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朵被掐断的带刺玫瑰：《南方周末》
1、《南方周末》独秀天南
《南方周末》是1984年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出资创办的周末报，每周一期，第一任总编辑是左方。
左方成为《南方周末》的总编辑，是中国报业的幸运，也是中国读者的幸运。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南方周末》形成了后来的基本风格。也因为有了这张报纸，中国的所谓“传媒”业得以避免充当“党的喉舌”这种集体耻辱。
这张报纸辉煌过的时间很短，前后算来也就10多年，但这张报纸与它的努力将来会载入中国的新闻史。中国也有一些杂志如《书屋》等，虽然曾经灿烂过，但前后只有两三年，有如昙花一现，对社会的影响也主要限于知识阶层，而非一般公众。剖析《南方周末》十余年之沉浮命运，可以管窥到中国当代媒体在政府严格的控制下究竟能走多远，也可以了解中国的媒体在争取新闻自由这条道路上走得多么艰辛。
用左方自己的话来说，《南方周末》在10多年内主要做了两件事：启蒙和冲破《真理报》模式。所谓《真理报》模式，就是苏联模式，其主旨就是将报纸办成“无产阶级宣传阵地”，说假话是《真理报》模式最典型的特征－－这一特点注定了《真理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因为说真话是新闻道德的底线。
当代中国人所说的“启蒙”，指的是传播西方民主思想与自由理念。“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反思“文革”（1966年～1978年），继而反思中共建国（1949年）之后的历史，再进一步反思鸦片战争（1840年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起因于英国贩卖鸦片到中国）以及现代史，希望找出一条能够引领中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这种反思本是学术领域的事情，很难达于民众。但《南方周末》在创办之初就确定了这样的定位：做沟通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一方面，这张报纸要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自由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于民众之中；另一方面则要多登一些公众关心的社会新闻，敢言党报所不敢言，以此作为《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有别于其母报《南方日报》，并吸引广大平民读者。
左方确定的办报方针，用中国大陆新闻界的行话说，就是要敢于、善于打“擦边球”，意思是，打的“球”出了界（这个“界”指的是中共的宣传纪律），便判输；但如果打的每个“球”都四平八稳，那观众看了就会没兴致。打“擦边球”就是要既不违反中共的宣传纪律，又可引人入胜。正是由于《南方周末》不讲“官话”“套话”，每期都力争有一两篇能反映民间疾苦呼声、切中时弊的报道，打出引人入胜的“擦边球”，因此它在全国的销量远远超过作为“喉舌”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以及知识性、趣味性较多的《羊城晚报》。
2、全盛时期的《南方周末》
笔者搜集了1990年代《南方周末》历年的报纸，从报道地域（报道事件发生地或主要涉及地域）、主要批评对象（报道中提及的主要当事机构或人物）、主要批评内容（报道涉及的内容和主题）、报道涉及领域（报道涉及的行业或领域）4个方面来研究《南方周末》的新闻报道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看出《南方周末》的沉浮轨迹。以该报受到强烈政治干预的2000年为界，在此之前呈如下特点：
（1）批评报道数量占主流。尤其是在1997至1998年间，该报几乎全力履行“舆论监督”责任。这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有关，1998年，正好是《现代化的陷阱》、《交锋》等著作问世，全国都形成一种反思改革并强烈批评政治腐败的浪潮。尤其是在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中国政府与北京的一批经济学家鼓吹“洪水有利于启动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南方周末》几乎是发表反对意见的唯一报刊。
（2）从批评对象来看，《南方周末》批评的对象主要集中党政事业单位，如工商、税务、海关、财政、金融、证券等政府部门与垄断部门，以及公检法系统（含反贪局）。近20多年来，这几类部门正好是“权力寻租”活动最猖狂的部门，属于贪污腐败现象高发领域。
