写的，并没有获得朝鲜政府批准，而且他们因为发文而受到批判，这样以来我的间谍罪就没有被认定。但是当时确实很不安，因为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的通信中提到了许多北朝鲜的秘密。凭这些文件，北朝鲜是可以向中国政府要求逮捕我这个“间谍”的。
1996年11月10日，我和德弘给帮助我们亡命的人写了一封信，当时是在很急的情况下在手册纸上完成的，但是那封信却一字不改的被发表在报纸上了。从1997年2月开始，新闻上出现我和德弘实施亡命计划时的信件。在北朝鲜，到处都会被监视，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对话，我和德弘就以散步为名，写了一些书信。
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最终会怎样，我感到十分不安，只有靠信念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我也决定在生日那天（2月17日）给妻子写一封遗书。
亲爱的朴胜玉同志：我瞒着你，抛弃你，一个人来到了这里，但是我感到的还是我十分爱你，我与你的生命无法分开，我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每当想到你因为担心而低下头的样子，像我这样没有人情味的人也快要疯了。
智贤（黄长烨孙子）被爷爷骂，但是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自主性，他向爷爷表示抗议，躺在过道的角落里；我向智成（黄长烨孙子）示好，为讨他的喜欢给他讲笑话。想到他们，我的心都碎了。
因为我，你和我们的孩子们都会遭受无尽的迫害，甚至死亡，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我背叛了我最爱的你、儿子、女儿、孙子们。我不祈求你们的原谅
，我请求你们最恶毒的诅咒我。
我背叛了所有依靠我、信赖我、我最亲的人。你们应该骂我“不是人”，我只能内心痛苦，无法向你们谢罪。我不应该再苟活下去，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
如果现在我能在平壤该有多好啊！你们在那里，我想见到你们。如果朝鲜劳动党宣布结束现在的非正常体制，实行改革开放、和平统一的道路，即使都是为了逮捕我而实施的策略，我也会回到平壤，回到家人中间。
与最爱的人生离别，我的内心十分痛苦，我不知道这样的我还能活多久，我的余生只想为民族而活。
“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与家人的生命相比，民族的生命更重要。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更重要。”
我想让你知道，我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
我最爱的朴胜玉同志！
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这封信，但是我真不知道我何时会死去，所以给你留下这封遗书。
1997年2月17日
北京韩国大使馆内黄长烨写完遗书后，我本来就沉重的心情变得更沉重了。即使我活着，此生恐怕也再无法见到妻子和孩子们了，这种痛苦一直折磨着我。我更努力的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稿，这么做哪怕只能稍微缓解一点痛苦。文稿是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写就的，许多地方不通，要修改的地方很多。我先修改错误很大的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认为“只要有一点错误也要改正”的“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虽然这么想，但是写字时总是有杂念蹦出来，心情无法平静。
工作完后，躺在床上还是睡意全无。我每天都会向医生索要安眠药，后来医生说长期服用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不再给我药了。别说对身体不好，我甚至没有活的久一点的想法。我对医生说，我能再活一年就行，接着向他要安眠药。
北朝鲜想强行抢回我和德弘，但是失败了。中国也发布公告，说韩国并没有绑架我们。北朝鲜又发布公告，“变节者想走就走吧”。
我发表声明，我和德弘不是民族的背叛者，而是金正日和他追随者的变节者。很巧的是，北朝鲜发布公告宣称我是变节者的那天，正好是我的74岁生日。大使馆还为我准备了生日晚会，我知道后请他们终止了。“现在家人生死未知，怎么能举办晚会呢，请不要再准备了，举行生日宴会只会更痛苦。”
但是，德弘对我说，“大哥如此深爱着家人，却下决断离开和牺牲他们，我会保持这‘管鲍之交’的心态毕生伺奉大哥的”。“谢谢你，德弘，你的话比任何的生日宴会都让我高兴。事已至此，我们只有抱定必胜的信念..”“大哥..”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使用过“逃亡”一词。当年我支持北朝鲜体制时，梦想着靠北朝鲜的主体思想统一祖国，对我而言，不只是北朝鲜，南北方都是我的祖国。但是现在，我反对北朝鲜和它的统治者，来到南部韩国，从此，对我来说，全部朝鲜半岛仍是我的祖国，但是统一的主体已经变成韩国了。
问题是，以北朝鲜为主体的祖国和以韩国为主体的祖国有什么差别？
都是以全部朝鲜为祖国，这一点不会有任何人有异议。那么，从祖国的北部土地来到南部土地怎么能说是逃亡呢，对这一点我感到不满。逃亡指的是背叛自己的祖国去它国。然而，现在国际上已经承认南北是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称为逃亡才符合国际惯例。我虽然不满，也不得不接受“逃亡”这一提法。雪上加霜，又传来了邓小平逝世的消息，邓小平被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一直诽谤和骂他。但是在我看来，邓小平是拯救了中国的伟人，他带领中国改变了原来模仿苏联的道路。
我很遗憾不能和处在国丧中的中国朋友们分担痛苦。如果我现在在平壤，应该是奉金正日的命令，去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吊唁。几天后得到消息，金正日对邓小平之死没有吊唁。
我对金正日的评价是，“是非不分，道理不明，是一匹脱了缰的小马崽子。”
