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学业
在釜山,总督府的人等着我们,他们从东京警视厅接收了我们这群新兵。我们又被带往车站,乘火车去首尔。在日本,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民族差别,反倒是回了国,才很强烈的感觉到我们(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官员十分傲慢,他们对我们的蔑视和憎恶全写在脸上。我们恰恰是一群知识分子,文化水平比日本官员们要高很多(不满敢于表现出来),双方敌对感很强烈。一天后到达首尔,二月的首尔还很冷,运兵的大货车带我们直接去了新兵训练所。“把穿的衣服脱了然后打包邮寄回家”,我当然知道他们这是在强制我们加入日本兵,然后在哪个地方为日本战斗。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日本拿起枪,但是..
在这里也存在家庭出身问题,与总督府有关系的家庭的孩子都回家了。剩下的接受10天生不如死的训练后被分为两组,分别派往两个不同地方的工厂。出发前可以回家一趟。看到父母我很难过,家里已经不仅仅是困难,完全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了。父母老了,一日三餐都成问题。不过儿子回来了,还是很高兴。
妈妈听说我被征用后会有配给粮,觉得万幸。爸爸则谈到了哥哥的死,还有我去日本留学有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知道没有后又觉得庆幸。去被派往的工厂又要坐火车,火车上已经挤满了征用军。
妈妈给孩子们准备的是地里的萝卜,那些萝卜要解决一家人的饥饿。到日本投降,我在工厂一共呆了1年零六个月。一开始我们共有26人,不过一个个的离开,最后包括我在内只剩下8个人。无论怎么讲,征用军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在日本苦学时与别人接触很少,不怎么与人交往,我也羞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征用期间,与来自朝鲜各地的人在一起生活,我学会了怎么适应团体生活。
我当时还努力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掉我的口音,因为我的家乡方言很严重,到了同志们都觉得诧异的程度。经过1年6个月的努力,我的口音改变了一些。征用军队伍中,我年龄最小,军中有在日本帝国大学等高校读书的优秀人物。
领导我们的是个日本警察,我们受不了他的粗暴,最后另一个日本军人替代了他。大概是我年龄小,干完活都不觉得疲劳,剩下的时间读了很多书。《古史通》、《三国史记》、《三国遗史》都是那个时候读的。
还有许多文学作品。不过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哲学和数学方面。一开始我们还能吃到玉米饭,后来就是豆饼了。吃了几天豆饼,太痛苦了。在几个大胆同志的斗争下,吃上了杂粮饭。现在还忘不掉的就是那些味道。我还学会了象棋。在那里留下了许多记忆。
偷偷的也会有消息传来,日本快完了。当时征用军中也有左翼人士,但是我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没有在意。所以也对共产主义没什么了解。在我看来,“为什么富强祖国要用别人的思想?”
