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金日成综合大学校
当我寻找着作为党中央书记处秘书的乐趣和自信的时候，一纸命令，我就成了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校长。在我之前，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校长都是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党中央科学教育部长级别的人担任。看来随着金正日的入学，金日成想提高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的级别。还有传言说，金正日在大学里对书记还算满意，但是与校长的关系不好。金正日入学，随他一同入学的还有他的妹妹和金日成的小舅子，再接下来是金日成后妻生的孩子。显然金日成想让自己的心腹担任大学校长，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金正日向父亲推荐了我。当时金日成综合大学是北朝鲜唯一的综合性大学。那年我四十岁，我成为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的同时，金日成综合大学也由原来的高等教育省管辖变成了内阁直属机构。当时的内阁首相是金日成，第一副首相为金日，金日在事实上履行着首相的职责。也就是说，我成为大学校长后，学校成了金日成的直属机构。
我并不喜欢金大（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的职务。当时我的秘书干的很顺手，哲学研究事业上也正逢关键时刻。而当了大学校长，不可避免的要出席很多日常活动，再加上我的行政能力不足。另外，之前校长位置上的人结果都不怎么样。
在秘书室，我直接在金日成手下工作，进行研究时没有任何人能够干涉我，可以说没有比秘书室更让我满意的地方了。不过同僚们都恭喜我说，想进一步取得金日成的新任，金大校长是更合适的职位。当时，党中央副部长的月薪是200元，但是金大校长的月薪是250元。而且轿车和警卫的档次都高一级。
任命我为校长后，金日成对金大表现出了更大的关心。只要金大需要，都会满足。金日成经常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金大的事情，有空金日成还会直接到金大访问。金日成相当关心子女的教育，特别是二女儿金庆真（...）。金日成的二女儿学的是物理学，金日成说女儿要干更大的事情，要学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指示指定了特别教育案，教她经济学、物理学
、哲学。
我要经常为金日成的子女举办特讲。在金日成的直接关照下，我的大学校长当的越来越顺手，我也渐渐满足了。党科学教育部对我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这里说说金正日的妹夫张成泽和她的妹妹是如何结婚的，很有趣。他们二人是在我当金大校长时在金大相见的。张金二人是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张成泽不是他们班学习最好的，但是很有艺术细胞，手风琴拉的很棒，唱歌和跳舞的才能更是无人能及。
我不知道两人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不过两人正在交往的传闻确实悄悄传开了，不久之后传到了金日成的耳朵里。金日成当即指示，调查张成泽的家庭关系，结果显示，张的父亲经历有问题。金日成很生气，要求女儿立刻与张断绝关系。
金日成还指示给弟弟金英柱该怎样具体让两人分开。接到指示，金英柱把我叫了过去，给我说明了情况，要求我不许他们再见面。我知道，对恋爱中的男女，越是强硬分开，两人就约黏糊。
金庆姬（金日成女儿）来到校长室找我，抗议我干涉学生恋爱。我对她说她年龄还小，那些事情急不得。我感觉小女孩脾气很倔，就找到了他的叔叔金英柱，将我对她说的话都向她的叔叔转述了一遍。金英柱无可奈何的摇头，他知道这个女孩脾气倔，连她大哥金正日也拿他没办法。当金日成知道两个人还在秘密交往后，生气的指示金英柱让张成泽离开金日成综合大学，去外地的一所经济学校学习。
接到金英柱的指示，我不能再保护张成泽了。我送给了张很喜欢的书，让他继续好好学习。我当时丝毫不怀疑他们会重新见面结婚，后来也的却如我所料，两人结婚了。依此为契机，我们家和张成泽家走的很近。张成泽常常将我的儿子领到他家里。我准备第五届党大会讨论时，张还带夜宵到我的办公室，一起熬夜，张为我看文稿。张成泽三兄弟都很有才能，他大哥是军团长，二哥是军团政治委员。
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金日成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国内受到批判。金日成的对策是同时反对苏联的“右倾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坚持自己的革命路线，更强调主体性。1966年的党代会也成为金日成宣布这一路线的契机。我做了发言，成为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平时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考验。
