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生时代

1923年1月23日（阴历1922年12月7日），我出生于平安南道江东郡万达面广贞里三清洞，是四兄妹中的老小。不过申请户口时填的时间是1923年2月17日。爸爸黄炳德出生于平安难道大同郡青龙面梨峴里，1910年移居江东郡广贞里，开了间学堂，招收学童，讲授汉语，养活一家人。母亲名叫李德花，出生于平壤教会的高坊山蘆花東。我出生时，父亲41岁，母亲46岁。曾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汉学学者，两人交情非浅，就结成了亲家。祖父黄有文是曾祖父的三子。父亲移居三清洞，祖父与妹夫黄秉贤一起生活在梨峴里。姐姐死于朝鲜战争，妹夫上了四年学，是探矿劳动者。哥哥黄成烨（也叫黄成吉）1913年生，毕业于6年制普通学校，做过铁道站的杂役，后来是保险公司的职员，没能活到解放，1942年去世。二姐黄吉早，1915年生，1996年去世，妹夫金钟焕毕业于六年制普通学校，后来当了货车司机，朝鲜战争时逃到南方。关于幼年，我记忆最多的是位于广贞里三清洞那个生活着20余户人家的祥和安静的小村庄。在那个村子里，我们家是第二富裕的，比我们家条件更好的那家姓任，就住在我们前面。他们家拥有村子里唯一的二层小楼。我家耕作着2千坪的土地，爸爸教书的梨峴里也有爸爸名下的土地。那片土地由舅舅耕种，舅舅伺奉着祖父母，每年春秋会给我们送腌制泡菜的辣椒。

哥哥从承孝里的四年制学校毕业后，去了梅里的六年制学校。梅里距离我家20里地，哥哥每天都要早起去学校。为此，妈妈要起的更早给哥哥准备早饭，我们家的早饭也因此比别人家都早。父亲不想让我像其它孩子一样去不同学校读书，我5岁时就开始教我当时学堂里的两卷《通监》。当时周围要学新学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但爸爸还是希望我先学汉学。爸爸不善喝酒，但是喜欢抽烟。当时抽烟是被禁止的，于是爸爸就偷偷溜进山里抽，抽完后再偷偷溜回村子。教书和种田之外，爸爸还养蜂。我记得有15个蜂箱，因此，我们家能吃到当时很稀有的蜂蜜。

母亲的记忆力非常好。千字文倒背如流，村子里的孩子们的生日也大多数都记得，母亲也很懂人情，到了孩子生日时，就会送上南瓜之类。为此爸爸常常警告母亲，“不要给那些小兔崽子吃的”。

哥哥长得跟爸爸很像，外貌清秀，很通人情，但是性格却与父亲不同（我与父亲性格很像）。现在想来，哥哥很重义气，不过自尊心也很强，常常揪住一件事不放。我长得像母亲，个性像父亲，是那种一辈子呆在井底也不会觉得无聊的哲学家类型的人。

至少在我离开北朝鲜的土地时，爸爸是希望我过没有负担、不会后悔的生活的。哥哥在光州学生事件后受伤了，之后有一段时间躺在病床上。因为后遗症，严重时连续几天动也不能动。最后，年级轻轻的—我还在东京上大学的时候—就死了。

我去日本后，哥哥还会经常给我寄钱，然而我却再也没能见他一面。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十分悲恸。小时候我们弟兄两个除了自尊心都很强之外，外貌和性格差别都很大，不同的还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的程度。妈妈喜欢哥哥，但是爸爸认为我与哥哥不同，对我评价很高，很爱护我。爸爸对两个姐姐也很看好。二姐虽然没上过学堂，但是自学也达到我和哥哥差不多的水平，不仅朝鲜语很好，日语也达到能阅读的程度。二姐很喜欢我，与大姐相比，我也更喜欢二姐。哥哥常常打我和二姐，我和二姐打不过大哥，就联合起来。虽然都是儿时的事，我和姐姐还是更喜欢爸爸，因为爸爸不像妈妈那样常常包庇哥哥。