我对共产主义没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共产主义能拯救我的民族吗?这就是我当时对共产主义的全部想法。一个人看着东海的时候,就会想起家乡的父母和姐姐,然后心里就不是滋味。
解放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沉浸在解放的喜悦里。伴随着解放的欣喜,我却陷入苦恼。一无所长,为祖国做些什么呢?不过从压迫中获得解放还是比什么都让人高兴。
8月17日,从26名减少到8名的征用军搭乘货物车返回首尔。我们在车上挂上太极旗(现韩国国旗),高喊独立万岁。晚上10点,我们投宿了一家小旅店。一位故乡的青年—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自己逃跑了—听说我们投宿在旅馆,就跑了过来,他讲述自己的兵营生活,然后问我们该怎么办?我很想说些什么,但是自己进退尚且不知,最后保持了沉默。
一行人都把被征用当成伟大的事,再加上都是知识分子,都相信将来会有一番大事业。第二天我们乘电车进入首尔,看到电车司机是朝鲜人,我非常感动。但是到了首尔之后,我又感到非常失望。
日本警察们还拿着枪维持首尔治安!已经解放了,首尔当然是朝鲜人的地盘,日本兵怎么能还这样呢?我很不服气。
我们一群人也该分手了,我随着故乡的朋友去了他哥哥家里。学校的名字我忘了,朋友的哥哥是一所短期大学的教授。那位朋友和他哥哥一起去见了一个叫吕运星(音译)的人,我决定不随他们去了,一个人回到平壤。1945年8月20日,我出发前往平壤。回到家后发现,家里除了父母变老了,其它一切和我当初走时几乎一模一样。
房子快倒塌了,爸爸在院子里支火做饭,嫂子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有当火车司机的二姐夫生活还好一些。回乡的年轻征用兵们正热衷于没收日本人的财产,他们佩着日本军刀到处转。
家里一贫如洗,我觉得应该在家帮助父母。这是一个幼时同学来找我,问我什么打算。他参加了共产党。“我想继续学习。”“现在这么乱,别学了,投身政治吧。”
“不管怎么说,我要去一趟平壤,回来再说”。
离开首尔时,我与同志们约定,回到故乡后要去趟平壤,看看能不能继续学业。我去了平壤,到了母校平壤商业学校,在那里见到了前辈。“来的太好了,现在日本教师都走了,学校都快经营不下去了,长烨你来学校帮忙吧”。
8月23日,平壤到首尔的铁路断了,如果不断,也许我的人生会有很大不同吧(按作者计划,下一步是去首尔,因为铁路不同,只好留在了平壤。此时朝鲜南北方分别成立了政权)。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越过38线的勇气,看不清当时的形势,再加上放下年老的父母,一个人去首尔也是没有道理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左翼分子开始大批涌入平壤,许多人也开始向我宣传共产主义。
我决定暂不参加政治运动,一边在平壤教书,一边观望形势。我们学校后面是平壤政府大楼,是当时平壤最好的建筑,苏联军队把它当作司令部,分了一部分给政府,共产党总部设在了税务局。
利用教学的空闲时间,我读了日本人写的《苦难故事》、《共产党宣言》等书,并不能完全理解,不过我当时的水平也不足以反驳。当时教师不足,我身兼好几门课,非常忙。我大学时是珠算选手,我现在负责珠算的教学,还教一门社会科学的科目(共产主义理论的初级思想)。
学校新来了许多学生,有的学生是以足球和篮球选手的身份入学的,学习一塌糊涂。好多学生年龄比我还大。有一天苏联军队的吉普车开进了学校操场,苏联兵下车后走进了校长室,原来他们要我们把学校给他们作司令部,我们要搬到平壤站附近的一个日本人女子学校去。搬家时苏联兵又来了,没收了许多日用品,我们跟他们说那些是必需品,他们不听。
苏联军把那些完全当成战利品。好在日本人女子学校只有地理位置不如原来的平壤商业学校,房子更好,校园更大,书也更多,还有宿舍,我担任了宿舍管理员。学校里比我年长,比我经历丰富的老师不少。但是,学生们都愿意听我的,我觉得与其说我是他们的前辈,不如说是因为我没有架子,学生们都喜欢没有架子的老师。我的第一份工作,又是为母校工作,我干的很高兴。
当时,苏联士兵会拦住街上的人,让他们给介绍女孩子。发生了很多强奸事件。我也被勒索过好几次,学生们则主动担当起保护我的任务来。他们是足球和跆拳道选手,为了保护我,分成小组跟着我。我与其说高兴,更多的则是感动。
苏联军队暴行越来越多。他们将妇女强奸后再用枪将妇女们杀死。还有一次,8名苏联士兵进入一家,将三年级的小女生轮奸。故乡进行土地革命了,爸爸分到了土地,说生活好些了。我虽然是教师,其实是赤贫状态,记笔记的铅笔都没有。我们学校旁边是日本人建的游泳馆,苏军士兵会把女孩带到那里进行强奸。有时候地点没找到,就会跑到我们学校里。语言不通,喝醉了的苏联士兵还到处打人,拿着抢到处乱射。我的平壤教师生活从1945年冬持续到1946年夏天,当时没有入任何党派,是从讲义中读到了共产主义。关于入党,我以为入共产党比新民当要好,所以,平常会问周围的共产党员我能不能入党。结果被反问,
“劳动多久了?为什么入党?”
