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学业
在釜山，总督府的人等着我们，他们从东京警视厅接收了我们这群新兵。我们又被带往车站，乘火车去首尔。在日本，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民族差别，反倒是回了国，才很强烈的感觉到我们（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官员十分傲慢，他们对我们的蔑视和憎恶全写在脸上。我们恰恰是一群知识分子，文化水平比日本官员们要高很多（不满敢于表现出来），双方敌对感很强烈。一天后到达首尔，二月的首尔还很冷，运兵的大货车带我们直接去了新兵训练所。“把穿的衣服脱了然后打包邮寄回家”，我当然知道他们这是在强制我们加入日本兵，然后在哪个地方为日本战斗。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日本拿起枪，但是..
在这里也存在家庭出身问题，与总督府有关系的家庭的孩子都回家了。剩下的接受10天生不如死的训练后被分为两组，分别派往两个不同地方的工厂。出发前可以回家一趟。看到父母我很难过，家里已经不仅仅是困难，完全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了。父母老了，一日三餐都成问题。不过儿子回来了，还是很高兴。
妈妈听说我被征用后会有配给粮，觉得万幸。爸爸则谈到了哥哥的死，还有我去日本留学有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知道没有后又觉得庆幸。去被派往的工厂又要坐火车，火车上已经挤满了征用军。
妈妈给孩子们准备的是地里的萝卜，那些萝卜要解决一家人的饥饿。到日本投降，我在工厂一共呆了1年零六个月。一开始我们共有26人，不过一个个的离开，最后包括我在内只剩下8个人。无论怎么讲，征用军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在日本苦学时与别人接触很少，不怎么与人交往，我也羞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征用期间，与来自朝鲜各地的人在一起生活，我学会了怎么适应团体生活。
我当时还努力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掉我的口音，因为我的家乡方言很严重，到了同志们都觉得诧异的程度。经过1年6个月的努力，我的口音改变了一些。征用军队伍中，我年龄最小，军中有在日本帝国大学等高校读书的优秀人物。
领导我们的是个日本警察，我们受不了他的粗暴，最后另一个日本军人替代了他。大概是我年龄小，干完活都不觉得疲劳，剩下的时间读了很多书。《古史通》、《三国史记》、《三国遗史》都是那个时候读的。
还有许多文学作品。不过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哲学和数学方面。一开始我们还能吃到玉米饭，后来就是豆饼了。吃了几天豆饼，太痛苦了。在几个大胆同志的斗争下，吃上了杂粮饭。现在还忘不掉的就是那些味道。我还学会了象棋。在那里留下了许多记忆。
偷偷的也会有消息传来，日本快完了。当时征用军中也有左翼人士，但是我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没有在意。所以也对共产主义没什么了解。在我看来，“为什么富强祖国要用别人的思想？”
我对共产主义没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共产主义能拯救我的民族吗？这就是我当时对共产主义的全部想法。一个人看着东海的时候，就会想起家乡的父母和姐姐，然后心里就不是滋味。
解放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沉浸在解放的喜悦里。伴随着解放的欣喜，我却陷入苦恼。一无所长，为祖国做些什么呢？不过从压迫中获得解放还是比什么都让人高兴。
8月17日，从26名减少到8名的征用军搭乘货物车返回首尔。我们在车上挂上太极旗（现韩国国旗），高喊独立万岁。晚上10点，我们投宿了一家小旅店。一位故乡的青年—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自己逃跑了—听说我们投宿在旅馆，就跑了过来，他讲述自己的兵营生活，然后问我们该怎么办？我很想说些什么，但是自己进退尚且不知，最后保持了沉默。
一行人都把被征用当成伟大的事，再加上都是知识分子，都相信将来会有一番大事业。第二天我们乘电车进入首尔，看到电车司机是朝鲜人，我非常感动。但是到了首尔之后，我又感到非常失望。
日本警察们还拿着枪维持首尔治安！已经解放了，首尔当然是朝鲜人的地盘，日本兵怎么能还这样呢？我很不服气。