（3）从批评报道的地域分布来看，基本上是批评该报所在地广州以外的地方。《南方周末》的批评报道主要发生地为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几个省份，这几个省份几乎占了批评报道总量的一半左右。对西部或东北各省的报道则相对较少，这可能与广州距离西部和东北各省比较远有关，更与当地人对《南方周末》的了解及信任度有关。根据《南方周末》的记者反映，某地读者对该报了解程度深，提供报道素材的人就多，采访也容易得到协助。
应该说，左方等创办人为这张报纸的定位准确，而且实际操作也很成功。在政府的新闻管制下，《南方周末》一直尽可能地尖锐批评各种社会黑暗面，成为中国报业的一面旗帜，并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尊敬，最后成为一份拥有300多万读者且多为私人订阅的报纸，成为中国当代新闻业中的奇迹。不少被批评的地方政府与腐败官员因为害怕《南方周末》的批评，往往在报纸发行当日恶意收购，不让一张报纸流入当地市场，以免被当地读者见到。美国一位媒体人称：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媒体，比较看重的有三家：《南方周末》居其一。
但《南方周末》赢得社会尊重的特点，也就是它遭到中国政府深深忌恨之处。《南方周末》一直坚持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左方与接任其职的总编辑江艺平都曾充满苦涩地说：向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写检讨，是《南方周末》总编必须练习的“基本功”。
读者也许要问：为什么其他报纸不能象《南方周末》那样办？《南方周末》能够生存下来，有什么特殊条件？确实，在中国严厉的新闻管制体制下，《南方周末》的生存是个奇迹。要理解这个“奇迹”，必须要了解中国媒体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
自80年代始，不少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曾经尝试过办报纸或杂志。但任何人在考虑报纸杂志定位时，都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是要一家力图履行社会批评责任而短命的媒体，还是“偶尔露露峥嵘，大多时候寒芒（剑锋）深藏”的“平稳”媒体好？大多数媒体负责人自然会选择后者，但往往也会为偶尔露出的峥嵘头角付出“生命的代价”，笔者在本章最后一节所列举的名单，仅仅是牺牲者当中的一部分。欧美国家媒体死亡可能是因为经营不善，读者太少；而在中国，死亡的媒体却恰好是最优秀的，这样的媒体不缺读者，只是因为履行媒体社会批评的责任，而被中国政府主管宣传的部门判了“死刑”。
中国政府虽然将“舆论监督”挂在口边，但却用各种方法禁止批评性报道。在中国政府对媒体的各种约束当中，其中一个最荒唐的规定就是“批评报道要与被批评者（这些被批评者当然都是官员与政府机构）见面，必须获得被批评者及其主管上级单位签字同意方能发表”。这一荒谬规定使得许多批评报道胎死腹中，因为绝大多数批评报道都不能得到被批评者的认可，哪怕全部都是事实。笔者在传媒工作将近十年，这方面的经历几乎可以写一本书，这里只谈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小故事：
与笔者同事的一位女记者接到举报，举报人称：一位从四川小镇来的17岁的姑娘被人贩子拐卖，被迫在深圳宝安区一家酒楼做妓女，每天接客的钱全部被“鸡头”（男性老鸨）拿走，姑娘没有人身自由。两个多月以后，这女孩子无法忍受每天的虐待，也因看守得太紧无法出逃，在生不如死的煎熬中，女孩被迫跳楼自杀，结果未死亡，但脊柱受伤，高位瘫痪。我这位女同事前去了解，得知那家酒楼还有30余位同样遭遇的女孩操皮肉生涯。在同情心驱使下，这位女记者花了半个多月时间采访，写成文章后，按照规定必须获得被批评者的主管单位同意后才能发表。因该酒楼位于宝安区某派出所辖区以内，于是记者去见这位派出所所长，所长则要求这位女记者一同去见派出所的上级主管宝安区公安局负责人。那位负责人热情接待，并慢条斯理地告诉这位女记者：“我们党治国是靠两条‘杆子’，一条‘杆子’是枪杆子，另一条‘杆子’是笔杆子。我们公安工作算是枪杆子，你们报社吗，就是笔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本是一家人，你们报社有事，我们得帮忙；我们这里有事，你们那里也得帮着一点，哪有互相拆台的事情呢？”这位女记者坐不住了，只得告辞。人还未回到报社，该公安局负责人已经打电话给报社总编，要求不得将此事披露见报，并且要求报社总编约束记者，不得将此稿投往其他任何报社，否则后果自负。
女记者向笔者谈及此事，我想了个主意：由我帮她联系，改用笔名投到广州的《南方周末》或者其他报刊杂志去发表。女记者听了后眼睛一亮，说她去与有关负责人商量一下，争取他们的同意。但两个多小时后，她垂头丧气地通知我：不行。报社负责人说，宝安区公安局说了，采访这事的记者只有她一个人，不管用什么笔名发表，人家都知道是谁写的，还得找上门来，最终都会影响报社的“公共关系”。