当时冬天是漫长、让人讨厌的季节。村里人一到晚上就会聚在我们家里，不来的只有那些赌徒。他们在客厅里聊天，讲故事。所以很多故事我会听许多遍，因为同一个故事在不同人之间传来传去。

村里人之所以来我家还有一个原因，那位村里姓任的地主家是不能去的。任姓人家信仰基督教，不情愿佃农们找来。佃农家里没有足够的煤油，而我家充足一些，还有些故事书。每天晚上都玩到很晚需要很多煤油的，母亲也有些不乐意，但是母亲喜欢一村人聚在一起，即使心疼煤油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我喜欢听故事，常常躺在二姐怀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我六岁时开始学千字文，后来又读了古典小说《张翼星传》和《三国志》。儿时我胆子很小，村里孩子们很容易就跨过去的门栏，我总是小心翼翼的迈过去。村里人觉得我连门栏都不敢跨过去很有趣，就组织小孩子们比赛。我胆子小，行动慢，但是说起大话来还是理直气壮的样子。

“你啊，还不会说话啊？”

“我怎么不会说话啊！在我们家什么话都能说。不信你问我妈妈”。

看到我一本正经的样子，老婆婆们都笑了，感觉很有趣。

我胆子小，行动又慢，不论与谁打，自然挨打的情况居多。但是一次也没有哭着回过家。具体年岁我记不起了，大概是六岁时的一件事。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是空手来的，可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给了我10分钱。当时春节去任家拜年，只能拿到1分钱的压岁钱。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得到这么多钱。哥哥从学校回来后，看到我有那么多钱，就想抢，不过爸爸在旁边，他不敢动手，就去冲妈妈撒娇，最终还是没有拿到钱。

我看哥哥的表情有些奇怪，就猜哥哥肯定想趁我睡觉的时候偷钱。我把钱藏起来，然后又故意装作钱在裤子里，穿着裤子睡觉。第二天，哥哥跟家人说，我的钱不见了，因为他翻我的裤子没有找到钱。我把藏在苇席下面的钱拿出来给家人看，哥哥既吃惊又生气表情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我也更得到了爸爸的信任。

哥哥力气大，性格又急，即使打不过也不会认输，所以经常打架，挨打的次数也不少。我胆子小，也讨厌打架。大家都住在一个村子，妈妈们都会教训孩子不要打架，哥哥不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爸爸因此更不喜欢哥哥，更喜欢我。哥哥还不喜欢干农活，大家都说他很懒。

爸爸偶尔会带我去河里抓鱼，有一次，我们在河口抓鱼，但是什么也没抓到。我让爸爸去草茂盛的地方试试，结果出人意料的抓到了。爸爸问我怎么会知道那里能抓到，我说，

“我们一开始去的地方是村里人常去的，鱼肯定少。所以就想到去人们不常去的地方抓。”

“对啊！就是那样的。我都没想到呢，你那样想很对。”

晚上回到家后，爸爸当着家人又表扬了我。哥哥很不高兴。

“可能是因为我的关系，爸爸不喜欢哥哥”，有时想到这些，我也会有些内疚。但是，哥哥真的有让我讨厌的地方。

有一次，我和哥哥一起烤玉米吃。结果烤的最好的玉米他自己吃，把烤糊的留给我。我很生气，就告诉了爸爸。这时姐姐也说了之前哥哥欺负他的事。爸爸很生气。一开始妈妈护着哥哥，不过这次爸爸发了很大的火。“不干活，还欺负弟妹们，给我滚！”我没想到爸爸要赶走哥哥，开始有点后悔了。结果哥哥真的走了，不久听到消息，哥哥去矿山挖煤了，6个月之后才回来。不对，不是回来，是要去平壤了，走之前回家一趟。几天后，哥哥真的去了平壤，然后又是很久没回来。

