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金日成之死
1993年,
我解任国际书记。金正日任命金基南为宣传书记，之前宣传书记一职一直由金正日亲自担任。我建议由金基南接替我担任思想理论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挽留我说，我是主管思想理论的书记，应该继续保留委员长职务。考虑到宣传书记的威信，我又建议任命金基南为副委员长，同时将与理论问题有关的国内宣传管理权转到宣传部，将主体思想研究所与国际部合并，行使对外宣传的管理权。
另外在党中央内部又设立了一个“对外宣传理论问题委员会”，由我担任委员长，宣传书记和统一宣传部书记担任副委员长。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管理起来非常困难。一旦与其它部门发生冲突，我往往不愿意行使权力，这个机构后来变成了有名无实的部门。北朝鲜的经济状况一日不如一日，各个机关为了挣外汇纷纷成立外贸公司，赚钱的过程中，腐败以及逃亡的现象也多了起来。金正日宣布整顿贸易公司，并限制海外旅行。在党中央设立了“派遣审查委员会”，公安担当书记任委员长，国际书记是副委员长，委员由军需工业担当书记、经济担当书记、科学教育书记、干部担当书记等六人担任。委员会每周召开一次审查会议，金正日亲自批准的代表团之外，所有的出国人员都要经过委员会审查同意。我主张尽可能多的派人员出国，但是公安担当书记主张尽可能不派代表团出国。
1993年3月，由于核问题，朝鲜与美国分歧加大，北朝鲜宣布进入准战时状态。
核问题最后得以协商解决，金正日对内宣称是自己“绝壁战术”的胜利。在我看来，是美国为避免战争而采取的理智之举。
当时，北朝鲜许多高官因为参加金正日的酒会而死掉。酒会通常在夜里举行，高官们喝的醉醺醺的开车回家，出事故在所难免（因为是秘密酒会，没有让司机跟着）。
这样的消息金日成是不可能知道的，进入90年代，金日成已经丧失领导力了。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大事，金正日自己出了事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金正日没法工作，重要的事情就需要向金日成请示。不过，真相一直瞒着他，金日成被告知金正日在治疗身体疾病。金正日出事不久，已经处于绝交状态很久的金敬姬哭着给妻子打了一通电话，说因为哥哥很伤心。我猜想可能是害怕哥哥万一死掉，自己没有依靠。那次金正日真的很久没有再露面，好像很严重。1994年，金日成虽然还能与我们见面聊天，但是连放屁都不能自行控制了，我们都猜测他的日子不多了。
当时金日成听力已经出了问题，五月份做了眼睛手术。手术是秘密进行的，到底什么手术不得而知，术后本来需要休息，但是恰好赶上卡特访问朝鲜，金日成过度疲劳，病情更加严重了。与卡特会面时，金日成抖的厉害，为了博得卡特的好感，金日成强忍着装出镇定的样子，非常辛苦。接待卡特属于外交部的工作范畴，我和金永淳只参加了金日成举办的午餐会。
1994年7月25日，半岛南北双方进行正常会谈，金日成更加兴奋起来。我陪同他会见外国客人，金正日表现的很兴奋，沉浸在祖国统一的幻想中。我猜想应该是金正日给他呈送了假的报告，说南部人民热烈盼望着他。
1994年7月8日，我在古巴机场听到了金日成去世的消息。7月13日，我回到平壤。妻子看起来比自己的父亲去世还要悲伤。儿子们认为金日成的死都是医生的过错，骂他们该死。我这个人，兴奋了会掉眼泪，但是伤心时反倒眼泪很少，因为我觉得伤心而哭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但党全国齐哭之时，如若我不哭就太危险了。孩子们通过电视看到葬礼后，责怪我哭的太少了，我真是无话可说。
站在我的立场，金日成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我的大恩人。然而，金日成是个斯大林式的人物，对社会发展有太多的非进步作用，难以评价。
无论怎么说，金日成去世，我内心深处并不太伤心，反而更加憎恨他，是极端独裁造就了今日的朝鲜。7月20日上午，金日成的葬礼结束，我回到办公室。突然接到了金正日的电话，“黄书记，新时代到来了，我们要在新时代好好做事”。我有点惊讶，对金正日来说，比我更加亲近的人大有人在，为何先给我打电话，这是没有道理的。
金正日偶尔遇到问题会给我打电话，通常我都会奉承他，金正日听后会说，“在所有书记中，黄书记是老大，应该多问问黄书记..”，之前金敬姬曾经说过，“虽然近臣很多，但是并没有可以真心信赖的人，哥哥很孤独。”我想到了刘备托孤，但是，此时我的思想已经变了。未来如何，我无法想象。7月20日，我将金正日在电话中提到的理论问题整理成一篇文章，金正日批准后以他的名义发表。
