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权力核心
当上党中央书记时，我的最高人民会议议长任期还没结束。在北朝鲜，党中央书记比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的权力要大的多；但是在国外，因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被理解成议会议长，倒是更被看重。所以，虽然我已经是党中央书记，但是往往还是以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国外活动。访问缅甸时发生过一件事。我在缅甸官员的陪同下访问那里的佛寺，在一座佛像前，（那尊佛像很奇怪，肚子是光光的，官员解释说，人民相信抚摸佛像的肚子能治百病，在长年累月的抚摸之后，佛像的肚子就亮光光的了）有许多人在祭拜，我问陪同我的官员，他得病时也会来抚摸佛像的肚子吗？
“不是，我有病了会去给医生打电话”。
“那你信佛吗？”
“信，这里信佛的人分两类，那些无知的群众真的相信佛能治百病，但是像我们这样有知识的人不信那一套。”
“那你为什么信佛呢？”
“为了内心的平静”
“内心的平静？”
“想到死，谁都会恐惧。相信佛，祈求永生”。
我是主体思想研究所的所长，我自认为这份工作做的很称职。对于另一个职位，主管科学教育的书记，我不得不说，我起的作用不大。当我还是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经想着如果有一天主管科学教育，一定要进行大的改革，但是那一天真的来了，我又发现根本摸不着头绪。
主体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科学教育事业要优于其它领域，优先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的归根结底是人，而科学教育事业正是培养人才的事业。所以科教应该优先发展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在北朝鲜，有两点成为发展科技的关键障碍。第一，个人崇拜；第二，军国主义。在北朝鲜，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唯一重心是偶像化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
“追随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学习”，“学习伟大领袖金正日同志的革命历史”，不仅偶像化金家父子的科目是基本课程，与之毫无关系的其它课程也充满了类似的内容。个人偶像化，在北朝鲜，不是针对某一个艺术家或者学者，而是对所有人。说白了，就是对个人权利和个人独裁的偶像化。
所以，教育的结果就是青少年自主意识的丧失，成为思想的奴隶。学生毫无创造力。我成为主管科教的书记后才真真切切意识到与留学生和在日同胞相比，
同等学历的朝鲜学生差的很远。但是，虽然知道，依旧无可奈何。
军国主义的后果不仅是学生军事化，还有军国主义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进而对学校的投入不够。想要提高教学水平，首先要提高老师的水平，但是，权利偶像化的现实下，想培养出有真才的老师谈何容易。教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北朝鲜是被革命的对象，人们自然不愿意当老师。
以金日成大学为例，大学毕业后，成为党支部委员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不是行礼表示感谢，而是辱骂一番。虽然北朝鲜声称提高教师待遇，连小学老师都被称作“先生”，但是，那些在党支部的年轻人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校长一律“同志、同志”的叫，仿佛是自己的下级。党国体质下，学校是没有任何自主权的。
在这样的现实下，我只能建议提高老师的社会地位，呼吁在学校内部形成求知向上的良好风气。我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强化初中教育上，但是收效甚微。我还积极的树立模范老师和模范学校。