1966年是金日成综合大学创校20周年纪念。
金日成和党的主要干部都参加了纪念活动，直到看完文艺表演，都还没有问题。但是看到2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我的论文，问题来了。我的论文题目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讨论过渡阶段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我先在大学当老师，然后离开大学去党中央，再回到大学当校长，7年过去了，感觉到和以前同僚之间在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上出现了差距，因为我在政治局书记处，资料丰富，学习的时间也充裕。知道我成为校长后，以前的同僚们对我很期待，希望向我学习，邀请我写一篇20周年的论文。
文章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苏联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后，就宣称从资本主义过度到了社会主义，接下来无产阶级专政弱化，国家也逐渐失去活力。中国共产党则不然，阶级斗争要持续到共产主义建立。我写道，仅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并不代表过渡期的结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力下，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针对朝鲜的情况，只有统一半岛，过渡期才算结束，直到那时，阶级斗争将会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将一直持续到那个时候。我还强调了社会发展中知识分子的作用，主张不应该从知识分子的出身而是从他为社会主义做出的贡献来评判他们的进步性。
论文发表后，金大评价说很有独创性。但是，金日成的弟弟金英柱和金日成的表妹夫提出了问题。当时金英柱是组织部长，事实上北朝鲜的二号人物。金日成表妹夫是中央党校校长。
当时金日成综合大学和中央党校从规模到学者数量都差距很大，中央党校凭借着直属党中央与金大竞争。金英柱毕业于莫斯科综合大学法学院，金日成的表妹夫是金日成综合大学历史学专业朝鲜史研究生毕业。两人认为我的论文是要弱化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转正的反党修正主义论文，并向金日成报告。金英柱对我并没有恶意，可能是我平常写的文章与他的观点不一致，产生不悦情绪。当时金日成已经肃清南部劳动党、延安派、苏联派，正在肃清一起打游击的那批人。金英柱手下的很多人都包括在内。
我的感觉是，金正日已经发挥了政治影响力，金正日想把包括金英柱在内金日成身边的人都除掉。
拍马匹的基本方法之一，是人为的为要拍马屁的那个人制造对手，然后攻击那个对手。金正日就是采用这个方法。他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是最忠诚的，就说金日成周边的人不忠诚，或是思想上，或是能力上，以各种口实一一除掉。当时，我属于金日成身边的人。
金正日与我的关系不差，但是事情的发展真的出乎意料。在论文事件中，金正日表现的在我和金英柱之间摇摆，同时高度评价父亲是理论权威。金日成则不然，有机会就会点名批判我。结果，我和秘书处持有相同观念的人都被流放。我也做好了准备到地方去，开始打包行李。金日成的这一行动，是北朝鲜走向极左的重要转折点之一。表面上是理论之争，实际上则是从根本上消除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金日成声称反对苏联右倾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实际上是反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模仿中国文化大革命，强化个人独裁。
接下来，一方面金日成被更加偶像化，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更加严厉。要求全体朝鲜人佩戴金日成徽章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的。批评我的人说我是知识分子的代表。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在江原道当建设工厂负责人的老丈人想逃亡中国被抓。我不知道老丈人怎么会想逃亡中国，但是，可以确认的是，金日成很不满。
我和妻子与丈母娘生活在一起（丈母娘和丈人离婚了），跟丈人根本没有来往。但是，在很重视家庭关系的北朝鲜社会，这一事件发生后，我立刻陷入很难堪的境地。妻子被大学撤职了，我虽然很生气但是也没办法。突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当时直接管理大学的副首相金日与我的关系不错，我去找他商议。他想了一会说，“理论上出了问题，当然还要从理论上解决不是吗”？他没有说帮助我的话，我也没有期待。但是他的话的确对我帮助很大。