金日成死了，但我并不企望金正日的想法会有什么变化。
金正日的权力继承很顺利的结束了。
听说黄海南道农业搞的很好，干部们就过去参观。结果发现，农业耕作是不错，但是农民们的生活真是惨极了。别说吃的，厨房里连做饭的锅碗都不够。干部们把农民召集到一起，问，“有什么困难就说出来？”，农民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没有”。我的心痛极了。党，不应该只是讨论怎样永久保存金日成的尸身，讨论金日成铜像前应该放多少束花；在为这些问题热烈讨论的时候，竞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苦难的贫民提出议案。
干部们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守护金日成铜像，我虽患感冒，还是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值班。有的干部为表衷心，守灵到凌晨。后来才知道，这些事情都有专人调查，并上报金正日，最后在党本部会议上公开。更让人无语的是，听到金日成去世的消息，正在住院却没有立即出院的人..等等类似毫无关系的人都受到了处罚。主题科学院的一位博士因为听到金日成去世的消息后还在修理自行车而被处分。在金日成去世那一阵子，哭成了一种竞赛。
真哭的也大有人在，很多人长久以来相信了党的宣传。金日成7月8日去世，为了纪念这一天，每个月的8号都有人去铜像前献花。金日成去世百日那天，所有人都上街参加活动，街道一度被堵。去外国出访的干部也要先去铜像前献花，外国客人到来，也要去献花。我认为实在是疯狂，别忘了此刻人民都填不饱肚子。人们对金正日的称呼从“亲爱的领袖同志”变成了“伟大的将军”，在党内正式文件上也开始使用“最高司令官”。金日成70岁寿辰时，有人提议给他“大元首”称号，我表示反对，当时金正日也在。当着金正日的面，我明确的说，“我认为，与其给一个军事领袖的称呼，不如强调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伟大，强调领袖德行的伟大。”金正日听后，说，“等到解放南朝鲜的战争彻底胜利时再给大元首的称号吧”。
金日成80岁寿辰时，有人又提议给金正日“元首”称号，我又反对。“给领袖‘大元首’的称号是不错，但是以什么理由呢？元首是军事用语，最高司令官不仅是军事称号，而是表示是军队的首领，所以更合适。最好的办法是给领袖做司令服，给领袖穿上最高司令官的帅服”。
但是，金正日最后还是同意用“元首”称号。
封建主义是与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北朝鲜的干部们都有浓厚的封建思想。我当时说的话根本没用，过后我十分后悔。10月份，俄国自由民主党一行十余人访问平壤，我之前在莫斯科就与他们见过面。金正日给这次访问赋予了重大意义，问我与他们建立联系，让他们成为在俄罗斯支持朝鲜的主要力量如何？
这表示金正日要给他们巨额卢布，我猜当时金正日外汇充裕，考虑到农民吃饭难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受到非难，将辛苦赚来的外汇就这样用掉太可惜，就建议再商讨看看。
我开始担心，国家哪一天突然会倒掉。
我向金正日建议，遍布全球设立的主体思想宣传组织的经费由相关人员自筹。之前我们每年从金正日那里能拿到120万美元，这笔钱大约是国际部预算的三倍。
金正日说，赚外汇不容易，让我们小心、注意。
我觉得要赚外汇需要国家保卫部的帮助，就请金正日批准这件事。我将遍布全球的宣传机构集中到一处，建立了国际财团，要建立“主体财团”，需要钱。正为钱发愁的时候，一位老挝企业家免息借给我们上百万美元，原来他是主体思想的信徒。最终那位企业家担任财团总裁，我是理事长，金德宏负责财务，在瑞士开设了帐号。我觉得这样以来，主题思想宣传工作就能脱离金正日的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
我通过金德宏将主题思想的宣传物品送外海外，如果遇到检查，就说是针对宗教的宣传品，那些宣传品中将偶像化宣传和阶级斗争部分剔除了。这一切起到了效果，我们也获得了收入。
为了让金正日安心，我将80万收入中的50万上交金正日，金正日非常高兴。在干部会议上说，
“黄书记纯粹出售主体思想就赚了500万上交党中央，你们坐在那里都在干什么呀?”