学校如此，在党内，却常常召开会议，综合学校的问题要求我对教师进行批判。我只好主持批判会议，但是更多的，我还是号召大家像模范学校的老师们学习。在北朝鲜，军事动员、劳动动员、金日成和金正日生日的庆祝活动动员，类似的动员非常多，占用了学生的大量时间。尽管如次，我也尝试做了一些努力。我强调数学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将数学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但是，后来我的观点被左倾反对，受到非难。北朝鲜大学是5年制，其实学生学习的时间还不到一半。即使是剩下的两年半，课程也常常被中断。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又提倡克服问题，边劳动边学习的方法。为了让这样的学习得以继续，我赋予它一个名字“抗日游击队式学习方法”。名称来自于当年抗日游击队时边行军边学习进步。我当大学校长时，领着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们进行户外实践，也曾边行进边学习。
一年当中，因为各种动员学业要被中断8-9次，我觉得边游击学习法很必要。但是，我深刻的体会到，即使在科学教育领域，我这个主管书记也不是“主人”，金正日通过组织部在监视书记们，组织部的人绕过书记，直接给金正日报告。更寒心的是，金正日更愿意相信组织部的报告。举个例子，如果组织部负责写报告的科长对科学院的某个院长不满意，就会写一份诽谤的报告，并假托是科学院的教授的意见，报告给金正日，结果，金正日往往会将院长撤职。
所以说，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组织部手里，组织部也成为金正日强化独裁的工具。在这一点上，金正日做的是最让大家气愤的。组织部事实上支配着北朝鲜的一切。组织部负责教育的人是我的反对派，结果，我提倡的方法彻底失败。
宣传部和组织部是朝鲜权利最大的两个部门，我被金正日授权主管思想理论，但并不妨碍他们干涉我。通常只有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才能进入这两个部门，他们对金家抱有幻想，对金正日非常效忠。另外，他们觉得自己的意见能够影响到
政府的决策，所以积极的给金正日写报告。
有一年为庆祝金日成生日，朝鲜在印度举办了主题思想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我邀请主要人员去平壤接受金日成接见，客人们积极评价金日成的贡献和我的工作，金日成和金正日都很满意。但是，外交部党委会听信与会的一位副局长的歪曲汇报，并指示他给组织部打报告。报告上说会议开的并不好，金正日看后将报告转交给了我，我看后忍无可忍，就把那位局长叫过来当面对质。
副局长承认了自己捏造事实，报告是假的，我要求金正日将他撤职，进行劳动改造。金正日批准了，还起笔写了批示。这件事在组织部引起强烈反响。主管副部长非常难堪，专门找来向我道歉。他说那位副局长在朝鲜战争中立过功，而且品行很好。
我并没有让步。副部长走后，主管干部的领导又来了，那人与我关系很好，他笑着劝我说，“书记同志，这次您一定要大发慈悲呀！据我的经验，与组织部对抗，虽然一时会觉得痛快，最后肯定会吃大亏的。这件事外交部部长11不可能不知道，您不就给自己树敌了吗？”
“领袖已经亲笔作了批示，这件事这么算了也不行呀?”“领袖批示组织部会处理的。”
我没再坚持，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当时有张成泽夫妇支持我，组织部和宣传部奈何我不得。
与发展科学教育相比，在主题思想宣传方面我花了更多心思。我向金正日提议设立主体科学院，认为有利于主体思想的对外宣传，金正日批准了。科学院的办公地点位于平壤郊区，那个地方原本是计划给留学生用的。
1980年8月开始，按照经济社会专业和外语专业50：50的比例，我在主体科学院招收了一批博士生，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边学习主体思想边学外语，外语专业的学生边学习主体思想边用外语解释主体思想。此后无论多忙，每周我都会与学生们一起举行讨论会。学生中有才华的人不少，进步也很快。特别是外语专业的学生，很快就能与大家一起积极讨论了。可能是外语专业的学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接受主体思想更直接。与他们在一起学习，我很愉快。后来（指黄长烨逃离北朝鲜之后），我听说为了消除我的影响，这批人都被肃清了，或者被送到劳改所，或者被革职。对于他们，我十分后悔，因为我没能负责他们的命运到最后。
11译注：教育部长是许聃，金正日亲戚
1982年2月，朝鲜举行了第七届最高人民会议，楊亨燮接替我出任议长。楊亨燮还兼任了社会科学院院长，我当时是主管科教的书记，对社科院有领导权。于是，社科院里一些反对我的人企望借助楊亨燮脱离我的管辖。
与此同时，宣传部和文献整理室的同志逐渐接受我的主体思想理论，对我的评价越来越高。而金正日又因为嫉妒心作祟，开始对我戒备起来。我的宣传活动受到了钳制。