我以为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入党,结果没想到那么不亲切,就断了入党的念头。
宋(共同当兵的一位朋友)来到我这里不久,学校被改编为经济专门学校,分为经济、经营、会计三科,改为男女同校。并入新创立的金日成综合大学,迁移到位于平壤东部的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的建筑内。搬家那天下着大雨,我们赶着牛车,现在还记忆犹新。
新地方还算干净。我与尹老师一起在值班室里做饭。原本与我住一起的老师结婚了,置办家具搬了出去。教师里没有房子的只有我了,所以我在学校住着。我并不是每天都做饭,我经常与学生们一块吃。学校里会经常碰到小偷,甚至连睡觉时脱了放在旁边的衣服都会被偷。我丢了前辈送的钢笔和尹老师送的衣服。小偷们连玻璃都偷。我们埋伏了几个足球队员,逮住了两个。我们跟着他们去了他们住的地方,发现他们没有被子,睡在稻草上,我们只是训了他们就回来了。
到了夏天,学校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置办了宿舍。我重新当起了宿舍管理员。经济专门学校改名后,校长也换了,还有了党支部。当时共产党和新民党已经合并,改称为朝鲜劳动党。新来的校长是南方过来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运动,还曾在中国延安活动。
新校长外貌端庄,歌唱的很好。他自诩是杰出的革命家、哲学家。他说自己之所以没能当干部,是因为莫斯科派的派系斗争,莫斯科派忙着安排自己人,他和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金斗用是挚友。新校长善于言辞,外貌突出,很受青年学生们的好感。我把他当前辈一样尊敬,他也很爱惜我。有时我工作到晚上,他还会给我买零食。他劝我学点哲学,但是我也看出来了,他只是读了些中国书,对哲学知识并不懂。
为什么?他说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是概念哲学,加以排斥。党支部书记曾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逃脱,跑到延安,与日本人继续斗争。他是平安北道人,支部书记劝我入党,新校长也劝我入党。我当时并没有强烈的入党愿望,不过有人说以后要当老师就必须入党,周围的老师都写了入党申请书。1946年11月16日,通过党支部的审查,我加入了朝鲜劳动党。入党申请书材料里,我的成分是中农,社会成分是办公人员。同僚们要我注意这些。“解放前,你在日本苦学,辛苦劳动,还被征用了1年6个月,怎么能写成中农呢?劳动成分对将来影响很大,还是改回来吧。
“我是被强制征用,怎么能说是劳动者呢?再说我没有当官的打算,没关系的。”
我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并没有改。党支部发给我党证时特别强调说,“党证是无上荣光的,就像金日成同志一样”。1947年2月的一天,党支书记进入了社会安定部。临走前,他和新校长商议由谁来接任他的位置,大家居然都说除了我没人更合适了。就那样,入党不到三个月,我成了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我变得更忙了,我是舍监,要管理学生宿舍。当上党支部书记后,还要给学生上(党)课,教书的任务也加重了。作为党支部书记,我还要动员扫除文盲活动。不过,最大的负担,是召开党支部会议。党支部每天都要开会,许多时候会议一开就是一整夜,而且会议大部分内容跟学校教学内容没有关系。来开会的党员里有许多周边农村来的人。要多抓老鼠,别浪费粮食,要与反动派和阶级敌人斗争,预防偷盗,学习会要好好进行,等等等等,开不完的会,我真的精疲力尽了。每天都开到黎明的会议让住在远处的党员们受不了了,他们抗议了,最后给他们安排了一辆货车,每天会议结束后送他们回去。我因为宿舍就在附近,每天开完会都步行回宿舍。每天清晨走在路上,会愤愤不平,“产主义怎么就是不让人好好活?”,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辱骂共产党的想法。因为党员们当时真的在很热情的工作,我也不知不觉受了他们的影响。在学校里向师生们传达党的指示时,语气很象党员讲话的调子。我觉得自己也像一个热情的党员,学生们也这样评价我。
1948年2月,我参加了为期6个月的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班,这是我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进入班里的同学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定水准的人。中央党校使用崇实专门学校作为校舍,一部分是教室,一部分被用作宿舍。为了把拉下的功课给补上,我没日没夜的刻苦学习,还因此得了一个“夜晚大学生”的绰号。几个爱好哲学的同学组成了哲学研究小组,共同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通过在党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了“我的哲学”。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的。党校老师大部分是从苏联回国的朝鲜人,校长直接用苏联出版的教材给我们讲课。
我们的课业延长了一个月,直到8月末才毕业。大家成绩都差不多,但是他们都被分配到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原因是他们在入校之间已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指跟着金日成干过革命之类)。我被分配到了平壤师范大学。不过没过多久,中央党部找到了我。
“同志,真对不起。崔昌益同志的夫人被安排在了金日成大学预备科,但是崔同志要求给她安排到师范大学去。真是不好意思,你们能交换一下吗?”