下面简单说说金日成的家庭情况。金日成是三兄弟的老大，老二叫金哲柱（...），解放前就死了，弟弟叫金英柱。金日成还有几个堂兄弟(叔叔的儿子)。其中最出名的是金常柱（...），长期担任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后来由于健康问题，休息在家。金日成舅舅的儿子们中有一位叫江贤秀（...）的，长期担任平壤市党委书记。姨母的孩子里有一位叫李龙武（...）的，一开始在军队，现在是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最近他已经成为金正日的心腹之一。在金日成的亲戚中，势力最大的是堂兄弟们。金日成姑母的两个女儿都在苏联留学，两个女婿分别叫楊亨燮
（...）和許聃（..），他们与金日成的堂兄弟是竞争关系。姑母方面处于压倒性优势。
金日成的后妻金圣爱（...）和金日成的表姐金申淑（...）[楊亨燮（...）妻子]，金诚淑（...）【許聃（..）妻子】来自同一个村子，但是关系很坏。金正日排斥金圣爱（...），支持两个表姑（金申淑（...），金诚淑（...））。金常柱（...）在和金申淑（...），金诚淑（...）两姐妹的斗争中失败，他手下许多人后来自杀了。金达贤（...）是金日成舅舅的孙女婿。1967年8月，平壤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应该说是平壤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我之前觉得大堤（距离金日成综合大学很近）可能决口，就领着学生们加入堵漏大堤的工程中，但是中央指挥部认为太危险，命令我们撤回。回到办公室后不久，只听“咣”的一声，大堤决口了。再晚一步我们恐怕就都被水淹死了。
大堤决口之后，整个平壤一片汪洋。我担心在农场劳动的学生，请求军队支援。但是整个农场已经全被水淹了，水面上只能看到屋顶。我很心痛，但是不得不撤退。令人高兴的是，后来学生们爬在他们养的猪身上生还了。
按照金日副首相的指点，理论问题就用理论解决。我又写了文章解释相关问题，与其说是想改变我的命运，不如说我想申辩。我苦苦思索到底我错在何处，茶饭不思，妻子都开始担心我的健康。
我还改变了对教师和学生们的态度，我更经常的在宿舍过夜，与学生们一起吃饭、运动，晚上一起生火取暖。巡视宿舍，看到有的宿舍没有打扫，我会拿起扫帚帮他们清扫。我还帮同学们擦皮鞋。回到校长室，通常已经黎明十分，我再接着写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文章。
包括党中央科学教育部长和组织部大学指导科科长在内的调查组进驻大学，集中检查之后，召开了党员扩大会议，对我这个大学校长进行集中批判。我首先进行自我批判，然后教职员对我进行批判。
许多学生党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一位哲学系5年级的学生，也是大学学生委员长，作了声援我的发言，
“我们校长不是那种人”。
在当时的气氛下，声援我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位研究生猛烈的批判我，接下来又有女研究生批判那位研究生，“同志，当年你听校长的讲义，感动的留下眼泪，现在却反过来批判校长，你还有良心吗？”
我与其说高兴，不如说立场很难堪。虽然我知道那些勇敢的学生们家庭成分没有任何问题，在大学里也没有问题。我还担心他们会受到迫害。
为了报答他们对我的信任，我决心一定要解决理论问题。可是，思来想去，依然迷雾重重，看不到出口。时间继续一点一点的过去，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在校长室思索，进入梦乡，又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一会的功夫，迷雾消散，我发现了一丝曙光。马克思主义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人类一开始并没有阶级，将来阶级也会消亡。所以，阶级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短暂出现的一个现象。既然如此，怎么能以阶级为中心来看待历史呢？应该以人民为中心来思考历史。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独裁使无数人遭殃，但是，他打的旗号确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破坏文化，迫害知识分子，竟然动员“红卫兵”，而且依旧是在“保护劳动阶级”的名义下展开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极致。
金日成虽然嘴上说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史实确是：朝鲜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金英柱和金正日展开了激烈的权利斗争，斗争的结果则强化了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