我所知道的金正日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哲学常识不足，而且不喜欢哲学式思考方式。他对与主体思想理论毫无兴趣，但是不喜欢我在主体思想方面拥有太大的权力。
我记得1972年召开新宪法讨论会时，时任科学教育部部长发言说，“现在很多人认为是黄长烨创立的主体思想，得制定对策（改变这种认识）才行”。金日成当即表示，“主体思想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具体内容是黄长烨创作的，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有什么问题嘛？不用去管它。”当时我就在讨论会现场，不知道该说什么，听完金日成的话，我觉得至少在语言上，金日成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金正日与金日成相比，包容的度量要小一些。
我从不认为自己有多么聪明，事实上与同僚和学生们相互探讨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所坚信的是自己的发现对哲学发展肯定有历史价值，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贪功据为己有。事实上，我也清楚，如果不是金日成同志安排我进行哲学研究，我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树。所以那些以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名义写的文章，我从不认为就该是属于我的。在理论上，我没有和他们辩驳的必要，他们也不可能将我的思想完全照搬拿过去。我相信，即使我没有发现这些，将来也会有人发现。所以对于某一个理论一定要注上谁的名字，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记不清是1980年还是1981年了，有一天宣传部副部长说受金正日指示来找我，让我在干部面前朗读以金正日的名义发表的那些文章。那个会议是为了纪念金正日作品出版而举办的。读着读着我发现，文章的写作日期是1974年4月，内容是“主体的唯物论”，“主体的辩证法”。我没有争辩，但是我很清楚，金正日掌握权力就是在1974年。类似的事情常有发生，我们选择恰当的文章，注上恰当的写作日期，署上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名字发表出来。
但是，像这样肆无忌惮的造假，我心里还是很愤愤。
我并没在表情上表现出我的态度，也没有人问我的意见。只是文章发表后反对派又有了新的哲学原理依据。那之后，我再写文章，避免使用“主体唯物论和主体辩证法”，改成了“以人为中心的唯物论和以人为中心的辩证法‘。猜到他们会在用词上挑拨是非，我故意避开了。
小的是非不断，但是始终没逢大难。就这样到了1980年代，我也六十岁了。主题思想宣传工作进行的很顺利，来平壤的外国访客不断，学者们到来后，除了开讨论会，还会游览朝鲜名胜。通常对于重要的客人，金日成都会亲自接见，并举行宴会。我也有机会与很多海外著名学者交流。并且有机会读到他们带来和推荐的书。
有机会去国外，拓宽了我的视野，也增长了我的信心。这一时期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快乐。大女儿和二女儿学习都不错，三女儿的大学入学考试已无需担心，儿子也很优秀。与我不同，儿子很喜欢社交，爱热闹。与张成泽夫妇的关系依旧很好，偶尔有一些小的事端也不至于影响到金正日对我的信任。
1983年10月9日，仰光大爆炸；南北关系陷入僵局，北朝鲜也一度停止了叫嚣。但是在北朝鲜权力层内部，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完全不同，大爆炸被称作对韩国的重大胜利，接下来北朝鲜权力层人事发生了一些变动。国际书记金永南转任外交部长兼副总理，前外交部长許耽（..）被提升为书记，兼任负责对韩事务的统一宣传部长。国际书记由原来的副部长金容淳（...）担任。不过，金永南并不喜欢新职位，许耽的夫人也不喜欢丈夫升为国际书记，并且对让自己的丈夫主管对韩事务表示不满。
当时国际部是仅次于组织部和宣传部的朝鲜第三大权力机构。这三个部门的副部长都住在党中央领导所在的区域内，由护卫局派员保卫，一人一台专车（其它部两人一台），医院也是平壤条件最好的一家。在国际部，金敬姬（...，金正日妹妹）是科长，金容淳（...）是副部长，金容淳（...）和金敬姬（...）关系很好，后来取代了金永南。
