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金日成的理论秘书
1958年1月3日，我成为党中央书记室的理论书记，在党中央上班。金日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设立了书记室，将自己的理论书记一律称作“秘书”，理论书记们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书记室自从金日成开始党的事业时就设立了。书记室长曾留学苏联，比我早一年进入书记室。室长之外还有两名书记，一位是金日成大学研究院出身，听说中学是在日本第三高中就读的才子。另一位解放前在首尔大学毕业，比我大九岁。
他们的专业都是经济学，但是文章都写得非常棒，特别是室长，非常擅长写理论文章。成为党中央的书记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有了个人专车，有军人护卫，还住进了高级住宅区。为了辅佐金日成总书记（当时叫党委员长），党中央各个机构都会听从我们的建议，我们拜托的事更是不敢怠慢。
每天晚餐都在“经理部”免费吃，妻子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戏剧电影大学教俄语。就这样，我们的富裕生活开始了。有一天，妻子小心翼翼的对我说，想把寡居的生母接过来。丈母娘离婚后又再婚，不过新丈夫也已经死了。我立刻同意了。丈母娘带着再嫁后生的儿子和女儿搬了进来。我让女孩进入医科大学学习，男孩进入技术学院学习技术。当时，中央委员会有委员长和副委员长，下面是部长、副部长，科长、指导员。后来，党中央委员长成为总书记，副委员长开始叫做书记。
为了不将党魁秘书的“书记”（指我们）和党中央领导“书记”（原党中央副委员长）混淆，本文中，书记指的是党中央领导，秘书指我们。理论秘书（即理论书记，下同）们还有一个技术秘书，他其实就是给金日成跑腿的。金日成很看重我们这些秘书，包括政治局会议都让我们参加。金日成主持会议和去各地视察时，我们都会陪同。金日成对我们说，“同志们不仅要读懂我说的话，连我的脑子里的想法也要能读懂。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符合我的意思的文章。”我们这些秘书们的基本任务就是为金日成写演讲稿，以及整理金日成的讲话。还有，修改那本已经出版但是整理的不太好的《金日成选集》。我们除了为金日成个人整理和写文章之外，还要写以党中央名义下发的“决定”和“红头文件”，以及修订各个部门送来的文件。金日成还命令我们为他的主要干部写演说稿，并为他们提供理论帮助。
1958年8月，母亲去世，享年80岁。（略）
北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消灭阶级，这其实和用强盗的方法消灭强盗没什么区别。我不知道最终能否消灭强盗，但可以肯定的是，强盗的逻辑和强盗的手段反而更盛行了。北朝鲜的统治者要求用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解决阶级问题，结果造成的阶级问题比任何阶级社会都严重。
1958年是北朝鲜历史上很关键的一年。经济上，北朝鲜宣布完成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政治上，金日成肃清了国内的反对派以及延安派和苏联派，完全建立了个人独裁体制。人民的生活与朝鲜战争之前相比，也有了巨大改善。如果金日成从1958年开始，只是独裁10年，那么朝鲜现在也不会发生每年饿死100万人的惨况。无论是发动朝鲜战争，还是肃清政敌，金日成当然负有责任。但是我不得不说，斯大林主义、阶级斗争观念，无产阶级斗争理论也起到很大作用。根据阶级斗争原理，对于阶级敌人，无需在乎手段和方法，只要发动进攻就是正确的。它混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当时我还是很尊敬金日成的，因为他发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我还是征用兵时，听说了被包装过的金日成的故事。当时我想，如果此生能见金将军一面，死也无憾了。解放后，也不知那些到底是真是假，我这样想：“不管怎么说，金日成参加了游击队，所以北方人民才接受了他”。我非常敬佩游击队员们的勇气。后来我与游击队员出身的干部们金日，崔永建等都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1958年我成为党中央的秘书，那年金日成46岁，每天早起晚睡，没有别墅，到地方考察时与我们一起在车里吃住。早上我迷迷糊糊起来的时候，金日成已经与副官在散步了。金日成当时精力旺盛，通常是我们这些秘书们急急忙忙跟上他的步伐。
金日成每周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通常只召集相关部门的人参加，但是我们这些秘书一次也不曾缺席。会议上的速记内容和录音材料都保管在秘书室。我们把文件整理好后，呈交给金日成，他下结论，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表。金日成的反对者们异口同声的批评金日成将苏联、中国、东欧的援助不用于提高人民生活而是发展重工业。金日成反驳说，如果不发展重工业，朝鲜永远无法独立自主。