大概那些干部们认为我不想去金日成大学吧?!我二话没说答应了。崔昌益是政治局委员,延安派的头目。
可能是命运吧!我学习的机会又来了。在日本读大学中途被征用参军,我并没有读完大学。在金日成大学预备科教社会学和逻辑学的同时,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考试合格,我成了一名哲学研究生。
那位在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就是他走后让我接替他的宋宪革,现在是金大因救生院的党支部同志。当时金大(金正日综合大学)主校区已经建成,所有的研究生都在本校上课,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自己做饭。
房东是个年轻人,没工作,守着年轻的老婆和一个孩子。对面也是自己做饭吃的学生们。我的房间很小,与学生们一起做饭。男老师们让我找女学生,也有人给我介绍女孩子,但是当时我正专心学术,根本没有结婚的想法。
大学党支部对我很信任。苏联派来的一位哲学副教授的讲义需要翻译城朝语,党支部让我和“哲学讲座长”共同翻译。我开始边翻译边努力提高俄语水平,于是变得更忙了。后文会提到,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时与这位苏联副教授是同学,其实他的水平很差。
那位教授中途回国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水平很差,为了翻译他的讲义吃了很多苦头。1949年夏天,我翻译了苏联哲学教授的《逻辑学》。现在我得承认,其实我翻译的不怎么样,很多地方是自己发挥的。不管怎么说,翻译时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第一学年就要结束的时候,好运又来了。我被推荐去苏联留学。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不过想到年迈的父母我还是做了一番心里斗争。听到消息的宋宪革找到我,要我推荐他进入研究生院学习。我向支部书记推荐了宋,他顺利通过考试,我离开朝鲜时,宋已经在研究生院学习一个月了。
1949年10月,我作为“派遣研究生”与“派遣大学生”一起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我和一位中央党校45岁的教员被安排在莫斯科综合大学读哲学研究生,第一年学习俄语,接下来三年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史。我的指导教授是一位哲学博士,他还有个生物学学位,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很丰富。我所在的研究院共30名学生,12人学哲学。
留学生中我的俄语算是不错的,以前翻译过东西,词汇量很丰富,至少自我感觉良好。俄语老师是个女孩,6个月后我就能毫无障碍的用俄语听课了。我如饥似渴的学习,天文学和理论物理、哲学……我还读了俄罗斯文学,哲学,罗马史..一年下来,我读了5000页,已经能用俄语思考。
在莫斯科留学的朝鲜学生们每天晚上会聚在一起讨论朝鲜革命,讨论时相互争论的很激烈。我只参加过一次,觉得太正式了,就再也没去过。还有一个原因,我去苏联的目的是学习苏联的发展理论,而不是学习朝鲜的政治。
不过关于我的议论传了出去,有的说我不参加讨论是因为水平太低..可能是我在讨论会上发言并不很出彩吧。当时我正努力适应俄罗斯的学习生活。我不是在学给别人看,而是要学到真正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好的。没有民族差别,人们互相,道德高尚。现在想来当时太武断了。
我的俄语老师与我同岁,丈夫死于苏联与德国的交战。老师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很没有人情味,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我知道她其实有一颗善良的心。老师的造诣很深,读过很多书。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她身上感受到了异性的魅力,我跟她走的很近,我们还经常一起去剧场(大部分情况下她买票,我会买巧克力或者冰淇淋,但是我们都不算奢侈)。
有一次,我们在操场上散步(我和她牵着手)。她向我告白,说爱我。我对她说,“如果你希望我们只是那样的关系,那就那样吧!”