50万被他说成500万，用来训斥下人。但是我就麻烦了，因为会议结束后干部们纷纷找到我，问我是如何赚到500万的，总理还非要我借给他30万。当时，中央各个机构遍设挣外汇的“幽灵公司”，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中央机关并不直接精英这些企业。
我是国际书记，负责国际事务，得到了许多海外侨胞的关心。想保守秘密是不太可能的，知道后有些人开始求金德宏从海外带东西回来。书记们也拜托我带一些药等等在北朝鲜买不到的物品。我秘密选出资料研究室的五名人员组成“财团主管
分室”，任命金德宏为资料研究室副室长。金德宏的职位按月薪相当于政务院副部长级，享受党的干部待遇，而且可以出入党的各个机关。前文中说过，金德宏是我在金日成综合大学时的下属，在金大时我让他负责教务，总管大学事务。他曾在社会安全部任职，与社会安全部、保卫部、武力部的人关系很深。所以，出现需要与社会安全部或武力部协调的事情时，我都会派他出面解决。
后来，我进入党中央，又把他带到党中央，任命为党中央指导员。金德宏平生最成功的事是协助我建立了主体科学院辅助机构，我有两位秘书，金德宏是我最信任的。那些安排给秘书的事情，只要稍微有些不放心，我都会派给金德宏。亲近日久，我自然的叫他侄子起来。金德宏经常出差海外，见到了世界各地的侨胞，尤其与韩国侨胞接触的过程中，德宏更加认识到我的思想的正当性。他在思想上进步的很快。1994年，朝鲜粮食危机，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居民饿死的情况，但是到了1995年，事情急转直下。平安北道发大水，粮食危机变得日益严重起来。
街上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抢粮时而引发的杀人、强盗事件也越来越多。
甚至干部的车在夜间遭军人哄抢。
听到消息后，金德宏开始在海外购买粮食运回国内。
经德宏之手运回国内的粮食超过100吨。我先将粮食分为了主体科学研究员的研究员们，接下来是保卫部，后来还分给了妻子单位的人。
我能够救妻子的同事，却救不了无数饥饿的百姓们。
整个朝鲜面临粮食危机，但是金正日并没有兴趣，他关心的是建一个豪华的宫殿安放金日成的尸体，以及如何偶像化自己。1995年2月，为庆祝金正日生日，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开幕。我途径莫斯科与俄罗斯的党员代表和学者们举行了讨论，我把大家从主体思想的一般原则讨论引到了国际讨论大会。在莫斯科我见到了以前一起学习的同学，还有俄罗斯共产党的国际事务书记，那位书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曾经在苏共中央负责青年事务，是位很年轻的干部。我小声对他说，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主体思想为基础，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他当时正为新的指导思想而苦恼，我就让金德宏给了他一份名为“为了全人类的光明”的主体思想宣传文件，还有为厄本哈根讨论会准备的宣传文件《哲学的使命》。
国内人民正在挨饿，我们却为了庆祝领袖生日而召开思想讨论会，在会上讨论哲学和人类的未来。
我能感受到那位学者看我的鄙夷眼光。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但金正日却忙着加强独裁，他进一步强化了秘密警察制度，一旦有反对者，公开或者非公开，都会遭到审判。
有一次，一位负责党中央保卫工作的要员悄悄找到我对我说，“办公室内有窃听装置，还有隐蔽摄像头，只有有一点异常举动都会被记录下来”，“那些反金正日的人，最终都被杀害了。被处决前，先被处决的人会说，‘我先走了’。想到这句话迟早会亲耳听到，甚至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即使每天灌醉自己也受不了啊！”“黄书记是一位学者，又深受爱戴，请保护我们”。
我请他喝酒，说了些安慰他的话，给了他些钱。
199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解放50周年纪念日，干部们都乘火车去咸兴参加庆祝活动。我和楊亨燮留下来接见从韩国来的学生代表，之后再赶去咸兴。