在金日成的重工业政策指导下，1958年北朝鲜生产出了28马力的拖拉机和货车。那年我陪金日成去平安北道、两江道等地考察，军事工厂已经在地下建设完成。
我的感觉是，写演讲稿与写教科书完全不同。从开始写讲稿到写得顺手，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去秘书室工作不久，1958年4月，我被要求写金日成对司法监察的演说稿，我在室长的帮助下写完交上去，但是金日成并不满意，他最后演说时没有用稿子。那是我第一次写稿子，结果以失败收场。最后我还是根据金日成演说的记录整理好了稿子。我将整理好的稿子交上去之后，金日成评价说整理的很好。那篇演说后来收录进金日成的选集。
金日成的演讲以经济问题居多，大多由其它精通经济问题的秘书动笔。这样以来对我反倒是好事，因为我业余时间就多了，可以继续研究我的哲学问题。其它秘书到了周日喜欢打猎或去其它地方玩，我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秘书们为政治局委员们开讲座，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除了金日成和崔勇建都要参加，秘书室长负责经济部分，我负责哲学部分。我当时自认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很高。1958年11月，我和秘书室长陪同金日成访问中国和越南。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去中国和越南。中国正开展大跃进运动，为了迎接金日成，中国派高级干部到了丹东。来迎接的干部中，外交界有朝鲜族同胞。当时是11月，地里的高粱和玉米还没有收割，我就好奇的问为什么。官员对我说，明年我们就会研制出一公顷生产500-600吨玉米的方法，这些玉米农民不要了，就烂在地里了。当时中国声称获得了大丰收，中国还给我们看了照片，孩子们坐在丰收的稻穗上。
列车经过山海关时已经夜深了，但是铁路旁边还有火光，我问怎么回事，中国官员说：
“那是在土法炼钢，我们将用15年时间超过英国，全国人民不用现代化的炼钢炉，就用土方法在生产钢铁”。
到达北京站时，中国总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要员来迎接我们，毛泽东当时在武汉，我们一行也朝武汉出发。到达武汉后，金日成去与毛泽东会晤，我和室长在宿舍准备讲稿。第二天金日成回来说，“毛泽东说，中国将减少三分之一的耕作面积，剩下的做牧场和公园。只需现在耕作面积三分之一的粮食就足够全国人民吃了。”
第二天，我们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参观了武汉的一个人民公社。途中经过一片棉花田，金日成突然叫停车，下车问社长1公顷地产多少棉花，回答是15吨。我们还被告知，1公顷麦田产量是70吨。当时北朝鲜大丰收时每公顷产量也不过3吨。所以，听到中国一年能产5亿吨粮食，所有陪同人员都很诧异。几天后我们去越南，我对越南的第一印象是：胡志明是个很洒脱的人。首相也很谦逊和平和（1996年我第三次访问越南，比他去世晚了90天）。金日成介绍了朝鲜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以朝鲜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自豪。胡志明开玩笑的说，“到了其它地方可别再说了，我的人民会说，.你胡志明在干嘛呀.，会把我赶下台的”。
几天后我们回国，金日成在党中央委员会上介绍了访问成果，包括国家计划委员长在内的许多官员主张朝鲜也应该采用中国式耕作方式。金日成说，“机械引进别人的经验是很危险的，如果想施行，就现在党中央试验吧，如果效果很好，就在全国推行。”
第二年春天，党中央在距离平壤20公里的地方进行了实验。结果，别说400吨，产量连4吨也不到。那年，北朝鲜因为千里马运动，工业虽然得到很大发展，但是农业不怎么样。第二年，在中国向曾我们介绍农业的官员访问平壤，他找到我对我说，1958年中国粮食产量不是5亿吨，而是1亿8000万吨，粮食不够，很多人饿死了。
1959年1月，我陪同金日成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当时金正日正读高中毕业班，一起同行。我之前在朝鲜中央党部见到金正日和父亲金日成一起出现过几次，不过正式见面这还是第一次。金正日知道我曾是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教授，对我很尊敬。对我而言，他是领袖的儿子，我自然要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金正日很机灵，好奇心很强，问了我许多关于大学学科的问题。我是学哲学的，对所有的学科都略懂一点，似乎满足了他的疑问。金正日不能参加正式活动，只能留在宿舍，他还要我留下来陪他。在与金正日的聊天中，我对他的印象是：金正日虽然当时年龄很小，但是对权利已经有很强的欲望。他很努力的伺奉父亲，每天早上金日成出门时，他都会在一旁扶着父亲，亲自给自己的父亲擦皮鞋。