“我也很爱你,但不是男女间的那种爱,我对你的爱是尊敬。我希望你理解我。”
之后我们仍然见面,有时还会去她家。她家共三口人,她、她的妈妈和一个女儿,女儿很喜欢我。我们的亲密关系四年都没有变。回国之后我还会经常想到她。
1960年我再次去苏联参加世界共产党大会时去找过她一次。她见到我非常高兴,她在聊天中慨叹苏联正在逐步走向物质至上。那之后电视机出现,人们热衷于看电视,精神世界更加苍白。
对当时的苏联,我只有一点不同意,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至今仍然从骨子里反对这件事。但是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苏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苏联留学时,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留学一年之后,大使馆推荐我做学生干部,可能是认为我学习刻苦吧。我接受了,当了两年半的学生干部。当时留学生党支部领导人是金日成的兄弟金英柱,他人很好,而且经验丰富,我很尊敬他,跟他学到许多东西。不过,我并没有要跟随他踏入政界的想法,我有一个学者梦。一年语言课程结束后,我正式开始了研究生课程。由于已经耽误了一年,与俄罗斯学生相比,课程拉下很多,我担心即使把所有参考书目都读一遍,估计也跟不上了。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借来同学中学习最优秀的那位同学的笔记,课程中简单的部分就照他的笔记学习,然后我再集中经历专功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难的那一部分。我发明的这个学习方法类似马克思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首先集中经历建设重工业,然后再发展轻工业”。
有一次学习遇到问题,我去找指导老师商量。当我的提问越来越难时,老师说,“你打算一天之内把马克思主义全学完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去找过他,他也没有再提问我。一年刻苦学习之后,我自认为已经有了不错的哲学思考能力。我的学位论文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讲述与妻子的相见之前,先说说另一个女孩子。
我到莫斯科第二年的时候,约会过一个女孩。那女孩毕业于金日成大学教育专业,来莫斯科读研究生。她在平壤是个出名的美女,很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首尔的富商,后来没多久男人死了,她又成了金日成大学副校长(一个苏联籍朝鲜人)的情妇。
我当时是莫斯科朝鲜留学生的干部,她到莫斯科的第二个月来找了我,她的美貌真是名不虚传!她在莫斯科综合大学教育学院读研究生,见面时她说,“我听说同志您很努力,经常去图书馆学习,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她比我小两岁,我们当时住在同一个宿舍楼里。见面之后一个月,有一天我正穿衣服打算去图书馆,她敲我的门,要跟我一起去图书馆。我答应了,以后又经常一起去。于是留学生中开始传我们交往了。一位前辈还专门找到我对我说,“那个女人就是个狐狸精,说到勾引男人,她会不止四万种方法,对付你这种书呆子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你最好还是跟她结束了吧。”对我来说,她是不是处女,有没有嫁过人都不重要,我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人品。女孩对我很主动,有时我正在图书馆学习,她会突然出现,夺走我的钢笔,或是让我放下书和她出去。出去之后,她会在言语中强调关于她的传闻都是假的,跟她在一起会对我有好处。傻子也能听出她在说谎,但是想到她说谎是为了和我在一起,我也就随她了。
她希望我们的关系再进一步,战争于是开始了。她利用我的心软和正直,而我无法再容忍她对我耍手腕了。我从她身上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与心术不正的人相处,没必要用高尚的方式,对方已经举起武器,而你还空着手,吃亏的肯定是自己。所以,她对我说谎,我也用说谎来回敬她,她说实话,我才坦诚相待。她看出了我的改变,就两手都用上了。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古典演出。从剧场出来之后,她说,“演出有什么意思啊,还不时拿买票的钱吃顿好的呢!”这简直就是个饭桶啊!我很不高兴,不过我也明白,这跟她长大的环境有关系,我就没有向她表示不快。
那年冬天,她的高官情人来到了莫斯科。她陪着高官出去了,好几天都没有回宿舍。我也对她下了结论,这是一个旧习难改的女人,我决心和她断绝关系。