到了1930年代，进私塾的学生大为减少。光是我们村就有4个人进入小学，后面村子的孩子们几乎都去了小学读书。爸爸重视汉学，仍让家里的孩子念私塾。不过夏天过后，新学期开学，私塾里已经没学生了，我也只能一个人跟着爸爸学习汉文。看到孩子们在学校里念书，我也很羡慕。

放牛时我开始拿着哥哥的国文教科书像读《三国志》那样读起来。三年后，突然传来消息，说只要考试通过就能进入学校读书，而且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年级。我通过了，直接被编入四年级，这样就与那些比我早上学的同学一个年级了。学校生活，我最头疼的是美术、音乐和体育，成绩差到需要留级的程度，不过好在其它科目成绩非常好，综合平均之后，留级就被免掉了。在体育方面没有自信的我最讨厌的当然是运动会，虽然那天对堡子里的人来说就像是一场节庆，所有的人都去看。我的成绩总是最后一名，我幼小的心灵肯定受到了伤害。

我5年级的时候，哥哥娶亲了。接下来哥哥就常常以去嫂子家和工作忙为借口不回家，有时一个月也在家不几天。我6年级的时候，哥哥赚的钱多了一些，哥哥进入了平壤的一家生命保险公司。哥哥是公司里唯一普通学校毕业（不是传统私塾）的毕业生，常常自豪的说自己在公司获得认可。我也该毕业了，我想考师范大学毕业后当老师。

我的成绩进入师范大学是没问题的，但是体检时我被判定为红绿色盲，按规定是不能当老师的。主管招生的老师安慰我说，“商业学校的毕业生在就业上比师范学校毕业生更有优势”。还有一个人劝我进入商业学校，那就是我的哥哥。当时哥哥已经完全自立，带着嫂子去了平壤。哥哥说愿意支付我的一部分学费。

1937年春天，我考取平壤商业学校。这所学校既有日本学生，也有朝鲜学生，不过规模并不大。每年招收朝鲜族25人，日本人25人。不论朝鲜学生还是日本学生家境都不富裕。日本学生主要是商人的孩子，朝鲜学生大部分是那种连上大学的念头都没有的平民的孩子。他们都梦想毕业后找份工作，因此，进入平壤商业学校对日本学生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朝鲜人来说，就像一步登天。接到通知书后我却得了一种不知名的怪病，在家养了两个月才好。别说开学典礼，我去学校报到时已经开课一个多月了。当我跟学校说明我得病的情况时，还担心被退学来着。老师大概看我的脸就知道我是真得病了，当天就让给我发了校服和皮鞋。我缺席期间，同学们已经学了一个月的英语和数学。而我刚刚大病一场，接下来每天坐车走读，学习常常跟不上。虽然哥哥在平壤，但是我还是坐火车每天走读。从家到学校20公里，先坐火车，然后还要还换成电车。跟以前一样，我讨厌美术、音乐、体育。因为是城市的学校，又是商业学校，大家都很努力，尤其到期末的时候，大家都在准备考试，但是我却要每天把大量时间花在路上。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我在50名学生中排30名。这个成绩是我预料之外的，有些羞愧。最难受的还是感觉自尊心受伤了，我受不了。我把成绩表拿给爸爸，他反倒没什么担心。“你很快就会赶上去的，没必要担心”

暑假期间，我主要补习了珠算。新学期开学后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说我珠算进步很快。到第二学期，我进步到22名，进步了八名。我的珠算在全年级是数一数二的，但是我想永远拿第一，就参加了珠算小组，这样就可以在放学后抽出更多时间练习。