许耽的夫人金正淑（...）并不喜欢自己的丈夫担任国际书记，在统一之日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主管对南关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对金容淳很有意见。不过金容淳（...）和金敬姬（...）关系很好，她奈何不得。
楊亨燮（...）也不能让金正日满意，许耽（..）很精明，很能讨金正日欢喜。金正淑（...）欲望很强烈，嫉妒心也很重。他曾担任工业出版社的社长，因为对书记不满，就用斧头差点把书记砍死，后来书记被枪毙了。许耽（..）不是那种飞扬跋扈的人，不是那种因为是奉金正日命令行事就把所有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人。所以，他与大家的关系不坏。我觉得许耽（..）在金正日身边不是坏事。
金正日最警戒的人是继母金聖愛（...），为了让父亲金正日不再喜爱继母，就安排了许多美貌的女警卫在父亲身边，还采取了其它一些措施。楊亨燮、许淡等人为了博得金正日的信任也纷纷攻击金聖愛，金容淳担任国际书记之后，相信金敬姬等人的支持，最后还是被他们背叛了。
关于金容淳问题的报告交到了金正日那里。金容淳认为外交活动经常要邀请外国客人的夫人们一起跳舞，所以外交部门的职员的夫人也应该会跳，就把大家都召集到一起练习跳舞。这件事当然会引起非议，金敬姬也没法替他说话，于是批判金容淳的大会召开了，很意外的，我被指定为宣读最后处罚决定的人。文章当然不是我写的，我虽然不愿意但是也没有办法。1984年，金容淳被撤职，然后被下放到平安南道的煤矿劳动长，进行革命改造。几天后，我接到了金正日的电话。“领袖跟我讨论了很久，我们认为黄老师担任国际书记最合适”。我的心咯噔一下，担任主管科教的书记，我对教育事业算是知道一点，主体思想研究是我的专业，但是国际书记位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合适的。
我很小心的说道，“亲爱的领袖也很了解，我的性格是那种干一件事就干到底的人，所以，对于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外交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适合我。我害怕万一犯错..”，金正日说，“老师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很多，
领袖认为，黄老师哲学搞的好，国际书记也一定能胜任，所以推荐了黄老师。我也相信黄老师一定能做好。黄老师不必谦虚，在继任人选出现之前，黄老师就先承担下来吧。“
我没法再推脱，于是，我担任主体思想研究所和国际书记的时期开始了。
金正日提议撤掉主题思想研究所，与国际部合并。但是，我觉得将来主体思想研究所的事业会更重要，就建议保留。结果我继续担任主题思想研究所的所长，办公司和秘书室也都得以保留。家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纷纷祝贺我升迁，连一向对情势判断最准确的大女儿也说了很多祝贺我的话。
“希望爸爸能成为著名的外交官”。但是，在我看来，国际书记不过是一时的兼职，主题思想才是我的事业。哲学方面的根本疑问已经解决，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还要继续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已经取得胜利，甚至扩展到从苏联到印度的广大区域，戈尔巴乔夫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义跌入谷底。成为国际书记后我对内部需要关心的事情就多了起来，另一方面，金敬姬的周边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他们或者想升官，或者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对外交工作都比我更了解，金敬姬仍旧像金容淳时期一样，通过电话遥控指挥着一切。不管怎么说，我是她的老师，权力再高，我也做不到对自己的弟子虚与委蛇的程度。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跟金敬姬建议，分管工作。其实我倒更愿意将权力都交给金敬姬，我像金正日建议提升金敬姬为第一副部长或直接升为部长，然后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她，如果有出访国外的代表团，我可以当个团长。虽然跟金正日提了好几次，但是金正日始终强调为时尚早。我经常出国访问，与主体思想有关的客人都要由我来招待。
