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金正日掌权
1973年初，我到了平壤近郊的一处休养胜地。这是党中央修建的第一个休养场所，没有几个房间，但非常适合写作，1961年第四届党大会时我作为秘书室秘书已经去过一次。这段期间，党中央的实权逐步转移到金正日手中。在封建思想浓厚的北朝鲜，大家都明白了，金正日就是接班人。对金正日的溜须拍马也逐渐多了起来，一部分人甚至说是与金日成一起抗日的元老们选定了金正日做接班人。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别说没有一位元老有过那样的想法，即使说有，只要金日成表示出哪怕一点点反对，金正日都不可能接班。
世袭已成既成事实，也意味着个人独裁体制必将长久化。金日成没有现代政治意识，同时封建意识浓厚，想把权力传给儿子金正日，金正日呢，也有从父亲那里接班的野心。
1974年2月举行的党代会批判了金日成的弟弟金英柱，批评他没有事业心，没有好好辅佐金日成。金日成批判金英柱，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金英柱最终被降为副总理。
我所知道的金英柱是个诚实、有个性的人。金英柱曾留学苏联，对西方生活方式并不排斥。从这一点上说，他比金日成还要强，金正日更是没法与他的叔叔相提并论。金英柱在权利斗争中败给金正日是必然的。宣传秘书和国际秘书是金英柱的左右手，他们都曾留学苏联，反对极端左倾，不喜欢个人崇拜。金英柱像相信自己的生命一样相信两人，结果两人被驱逐之后，金英柱的根基立刻不稳。金英柱被降为副总理仍不能让金正日满意。后来金英柱又被赶到了两江道一个山村里，软禁了起来。
从那时开始，直到18年后的1993年，金日成仍没有打算为金英柱平反，不过彼时的金英柱已经完全对金正日构不成威胁，金日成就把金英柱接回平壤，让他做了形式上的副主席。境遇与软禁时没有什么分别。从被软禁地回到平壤后，金英柱说，“灭金正日的是黄长烨”，金英柱对朝鲜情势的不了解已经到了那个地步！金日成曾经说过，“金英柱不狠毒，所以与叔叔相比，金正日狠毒是他的优点”。1974年，金正日掌握实权之后开始对金日成的“造神”运动。
金英柱曾经提出10大原则，金正日则将十大原则引到偶像化金日成的方向。另一方面，为了偶像化自己，金正日也用上了所有的手段。党的组织机构捏造事实，说金日成小时候就具有领袖素质。金正日一方面在各地建金日成铜像，建“史迹”，另一方面在全国开展发现“口号树”运动。6数十年过去了，口号树根本不可能还保留着。但是各地居然都报告发现了大量的口号树。虽说都知道是谎话，但是也有点太过分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发现了“口号树”。
6译注：金日成当年领导游击队从中国东北进入朝鲜境内活动时，曾把树皮撕开，上面刻上“金日成将军万岁”、“祖国独立万岁”等口号，那些树被叫做“口号树”。
7译注：特家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别墅
我在休养胜地一年有余，有一天金正日打来电话。“休养场所要进行大规模建设，您去另一处吧”。我走后在休养所内又建造了几幢“特家”7。我跟金正日说，休养所太远，还不如回平壤，直接使用最高人民会议的办公室。金正日同意了。我回到平壤，见了金日成。我向金日成提议发表关于主体思想的新文章，但是金日成却犹豫了。“能说我比马克思和列宁还伟大吗？”
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理由让金日成突然没有自信起来，我猜想可能是我说要彻底改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让金日成有点胆怯了。但是后来发现事实与我的猜测完全不同，真正的原因是金日成的小舅子和秘书室室长合起来在金日成面前诽谤我。
与金日成不同，金正日对新思想很关心。金正日也不喜欢金日成的小舅子（金正日后母的弟弟）。金正日当时已经组建了“216号室”，专门为金正日写东西。2月16号是金正日的生日，216室的人大多记者出身，善于写文章，但是都不能算得上学者。金正日对我的哲学报告很感兴趣，我对金正日说，我的想法已经被金日成拒绝了，还是先放到学校只是当作哲学课题来研究更好一些。“那么，黄老师将期间所有的研究资料都送给我一份”“知道了”。
我把三年半以来写的文章都整理好给金正日送了过去，包括给金日成报告过的那部分。
我重新回到大学，但是党书记说我已经是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又接受金日成的指示进行哲学研究，就劝我将大学的事务交给第一副部长，然后继续哲学研究工作。