我欢迎来自韩国的学生们，但是良心上并非如此。我跟他们握手，是在骗他们。来自韩国的学生们要求自由和民主，如果他们知道实情，知道在朝鲜充满了
虚伪和欺骗，知道在朝鲜居民就像生活在监狱里，估计就不会坚持再来了吧。对与青年人，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这一点我很理解。但是，朝鲜的社会主义，是和封建主义结合的封建社会主义。
在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领导下，北朝鲜的青少年们不仅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都变成了奴隶，金氏父子甚至还企图欺骗韩国的少年们。
我建议让韩国的那些左倾亲北的青少年们带到朝鲜生活一个月。如果一两千人在朝鲜各处生活一两个月，那他们就会从各个细节了解朝鲜的真相。
我曾经与德国的宋斗律教授和韩国小说家黃晳暎见过面，我试图向宋教授讲解主题思想，事实上北朝鲜当局并不是信任宋教授，而是在利用他。
金永淳对我说，“宋教授琢磨不定，别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请黄书记稍微给他施加点影响，改变他的想法”。我知道金永淳和统一宣传部那帮人的想法，但更好奇宋教授本人是怎么想的。我还派了有实力的弟子去给黄皙暎讲主体思想。
1995年末，我访问英国和法国回国途中，在北京与金德宏秘密与韩国企业家商谈了金刚山旅游开发的事情。那时，我为了与金德宏见面，出国访问时都会途径北京，我们不乘坐飞机，而是主要通过北京到平壤的火车来往，理由之一是会经过沈阳，在沈阳有财团的支部，还有与我们联系的人。
我回到平壤后，对金正日说经营观光产业有助于恢复朝鲜的经济。我的观点是，北朝鲜的经济就像是重病患者，非一剂猛药很难治愈。在我看来，猛药就是金刚山旅游开发。那位韩国企业家对我说，六个月能够在金刚山建成观光设施。
每位游客交200美元的门票费用，所有的线路都按北朝鲜的要求进行，一年至少会有10亿美元的收入。我将这些详细的介绍给了金正日，希望促成此事。
这是我给金正日的最后一个建议。不过，与其它的书记相比，我提的建议已经算多了。为了牵制组织部，金正日从秘书室选出了5个人，一起讨论下面呈交的文件，上面下发的文件也由秘书室讨论，如果与实情不符，秘书室有权再报告。
秘书室没有设室长一职，5人同级。在北朝鲜党中央，各个部门都自顾各自利益，报告中虚假成分甚多，在经济领域，很多报告建议引入等级制，坚决执行分配制度，金正日只是说再考虑，通常没了下文。我曾经提议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宽大一些，对于一些干部可以再次启用，好像有了一些效果。
我强烈建议开发观光产业，金正日让我写一份报告。我召集了人民武力部、国家保卫部、观光总局的干部们一起做。人民武力部没有意见，国家保卫部要求运营和导游全部要由国家保卫部的人员担任，并要主动担负对游客洗脑的任务。结果我就在报告中写对国家安全没有危害。统一宣传部和对外经济委员会曾多次提议开放观光，但是也多次碰壁，这次我这个国际书记亲自从理论上论证可行性，他们也觉得希望很大。
他们想尽快知道结果，就不听的给我打电话打听消息。我也着急，但是金正日不发话，结果就无法知晓。
听说金正日向书记室的人询问起观光事业的情况，“如果允许观光旅游，不就意味着开放吗？”“如果开放，会使我国经济瘫痪，结果很让人担心。”“还不知道啊！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了。即使想开战，粮食也成问题。害怕被南朝鲜（韩国）占领，上面（金正日）也犹豫不决”。之后，我下定决心，再也不给金正日提任何建议或忠告。
我的苦闷更重。看着那些得癌症去死的人，我甚至想，为什么自己不干脆得个癌死掉。吊唁死去的弟子，我内心就在想，活着么久真是愧疚。这个操蛋的世界，赶紧来场战争，都结束了算了。
1996年2月，伴随着无数人民挨饿至死，金正日迎来了自己的54岁生日，主题思想国际讨论会在莫斯科综合大学举行。客人们都住在大使馆里，所幸大使馆距离莫斯科大学很近，客房又多，附近没有酒店也没关系。我带上了主体科学院的小同志们，他们大都十六七岁，刚刚高中毕业。带他们的目的是向客人介绍北朝鲜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