与中国不同，北朝鲜没有可以展开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不可能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对我进行批判，肃清宣传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北朝鲜的反修正主义斗争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缩小版。金日成曾经召集革命学院的同学们训话，“你们绝不能成为黄长烨那样的修正主义哲学家，黄长烨只会到处引用别人说过的话，他是一个教条式的哲学博士”。听到这些，怎能不让人联想到红卫兵呢？
我同意要解放无产阶级，建立平等的社会。但是，一味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创造性，甚至进行斯大林独裁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似的权利斗争，是我不能赞成的。我认为，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阶级利益绝对化，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至上主义思想的表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人道的表现。
我认为，社会主义追求阶级利益，是一种阶级利己主义。阶级利己主义到最后又会演变城领导的个人利己主义。再接下来，又会演变成对领导个人独裁的崇拜。
符合人类利益，改变全人类的命运才应该是努力的方向，哲学的使命应该是为全人类的发展指明方向。
那一瞬间，我从马克思主义中完全跳了出来。
1968年末，我开始将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观体系化。到1970年10月，共写了100页纸。
对我的批判发生在1968年。那之后的一天早上，我在门前的院子里见到了同住一个小区的组织部副部长。他对我说，“原来秘书室的人都走了，党中央考虑，这样对领袖权力不利，所以正在重新判定黄校长的错误，您再等等，会有好消息的。”
那场对话之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金日成的电话。听着金日成的电话，我很紧张，
“同志长期在我身边工作，我相信，你具有革命的世界观，所以让你做了大学校长，是想让你独挡一面。现在我依然认为你的革命观没有改变，但是怎么会写那些胡乱文章呢？文章在社会上影响不好，让大家产生思想混乱。”
“我很抱歉”
“抱歉？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党中央决定重新启用原来秘书室的同志们。我知道你丈人的事与你无关，朴胜玉5也重新回大学上班吧。”
我说不出别的话，金日成又说了些其它无甚紧要的事。
从那之后，金日成每次演讲都会把我叫过去参加，他还常常深夜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演讲稿的意见。我不能不感动，忠诚的辅佐金日成同志是我唯一的生路。
1968年12月31日，我正巡视学生食堂，党支部指导员跑过来告诉我说金正日来了。当时我正得病，衣服穿的也不正式，但是没有时间耽搁了。金正日在门口对我说，“校长抓紧时间，领袖和首长们都等着您呢”。
我随着金正日进入了金日成所在的房间。论文事件之后，这还是我第一次正式与金日成见面。金日成笑脸相迎。崔永建和金日也很高兴的欢迎我。那天的宴会是新年宴会，本来我并不属于参会对象，但是金日成突然指示要我参加。
我不知道是谁说服了金日成重新启用我，在秘书室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个人，我在学校，另一位从教育相退职又复职，室长被发配到地方，这次也回来了。另一位被安排在社会科学院，但是没能回来就死了。那次事件之后，秘书室成为一个单独的部门，不少人在那里上班。
5译注：即黄的妻子。
1970年10月初，我以汇报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反省成果为由，要求面见金日成。10月20日，金日成早上在办公室会见了我。那天是周日，我讲了三年时间里为了修正思想所做的努力，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认识和金日成主体思想的本质的哲学判断。
我说想将主体思想哲学化，金日成很满意，他说，“那么以后，校长你只要挂个名，专心研究你的哲学事业吧，现在和我一起去一趟学校。”我与金日成一起逛了大学一圈，交流了关于大学教育的问题。一个月后，1970年11月，第五届党大会上，我发言后金日成讲了一个小时，对我给予很高的评价，金日成说我的错误只是理论错误，为了改正错误，我做出很大努力。
这是很破例之举，后来会议的领导机关选举中，我从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1971年初，我带领两名助手，去了黄海南道休养胜地。一位曾经是秘书室的科长，一位苏联留学归来的经济专家，我们被驱逐后，他升为副室长。另一位是宣传部理论宣传科长楊亨燮（...）的妻舅金容元（...）。也就是说，他是金日成的堂兄弟。
我带领他的原因之一是他很善良，很听话。还有一个考虑，动员他家的一个人站在我这边对我的事业有助。而且，我写文章也需要专业的人士帮助。
我的心情很难用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错在哪里我已经完全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梦幻已经完全破灭。