高官走后,她来找我,向我道歉,我没有接受。接下来两个月,她继续缠着我,但是我在心里已经彻底与她疏远了。最终,我们没能发展成进一步的关系。有了这一次经历,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说,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完全不懂女人的学生了。
下面开始讲和妻子的相识。
1952年5月,我与一个女孩开始正式交往,她叫朴胜玉,就是我后来的妻子。朝鲜战争中,她参军做了一名护士,后来战争结束,她来到苏联学习。我是留学生干部,她是医科大学留学生的班长,比我小九岁。
按照规定,她需要定期向我汇报在医科大学学习的朝鲜学生的情况,我们就是这样逐渐亲密起来的。我们真心相待,她也没有介意我与上文中提到的女孩的绯闻。得知我们在一起后,留学生们都表示了支持。
她是个性格开朗,很活泼的女孩。当时在苏联,男人对女人还保留着一种绅士风度,但是她不管这些,不论是在商店还是在剧场,与苏联人交涉或是买东西时搞价钱都是她出头。与政治地位相比,她认为学问和做人更重要。她的父母离婚了,她一直反对,并同情母亲。我们交往时,一位大使馆的秘书一直在追她,
但是她选择了我。后来的一生中,不论条件好坏,我们相濡以沫。所以,抛下她们(逃亡)成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心病。1952年夏天,我作为朝鲜武力部一位大校的翻译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我们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朝鲜战争。那也是我第一做飞机,另外,我还意外的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芬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
任务结束之后,我和朴更亲密了。我当时自信满满,情场得意,而且在学术上也如鱼得水。身为留学生干部,我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这一切,将我一直以来的悲愤情绪一扫而光。苏联当时是个性关系很开放的国度,我于是也..
我需要做一个决定:妻子朴胜玉是继续学业还是结婚回国?
大使馆的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把我们叫到了他的面前,当时我还有一年就读完研究生了,而妻子的学业还有4~5年,他问我们打算怎么办?妻子同意放下学业回国。我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为她举办一场结婚仪式,然后介绍给我的父母。在留学生的帮助下,我们在莫斯科举办了婚礼
然后妻子回到了平壤,那是我第一次体会与爱人的离别之苦。当然,那次与50年之后的分别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妻子走后,我埋头学业,当时论文已经交了初稿。1..教授对我说,他教的学生中,我是第一个论文初稿一字未改就获得通过的。
我当时认为,关于人生观,特别是关于人的生活目的和幸福本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我打算以后在那个领域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一开始最关心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论,刚到苏联的时候最先开始学的也是认识论。随着哲学素养的加深,我觉得认识论没有再研究的必要。那之后再有人问我有关认识论的问题,我通常这样回答,“认识论的知识,学习一遍就行了,没有再研究的必要”,今天认识论已经不再是哲学问题了。关于人生观,文学家比哲学家更有兴趣。
我知道回到朝鲜连买书都成问题,于是我在苏联的最后一段时间努力读了许多书。我通常早上很早就去图书馆,直到很晚才会宿舍。就那样,我的留学生活结束了。
在莫斯科的四年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我收获了知识和爱情,形成了对人类未来的认知。甚至,我今天的悲剧也是在莫斯科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53年11月,我回到平壤。战争之后,平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已经看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子了。在我出国留学的几年,国家和人民经历着战争的苦难,我却躲在国外享受和平,我有很深的负罪感!