我们一群人也该分手了，我随着故乡的朋友去了他哥哥家里。学校的名字我忘了，朋友的哥哥是一所短期大学的教授。那位朋友和他哥哥一起去见了一个叫吕运星（音译）的人，我决定不随他们去了，一个人回到平壤。1945年8月20日，我出发前往平壤。回到家后发现，家里除了父母变老了，其它一切和我当初走时几乎一模一样。
房子快倒塌了，爸爸在院子里支火做饭，嫂子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有当火车司机的二姐夫生活还好一些。回乡的年轻征用兵们正热衷于没收日本人的财产，他们佩着日本军刀到处转。
家里一贫如洗，我觉得应该在家帮助父母。这是一个幼时同学来找我，问我什么打算。他参加了共产党。“我想继续学习。”“现在这么乱，别学了，投身政治吧。”
“不管怎么说，我要去一趟平壤，回来再说”。
离开首尔时，我与同志们约定，回到故乡后要去趟平壤，看看能不能继续学业。我去了平壤，到了母校平壤商业学校，在那里见到了前辈。“来的太好了，现在日本教师都走了，学校都快经营不下去了，长烨你来学校帮忙吧”。
8月23日，平壤到首尔的铁路断了，如果不断，也许我的人生会有很大不同吧（按作者计划，下一步是去首尔，因为铁路不同，只好留在了平壤。此时朝鲜南北方分别成立了政权）。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越过38线的勇气，看不清当时的形势，再加上放下年老的父母，一个人去首尔也是没有道理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左翼分子开始大批涌入平壤，许多人也开始向我宣传共产主义。
我决定暂不参加政治运动，一边在平壤教书，一边观望形势。我们学校后面是平壤政府大楼，是当时平壤最好的建筑，苏联军队把它当作司令部，分了一部分给政府，共产党总部设在了税务局。
利用教学的空闲时间，我读了日本人写的《苦难故事》、《共产党宣言》等书，并不能完全理解，不过我当时的水平也不足以反驳。当时教师不足，我身兼好几门课，非常忙。我大学时是珠算选手，我现在负责珠算的教学，还教一门社会科学的科目（共产主义理论的初级思想）。
学校新来了许多学生，有的学生是以足球和篮球选手的身份入学的，学习一塌糊涂。好多学生年龄比我还大。有一天苏联军队的吉普车开进了学校操场，苏联兵下车后走进了校长室，原来他们要我们把学校给他们作司令部，我们要搬到平壤站附近的一个日本人女子学校去。搬家时苏联兵又来了，没收了许多日用品，我们跟他们说那些是必需品，他们不听。
苏联军把那些完全当成战利品。好在日本人女子学校只有地理位置不如原来的平壤商业学校，房子更好，校园更大，书也更多，还有宿舍，我担任了宿舍管理员。学校里比我年长，比我经历丰富的老师不少。但是，学生们都愿意听我的，我觉得与其说我是他们的前辈，不如说是因为我没有架子，学生们都喜欢没有架子的老师。我的第一份工作，又是为母校工作，我干的很高兴。
当时，苏联士兵会拦住街上的人，让他们给介绍女孩子。发生了很多强奸事件。我也被勒索过好几次，学生们则主动担当起保护我的任务来。他们是足球和跆拳道选手，为了保护我，分成小组跟着我。我与其说高兴，更多的则是感动。
苏联军队暴行越来越多。他们将妇女强奸后再用枪将妇女们杀死。还有一次，8名苏联士兵进入一家，将三年级的小女生轮奸。故乡进行土地革命了，爸爸分到了土地，说生活好些了。我虽然是教师，其实是赤贫状态，记笔记的铅笔都没有。我们学校旁边是日本人建的游泳馆，苏军士兵会把女孩带到那里进行强奸。有时候地点没找到，就会跑到我们学校里。语言不通，喝醉了的苏联士兵还到处打人，拿着抢到处乱射。我的平壤教师生活从1945年冬持续到1946年夏天，当时没有入任何党派，是从讲义中读到了共产主义。关于入党，我以为入共产党比新民当要好，所以，平常会问周围的共产党员我能不能入党。结果被反问，
“劳动多久了？为什么入党？”
我以为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入党，结果没想到那么不亲切，就断了入党的念头。
宋（共同当兵的一位朋友）来到我这里不久，学校被改编为经济专门学校，分为经济、经营、会计三科，改为男女同校。并入新创立的金日成综合大学，迁移到位于平壤东部的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的建筑内。搬家那天下着大雨，我们赶着牛车，现在还记忆犹新。
新地方还算干净。我与尹老师一起在值班室里做饭。原本与我住一起的老师结婚了，置办家具搬了出去。教师里没有房子的只有我了，所以我在学校住着。我并不是每天都做饭，我经常与学生们一块吃。学校里会经常碰到小偷，甚至连睡觉时脱了放在旁边的衣服都会被偷。我丢了前辈送的钢笔和尹老师送的衣服。小偷们连玻璃都偷。我们埋伏了几个足球队员，逮住了两个。我们跟着他们去了他们住的地方，发现他们没有被子，睡在稻草上，我们只是训了他们就回来了。
到了夏天，学校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置办了宿舍。我重新当起了宿舍管理员。经济专门学校改名后，校长也换了，还有了党支部。当时共产党和新民党已经合并，改称为朝鲜劳动党。新来的校长是南方过来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运动，还曾在中国延安活动。