我那位经济专家助手很自豪的说他读过七遍资本论。对我的新哲学理论半信半疑。我问他是否对资本论都理解了，他回答“当然不是，还有没能理解的部分”。我让他找出不理解的部分，然后解释给他听。这个过程中，他也开始逐渐接受我的理论的真理性。
我集中精力写了6个月。那年秋天，父亲病重，已经不能说话了，最终父亲在我面前去世，享年89岁，与母亲合葬。葬礼结束当天我就回到了休养胜地。因为要继续写作。（略）
金日成夫妇和他的妻舅也到了度假胜地。金容元晚上出去打猎见到了金日成妻舅。当时金日成妻舅刚从金大经济学专业毕业，与我一起在党中央秘书室工作，他与金容元关系不好。
“金容元什么也不做，一到晚上就去打猎”。
金日成听到后很生气，叫金英柱马上把金荣元传唤过去。
结果金荣元不得不提前返回平壤，只剩下我和秘书室副室长。我们也搬到了一个新的休养胜地。搬离的另一个原因是金日成打电话过去不方便，新地方有金日成的度假山庄，党中央干部们的度假别墅也位于那里，与平壤有直线电话。
金日成的小舅子是我的学生，他讨厌金荣元，我没有想到他也会反对我。在他的庇护下，一群秘书室年轻秘书们联合起来与室长和副室长斗争。后来金日成也加入进来，站在小舅子一边，结果室长和副室长都被免职了。我向金日成要求将副室长降为指导员，还做我的助手，金日成同意了。不过，那些年轻秘书们还是会找他的岔。
金日成的这位小舅子在外面尊敬我为老师，但是回到秘书室，就贬损我。可能是担心我威胁到他在金日成心中的地位了吧。
1972年夏，我与金日成一起去休假，同去的还有金日成的秘书。休假结束后已经是9月了。回到平壤之后，日本一家通讯社请求采访金日成。主题是“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的朝鲜劳动党对内外政策”。首先是书面回答，然后见面采访。书面文件是我写的，1972年9月17日，我写了《关于我党主体思想和共和国政府对内外政策的几点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对主体思想下了定义，并阐明了朝鲜劳动党的对内外政策。文章发表后，反应很好。金正日也很满意，但是金英柱反对。金正日支持并不是因为他读懂了，而是为了反对叔叔金英柱，向自己的父亲表示衷心。对金正日来说，理论是小事，掌握权力实现独裁才是目的。金正日和金英柱的权利斗争越来越激烈，金日成给人的印象是倾向于儿子，而不是弟弟。金英柱后来病倒了，“植物性神经不协调症”，住进了疗养院。不久之后，金正日打电话给我，“叔叔总是反对主体思想，黄老师去说服他”。
我去找金英柱，与它一起呆了四天。金英柱最终领悟了。他的苦闷不再是哲学，他对我说，“我们家好像要决定金正日为接班人..”“您在莫斯科就喜欢哲学，现在将权力交给金正日与我一起研究哲学如何？祖国统一需要时间，而哲学事关全人类的命运。”
他没有做决定，我也没有等他的回答就离开了疗养院。
1972年12月召开了最高人民会议，会议通过了朝鲜新宪法。我被选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和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
北朝鲜模仿了苏联的制度。根据新宪法，朝鲜实行国家主席制，党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最高人民会议是国家权利机关，休会期间由常委会代行指责。常委会委员长并不是国家元首。有的外国电台不知道这个常识，将我说成是北朝鲜国家元首，我惶恐不已。
1970年的一天，我独自面对金日成。与在秘书室时期不同，在大学工作让我明白，如果不能获得领导人的倚重是很危险的，政治情势复杂，我又从事理论研究，重新进入党中央工作当然最好。我向金日成说了我想回中央的想法，金日成说，“我同意你的想法，不过金大校长并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胜任的职位。我会想办法让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一些。”不久之后，我被任命为朝鲜科学家协会委员长。与朝鲜法学家协会和朝鲜学生同盟一样，朝鲜科学家协会是没有任何实体的影子团体。这些团体只是在需要对外发表声明的时候才会用到。
朝鲜科学家协会委员长之前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白南基兼任。所以，我猜想是否金日成想让我做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当时我觉得当时我的年龄还不够，不太可能。
从那之后，我开始与社会主义国家展开频繁的议会外交。金日成之所以设立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就是为了展开国会外交，让我做常委会委员长也考虑到能经常与我这个国会代表团团长见面。我成为常委会委员长后，工资增加了50元，比政府部长的待遇还高。作为委员长，我有自己的办公室，书记处。政治局学习会议我也参加，与金日、林春秋（...）,朴成哲（...）,吳振宇（...）等一起。
每年我都会去国外访问几次，金日成会见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和学者代表们时我都会同席。1972年，金日成60大寿，我得到了一块以金日成名字命名的金手表。送金手表是金日成亲自选定的方案，只发给核心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