这个故事并非少数记者遭遇到的“个案”，而是中国绝大多数记者们都可能遇到的事情，只要批评报道针对的对象还掌握权力，或者背后有权力部门撑腰，记者没有不遭遇压力的。笔者只是想借这个故事告诉读者，在中国许多批评报道胎死腹中是政治体制造成的。许多记者千辛万苦，历经艰难写的批评报道，见报的概率很小；而最后见之于报的报道，也往往给记者与报社带来诸多麻烦。大多数报社负责人不想惹麻烦，也不愿意替记者分担责任，久而久之，刚进报社时很想做点事情的年轻记者们也灰心丧气，开始采写政府会议消息，发表一些美化政府部门与企业的稿件，既维护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又不需要再冒任何风险。通过写这类报道尝到甜头后，不少人就成了“记者油子”，有一首顺口溜说“一等记者玩股票，二等记者拉广告，三等记者收红包，四等记者写报道”，讽刺的就是这种现象。
－－在此，笔者顺便想提供一点读中国报纸的经验：对于说好的报道，大可不必相信。这些年来，政府树立的“廉洁奉公”的“人民好公仆”之类的官员们，其贪污腐败劣迹不断被曝光就是一个明证。但如果是批评报道，就根本不必怀疑其真实性，因为事实只会比披露出来的还要严重许多倍。几乎每一篇批评报道（除了批评无权势者之外）见报，都有一个很长的幕后故事。
3、《南方周末》的特殊生存条件
让我们再回到有关《南方周末》的话题上来。《南方周末》多年来几经风雨，数度面临生死存亡，最后都能大难不死，其中除了《南方周末》报社创办者左方及其继任者江艺平具有难得的勇气与社会责任感之外，还有几个因素是《南方周末》得以生存并发展的条件：
第一，《南方周末》生存于广东这一得“开放”政策风气之先的地方。在这里，笔者必须交待一下广东省特殊的政治背景。1999年之前，广东省一直由自成一派的“广东帮”控制，其背后靠山是中共元老叶剑英及其儿子叶选平这一号称“南天王”的家族，中央派来的官员在广东“玩不转”。广东省地方势力腐败但比较浅陋务实，从不注重文化发展，也不认为文化对社会发展有什么重要作用，但对于能够赚钱的“学术商业化”与“文化商业化”倒是很少加以限制，这就给了媒体以发展机会。全国想干点事的传媒人才云集广东省，造成广东省传媒业一枝独秀的局面。与全国其他省份不同，广东报业因为率先商业化获得成功，不但不需要省财政负担，还能够为政府上交大量税收，是一只名副其实的下“金蛋”的“鹅”。
广东省的媒体既然已经“商业化”，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自然就不能再保持党报的官式面孔，必须以“可读性”争取读者。许多在广东省并非出类拔萃的报纸，其可读性也远高于其他各省报纸中的佼佼者。《南方周末》在媒体群雄并起的广东还能占有一席之地，完全得益于它的大胆与切中时弊。尤其是该报的批评性报道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普遍性问题，顺应了公众对现实的批判、监督愿望，因此成为广东省唯一的一份全国性报纸。广东省政府深知本地媒体生存竞争达到白热化，管得太死，就等于让媒体自杀，所以在2001年全国政治大气候未全面恶化之前，一直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第二，《南方周末》的上级是广东省委党报《南方日报》，这个省级党报的“保护伞”也是《南方周末》多次化险为夷的主要因素。在广州报业中，南方报业集团有个最大的特点：母报弱，子报强。母报《南方日报》因受限于“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这一党报角色定位，只能讲“官话”“套话”，根本无法吸引读者；而子报《南方周末》与《南方都市报》都有较大的读者群，尤其是《南方周末》有300多万份销售量，是报业集团的财源。广州的报业群雄并起，仅报业集团就有三家：《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与《南方日报》。多年来，这三家报纸一直在演出广州报业的“三国征战”，竞争非常激烈。仅仅从生存这一角度考虑，《南方日报》也必须凭借自己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的特殊地位，尽力保护《南方周末》，以利于整个报业集团的生存。
第三，《南方周末》摸索出来一些生存技巧，那就是以批评广东省尤其是广州市之外的各种社会黑暗现象为主（行内称之为“异地反腐败”），对于本地的腐败现象，《南方周末》一般避免做报导，以免成为挨枪打的“出头鸟”。这样一来，大大减轻了生存压力。
由于上述三方面原因，广东省委、省政府对《南方周末》引起中央政府与其他地方政府不满，多是采取小整肃以顺上级意图的做法，一直不想“动大手术”。中宣部经常在“月评”中点《南方周末》的名，恨不能除之而后快，经常痛饬广东省整顿，广东省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中宣部因此痛骂“广东省无能，连一张《南方周末》都收拾不了”，但心里也明白这是地方政治势力在起作用。而《南方周末》的总编辑在这种特殊环境中，练就了写“检讨”的本事，“出政治错误－检讨－过关－再出政治错误－再检讨－再过关”成了该报与政府之间经常上演的剧目，而最后总还是能够化险为夷，也主要依赖于地方保护伞的努力庇护。直至1998年李长春走马上任广东担任省委书记，《南方周末》的生存状况才开始不可挽回地恶化。