党的书记隶属党中央组织部，是金正日派来的。我觉得那样很好，也想继续研究哲学，就去了图书馆，继续主体思想体系化的工作。当时我还开始培养后辈，我选了两个大学里才华出众的哲学专家和经济专家作我的助手。我对他们说，“你们的脑子比我好十倍。”当时我因为给金日成的儿子和女儿讲课，政治地位即使不能说稳固，至少不再有不安全感。
金日成很关心子女的教育，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也经常给金日成的孩子们举办特讲。我们家和金正日妹妹金敬姬家（张成泽妻子）走的很近，我偶尔也去给在党中央工作的金敬姬讲课。金正日和金敬姬与他们的同父异母兄弟关系很不好，两边都想把我们夫妇拉近自己的阵营。我对他们说，“我们夫妇都是老师，不能干涉主人家的事情”。
我努力不与其中任何一家走的特别近，同时与两家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过，我也曾劝说金平日（金正日弟弟，金正日后母所生）读读中国的《三国志》，我还拿春秋时期晋国重耳的例子劝他，如果想保住性命，就离开平壤。
金日成将权力交给金正日之后，思考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他说话方式就能看出来，之前提到他领导的抗日斗争，他会说，“虽然我们打不过日本，但是打总比不打好吧。”，但是他反对过分夸大宣传，过犹不及。在整理主体思想时，我曾经问金日成，要不要说主题思想的根本从金日成父亲的思想那里继承来的，金日成说，没有必要扯那么远。
随着金正日掌握权力，金正日对自己的父亲开始了造神运动，金日成的想法也变了。金日成开始重修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的墓地。最让人不可理喻的是，每到节日，就领着高级干部们去自己祖上的墓地祭拜。
金日成也开始一有机会就夸耀自己的游击经历，说的好像自己在解放前就已经和苏联领袖和将军们很亲密似的。解放前金日成只是苏军上尉，怎么可能见到苏联将军呢？对自己的家庭出身，金日成也逐渐骄傲起来。
在经济建设领域，金日成设定了一些根本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并且在外国人面前吹嘘。大学建设方面也不再追求质量，而是一味强调大学数量。金日成很骄傲的自夸说，解放前朝鲜一所大学都没有，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所。随着越来越骄傲，金日成自吹自擂的水平也提高了不少。1974年2月19日，金正日宣布金日成的思想为“金日成思想”，是主体思想的核心，是统一了思想、理论、方法的一体化思想。
然而实际上根本没什么哲学内容。
金正日宣布“金日成思想”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树立金日成的权威；另一方面，提高主体思想的地位。
但是，列宁本人并不使用“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之类的话。
马克思的确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独创性的哲学体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虽然在政治战略、战术上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但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任何独创性的发展。通过10月革命，苏联虽然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权利将列宁与马克思并列在一起。
而金日成居然说自己独创了金日成主义，实在可笑。别忘了，当时毛泽东还活着呢。
我已经完成主体思想的理论工作，也放弃了把金日成塑造成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金正日说过好几次，朝鲜是小国，如果要以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会消耗很大的国力，而且可能性太小。所以要发展主体思想，成为世界思想大国。但是，金正日提出金日成思想，也不过是他们父子的主观意愿而已。
我对金正日宣布“金日成主义”很欢迎，因为“主体思想”并没有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8。