对我来说，一天不写东西就觉得生活过的没有意义。我常常晚上抽出时间写些东西，即使是主体思想的演讲稿。但是，金正日会经常下发大批文件要读，我还要去参加金正日主持的晚餐和宴会。我是个哲学家，不爱酒，喝几杯就不舒服。金正日后来相信我真的不喝酒，就不再让我去酒桌了，让副部长们替我。
我的生活方式很独特，这一点金正日很清楚。我苦学、断食、吃生米，周围很吵的时候我甚至会将耳朵堵上，这些金正日都很清楚。
有一次，金正日下令，为了身体健康，宣传部部长以上的干部每周要去党中央体育馆做体操，不仅党内的，政府系统的总理、副主席等也被要求参加。宣传部的副部长却让我做起了体操班班长。那位副部长是金正日的“宠臣”，他不是正规大学出身，负责给金正日点烟、举办宴会，是那种很有眼色的人。我参加过金正日的宴会，但是觉得跟这样的人没什么利害关系，就没有对他很热心。
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他现在故意让我做体操“班长”，自然是在得到了金正日批准的情况下。我很难堪，而且心情很坏。本来嘛，像我这样的人，跟体育是扯不上任何关系的。我时常缺席，他就像金正日报告，说我自由主义。金正日
却笑着回答说，“黄书记是吃生米的人，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别让他做了吧。黄老师不是你说的那样。”金正日的话传到我那里，我知道了金正日很了解我的生活习惯，同时也意识到，金正日了解我的一切。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显然有人在将我的一切报告给金正日。有一次，金正日又将我叫到酒桌上，金正日对我说，“黄书记痛痛快快的喝一次，死也无憾了”，于是同僚们纷纷过来向我敬酒，我闭紧了嘴，不让他们灌我。
结果酒撒在衣服上，衣服都湿了。同僚们退去，金敬姬上来了，我和她有一定的关系，当着大家的面拒绝她不太好，就稍微喝了一些。金正日看到后说，“所有人都住手，敬姬劝酒，喝一点就可以了。”我只好喝了下去，却发现是白开水。
我猜是金正日知道我不喝酒，就把我的酒杯里换成了水，当然干部们是不知道的。酒宴是金正日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那里很开放，大家可以开开玩笑。但是，金正日是个独裁者，是个顽固的封建主义者，他的私生活放荡，喜爱西方式的宴会，却丝毫没有现代意识。如果因为金正日喜欢宴会就说他是现代主义者就大错特错了，他的放荡是封建帝王式的。
金正日不止一次希望我到他身边工作，专心帮助他。但是，我是个知识分子，我要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为他服务。他最后说没关系。
1984年，我陪同金日成访问中国，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元老邓小平举行了会谈。这次金日成并没有要求中国提供特别援助，而是分析了北朝鲜的情势和对韩国的政策，另外还有美国的太平洋政策。邓小平思路清晰，但是耳朵已经听不请，胡耀邦就靠在他耳边大声说给他听。金日成向中国的干部们介绍了我（以新任国际书记的身份）。我对中国抱有很好的感情，担任国际书记后也为了巩固中朝友谊而努力，这些金日成都很清楚。这次陪同金日成面见了中国的党政要人，第二年我以国际书记的身份单独访问了中国。我与胡耀邦总书记举行了正式会谈，还参加了他为我举办的宴会，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与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乔石很熟悉，他对我说，五年后再来中国，将会看到更大的变化。不用五年后，我当时已经亲眼见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有了自信，而且充满活力。回到朝鲜后，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只字未提，因为金氏父子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持否定态度的。
我当时产生一种冲动，企望朝鲜也尽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对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以及邓小平的伟大功绩深信不疑。我悄悄的给国际部干部们介绍了中国的变化，他们的精神也为之一振。我为了更好的宣传主题思想，向金正日建议建立新的办公场所，我已经提前选定了一处地方，就离留学生宿舍所在地不远。
但是，金日成去现场进行“现场指导12”后认为不合适。“不知道为什么黄长烨会选定这个地方，选个更好的地方吧”。后来我选了另外一处地方。那里景
12译注：这个词是朝鲜新闻用语，类似于天朝新闻稿中的“考察调研..”