第四，《南方周末》领导层多年苦心营造了一种负责任、敢于讲真话的报社文化，这种文化又养成了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笔者曾与中国不少报社的记者打过交道，自己也曾在媒体工作数年，作出的判断是：《南方周末》记者群是整体素质（尤其是职业道德）远远高于其它报社的一个记者群体。在“有偿新闻（即记者接受贿赂后按照行贿者的要求编造赞扬后者的报道）”大行其道的今日中国，新闻行业从业人员自己都曾这样调侃这一职业：“老记不如鸡（鸡，妓女的贬称俗称）”，意指“鸡”还有职业道德，拿了嫖客的钱还要提供服务，而中国的许多记者却连新闻行业尊重事实这一基本职业道德都做不到，但《南方周末》这个记者群体给新闻记者这个行业带来了尊严。
4、《南方周末》被逐步阉割
从2000年开始，《南方周末》面临被逐步阉割的命运。
有人对《南方周末》做过研究，认为从1999年开始，《南方周末》的批评报道有弱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批评报道在1997年与1998年间出现较多，此后即开始减少；
二、1999年后对权力机构的批评报道减少。事实上，中国社会当前最主要的阴暗面是滥用行政权力、贪污受贿和各种社会问题。《南方周末》在1997～1999年的批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现实，1999年以后，这类对政府权力机构的批评日渐减少。
三、在批评领域选择上出现欺软怕硬的趋势。如对财政金融和公用事业、交通通讯等垄断行业的的批评，只在1997年、1998年与1999年有所涉及，此后这方面报道极少，而垄断行业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温床。而对科教文卫（包括出版传播），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包括农村家庭手工业）等弱权力行业，1997年，1998年的批评报道基本未涉及，但这类批评报道却占2001年所有批评报道的50%，2003年亦如此。
四、批评内容由揭露党政机关的贪污腐化、滥用职权转向揭露社会问题和社会阴暗面的犯罪、娼妓和封建迷信。从2000年开始，批评对象不再是政府机关，公安局、检察院与法院，而主要集中在对社会公众个人的批判上，对个人的批评数量在2000年占批评报道总量的80％，此后两年均是50％左右。而国有企业则从来就未成为批评重点。与第二条所涉及的被批评机构相对应，被批评人物同样集中在公众与事业单位负责人，政府机构负责人只占26.1%，而且主要是地、市、厅局级官员，即对中基层官员的批评，没涉及高层。被批评的个人当中，主要是对民营工商企业家的批评，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只占36%。这一特点表明《南方周末》自2000年开始，对下层的监督要远大于对上层的监督i。
上述四大趋势显示，《南方周末》的舆论监督在逐渐弱化，批评力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而到了2003年10月以后，随着最后一批《南方周末》原记者被迫去职，充斥该报版面的只剩下精巧的歌颂文章与闲情叙事，不少报道的“优势”已经只是将“拍马”文章做得看起来象真实的民意表达。
应该说，上述研究是符合《南方周末》近几年演变趋势的。但造成批评力度下降的原因并非《南方周末》自身的选择，而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强，最后达到不改变《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誓不罢休的程度。自1999年开始，南方报业集团被迫多次撤换《南方周末》的总编与领导层，并迫使骨干记者离职，该报被迫进入且战且退的艰难时期，直到最后将整个报社的领导层、记者编辑几乎全部清洗换班。
5、《南方周末》为何被阉割？
应该说，《南方周末》被阉割，其实是中国政治局势演变的结果。国内网民（包括《南方周末》的记者在内）将全部指责都对准《南方周末》现任总编向熹，只是因为批评向熹没有政治风险，说穿了，向熹只是中国政府宣传部门所使用的一杆枪而已。
1998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1997年邓小平去世，此后江泽民才算是当上了名正言顺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真正完全“亲政”。而这时他对中国的社会形势以及自己的掌舵能力还并不很清楚，也就在这一难得的政治空隙中，中国思想界积聚了近十年的思考开始喷发，好几本议论时政的书籍如《现代化的陷阱》、《交锋》等均在1998年春天出版，这些书籍对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反思之深刻前所未有，因而促动了全中国的“议论时政热”，这一年的春天也因此被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们称之为“北京的春天”。当时，无论是政府高层还是民间，均抱有一个幻想：由于地方政府欺上瞒下，传媒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中央领导人可能不了解许多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现在这些书将这些问题既犀利又委婉地指出来了，党中央总该要想办法解决吧？