金日成当时才47岁，是根本不需要搀扶的。但是每次儿子搀扶自己时，金日成都表现的很满意。等到晚上金日成回来，金正日都会召集副官、医生、看护等陪同人员，听关于当天的报告，并做出指示。（我至今不能理解这个小青年是如何把自己的叔叔赶走，自己继承权利的）。有一天金正日说想去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展览馆参观，我就带他去了。他问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我给他翻译的很吃力。我问他为什么对技术那么感兴趣，他说，“因为那是父亲关心的问题。”
他还说想去莫斯科综合大学看看，一起去的苏联共产党官员想巴结他，就对他说，“你毕业了，可以来莫斯科综合大学学习”。但是金正日勃然大怒，“平壤也有优秀的金日成综合大学，我要去金日成综合大学学习”。
金正日是个急脾气，给下面的人作指示时很严格。金正日不是那种深思熟虑的个性，很感性，容易受感情左右。
1959年，中苏意识形态之争全面爆发，秘书室接到指示，批判修正主义。那年春天，我受金日成委派，陪同最高人民委员会常任委员长（名义上的朝鲜国家首脑）崔永建（音译）巡访社会主义国家。同行的还有副首相和最高人民会议秘书长。巡防的目的是对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向朝鲜提供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谢意，访问顺序依次是苏联、东欧、蒙古，代表团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印象最深的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
1950年夏天我曾经带领在苏联的朝鲜留学生去匈牙利一个国际休养胜地度过了一个月，当时匈牙利经济困难，我们这些外国人到了那里也吃不饱。但是，这次到匈牙利，感觉一点也不像刚刚经历了动乱的国家3，人民生活水准很高。匈牙利从中国接受了大批援助4。
匈牙利当时贯彻亲中政策。斯大林已死，匈牙利甚至提出奉毛泽东为世界革命领袖的主张。1956年，中国认为，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批判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弱化了阶级斗争，所以才导致匈牙利事件，中国认为这一切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直接后果，中国高举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
3译注：指1956年事件4译注：这家伙不愧是搞文字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啊当时的局势给人一种印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从苏联手中转移到中国。
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好感也超过苏联。当时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如朝鲜，他的领导人每年都会为了援助而访问苏联等国。与赫鲁晓夫给援助外带条件不同，中国不仅不带条件，往往给的比要的还多。所以，阿尔巴尼亚也偏向中国一边。
我为崔永建写作访问期间的演讲稿，他很满意，常常把我叫过去，听我的意见。在党中央，传闻崔永建是很难接近的人物，但是我接触后感觉并不是。回国后，金日成读了所有崔永建的讲稿，称赞我写的很棒。中苏意识形态之争日趋激烈。金日成说，“我们要让自己的主体思想更加坚固”。为了恢复受到毛泽东挑战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身份，赫鲁晓夫嘲笑中国大跃进的失败是小资产阶级急迫性的表现。
他嘲笑毛泽东想放屁，结果拉出了屎。而毛泽东也想通过思想斗争，挽回因为大跃进失败而受损的权威，所以更积极的投身意识形态之争。金日成则想利用两大国的矛盾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大力宣传千里马运动，强调经济、文化都要走自主路线。
中苏论战继续进行着。1960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了81个国家共产党大会。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列宁曾经办公的房间进行。中苏两边的论证又持续了一个月。北朝鲜代表团团长是金日，思想书记是金昌万，我作为理论顾问随行。北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国，剩下的所有国家都支持苏联。
中国方面，队长是刘少奇，前锋是邓小平和彭真。苏联的队长是赫鲁晓夫，组织书记和宣传书记是前锋。两方开骂。
当时普遍认为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支持中国的是少数。所以，无论中国的发言多么出彩，1对7的比率，还是很辛苦。一部分小党担心共产主义的分裂，留着泪说，“经历过10月革命的苏共和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共相互对抗，这像话吗？这个房间可是列宁曾经办公的房间啊，如果列宁在世，看到我们吵成这样，会说什么呢！”