当时朝鲜大学生必读文献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于是又加上了金日成。1960年代末，我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的幻想中走出，有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是因为金日成不支持，我不能公开宣传自己的理论。金正日宣布“金日成思想”之后，对我来说，就有了发表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的自由。
我作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开始频繁外交活动。当时金日成的堂弟金永元从宣传部党史研究所转任宣传部理论宣传科长没多久，他给我来了电话。“金正日同志已经提出金日成思想，我们要重新编写教科书了，议长同志要多多指导帮助我们呀。”“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认为还不是时候，而且人手也不够。金大只有我的两个助手对主题思想明白些，其它学者仅仅只是从我们这里听说过而已。当时，除了1972年9月17日以金日成名义发表的《关于主体思想和共和国对内外政策的几点问题》，以及1974年2月19日以金正日名义发表的《为了全社会金日成主义化，关于党的建设的几点问题》，就没有其它的文献了。即使我自己写，以金日成和金正日名义的文章发表之前，也都是废话，所以我觉得时机未到。
理论宣传科长说写新教科书是党的方针。听他的语气，好像是金正日已经定下来的事。我不能再反对了，就从金大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各挑选了5名学者，编写哲学教科书。金大的教授们支持我的理论，社会研究院方面，一人支持，另一名中立，剩下的坚持马克思主义。论争开始。
结果教科书编辑工作以失败告终，学者们连草稿也没有交上来。不仅教科书没有编写成功，学者们也意见对立起来，听说情况之后的金正日模仿斯大林和金日成，把学者们叫到一起，先让大家讨论，然后自己下结论。
有一天，党中央科学教育部副部长来找我，说让金大和社会科学院关于主体思想展开论战。我建议两方写文字发言，以文稿为基础论战（因为我知道以前社科院的学者们曾有过否认自己口头主张的事情）。
8译注：作者自诩哲学家，创立了全新的理论体系，对作者来说，超越马列主义是“人生大事”。
论战的结果是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占下风。后来，社会科学院几名学者以反对主体思想的罪名被处理了9。那不是我希望的，主管讨论的科学教育部副部长原本就是个有集团倾向的人，他不顾我的劝告最终还是把人处理了。我一直把这件事当做我的重大失误之一。新思想出现，当然要有反对意见者。
这个事件也成为后来金大和社会科学院长期对立的原因。一开始只是双方认识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了两个部门的对立关系。我从金正日那里获得了掌管思想理论的权力，但是一次也没有使用过。金正日掌握着实权，为所欲为。与几乎所有独裁者一样，金日成的最大弱点是只相信亲近的人说的话，只相信自己的家人。关于金日成的这一弱点，我曾经问过一起跟他打游击的党内干部。那位干部说，“当时（游击队时），可以相信的人有限，所以不得不那样。”金正日为了获得金日成的新任，做事非常巧妙。为了稳固自己的地盘，金正日常常举办宴会。宴会花掉了朝鲜的许多外汇，金正日还到处建别墅和打猎的围场。金正日的酒会乌烟瘴气，绝对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金正日在酒桌上对一个人说，“今天开始，你就是党中央委员了”，后来就真的那么办了。或者“撤掉某某”，后来那人就真被撤职了。“酒池肉林”就是形容这种场合，很让人痛心，我不愿再回忆。
金正日恣意妄为，招到批评，于是他又强化了秘密警察制度，一旦怀疑有谁威胁自身，立刻逮捕。
一个例子是，1948年的金大，专任党务的只有一名大学书记，一名宣传指导委员和一名统计员，但是金正日掌权后，3人变成了50人。社会安全部和国家保卫部还在金大派驻了常驻机构。
每逢自己生日，金正日都会广收贡品，连大学也要动员师生为金正日准备礼物。数量众多的贡品最后又被金正日赏给身边的人。
金日成以各级党组织为依托，建立了遍布党、政、军的“挣外汇”事业，然后再用挣来的外汇维持党的开销。
我曾任金日成秘书的秘书室现在成了金正日的私人机构，他在党中央的党徒都进去了。他成为党的主人之后，对中央党部进行了豪华的装修，自己一个人住在里面。不仅如此，金正日还建造了数十个更豪华，规模更大的办公室。对南（对韩国）机构的办公室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党中央职员数量急剧膨胀。
9译注：指强制劳动