我的目标是成为代表平壤商业学校的珠算选手，我们学校的珠算水平在全国乃至满洲（东北）都是很有名的，曾连续五年获得全国比赛的优胜奖。因此学校给珠算选手的待遇很好。

三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全校比赛的优胜奖，这个消息还登上了平壤的新闻。当时每年在首尔举行两次全国大会，一次由首尔高等商业学校主办，另一次由殖产银行主办。我作为学校选手参加了首尔高等商业学校主办的比赛，但是结果却输了。我自己分析的原因是心理素质太差，所以从那以后，我看了许多关于心理素质方面的书。

在图书馆我见到了中学的同学，他正在准备大学考试，常去图书馆。我感觉他对我的态度有些奇怪。中学时我的成绩比他好，这一点他不否认；我在商业学校念书后又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珠算大赛，他也知道。但是看起来他似乎很轻视我。

后来我知道了原因，原来他认为读商业学校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抱有更大的梦想，正在准备大学考试。虽然他们读初中时水平一般，但是现在已经变化很大。因为他的态度，最开始我有些难过。后来逐渐想通了，人一辈子不能活在别人的看法中，不是吗？四年级夏天，殖产银行在首尔举行全国珠算大赛，我三年级时参加过，这次又被选为三名代表之一。但是距离大赛还有没几天时的时候，我吃面条食物中毒了。

当时我已经搬到了哥哥家住。老师担心我，来到哥哥家看我。我当时病的很重，老师对我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参加大赛太强求了，我再选别人替你吧。”“老师，我一定要参加。”“你还病着，怎么参加！身体比比赛更重要啊！”

但是我无法抛弃比赛。我坚持要参加，老师没办法，就说，“这样吧，准备一名候补，如果你不行，就让他代替。”我总算能参加比赛，不过一路上真是痛苦极了。我头痛的要命，感觉随时会倒下。到达首尔站后，老师给我买了一杯咖啡振作精神。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味道有点苦，但是喝完后还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第二天起床后，我感觉耳鸣，精神也不好。可是都已经到了首尔，就更不能放弃了。我的水平比那位候补选手要高一些，即使身体不好，表现的也会比他强。所以我跟老师要求参赛。“能行吗？”“能行。”“好吧，好好表现。”

当时我真想比赛赶快结束后回家躺着。最后我获得综合优胜奖。也就是说，6个科目，我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错误，取得了满分。获奖后我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大。以此为契机，我开始认识的人的精神比肉体更重要。也真的确信，强化精神就必须弱化肉体。然后我开始练习少吃饭，少睡觉，吃生米，经常绝食，冬天在寒冷的房间里睡觉。

当然还有更频繁的去图书馆看书。读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一门学问叫做“哲学”。抱着对知识的饥渴，我读了许多关于心理学、伦理学的书，还有许多文学书。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都是那个时期读的。

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之后，我开始觉得之前的珠算练习都是在浪费时间，还有在商业学校读的书也是如此。我开始渴望知识。哥哥知道我的苦闷后对我说，“既然想做学问，那就找世界上最难的学问去做吧。你可以的。”

当时我正想苦学，哥哥的话让我很感动。我很想学理科，但是因为色盲，不得不放弃。还想学数学，但是我在商学院念书，是不可能进入数学专业学校的，也只好抛弃。正好这时听说总督府有规定，如果进入前5名，学校会推荐学生继续深造。为了能取得好的毕业成绩，也为了能够继续深造，我发奋学习，结果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我去跟教务长商量该学什么专业，他建议我学法学。当时私立大学有商科、经济学、法学专业。后来我曾经想，如果当时选择经济学可能会更好。

本来毕业典礼是1942年3月举行，但是那一年却提前到1941年12月。12月27日，我出发前往日本。我决心继续刻苦学习。

到日本后，我先找到前辈们听取关于专业的意见。前辈们都很支持我学习的想法。他们说，日本劳动力不足，我完全可以边打工边苦学。我最终选择了中央大学夜间法学专业，考试合格（同窗中只有我一人通过）。