胡志明看不下去了，出来调节。赫鲁晓夫说好，刘少奇拒绝，会议继续僵持。
朝鲜团长打电话给金日成汇报情况，金日成作出指示：“即使我们被迫重新回到长白山区打游击，我们朝鲜也绝不屈从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金日成知道，当时各国共产党间的国际电话都要在苏联转换（也就是说他讲话的内容是被苏联偷听的），就故意将声音提高的很大。
第二天，我和团长没有参加会议，留在宿舍按照金日成的指示写宣言书，晚上快要写完时，联络人员过来说两方和解了。据我们的国际部长说，两方剑拔弩张，会议陷入僵局时，邓小平、彭真和苏联开始了谈判。
苏方：“中国还要继续称我们是修正主义吗？”
中方：“苏联还继续诽谤我们是国际宗教团派吗？”
苏方：“不会，苏联以后不会再诽谤中国了”。
中方：“那么，中国也不会再叫苏联修正主义了”。
苏方：“那么，我们在列宁像前盟誓”。
中方:
“好”。
最后中苏两方在列宁像前盟誓，互不诽谤对方。第二天早上，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演讲，态度与之前来了个180°大转弯。晚上赫鲁晓夫举办宴会，但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等都没有参加。
赫鲁晓夫不是一个稳重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以自己的农民出身骄傲，喜欢开玩笑嘲笑别人。中苏论战期间发生的一件事。11月7日，为纪念10月革命举行群众游行，各国代表团步行去列宁墓地。邓小平好像腿脚不太好，拄着拐杖走，落后了。前面的赫鲁晓夫回过头来，让邓小平先走，邓小平拒绝了，说，“我怎么能走在你前面呢”。赫鲁晓夫说，“没关系，你走前面吧，让你走在我后面，我很不安心，在会议上你质问我。今天走在我后面，还在用拐杖敲地抗议呢！”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中苏达成合议，签署了共同声明，但是两方仍然在无声的对抗着。中苏意识形态之争使我受到很大冲击，之前我一直认为，共产主义者是没有任何私欲、物质欲、权力欲的，只是为了共产主义理念斗争。但是，从中苏论战看，共产主义者的权力欲很强，当面对权利，思想和理论的正当性都不再重要，只要复合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歪曲。再加上政治领袖的理论水平一般都不高，他们只是善于权谋。
我觉得，不能再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要有理论上的创新。
在莫斯科陪同金日，我发现他是一位很有修养的革命家。金日对金日成无限忠诚，但是也举中国共产党的例子，表达对金日成独裁的不满。“虽然毛泽东的权利很大，但是如果毛泽东错了，中国共产党内也会提出批判”。
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再加上这此次中苏一丝形态之争，让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有了更深的认识。
1960年，我陪同崔永建访问中国东北，期间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在火车上，周总理专门把我叫过去，让我讲述朝鲜历史。分手时周总理对我说，还是用朝鲜语写的朝鲜历史更好，让我送给他一本朝鲜历史书，我回国后立刻寄给了周总理。在我看来，周恩来是一位非常聪明、坦诚、机智的人。宴会中，朝鲜代表团团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坐在一起，总是周恩来总理能让大家发出笑声。即使他批评别人，别人也会很乐意接受。
在东北访问时，我从崔永建那里听到了许多当年东北游击抗日的故事。中国人也对崔永建的游击斗争给了很高的评价，金日成后来与中国关系紧张时，都会派崔永建到中国。
1964年，秘书们忙着准备将于9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四大。我虽然从1959年就当上了秘书，但是写文章的才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大部分与经济有关的文章都由经济专家们来写，我负责演讲稿和群众大会用稿。我时常会觉得，我的思考和现实主义的金日成有距离感。第四届党大会文件我负责党的建设部分。当时，金日成赋予了“千里马运动”非常大的意义。“千里马运动”被当作生产竞争运动展开，甚至
被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与其它国家正在进行的生产建设运动区分。金日成特别强调，“生产”是对生产者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改造。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互相帮助，形成团体，在生产中达到集体革新的目的。“千里马运动”的根本思想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一词是中国共产党首先使用的，意思是说，走进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对群众进行思想改造，依靠群众的力量革命。