新校长外貌端庄，歌唱的很好。他自诩是杰出的革命家、哲学家。他说自己之所以没能当干部，是因为莫斯科派的派系斗争，莫斯科派忙着安排自己人，他和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金斗用是挚友。新校长善于言辞，外貌突出，很受青年学生们的好感。我把他当前辈一样尊敬，他也很爱惜我。有时我工作到晚上，他还会给我买零食。他劝我学点哲学，但是我也看出来了，他只是读了些中国书，对哲学知识并不懂。
为什么？他说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是概念哲学，加以排斥。党支部书记曾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逃脱，跑到延安，与日本人继续斗争。他是平安北道人，支部书记劝我入党，新校长也劝我入党。我当时并没有强烈的入党愿望，不过有人说以后要当老师就必须入党，周围的老师都写了入党申请书。1946年11月16日，通过党支部的审查，我加入了朝鲜劳动党。入党申请书材料里，我的成分是中农，社会成分是办公人员。同僚们要我注意这些。“解放前，你在日本苦学，辛苦劳动，还被征用了1年6个月，怎么能写成中农呢？劳动成分对将来影响很大，还是改回来吧。
“我是被强制征用，怎么能说是劳动者呢？再说我没有当官的打算，没关系的。”
我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并没有改。党支部发给我党证时特别强调说，“党证是无上荣光的，就像金日成同志一样”。1947年2月的一天，党支书记进入了社会安定部。临走前，他和新校长商议由谁来接任他的位置，大家居然都说除了我没人更合适了。就那样，入党不到三个月，我成了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我变得更忙了，我是舍监，要管理学生宿舍。当上党支部书记后，还要给学生上（党）课，教书的任务也加重了。作为党支部书记，我还要动员扫除文盲活动。不过，最大的负担，是召开党支部会议。党支部每天都要开会，许多时候会议一开就是一整夜，而且会议大部分内容跟学校教学内容没有关系。来开会的党员里有许多周边农村来的人。要多抓老鼠，别浪费粮食，要与反动派和阶级敌人斗争，预防偷盗，学习会要好好进行，等等等等，开不完的会，我真的精疲力尽了。每天都开到黎明的会议让住在远处的党员们受不了了，他们抗议了，最后给他们安排了一辆货车，每天会议结束后送他们回去。我因为宿舍就在附近，每天开完会都步行回宿舍。每天清晨走在路上，会愤愤不平，“产主义怎么就是不让人好好活？”，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辱骂共产党的想法。因为党员们当时真的在很热情的工作，我也不知不觉受了他们的影响。在学校里向师生们传达党的指示时，语气很象党员讲话的调子。我觉得自己也像一个热情的党员，学生们也这样评价我。
1948年2月，我参加了为期6个月的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班，这是我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进入班里的同学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定水准的人。中央党校使用崇实专门学校作为校舍，一部分是教室，一部分被用作宿舍。为了把拉下的功课给补上，我没日没夜的刻苦学习，还因此得了一个“夜晚大学生”的绰号。几个爱好哲学的同学组成了哲学研究小组，共同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通过在党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了“我的哲学”。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的。党校老师大部分是从苏联回国的朝鲜人，校长直接用苏联出版的教材给我们讲课。
我们的课业延长了一个月，直到8月末才毕业。大家成绩都差不多，但是他们都被分配到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原因是他们在入校之间已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指跟着金日成干过革命之类）。我被分配到了平壤师范大学。不过没过多久，中央党部找到了我。
“同志，真对不起。崔昌益同志的夫人被安排在了金日成大学预备科，但是崔同志要求给她安排到师范大学去。真是不好意思，你们能交换一下吗？”
大概那些干部们认为我不想去金日成大学吧？！我二话没说答应了。崔昌益是政治局委员，延安派的头目。