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调查了我们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同时也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表示将妥善处理。3月14日，中国总理李鹏召开记者会，表达对这一事件的中国立场，韩国政府将在1个月内将我和金德弘转移至第三国。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则像是流干了身体的血，吃饭时不像吃饭，睡觉也无法入睡。
3月15日听到消息，韩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谈判达成协议，将把我们送往菲律宾。
大使馆员工安慰我们说，“时间会解决问题的”。话当然没错，我也知道。但是，另一方面这样一来我的心情反而更沉重。1997年3月18日，在韩国和中国政府的配合下，我和德弘被送往菲律宾。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菲律宾，都是与家人分开，都差不多，但是我的心情却并非如此。在北京的时候，虽然也无法知道家人的情况，我自己也生死未卜，但是可能因为离平壤近一些的关系，我觉得更安心一些。听说要跨海去菲律宾后，我对家人的思念更急迫了，如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即使我死两次，即使家人都牺牲了，我也要推翻金正日政权极其追随者，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望而不顾人民死活。但是，与之前的自信满满相比，我突然产生了某种忧虑，是不是一开始就有什么做错了？
大女儿常说要沿着我开创的主体思想创作伟大的文学作品，二女儿从事免疫学研究。她们都将很有出息，现在却因为我要牺牲了。我将来能做到的事情，会比她们做的更重要吗？
如果不是，我的行动首先在道德上就说不过去，还不如直接在平壤丢掉脑袋。再加上如果还没有完成使命就死去，我的罪就更大了，为此我非常苦闷、痛心。在那段苦闷的时期，这些是我常常思考的。
“这样吧，以后我努力避开金正日的魔掌，同时努力推翻他。”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登上了开往菲律宾的飞机，虽然内心已经下定决心，但还是坐立不安、不知所措。我抖擞精神。在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地方，菲律宾政府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住处，同时无数的记者也已经赶了过去。
菲律宾政府也很紧张，当天下午就用直升机秘密的转移我们，我们的住处也是里三层外三层保卫森严，保卫部队的负责人每两天向我们通报一次情况。对菲律宾政府，我真的很抱歉，不过，在菲律宾的第二个住处真的很不方便。
被菲律宾保卫团长称作别墅的那个地方，位于湖水边，我和德弘共用一个房间，房间里还装了空调。一同前来的韩国要员们共同住在一个厨房兼卧室的房间，房间里放了几张床。当然，当时不是该抱怨条件差的时候。我意识到很多人在尽他们所能的照顾我们，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杰出的人。所以我告诉自己不应该再担心或忧虑了。
几天后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内心安静下来了。在北京时，每天都是韩国和北京方面的消息，神经很紧张。菲律宾并没有将我们的消息泄漏出去，我也安心了。我请保卫团长向菲律宾当局转达了我的谢意。
没有特别事情的时候，我都是夜里12点以后睡觉，第二天5点就起床。但是在北京就没能这样，到了菲律宾后又恢复正常了。还有，既然已经离开北京，我也更加坚信一定能到达韩国。
那天，3月23日，也是我写誓文的日子。对家人和同志们所犯下的罪，我想偿还，所以以后我会全力为了祖国统一而奋斗。从那一天开始，我和德弘全身心的投入“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的工作中去。在北京，德弘通过晚上听广播来了解韩国的情势，然后告诉我。但是到菲律宾后，除了从阅读当地新闻的职员们那里了解消息，我们就无法获得别的情报了。通过与大使馆职员的对话，我感到韩国社会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到那时为止，（从为我们亡命拉线的人那里）我们虽然被告知韩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情况复杂，但是并未从话中听出还包含着“有一股韩国势力并不希望我们来到韩国”的意思。
现在到了该让我们了解的时候了，来找我们的人和大使馆职员将韩国的情况详细介绍给了我们。听后，我们茫然若失。
为什么？因为跟我们预想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向我们介绍韩国社会的多样性时，我们都用心在听，我们当然不想听后失望。“将来到了韩国，如果遭受没有预想到的对待，绝对不要在意。既然决定为祖国统一献身，努力做事就可以了。”
我长久以来作为一个思想家在工作。所以在思想方面我有自己的尺度。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了民族统一而努力的人，就是进步的，反对的人当然就是反动的。所以，我有准备。那些自称进步人士，实际上却在非难我的人的话，我没有必要听。金正日那么可怕，但是我“无视”他，来到了韩国。如果我害怕金正日及其统治北朝鲜的追随者们，我也就不可能来到韩国了。
我们—我和德弘—害怕的事情是我们自身意志的薄弱，或者说失去内心的最后一份义理；至于敌人，无论多么可怕，我们都不会畏惧。
4月1日，菲律宾外务长官Siazon
Domingol谈到我和德弘，他说中国和韩国方面要求收容我们“一个月的滞留”。那就是说，考虑到中国的立场，我们将在菲律宾待上一个月。我已经完成了修改“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文稿，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准备。接下来我还写了到达首尔即席发表的讲话稿。最后，4月20日上午，我们很早就从菲律宾出发，下午到达首尔。在我想念的（韩国）男女兄弟（指韩国同胞）前我发表了到达声明。“我离开故国的北方，现在来到了南方。对于接受我的申请以及为了我平安到达而做出努力的韩国政府，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向热情欢迎我的亲爱的国民们表示真挚的感谢，对按照国际惯例处理（我们）这一事件的中国和菲律宾政府表示感谢。（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