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牺牲者墓园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媒体一方面渐渐减少甚至失去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比如有些媒体由全额财政拨款变成了差额财政拨款（只按员工人数拨付工资、办公费用，没有医疗保险、住房等福利），有些媒体因为地方财政困难而减少或停止拨款，有些新创办的媒体则只有创办资金而后续资金短缺，需要“创收”（赚钱）；而另一方面又由于诸多政治限制，新闻来源相对匮乏，竞争相当激烈。这种状况被媒体形容为“又要将我们捆住手脚，又要将我们踢下海”。为了生存，不少媒体只好打“擦边球”，寻找一些还能吸引读者且又不至于遭禁的题材。媒体业这种挣脱枷锁的努力，曾经让海外不少中国观察家们看到了希望，以为总有一天中国的媒体能够获得“言论自由”。
但这一轮在政府与媒体之间的长时间博奕，以政府完全胜利而告一段落，标志就是第一章谈到的，中国政府于2003年颁布的那个意在整顿媒体业的“实施细则”，中国媒体业再次进入“严冬”。
在这一轮艰苦的博奕中，屡屡有报纸与杂志社被封，出版社停业等消息传来。尽管这些消息来源零散，但还是罗列于下，希望能为读者提供大致情况：
1989年停刊的报刊杂志有：
《世界经济导报》、《海南纪实》、《书林》、《文汇月刊》、《新观察》、《东方记事》，《走向未来》丛书与杂志，《国情研究》，还有刚从美国搬回其“精神故乡”－－中国北京出版的《知识分子》。
1990年代被陆续惩罚的媒体有：
北京《青年报刊世界》1996年5月开辟“文革”回忆栏目被新闻出版署责令取消；
辽宁《当代工人》杂志1996年某期发表了上海作家叶永烈撰写的有关“文革”时期“五·一六”的文章，新闻出版署责成辽宁新闻出版局要求该刊作检查；
《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12月30日停刊；《方法》1999年1月被关闭；《东方》1999年宣告正式停刊（此前已经被停刊整顿了两年），而2001年复刊的《东方》则成了一份文化清谈的杂志。
《北京文学》1999年因发表广东作家林贤志“五四之死”一文被勒令检讨，停刊数月后始获复刊。
今日中国出版社因为出版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一书，1999年5月被撤销注册而停业，该书的策划者与责任编辑从此被禁止再从事文化工作。2000年3月，广西桂林漓江出版社因出版何清涟文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而遭停业整顿半年之久，该书责任编辑项竹薇因此被出版社解聘。
1999年11月初，中国《工人日报》头版登载了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尉健行对中国工会组织发表的长篇讲话，因该文中有“工会与党完全一致的话，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句话，被视为“严重的政治错误”。虽然第二天该报登载了声称前一日所登文章“严重失实”的“修正版”，将当初尉健行讲话中提到的有关工会与党组织及政府关系的那段话全文删除。《工人日报》社的社长翟祖庚和主编张弘遵为此被指控失职遭到撤职处分。
《书屋》杂志2000年3月号因发表何清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而受到整肃，总编周实及编辑部成员均被撤职调离。2003年，时年不到50岁的周实被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强迫“退休”。
《南风窗》杂志多次被勒令检讨，其总编秦朔2003年在中山大学做演讲时曾谈到自己在让政府满意与让读者满意之间的两难处境。
《兰州晚报》2000年11月因报道批评军内某些问题，遭军方指为有损解放军形象被查处，报馆正、副总编辑、新闻主管分别被处分和撤职，两名责任编辑被开除。
从2001年以来，又有以下记录：
《广西商报》因拒绝并入党报《广西日报》，2001年被广西自治区党委勒令关闭。
《羊城晚报》的《新闻周刊》2001年5月2日发表对何清涟的专访，中宣部发文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对其进行“严厉处理”。
2001年初，广西漓江出版社因出版何清涟的文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被中宣部称其书中文章讽刺了“三个代表”理论而停业整顿，责任编辑被出版社除名。
《经济早报》2001年6月被勒令停刊，原因是其在“证券”版刊登了一篇“性格决定命运，人性决定股性”的文章，文中有段文字：“深圳本地股经常敢为天下先，常有逆大盘的黑马，在大熊市中救民于水火，有特区的拓荒者色彩；最近两年底气不足，可能是‘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老人’（作者注：一首歌的唱词，指邓小平）走了，江总书记马上在‘黄浦江上画了另一个圈！’政策优惠没了，有点像后娘养的，大家从中央决定今后主板合并到沪市，就能看出究竟——不过风水轮流转，一旦锦涛同志接过革命的红旗，一定是团干部领导‘新移民’‘走进新时代’”。中宣部下令，称该文“竟用中央领导人来调侃，实属昏头”，勒令停刊。
2005年12月至2006年3月，先后发生好几起媒体被封事件：
2005年12月下旬，《新京报》被光明报业全面接管，总编辑杨斌及两位副总编辑孙雪东、李多钰被免职。据说这次打压与《新京报》长期以来的报道风格有关，其直接原因是在2005年政府日益加紧对媒体报道的控制同时，《新京报》屡屡触犯敏感地区，仅在2005年下半年，《新京报》接到的中宣部通报批评就超过10次之多，其中包括《新京报》率先报道了河北定州政府雇凶殴打杀害当地农民的新闻，并报道了北京同仁医院拒收无钱医治民工导致民工死在医院的新闻，最终导致了《新京报》遭受打压iv。
2006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冰点》被停刊，直接原因是“冰点”刊登了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篇文章对中国目前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多有批评v。