然而“党中央”无法用自己的左拳痛击自己的右拳。他们既要维护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因为他们自己及其家族就是最大的获利者），那就无法解决这些植根于制度的问题。“权力市场化”这个“潘多拉盒子”既然是共产党打开的，共产党的各级官僚也深受其惠，他们怎可能放弃自己的利益？于是，共产党在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为渡过危机曾一度拼命压抑的专制本性，再度成了主导党与政府行为的力量，加紧控制舆论成了首要任务－－这一本性，在改革以来曾经数度压抑－释放－再压抑－再释放，导致中国的政治运动旋起旋落。
由于《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关系，笔者是这一政治局势变化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最初压力不太大时，笔者还可以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不太尖锐的文章，但每逢发表尖锐批评的文章时都会历经波折，后患无穷，连累不少编辑与媒体。深圳的媒体早在1998年6月就接获深圳市委宣传部通知，不准刊登发表笔者的文章，广东省的各媒体也在1999年接到类似的通知。这种压力一天大似一天，从2000年开始，全国各大媒体都已经接到通知，不得发表本人的任何作品。而湖南的《书屋》杂志因发表笔者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导致中宣部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湖南长沙，专事“整顿”工作达数月之久，总编周实先生被撤职调离，编辑全部重新换人。2001年1月广西漓江出版社又因出版笔者的文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几乎陷入灭顶之灾，被勒令停业一年多，相当长时间内不允许该出版社再出新书。广西出版界的总编们因此被集中“学习”一个月，以“吸取经验教训”，而责任编辑项小姐也因此被解聘，失去了工作。因为不愿意再连累人，从国安局进驻我家隔壁，实行全面监控开始，笔者已经不再与其他人保持联系。笔者所在报社也数次要求笔者“理解报社的困难”，主动辞职。并声言如不辞职，最后只有开除一途。
笔者只是一位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尚且遭遇如此巨大困难，作为报业精英的《南方周末》的厄运自然更不可避免。但随着“南天王”叶氏家族政治势力式微，“上海帮”在中央的势力坐大，广东省的地方势力在中央已经没有后台。接着广东省又出了涉及资金几十亿的潮州汕头骗税大案，江泽民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大力翦除广东省地方势力，李长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调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南方周末》的厄运从此真正开始。只是《南方周末》还不甘心束手就擒，而是且战且退，一有机会就发表一些针对滥用行政特权、贪污受贿的批评报道，但再也不能象1997至1998年那样，形成稳定的报道风格，敏感的读者当然也会嗅出一些味道来。
在广东媒体圈内流传李长春履任后发布的一段讲话：“我到广东来，主要任务之一是整顿广东省的媒体。象《南方周末》这种自由化倾向很强的报纸，我是从来不看的。我也从不让我的孩子们读这张报纸，以免他们受到不良影响。”这句话曾被当作“省委领导”指示（有书面文件）传达至广东省内各媒体的部门主任一级，本人就曾亲聆这一传达。后来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也拾人牙慧，说了类似的一句话，结果深圳几家报社的负责人竟非常一致地从此将《南方周末》视为“异类”，每逢记者写有批评稿，否定的理由竟是“我们不能将报纸办成《南方周末》”。但不知为何，有一位中国的异议作家在一篇文章里竟将此传闻写成了李长春说他“最喜欢读《南方周末》”，此话经一人权组织译成英文发表后，以讹传讹，谬种流传，在2003年李长春当了政治局委员并成为意识形态大主管后，海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们竟引用此段“逸事”论证李长春主管宣传部门后，中国媒体将有大的改革。他们竟不去想想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李长春既然支持《南方周末》，该报何以从1999年开始面临被阉割的命运？报社高层几经撤换，记者群体星流云散？最后成了一家空余《南方周末》报名，却没有当年《南方周末》灵魂的媒体？
6、狼要吃小羊，总能找到借口