可能是命运吧！我学习的机会又来了。在日本读大学中途被征用参军，我并没有读完大学。在金日成大学预备科教社会学和逻辑学的同时，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考试合格，我成了一名哲学研究生。
那位在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就是他走后让我接替他的宋宪革，现在是金大因救生院的党支部同志。当时金大（金正日综合大学）主校区已经建成，所有的研究生都在本校上课，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自己做饭。
房东是个年轻人，没工作，守着年轻的老婆和一个孩子。对面也是自己做饭吃的学生们。我的房间很小，与学生们一起做饭。男老师们让我找女学生，也有人给我介绍女孩子，但是当时我正专心学术，根本没有结婚的想法。
大学党支部对我很信任。苏联派来的一位哲学副教授的讲义需要翻译城朝语，党支部让我和“哲学讲座长”共同翻译。我开始边翻译边努力提高俄语水平，于是变得更忙了。后文会提到，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时与这位苏联副教授是同学，其实他的水平很差。
那位教授中途回国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水平很差，为了翻译他的讲义吃了很多苦头。1949年夏天，我翻译了苏联哲学教授的《逻辑学》。现在我得承认，其实我翻译的不怎么样，很多地方是自己发挥的。不管怎么说，翻译时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第一学年就要结束的时候，好运又来了。我被推荐去苏联留学。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不过想到年迈的父母我还是做了一番心里斗争。听到消息的宋宪革找到我，要我推荐他进入研究生院学习。我向支部书记推荐了宋，他顺利通过考试，我离开朝鲜时，宋已经在研究生院学习一个月了。
1949年10月，我作为“派遣研究生”与“派遣大学生”一起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我和一位中央党校45岁的教员被安排在莫斯科综合大学读哲学研究生，第一年学习俄语，接下来三年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史。我的指导教授是一位哲学博士，他还有个生物学学位，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很丰富。我所在的研究院共30名学生，12人学哲学。
留学生中我的俄语算是不错的，以前翻译过东西，词汇量很丰富，至少自我感觉良好。俄语老师是个女孩，6个月后我就能毫无障碍的用俄语听课了。我如饥似渴的学习，天文学和理论物理、哲学……我还读了俄罗斯文学，哲学，罗马史..一年下来，我读了5000页，已经能用俄语思考。
在莫斯科留学的朝鲜学生们每天晚上会聚在一起讨论朝鲜革命，讨论时相互争论的很激烈。我只参加过一次，觉得太正式了，就再也没去过。还有一个原因，我去苏联的目的是学习苏联的发展理论，而不是学习朝鲜的政治。
不过关于我的议论传了出去，有的说我不参加讨论是因为水平太低..可能是我在讨论会上发言并不很出彩吧。当时我正努力适应俄罗斯的学习生活。我不是在学给别人看，而是要学到真正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好的。没有民族差别，人们互相，道德高尚。现在想来当时太武断了。
我的俄语老师与我同岁，丈夫死于苏联与德国的交战。老师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很没有人情味，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我知道她其实有一颗善良的心。老师的造诣很深，读过很多书。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她身上感受到了异性的魅力，我跟她走的很近，我们还经常一起去剧场（大部分情况下她买票，我会买巧克力或者冰淇淋，但是我们都不算奢侈）。
有一次，我们在操场上散步（我和她牵着手）。她向我告白，说爱我。我对她说，“如果你希望我们只是那样的关系，那就那样吧！”
“我也很爱你，但不是男女间的那种爱，我对你的爱是尊敬。我希望你理解我。”
之后我们仍然见面，有时还会去她家。她家共三口人，她、她的妈妈和一个女儿，女儿很喜欢我。我们的亲密关系四年都没有变。回国之后我还会经常想到她。
1960年我再次去苏联参加世界共产党大会时去找过她一次。她见到我非常高兴，她在聊天中慨叹苏联正在逐步走向物质至上。那之后电视机出现，人们热衷于看电视，精神世界更加苍白。