我认为，为“千里马运动”赋予理论意义，通过运动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因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还需要再发展。我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建立人们互相帮助的组织的条件也已具备，通过千里马运动，建立协作小组。也即是说，我认为与个人利益相比，集体利益更重要，武装群众也能提高生产效率。当时我认为，苏联的教训是忽略了人们的积极性，反而强调为所有人分配。一切按照分配原则，引发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不管怎么说，“千里马运动”火热的进行着，也成功的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新道德的形成。
在“千里马运动”中，还展开了对落后同志们的教育和思想改造。1961~1962年，平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人有难，大家帮忙。
我提议“千里马运动”不仅要在生产活动中展开，还要扩大到党的机关内，但是没有被接受。金日成将“千里马运动”中的方法称作“千里马方法”，认为应该在工厂管理中也推行。“对策的事业体制”后来演变成“党书记独裁体制”，但是一开始，这一想法确实为了克服领导干部们的官僚主义和独裁主义。
我很支持金日成的这个创造，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让它理论化。这时我已经开始考虑，以群众路线为基础，将主体思想理论体系化。当时党内的主流观点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两个，“主题思想”和“群众路线”，但是我提出了新观点，将两者合二为一，“主体是群众”。
用一句话总结金日成这时的主体思想，即：无条件崇拜大国的伺大主义，但是又反对完全在朝鲜照搬大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要求创造性的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金日成的思想主体是革命，所以要求创造性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在北朝鲜革命中。
但是我认为，革命是一场运动，不适合使用主体一词。不该用革命，而要用人民。朝鲜的主体是朝鲜人民，要考虑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
后来金日成采用了自主、创造性。即，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路线，并加以正式化。这也是主体思想的根本内容。这是金日成结合当时北朝鲜实际提出的。金日成很重视系统理论，而且还很重视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
“党的事业是人的事业”。
“教育事业要放在所有事业之前”。
1962年10月，第三届最高人民会议上，我第一次成为人民代议员。
1959年1月在莫斯科与金正日接触之后，金正日和我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听说他回到家对我的评价很高。金正日进入大学后，还会到党中央总部来找我。
金日成的办公楼共3层，秘书室在1层。与金正日多次见面之后我发现，他的权利欲很强，性格过激，妒忌心很强而且不择手段。我当时甚至担心，将来他掌权会让国家亡掉。
每年夏天，书记们可以休假一个月，我这个时候通常去金刚山和妙香山。第一次去两座名山还是1961年9月，第四次党代会结束时，金日成让我们休假，秘书们一起去了金刚山。金刚山真的很美，之后我每次休假都会去金刚山，每次见到它，就像见到了分开的恋人。美景中我会完全忘记自己。与海相比，我更爱山。所以，有机会出国时，我更愿意去那个国家的名山。其它秘书们喜欢打猎，但是我没兴趣。原本我对运动也没兴趣，到了金刚山之后，喜欢上了登山。我的另一个兴趣是睡觉前读童话，阅读童话时大脑就会被童心占据，对睡个好觉有很大帮助。
所以，我有机会出国时，就会搜集那个国家的童话书。1963年，以陪同崔永建访问为契机，我将主体思想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理论化。当时，我的秘书工作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对深化理论工作也自信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