1译注:原谅,这里略去一部分,作者自夸,相当肉麻
归国后,我成为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哲学讲座长”,我应该感激,因为这是党破例的安排。我和妻子带着9月出生的女儿到了学校(为躲避战乱,学校迁出了平壤)。
当时我已经知道,战争是北方(指金日成)发动的。但是,我(当时)认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质之间的战斗,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讨论谁先开第一枪根本没有意义。我当时还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我相信,应该将南韩也统一到社会主义的旗下。
精神上虽然那样想,在生活上,事实确是比解放前(朝鲜解放,即日本战败)更加不如了,战争的悲惨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周围很多年轻人都成了小偷。我当时住的房子,一下雨屋里就会漏,整个屋里有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老鼠到处乱串。烧火做饭时,满屋都是烟,人根本睁不开眼。教室里没有火炉,我们就用废油桶做了一个,然后点松枝取暖。烟很大,但是却不能开门放烟,因为一旦开门,墨水就会冻上,同学们就没法记笔记了。虽然条件艰苦,学生们都很努力。学校对我的期待很大,我也投入了全部的热情。
因为结婚,妻子中断了在苏联的学业。现在孩子出生了,她想继续学习,我当然赞成。妻子进入了师范大学俄语系。哲学系的老师主要是朝鲜战争时从南方逃到北方的人,他们大多原本是首尔大学等南方高校的老师,经验丰富。虽然我比他们年龄都小,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当作老师,向我学习(作者现在是哲学系的头头,又在苏联留学)。特别是一位叫咸奉石(...)的老师,他问了我许多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我本来也有许多疑问,就把苏联老师对我做的解释转述给他听,他很感动的样子,我把自己搜集的材料都交给了他。不久之后,他利用那些资料写成《德国古典哲学》一书,我虽然没有读过,但是大家反应都很好。书初版后不久,他来找我,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稿费。
“为什么给我这个?”“讲座长,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请你收下吧!”
我笑了,感叹他的淳朴!校方要求讲座长去听教授们讲课,检查他们的教案,但是我并没有执行。我认为,教授有权利按自己的想法讲课,学习不是靠检查来完成的。教授们支持我的观点自不必说。我经常与教授们一起举行讨论会。
我受到大学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信任,出任代表教员的大学党支部副委员长(相当于我国大学党委副书记),“学部长”也不干涉我。
我去苏联留学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北朝鲜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低。他们大多只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知识,看过一些零碎的文字。甚至那些被派到苏联进修过的教授们也不怎样。
但是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自己的老师们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很认真的听讲。我出国留学之前,曾在金日成大学听过一位苏联来的朝鲜教授的讲座,当时学校的其它老师把他当作在苏联很有名的教授。后来到了莫斯科,我有一位研究生院的同学与那位教授来自同一所学校。我向他打听,原来那位“朝鲜人教授”居然只是我这位同学的助理。
还有中央党校的校长,也是一位在苏联的朝鲜人,曾经为我们举办讲座。后来我到了莫斯科,他以朝鲜高官的身份来苏联访问,我又见到了他。别说马克思理论了,他居然连俄语都说不明白。
当然,我之所以知道那些,都是后来去莫斯科留学的缘故。学校的老师们其实可以说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依旧在讲课。
1954年,平壤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学生和教员们都被要求参加建筑劳动。好在当时金日成大学还没有迁回平壤,中央的干涉和管理还没那么严厉,对学习有好处。
我当时抽空写作了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小册子,拿到了稿费。稿费的数额与我在大学的薪水差不多了。我当时满怀激情,一年共写了1,000多页,这还没将我编写的教科书计算在内。
1956年,我在平壤分到了房子,是个相当不错的房子。我搬家后把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立刻接了过来。那年5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妻子在大学担任了照顾各国留学生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