我那时已经与金正日在组织上没有直接关系，我主管主体思想的宣传。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在全世界设立了宣传主体思想的组织机构，每年金日成生日前后都会举办研讨会，我通常作为朝鲜代表团团长参加。我努力不让研讨会成为金日成和金正日制造个人崇拜的机器，我与参加会议的学者们进行了广泛交流。
我倾注了很大心血与来自朝总联10的学者们交流，向他们介绍主体思想。1979年4月在印度举行的会议上，我对日本代表团说，没有必要模仿朝鲜，要根据日本实情来做。我还在多个场合说，要根据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发展主体思想。尽管我一再强调，代表团还是常常无法理解我的意思，他们提出了很多疑问，我是不可能公开说“金日成和金正日主张的东西是虚伪的”。所以，我只好跟外国友人说是金正日要求的，同时向他们介绍主体哲学的具体内容。1979年10月，金日成同意了金正日的提议，为了指导全世界范围内宣传主体思想的组织，在党中央委员会设立“主体思想研究所”（非公开）。金日成任命我为研究所的所长，于是我要离开任职14年之久的金日成综合大学。想到与弟子们分开，想到以后不能再共同探讨哲学，我很伤心。金大是我心灵的故乡，也是精神的故乡。离开那天，在校长室，我哭了出来。1979年10月15日，我就任主体思想研究所所长，开始在党中央上班。当时我还是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要陪同客人，所以实际上班晚了几天。上班第一天，我去了金正日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在党中央金正日的办公室与他见面。作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我在主席宫经常与金日成见面。
这次，首先最让我吃惊的是党中央的豪华。我走进金正日的房间，
“快请进，黄老师，好久不见了”。
金正日很高兴的欢迎我，然后向我转达了10月15日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我刚与领袖通电话，领袖说黄老师是学者，不知道喜不喜欢在党中央工作，领袖让我先问黄老师有没有进党中央工作的想法。”
“领袖对我厚爱有加，没能好好做事，我真是抱歉。这次领袖对我的信任，我会用忠诚报答。”
我的回答金正日很满意，他给金日成打了电话，
“黄老师同意了。是，今天开始正式担任主体思想研究所的所长。”
金正日对我的态度很让人意外。金正日进入党中央后，亲自抓党员们的理论水平和主体思想的对外宣传，
“主体思想研究所可以说是党思想理论的国际部，以后有需要，可以直接把外交部許聃副部长叫过来，直接给他安排任务。如果对外宣传主体思想30年，肯定会给世界思想界带来重大变化。”
10译注：朝总联是在日本的朝鲜人组织
我之前已经知道金正日将楊亨燮逐出党中央，重用許聃（两人均是金正日亲戚）。虽然我作为党中央领导人，对作为政府机构的外交部有领导权，但是我知道，金正日这么说完全是奉承我。“因为是新成立的部门，人员要仔细选择，党干部部会帮你，最好在11月中旬将人员确定下来。今天晚上部长们都会来，到时候我给你介绍”。
我回到了办公室，国际部主管主体思想的官员们已经接到命令，正在等我。我与他们讨论了工作上的事情。
接下来我忙着选人。有一天，接到通知让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去了锦绣山议事堂的政治局会议室，会议由金日成主持会议。这次会议上，非常意外的，金日成宣布我为主管科技教育的书记，我很吃惊。科学教育部管理着教育、科研、保健机关，掌握着这些领域的人事任免权，算是个很重要的职位。
将我任命为主管科学教育的书记，是对我表示很大的信任。几天后，从党本部听说，金正日让我做党中央秘书·部长学习组的老师。党本部是金正日直属机构，主管党中央人员的所有事宜。几天时间戴上了好几个乌纱帽，不懂人情的我开始犯错了。
党中央的人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在金正日的指示下工作，但是我对党中央的运转体制还不甚熟悉。所以，我对周边所有的情况还不了解的情况下，就要开始给他们下命令。我一介书生，不会算计，20年前从金日成的秘书调任金大校长时，就犯过错。
我不管有没有其它人在场，有需要时会随时给弟子们打电话，吩咐他们。
我当时还不知道秘书们会将所有的通话记录录音呈交金正日。这其实已经成为组织部的工作之一，但是没有人告诉我。
对我的一篇演讲，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给金正日的报告里作了不好的评价。
“书记态度傲慢，作了没有党性的发言。”