对当时的苏联，我只有一点不同意，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至今仍然从骨子里反对这件事。但是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苏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苏联留学时，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留学一年之后，大使馆推荐我做学生干部，可能是认为我学习刻苦吧。我接受了，当了两年半的学生干部。当时留学生党支部领导人是金日成的兄弟金英柱，他人很好，而且经验丰富，我很尊敬他，跟他学到许多东西。不过，我并没有要跟随他踏入政界的想法，我有一个学者梦。一年语言课程结束后，我正式开始了研究生课程。由于已经耽误了一年，与俄罗斯学生相比，课程拉下很多，我担心即使把所有参考书目都读一遍，估计也跟不上了。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借来同学中学习最优秀的那位同学的笔记，课程中简单的部分就照他的笔记学习，然后我再集中经历专功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难的那一部分。我发明的这个学习方法类似马克思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首先集中经历建设重工业，然后再发展轻工业”。
有一次学习遇到问题，我去找指导老师商量。当我的提问越来越难时，老师说，“你打算一天之内把马克思主义全学完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去找过他，他也没有再提问我。一年刻苦学习之后，我自认为已经有了不错的哲学思考能力。我的学位论文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讲述与妻子的相见之前，先说说另一个女孩子。
我到莫斯科第二年的时候，约会过一个女孩。那女孩毕业于金日成大学教育专业，来莫斯科读研究生。她在平壤是个出名的美女，很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首尔的富商，后来没多久男人死了，她又成了金日成大学副校长（一个苏联籍朝鲜人）的情妇。
我当时是莫斯科朝鲜留学生的干部，她到莫斯科的第二个月来找了我，她的美貌真是名不虚传!她在莫斯科综合大学教育学院读研究生，见面时她说，“我听说同志您很努力，经常去图书馆学习，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她比我小两岁，我们当时住在同一个宿舍楼里。见面之后一个月，有一天我正穿衣服打算去图书馆，她敲我的门，要跟我一起去图书馆。我答应了，以后又经常一起去。于是留学生中开始传我们交往了。一位前辈还专门找到我对我说，“那个女人就是个狐狸精，说到勾引男人，她会不止四万种方法，对付你这种书呆子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你最好还是跟她结束了吧。”对我来说，她是不是处女，有没有嫁过人都不重要，我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人品。女孩对我很主动，有时我正在图书馆学习，她会突然出现，夺走我的钢笔，或是让我放下书和她出去。出去之后，她会在言语中强调关于她的传闻都是假的，跟她在一起会对我有好处。傻子也能听出她在说谎，但是想到她说谎是为了和我在一起，我也就随她了。
她希望我们的关系再进一步，战争于是开始了。她利用我的心软和正直，而我无法再容忍她对我耍手腕了。我从她身上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与心术不正的人相处，没必要用高尚的方式，对方已经举起武器，而你还空着手，吃亏的肯定是自己。所以，她对我说谎，我也用说谎来回敬她，她说实话，我才坦诚相待。她看出了我的改变，就两手都用上了。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古典演出。从剧场出来之后，她说，“演出有什么意思啊，还不时拿买票的钱吃顿好的呢！”这简直就是个饭桶啊！我很不高兴，不过我也明白，这跟她长大的环境有关系，我就没有向她表示不快。
那年冬天，她的高官情人来到了莫斯科。她陪着高官出去了，好几天都没有回宿舍。我也对她下了结论，这是一个旧习难改的女人，我决心和她断绝关系。
高官走后，她来找我，向我道歉，我没有接受。接下来两个月，她继续缠着我，但是我在心里已经彻底与她疏远了。最终，我们没能发展成进一步的关系。有了这一次经历，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说，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完全不懂女人的学生了。
下面开始讲和妻子的相识。
1952年5月，我与一个女孩开始正式交往，她叫朴胜玉，就是我后来的妻子。朝鲜战争中，她参军做了一名护士，后来战争结束，她来到苏联学习。我是留学生干部，她是医科大学留学生的班长，比我小九岁。