他们是作为接待员去的，穿着统一的服装，还学习唱歌，不仅朝鲜歌曲、俄罗斯歌曲，连西方歌曲也会唱。会上，他们与客人们相处的很好，一起翩翩起舞，连大使馆的人都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只是接待员。消息传出后，莫斯科的许多团体都邀请他们演出，
接待员的费用由国际主体财团承担，坐火车往返，住在大使馆的客房里，所费不高。多亏了他们，讨论会进行的有声有色。讨论的主题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论证主体思想原理的正当性。俄罗斯的学者们，特别是莫斯科综合大学的学者们，因为我出身莫斯科大学，都很欢迎我。
与在其它国家召开讨论会不同，这次我做了好几次发言。侨胞们听后说，“对与主体思想的疑问都解开了，听到你说服现在还执迷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学者们也非常痛快。”
在我而言，获得好评却令我有一些担心。我不知道成为对我来说是福是祸。
我与朝鲜驻俄罗斯大使和书记的关系都很好，心里盼望他们能在给朝鲜的报告中对这次会议评价好点。但是，回到平壤还是发生了一件不太好的事。
在国际讨论会上负责翻译金牡丹是俄罗斯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在主体科学院攻读美学，她很受参会的俄罗斯学者喜爱。我曾经与我的俄罗斯同学开玩笑，如果不把牡丹带上，1995年估计俄罗斯学者们都不会让我们踏进校门。我当初将金牡丹放进代表团时，干部部是强烈反对的，传闻俄罗斯留学生曾经参加反抗金正日的组织，所以1980年以后的毕业生是不允许出国的，我也听说过这个传闻。
当时，在俄罗斯的朝鲜留学生主要来自军方，他们组成了反抗金正日的组织，
其中不少干部子女。人民武力部保卫司令部后来将这些人毫无例外的全都枪决了，听说很多普通大学生也牵涉其中，而且之后也没有停止继续调查。我曾经问过人民武力部长，主体科学院是否有学生牵连，他说跟主体科学院的学生无关。
我将这些话对负责干部的书记说，他说如果不担心她逃亡可以带上。我见了金牡丹，“你跟军队反金正日的人有关系吗？如果有关系就直说，然后再想办法”。“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现在在我的母校没有任何一名学生有问题”。
她的丈夫也是我的学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她对自己的丈夫也是那么说的。
“那么，这次你来做莫斯科讨论会的翻译，我负全部责任。在莫斯科不要随意走动，确保不会出事。能保证吗？”“能，我保证”。
她翻译的很好。她话不多，对美学有很高的造诣，可以说是个优秀的女学生。但是，回到平壤几天后，她的丈夫突然找到我。“书记同志，请您一定要帮助我。我的妻子被武力部保卫司令部带走了，几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请救救她吧，求求您了”。“怎么回事?
你仔细说”。“一周前，一个自称是武力部保卫司令部指导员的人找来，那个人说出了妻子毕业论文指导教授的名字，问妻子认不认识，妻子照实回答。指导员记录下来之后让妻子签字。妻子按照指导员的要求签完字后回到家，说录了供，心情不好。两天后，保卫司令部就把妻子逮捕了，之后就再没有消息。“我知道了，我打听打听，你安心等着”。
我通过自己的关系打听金牡丹的消息和那份文件的具体内容。
金牡丹的论文指导老师负责外国留学生事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系，所以，与教授关系很好的金牡丹也就有了责任。根据金正日的命令，只要与反金正日组织有一点关系，无条件枪决。我也被劝说最好不要介入。
我只能照实对金牡丹的丈夫说，后来他的丈夫也被流放到地方。学生们一出国，就对金正日和朝鲜的真面目有所了解，也就知道为什么数百万北朝鲜居民饿死。所以，成立反金正日的组织事出必然，只是很可惜，等待他们的确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