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份说谎的网络调查报告

200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一份题为“2003年中国12城市互联网在中国的使用及影响调查研究”的报告xiv，在中国的媒体上广泛传载，影响甚大。因参与者有美国大学与基金会，一度还影响了美国舆论。该报告表示，互联网使用大量增加和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动力。但这份报告提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一方面宣布，调查发现大部分人都同意互联网将提供更多发表意见和批评政府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宣布，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政府需要加强对网络的控制与管理。

要了解这份调查在多大程度上反应了网络使用者的真实思想，先得了解这类调查是在一种什么条件下完成的。

这一调查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全球互联网项目”在中国的合作项目，由美国的Markle基金会赞助。从1999年开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传播政策研究中心”启动“全球互联网项目”(World?Internet?Project)，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由于中国政府曾经在《统计法实施细则》与《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时，不准自行调查，应当委托中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调查所得的全部数据资料在交付境外委托方前，必须经由政府部门审核同意xv，所以UCLA的“全球互联网项目”只能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负责调查。据中方调查者自称，该项调查是“在国家信息化办公室的支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于2000年底至2001年初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实施了问卷调查并于2001年5月向社会发布了研究成果”。这份耗时数年的研究报告的目的在于：了解中国互联网用户的人口分布、使用状况、变化和特征；发现互联网对中国的大众媒体使用、人际交流以及“开放”观念等的影响；提出有利于中国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的政策建议和意见。

讨论这种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与审查下完成的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其实是件多余的事情。人人都应该知道，猫爪子下的夜莺不能唱出好听的歌。这里只重点分析报告本身的缺失。

从公布的报告来看，这份研究报告有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忽略中国政府控制网络打压言论自由以及建立耗资巨大的“金盾工程”的真实目的。该文没有指出中国有3万名网路警察每日巡视所有网络上的活动情形，并使用滤波器封锁一些敏感的网站。为了向政府加强网络控制提供决策上的“理论支持”，这份报告的末尾还特别设了一节：“互联网是否需要管理和控制？”据这份调查报告的写作者说：“从本次调查的数据来看，有50.9%的被访者认为‘非常需要’管理和控制，约36.2%的被访者认为‘比较需要’管理和控制。由此可见，近九成的被访者的立场是支持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控制。”写作者还特别指出：“如果将今年的数据和2001年的数据进行比较（注：由于2001年只调查了5个城市，所以我们只在这5个城市之间进行比较），可以看到，经过两年的发展，认为互联网需要管理和控制的人大大增加了。而且，这一趋势在网民和非网民两个子群体中完全相同。”

按照该报告作者的说法，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网路的专制手段，一是顺民心之举，二是控制得还很不够。而对比中国眼下发生的事实，再也没有比这一结论更为荒谬绝伦的说法了。这一调查再一次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的御用学者们的职业任务就是将中国政府的统治策略加以学术说明，证明其“合理性”。

对于项目委托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全球互联网项目”来说，他们正好堕入了中国政府多年来的对外策略“用西方的钱，办中国的事”。如果委托者相信这一调查报告，并据此分析中国互联网的政治作用，得到的结论将与事实相差甚远。

事实是：中国的民众早已在反抗这种污辱中国人智慧的网络管制，从2001年到2003年，不断有网络使用者联名签署“反对网络控制联合宣言”，作家余世存更写过一篇“类人孩们尽朝晖”，讽刺中国政府将中国人当作弱智者－－类人孩（此譬喻从“类人猿”而来，按照达尔文物种进化理论，类人猿是物种进化到人类之前的一个物种，还不是人类）。他指出这种“类人孩”的生活状态唤起了他心中一言难尽的羞耻：“面对经过网警严格过滤的电脑屏幕，中国人不仅没有写作自由和阅读自由，甚至没有阅读的权利，已被置于动物般的非人处境”。作者指出，“发明和使用文字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根本标志，在号称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在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的21世纪，中国人依然是一个生活在前文明时代的中国式奴隶”x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