中国政府对《南方周末》的整肃是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南方周末》的名声实在太大，停办有碍“国际观瞻”（有损国际形象），颇招指责，于是中国政府玩起90年代发明的“旧瓶装新酒”的新政治权谋：保留报社（旧瓶）名称，撤换领导层与骨干采编人员（新酒），改变办报方针。到1999年下半年，《南方周末》虽然被迫拒绝刊登一些被政府点名的作者之文章，但还是未能逃脱被整肃的厄运。
中宣部最开始是想使用“换帅”的手法改造《南方周末》，接任左方的江艺平因此被撤换，2000年1月1日江艺平在《南方周末》的头版发表一篇“致读者信”，很委婉地表达了自己不得不离职的苦衷。不过那封信太过委婉，除了一些与《南方周末》关系密切一点的作者及读者之外，很多读者并不知道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由于接任总编职位的钱钢与副总编的陈明洋，还有其他采编人员都是《南方周末》的老班底，于是《南方周末》与政府主管部门玩起了“老鼠戏猫”的游戏，有时趁“猫”打盹时发表一两篇“插边球”式报道，这就出现了前面分析的“从1999年开始，《南方周末》的批评报道风格有弱化的倾向”这一特点。因为风格有所改变，全国读者颇有怨言，而报社对此无能为力，有苦难言。
但是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中国政府，又岂能容得利爪下的“老鼠”与它捉迷藏？既然换帅还是无法让《南方周末》乖乖就范，就干脆连锅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政治整肃是其诞生以来就一直在玩的老把戏，玩了整整80多年，经验非常丰富。整肃《南方周末》的决心已下，借口随时都可以找到。
机会终于来了。《南方周末》于2001年4月19日登载了一篇“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4月26日登载了“张君案再检讨”。两篇报道谈的都是当时轰动中国的一个特大暴力集团（首脑为张君）连续杀人抢劫的案件。这个案件其实新华社也是发了“通稿”的，《南方周末》报道的独特之处只是在评述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事实上，张君等这些来自社会底层者对规则的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根源来自那些规则制定者对规则的破坏。当成克杰（注：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胡长清（原江西省常务副省长）等身居高位者也在通过各种公开或秘密的方式破坏规则、疯狂敛财时，他们的行为与张君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且具有极坏的示范作用和心理影响。惟一的区别是，成克杰等是通过对权力资源的占用、从而‘文明’地敛财，而对于不占有任何权力资源的张君他们来说，一切只有依靠他们自己，故选择了最原始的、同时也最为极端的暴力方式。一个专家说，暴力已经越来越成为弱者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一种主要手段。此话令人深思。”
湖南省委对《南方周末》总是报道该省官员腐败及社会阴暗面的消息早就心怀不满，立刻向中宣部告状，说《南方周末》有关张君的报道，“否定了湖南省地方政府自改革以来为改善湖南人民生活而做的多年努力，煽动湖南人民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是给湖南省添乱”。中宣部本来就一直在找机会整治《南方周末》，这次湖南省委状告该报，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借口，立即下令广东省委查处此事，与此同时，中宣部还以《南方都市报》刊登的新闻照片，“竟然把有关伊斯兰教和猪（回教徒不吃猪肉）的照片放在同一版面”，违背了“党的宗教政策”为由，责令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要撤《南方都市报》主编关健的职，以此加大压力。
这一次对《南方周末》的整肃相当彻底，新总编到任以后，颁布规定：原来的部门主任与惯写“负面报道”的记者全部解聘，其余记者编辑留报社察看一年，视其“政治表现”再决定是否留用。自此以后，《南方周末》再也没有可能履行“舆论监督责任”了，记者们只能且战且退。到2002年3月21日又发生了令中央震怒的“希望工程”报道案（见本书第六章），此后，不断传出《南方周末》的记者被迫离开该报的消息ii。而到了2003年，《南方周末》已经被中国政府采用这种不换牌子换人马、“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成功改造成一份再也没有社会批判精神的世俗媒体，达到了现任广东省委的要求：“办成一份《故事会》、《读者》、《家庭》那种给中国人讲故事的大众世俗媒体”。《南方周末》的原班记者编辑星流云散，被中国视为“第一周报”的这张报纸已经失去它原有的光彩。
一朵灿烂的带刺红玫瑰终于被中国政府用力掐断，一度成为中国媒体业骄傲的《南方周末》成了一枝没有生命力的塑料蔷薇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