按照规定，她需要定期向我汇报在医科大学学习的朝鲜学生的情况，我们就是这样逐渐亲密起来的。我们真心相待，她也没有介意我与上文中提到的女孩的绯闻。得知我们在一起后，留学生们都表示了支持。
她是个性格开朗，很活泼的女孩。当时在苏联，男人对女人还保留着一种绅士风度，但是她不管这些，不论是在商店还是在剧场，与苏联人交涉或是买东西时搞价钱都是她出头。与政治地位相比，她认为学问和做人更重要。她的父母离婚了，她一直反对，并同情母亲。我们交往时，一位大使馆的秘书一直在追她，
但是她选择了我。后来的一生中，不论条件好坏，我们相濡以沫。所以，抛下她们（逃亡）成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心病。1952年夏天，我作为朝鲜武力部一位大校的翻译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我们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朝鲜战争。那也是我第一做飞机，另外，我还意外的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芬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
任务结束之后，我和朴更亲密了。我当时自信满满，情场得意，而且在学术上也如鱼得水。身为留学生干部，我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这一切，将我一直以来的悲愤情绪一扫而光。苏联当时是个性关系很开放的国度，我于是也..
我需要做一个决定：妻子朴胜玉是继续学业还是结婚回国？
大使馆的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把我们叫到了他的面前，当时我还有一年就读完研究生了，而妻子的学业还有4~5年，他问我们打算怎么办？妻子同意放下学业回国。我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为她举办一场结婚仪式，然后介绍给我的父母。在留学生的帮助下，我们在莫斯科举办了婚礼
然后妻子回到了平壤，那是我第一次体会与爱人的离别之苦。当然，那次与50年之后的分别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妻子走后，我埋头学业，当时论文已经交了初稿。1..教授对我说，他教的学生中，我是第一个论文初稿一字未改就获得通过的。
我当时认为，关于人生观，特别是关于人的生活目的和幸福本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我打算以后在那个领域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一开始最关心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论，刚到苏联的时候最先开始学的也是认识论。随着哲学素养的加深，我觉得认识论没有再研究的必要。那之后再有人问我有关认识论的问题，我通常这样回答，“认识论的知识，学习一遍就行了，没有再研究的必要”，今天认识论已经不再是哲学问题了。关于人生观，文学家比哲学家更有兴趣。
我知道回到朝鲜连买书都成问题，于是我在苏联的最后一段时间努力读了许多书。我通常早上很早就去图书馆，直到很晚才会宿舍。就那样，我的留学生活结束了。
在莫斯科的四年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我收获了知识和爱情，形成了对人类未来的认知。甚至，我今天的悲剧也是在莫斯科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53年11月，我回到平壤。战争之后，平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已经看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子了。在我出国留学的几年，国家和人民经历着战争的苦难，我却躲在国外享受和平，我有很深的负罪感！
1译注：原谅，这里略去一部分，作者自夸，相当肉麻
归国后，我成为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哲学讲座长”，我应该感激，因为这是党破例的安排。我和妻子带着9月出生的女儿到了学校（为躲避战乱，学校迁出了平壤）。
当时我已经知道，战争是北方（指金日成）发动的。但是，我（当时）认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质之间的战斗，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讨论谁先开第一枪根本没有意义。我当时还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我相信，应该将南韩也统一到社会主义的旗下。