色秀丽，附近有不少中央的办公厅，最后金日成同意了，金正日也给了很多帮助。1987年末工程完工，竣工仪式金日成也参加了，之后又给了不少资助。
在新办公场所办公之后的一天，金正日让写一篇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文章。
金正日有自己的文献整理室，还有秘书室，我想可能是觉得他们对国际形势不太熟悉，才让我动笔吧。我写了一篇文章，讲了二次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以及新的特征，还有资本主义对阶级关系的调整，资本主义列强的合作，用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他还询问了日本的阶级构造，我说日本的体力劳动者不到劳动人口总数的4%。
那些知识是我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得知的，金正日看后似乎有了新的认识，还询问在新环境下该采取什么样的革命战略。金正日热情很高，几乎是催促着我。金正日不喜欢唯物论、辩证法之类的东西，他反对用理论指导政治。我写的文章他没有修改就采纳了。之后，有一次，金正日对我说，
现在学者们不能自由讨论。各级党组织管制这样的自由讨论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将来的变化，为了了解世界局势，还是要培养学者。所以，黄书记最好向我打个报告，不管出身，要选出优秀的人才，研究理论工作。
听到金正日的这个提议我很高兴。当时在宣传部门的支持下，一些学者还在反对我关于主体思想的内容，趁这个机会可以正好对优秀的学者们进行思想改造。我给最激烈的反对我的7、8个人发了传票，后来院长楊亨燮找到组织部说我再这样干下去，社会科学院要完蛋了。
但是组织部的干部们知道其实这个指示是金正日下达的，就对楊亨燮(...)威胁说，如果表示反对后果会很严重。最后我选择了20名已经获得学位的人才，他们不再属于任何机构，只属于我这个国际书记。为了保持机密，就命名为党中央委员会资料研究室，分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三个分室。他们也享有中央会员会职员的待遇，作为学者还有特别优待，不用参加劳动动员。
一个月之后他们的思想就完全转变了，于是社会科学院开始批判他们是变节者。学者们的水平在急速提高，他们不仅接受金正日的要求进行研究，还提高了主体科学院的学者们的水平。特别是对韩国事物的机构人员一旦遇到理论问题，都会请资料研究室的学者们来解决。
被发配到地方劳改的容淳1年6个月之后重新回来，担任国际部副部长，他虽然在矿山劳动，但是得到了金敬姬的支持，所以能够回来。二人关系依旧，结果国际部就分成了我的人马，金敬姬和金容淳的人马，还有第一副部长（代理部长）的人马。在党中央开始传言，国际部有三驾马车。
在我与第一副部长的实力斗争中，金容淳是最后的赢家。金正日任命金容淳为部长，主管一切事物，建议我只是给出政治指导。金正日对我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了，领袖不喜欢金容淳，领袖认为金容淳太会拍马屁，所以不相信他，重要的事情不要让他做”。我很清楚，实权在金正日手中，一切取决于金
正日是否想用金容淳。
我知道金敬姬和金容淳觊觎我的国际书记职位，我想，与其让他们想办法把我取而代之，还不如我直接推荐他们，我曾向金正日推荐过好几次。举荐他们的那一年，1987年，我又以金正日的名义发表了好几篇重要的文章，金正日又好几次劝我离开主体思想研究所，专心伺奉他。
但是，我的期待是离开国际部，专门进行哲学研究，所以一直没有答应。而且，我是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人，北朝鲜不愿意变化，我对北朝鲜的权力层不再有期待。我倒更愿意毕生致力于我的哲学研究。金正日对许耽的信任与日俱增。许耽从不缺席金正日举办的宴会，并在宴会上附和金正日。许耽自认为获得了金正日的信任，就提议说，“日本的朝总联支持‘对韩事业’，可以通过朝总联将国际部剥离，将所有工作都并入统一宣传部，否则大家的工作重复进行，效果也不好。”
许耽不断向金正日提出类似建议，最后金正日同意了。但是许耽对与日本共产党打交道没有自信，而且认为利用日本共产党也不容易。金正日不断听信许耽的话，而且有许耽在，对我展开工作也有颇多不便，我就干脆向金正日建议对日工作交给许耽来负责。国际部的职员知道后都说我无能，丢掉了饭碗，但是他们有所不知。
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是与许耽相比，我还是有信心竞争的。我认为要保留国际部，需要与日本共产党改善关系，在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变坏的过程中，责任全在北朝鲜，虽然日本共产党为了改善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作出许多努力，但是当时的国际书记无能，未能抓住机会。我从担任国际书记第一天就开始努力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有一次金日成问我，“黄书记，以主体思想为指导在日本恐怕不能新组织共产党吧。”