我演讲时，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在不停的写些什么，可能是写报告书。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在他们看来是不对的。当时组织部掌握实权，我却对他们像对我的学生一样。没办法，我向金正日递交了自我检讨书。不久之后，一位金正日身边的人来找我，说我的自我检讨书金正日很满意。
党中央附属机构的序列是组织部，宣传部，国际部，科学教育部甚至排在经济部后面。主体思想研究所因为主要是知识分子，排名更靠后，几乎在末尾。组织部是金正日的直属部门，有统制、干涉、监督其它部门的权力。
组织部副部长们虽然对书记们保持礼节上的礼貌，但是有钳制其它书记的权限，这是金正日最信任组织部的原因和结果。与其它部门相比，金正日最信任组织部交上去的报告，宣传部也是金正日直属，排在组织部后面，组织部直接管理各级党委，负责党委的人员任免。曾经发生过宣传部的人因为组织部的攻击被赶下台的事。
金正日任命我为
“书记·部长学习组”讲师时对我说，讲课时可以随意发挥。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不可以的。要以部写的讲义为基础讲课，那之后我就一直按照党本部的要求进行讲课。
金正日重新任命我为党中央思想理论问题委员会委员长，后来经过讹传，我又成了“负责思想的书记”，主体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主管主体思想的书记叫做思想书记。因为宣传部是金正日直属，所以我不是宣传书记。主体思想研究所开始工作，先要从中央党部开始，当时党中央已经建立了每年学习1个月制度，党中央的人员进入中央党校接受思想教育。我向金正日报告，党中央的人思想认识低，我建议中断去党校的学习，以后由主体思想研究所来管，金正日认同了。以此为契机，我说首先要统一主体思想研究所人员的思想，我把主体思想研究所的负责人们召集起来，进行了一个月的教育。
我没敢碰个人独裁的部分，只是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主体思想的差异，写讲义时我听取了所有学者的意见，有问题时大家展开讨论。原本只要写5天，结果我写了45天，主体思想研究所的学者们情绪高涨，很有自信，我挑出最有才华的人给宣传部和文献整理室的人讲课，书记和部长们的课由我亲自来讲。讲课效果很大，但是，持否定意见的人也不少。
反对主要是在无条件支持金日成和金正日，偶像化个人崇拜的那部分。他们反对主体思想作为普遍真理的哲学化，所以，要求站在阶级立场上更加强化领袖个人崇拜。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提出哲学上的反对观点，而且连基本的理解能力都没有。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水平还可以，那人出身于金正日的秘书室，当年我们这些秘书被驱逐后，他进入宣传部，后来负责216号室，为金正日写文件。一开始，他跟随我的想法，后来成为金正日直属的宣传部副部长之后，可能是为了向金正日表示衷心吧，对主题思想研究所持否定态度。文献整理室的室长和副室长都是我的学生，为了自己的官位，也持否定态度。社会科学院抓住这个机会，与宣传部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虽说如此，世界各地还是有许多人对主体思想表示了兴趣。一开始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学者，后来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学者也表示关心。
东京在北朝鲜的支持下成立了主体思想国际研究所，首任理事长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安井。他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转信主体思想。我1977年4月在平壤一次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上与他见过面。我与他进行过多次对话，他看起来并没有理解主体思想，
我记得与他的一段对话，
“怎么走上抛弃马克思主义，信奉主体思想的道路的？”“为了人类的精神解放。”
“人类的精神解放是指什么？”
他并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顾左右而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