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好几起事件：隶属中国民政部的《公益时报》的主编陈杰人被免职，起因是该报发表一篇陕西省截留救灾款项的报导，引起陕西省政府的不满。现年34岁的陈杰人曾在《中国青年报》属下的《青年参考》报当记者，2003年5月，他因发表一篇报导，指湖北武汉市的女大学生有8％至10％卖淫，另外还有四分之一从事各类色情活动，此文引致武汉各界的抨击，指他报导失实，哗众取宠，他也因此而被《中国青年报》撤职vi。
2006年8月24日，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庄道鹤因著书披露中共对其党员施行纪检的内幕被停薪七个月，同时被罚停职一年。庄书题为《纪检专题研究文论选集》，内容是讨论有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施行的“双规”（即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书中提到被“双规”的党员会被随意传唤、隔离、审查，并被要求交代违反党纪，尤其是涉嫌腐败或不坚持党的路线的错误。该书在出版界和网上很受欢迎，但于2006年1月被责令收回处理。vii
2006年10月17日，家住北京的评论作家丁东因帮助中共党内被排挤的前工人出版社社长何家栋（何晚年对中共颇有微词）编辑印制《何家栋文集》，而被北京国家安全局抄家传唤。该书因无出版社敢于承接出版，只是何家栋去世前希望自费印制数百册以赠亲友，还是被当局列为必须禁止之列。viii
此外，过去十多年中，还有一些出版社因出版“问题”图书或与书商合作而屡遭整顿。被中宣部指为有“问题”的图书包括：《山坳里的中国》、《历史的先声》、《日落》、《中国左祸》、《乌托邦祭》、《雪白血红》、《顾准文集》、《官场秘经》、《中国的道路》、《古拉格群岛》、《沉沦的圣殿》、《中国底层访谈录》、《遇罗克遗作与回忆》、《邓小平的三上三下》、《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军队》等等。当然，还有更多的图书如涉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革”等历史禁区而无法出版。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历史的先声》一书。1999年9月，一位笔名为“笑蜀”的知识分子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以前该党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主张民主自由的文章汇集成册，取名为《历史的先声》，交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张报纸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喉舌”，《新华日报》就是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的前身，《解放日报》至今还是上海市委的党报。其中不少文章都是中共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由共产党领导人或“理论家”亲自撰写的。这些文章都指责国民党“一党专政”，控制新闻舆论，破坏民主自由等。根据下列一些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出文章的内容：“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驳‘灌输’理论”、“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言论自由和民主”、“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为笔的解放而斗争”。
耐人寻味的是，现在的中国政府对这些中共文献被结集出版感到十分恼火，中宣部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门就此书开了一个会议，认为此书是“借我党领导人早期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攻击我党与政府，居心叵测”，“应当严厉禁止今后再出版这类借历史影射攻击现实的书”。于是出版该书的汕头大学出版社被停业整顿，编者笑蜀也被迫离开原来任教的大学。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只是将民主自由作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工具”，一旦政权到手，不需要这个“工具”了，就彻底抛弃“民主自由”的口号，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中共现在所做的正是它以前抨击国民党政权的。因此，对中共而言，今天谁再提“民主自由”就是“借历史攻击现实”，于是就惩罚这个“民主自由”的倡导者。
本章分析的事例还仅仅涉及政府用来钳制言论自由的所有手段中的两种：“卡住异议者的胃”（断绝生计）与司法迫害。其他的手段如动用国家安全局对上述人士中社会影响较大者进行跟踪、电话监听、监视电子邮件、偷拆扣留信件、监视居住、秘密搜查等特务手段，以及通过官方舆论对一些人士从事“国家诬陷”来败坏异议人士与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的名誉，均未列入本书的讨论。笔者还必须在此指出：上述名单并不完全，只是记载了众多牺牲者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有充足的事实表明：这块牺牲者的墓园还正在扩大之中。
在新闻自由度排名最后的那些国家里，根本不存在新闻自由，也不存在独立的新闻媒体。民众所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是由政府严密控制的媒体发出的声音。外国新闻媒体只具有极小的活动空间，还会受到严密监督。
ReportersWithoutBorder,October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