“日本共产党历史悠久，而且根基很深，于它之外另建一个不是容易的事。而且现在日本共产党对主体思想有所误会，只要将误会的部分解释清楚，还是能将日本共产党拉到我们这一边的。”
不仅越南和古巴，欧洲所有的共产党都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很好，只有朝鲜劳动党除外。所以我向金正日提议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不是示弱，而是向日本共产党介绍主体思想的优越性，说服他们。金正日说，“那就试一次吧”。
我一直与日本的一所大学副校长（实际上的校长）关系很好。他是一位很有良心的学者，1986年日本东京大学的坂本義和教授访问朝鲜，他也随行。1987年末，我接到信，将在日本举办有关人类安全保障问题的研讨会，邀请我参加。访问朝鲜期间，坂本義和教授已经谈到，他回到日本后会努力促成我访日的机会。
我给他回复了一封信，说我不是一个自由的学者，而是政府高级官员，需要一个名分。他在回信中说，不仅有南韩的牧师，还有日本、中国、美国、俄罗斯的著名学者参加。解放前被日本兵强制押解回朝鲜搬到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日本，我很想看看日本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且我也想与日本的学者见面。于是我向金正日提议，这次会议的规格很高，我可以趁此机会访问日本，顺便与日本共产党高级干部们会谈，改善两党关系。
这次出访最终得以实现。离开平壤，乘坐飞机，途径北京，飞往东京。但是，从教授那里发来了紧急联络。内容是因为KAL空难，日本政府拒绝朝鲜劳动党高级干部入境。虽然这次研讨会非官方，但是日本政府拒绝其它一切活动。
我紧急联络平壤请求指示，但是到底去不去日本需要我自己拿主意。与中国方面和大使馆同志商议的结果是虽然日本政府已经发表声明，但是真的进入日本，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我想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坚持到底。朝鲜劳动党书记级别的干部访问日本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日本政府的戒备很严，再加上空难，警戒程度更高。
我的房间外有7-8名日本警察在守着，就酒店到会议中心不过100米，警察却一个挨着一个。许多人为了见我而来，他们也为我鸣不平，但是无可奈何，在会议上见到学者们我应该已经感到满足了。与日本共产党改善关系方面毫无建树的情况下，12月下旬，返回平壤。
回到平壤我才知道，因为没有中途从北京返回平壤，金日成很生气。现在看来，我当时选择是日本到底是对是错仍旧不准。但是至少在当时，以我的身份做这件事是太冒险了。虽然我自认为负责主体思想对外宣传工作成果很显著，但是金日成生气是应该的。
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是金正日。
很意外，金正日向父亲表示，这次事件中他的错误比黄长烨更大。金正日让我帮他赶紧编写新年贺词，第二年我仍旧编写了金日成的新年贺词。金正日和金日成批准下来的第二天，金正日给我来了电话。
“无论如何黄老师不能在继续担任国际书记了，直接到文献整理室来吧。金永勋已经升任部长，原来的代理部长现在是劳动新闻的主笔。但是，不能将国际部完全交给金永勋，要将能够管住他的人提升为书记。”那个人就是许耽。许耽想担任国际书记已经很久了，我开始负责主题思想研究所，文献整理室，还有党历史研究所。统一宣传部由尹基福任部长，兼任书记。
家人对我解任国际书记感到遗憾，但是我反而很高兴。有了学习的时间，最重要的是离开了权力斗争的中心。我到了距离党中央很近却山水秀丽的一个地方为金日成父子编撰文集。一周回家一次。我还经常去主体思想研究所，主体科学院也有很多人经常来找我。
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经历集中在改革开放，我认为改革开放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修正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导入了资本主义的优越之处。不仅如此，还从根本上修正了社会主义理论，我努力阐明以改革开放为方向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