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接到信，说哥哥死了。是精神病，没能住院治疗，年纪轻轻的就死了。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自己打工，挣够了生活费和学费，让家人不用担心。爸爸回信说，哥哥获得了保险赔偿，那些钱将用来养嫂子和哥哥的四个孩子（2男2女）。信中还说，嫂子很能干，不用担心。

因为哥哥的去世，我彷徨过一阵子，对学习也再提不起劲。日本的宪法充满了对天皇的赞美。我就听着哲学概论、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讲义打发时间。

挣钱方面，正如前辈们所说，并不很难。当时日本健壮的青年不足，只要在劳动介绍所登记就会有活干。不过登记的话还要缴税，我就直接去了劳动力市场。

我在东京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睡觉也是在条件很不好的地方睡，照样没问题。我还经常断食。人与人不同，对我来说，断食，少睡，欲望就会减少，心就会安定，自我觉得满足。不过也有断食期间意志薄弱的时候。曾经有两个月我每两天吃一顿饭，还有六个月我只吃一点生米。我还将爱好物品的习惯戒掉了，外套、手表等都卖掉了。但是即使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读报纸。

把报纸读完后就丢掉太可惜了，我会剪报，还写笔记。在报纸上写字，为了能看清，需要比原有的字大一些，这样以来，墨水用的就多了，我很心疼。

我十分节制，洗衣服、清扫、针线活都是我自己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请别人帮忙。这样的习惯后来一直还保存着。在大学里，我完全被哲学的魅力所吸引。西洋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是我的入门书，我还在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上花了很多时间，后来在莫斯科哲学研究院学习时，我意识到年轻时多读书是多么重要。

为什么？即使在德国古典哲学这方面，我发现自己跟莫斯科综合大学的本科生们也差的很远。当时学校里有时局演讲会，我一定会参加，努力研判国际形势（怎么运转）。我确信日本会败亡。随着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学生兵制度开始实施，许多朝鲜来的留学生都很紧张，有的还病倒了，但是我不以为意。

有一天，在平壤商业学校的一位同学来找我，他在商业学校时年年考第一名，是个才子。

“怎么回事？”“学生兵，你怎么看？”“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爸爸来信了，好像警察要我去当学生兵呢”“不可以，日本很快完蛋，怎么能这个时候去参加日本军呢”

我不知不觉提高了嗓门。

“参军后是不是可以逃到盟军那里？”，

我看着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过陷入蚂蚁洞里，再从蚂蚁洞出来的？如果有逃亡的勇气，就逃到盟军那里，直到日军战败为止呆在盟军监狱里，这样会更好。”他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是最终他还是自愿加入了日本兵。在我看来，他的才干是我的十倍，但是可能是在地方上大学，想法并不如我（高明）。爸爸给我的信里完全没有提学生兵的事。看来爸爸并没有向警察屈服。1944年1月末的一天，警察来到我的宿舍。我被他们告知将被遣返朝鲜，明天收拾行李出发。在我看来，该来的还是来了。我没有向警察表示抗议，因为抗议也没有用。我开始收拾行李，度过在日本的最后一晚。

在警察局，有100余名朝鲜人。我们被告知将被带往火车站，所有人都在一个屋里，只能站着睡觉。我没有穿外套，得逃出这个狭小阴冷的房间才行。至今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没有穿外套的只有我一人而已。还有，我的年龄也太小了，忍不了时我就向周围人鸣不平。得到的回答是，“不去参军，连国民都不是，有什么好不平的！想进监狱吗！”我们这边也有人回应，“有一定要参军的法律吗？该进监狱的是你才对吧！”“好啦，别吵了，给你们换个房间”，跟着我们的东京警视厅职员说。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宽敞一点，带榻榻米的房间。那是警察厅的武道场，玻璃碎的窗户不少，非常冷。站着睡了一晚之后，我们终于躺倒了床上。3年苦学，这当然不是我想要的。想到要归国，有些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