精神上虽然那样想，在生活上，事实确是比解放前（朝鲜解放，即日本战败）更加不如了，战争的悲惨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周围很多年轻人都成了小偷。我当时住的房子，一下雨屋里就会漏，整个屋里有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老鼠到处乱串。烧火做饭时，满屋都是烟，人根本睁不开眼。教室里没有火炉，我们就用废油桶做了一个，然后点松枝取暖。烟很大，但是却不能开门放烟，因为一旦开门，墨水就会冻上，同学们就没法记笔记了。虽然条件艰苦，学生们都很努力。学校对我的期待很大，我也投入了全部的热情。
因为结婚，妻子中断了在苏联的学业。现在孩子出生了，她想继续学习，我当然赞成。妻子进入了师范大学俄语系。哲学系的老师主要是朝鲜战争时从南方逃到北方的人，他们大多原本是首尔大学等南方高校的老师，经验丰富。虽然我比他们年龄都小，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当作老师，向我学习（作者现在是哲学系的头头，又在苏联留学）。特别是一位叫咸奉石（...）的老师，他问了我许多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我本来也有许多疑问，就把苏联老师对我做的解释转述给他听，他很感动的样子，我把自己搜集的材料都交给了他。不久之后，他利用那些资料写成《德国古典哲学》一书，我虽然没有读过，但是大家反应都很好。书初版后不久，他来找我，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稿费。
“为什么给我这个？”“讲座长，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请你收下吧！”
我笑了，感叹他的淳朴！校方要求讲座长去听教授们讲课，检查他们的教案，但是我并没有执行。我认为，教授有权利按自己的想法讲课，学习不是靠检查来完成的。教授们支持我的观点自不必说。我经常与教授们一起举行讨论会。
我受到大学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信任，出任代表教员的大学党支部副委员长（相当于我国大学党委副书记），“学部长”也不干涉我。
我去苏联留学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北朝鲜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低。他们大多只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知识，看过一些零碎的文字。甚至那些被派到苏联进修过的教授们也不怎样。
但是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自己的老师们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很认真的听讲。我出国留学之前，曾在金日成大学听过一位苏联来的朝鲜教授的讲座，当时学校的其它老师把他当作在苏联很有名的教授。后来到了莫斯科，我有一位研究生院的同学与那位教授来自同一所学校。我向他打听，原来那位“朝鲜人教授”居然只是我这位同学的助理。
还有中央党校的校长，也是一位在苏联的朝鲜人，曾经为我们举办讲座。后来我到了莫斯科，他以朝鲜高官的身份来苏联访问，我又见到了他。别说马克思理论了，他居然连俄语都说不明白。
当然，我之所以知道那些，都是后来去莫斯科留学的缘故。学校的老师们其实可以说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依旧在讲课。
1954年，平壤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学生和教员们都被要求参加建筑劳动。好在当时金日成大学还没有迁回平壤，中央的干涉和管理还没那么严厉，对学习有好处。
我当时抽空写作了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小册子，拿到了稿费。稿费的数额与我在大学的薪水差不多了。我当时满怀激情，一年共写了1,000多页，这还没将我编写的教科书计算在内。
1956年，我在平壤分到了房子，是个相当不错的房子。我搬家后把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立刻接了过来。那年5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妻子在大学担任了照顾各国留学生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