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24期：新中国是与旧中国彻底的割裂，中国普通人每过十五年，也就是每过一代人，就有一个普遍的新梦想，而且也普遍的实现了
2019年10月1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24期
【睡前消息24期文稿】70年前在北京成立的这个国家，她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今天是国庆日，我们暂时放下新闻，聊聊和国庆相关的话题。静静你的国庆回忆，从什么时候开始？
静静：应该是99年的阅兵吧。
我是1981年生人，我对国庆节的记忆从35周年开始。1984年国庆有大规模游行和阅兵，而且正好赶上中国家庭开始购买电视，普通中国人第一次体会到国庆是一场全国性的庆祝活动。一直到我1986年上小学，甚至到90年代初，各种作文范文说起国庆，还在回忆1984年的阅兵和游行。
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的国庆纪念一般有一大批经历过解放战争的老人出现，而且为数不少。1984年阅兵的领导人在1949年已经是国家领导人。1984年指挥阅兵的将军在1949年也是高级军官。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国庆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建国一代主导的，历史和记忆是一回事。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35周年不一样。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相信绝大多数观众和我一样，对1949年没有直接记忆。按照中国史学的归类方法，新中国成立的历史，逐渐从“所见世”变成“所闻世”，将来还会变成“所传闻世”。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本来有丰富内涵的事件被压缩成一个简单的符号。但是新中国成立的很多细节对我们的生活有巨大影响，它还没有到可以符号化的时候。所以今天我想回顾一下解放前后的基本事实，解释几个常见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字的由来
静静：那督工你要从哪里开始说呢？
我想先分析我们的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已经习惯了这是一个完整的词组，我想说说词组内部的逻辑关系。
新中国成立是1949年10月1日，往前倒退三个星期，9月7日周恩来对全体政协代表有一个报告。周恩来说“民国”两个字包含了共和的意思，中华民国的准确含义是“中华共和国”。现在打算把“人民民主”4个字放到“中华”和“共和国”之间，强调我们是真正的普选制国家。中国公民将来要人人投票选出人民代表大会，替换掉现在这个没经过普选的政协会议。但是因为“民主”和“共和”这两个概念重复，所以打算省略掉“民主”，只说“人民”。
9月22号董必武到政协作报告，解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又讲了一遍“国名”的含义。董必武也说，开始考虑国名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是人民的意思是“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两个字有重复，也建议“人民民主”四个字缩成“人民”两个字。到这个时候国名已经确定了“中华民国”扩展成“中华共和国”，再把“人民”两个字插在中间做定语。
九月末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基本形成，政协大多数成员和毛主席都看过了初稿。第一条规定国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在这之前人民币已经开始印刷了，底部标注的时间还用习惯性简称“中华民国38年”。
9月26日最后开会讨论共同纲领细节，几个在辛亥革命之前地位就很高的政协代表提出异义。比如说周善培、沈均儒、司徒美堂。他们认为虽然中华民国本身也是革命的产物，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民国的名声已经被蒋介石这些人破坏了，不是一份好遗产，应该直接去掉。因为这些老代表的抗议，27号政协主席团决定删掉中华民国的简称，这个时候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不到100个小时。
从这些资料来看，国名可以分解成三部分，“中华”两个字是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发明的“中华民族”概念，覆盖所有本土居民。“人民”两个字说明我们是不受资本控制的普选制国家，“共和国”是继承孙中山精神的民权政体。所以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的那个国家，被我们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都为什么选在北京
静静：下一个问题，为什么首都会定在北京呢？
这个问题的理由很复杂，和新中国成立出现的军事环境、外交环境都有关系。但是从技术角度看，新中国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现代国家，为了保证行政效率，首都最好设在现代交通网的中心。
1949年全国只有5万辆旧汽车，铁路网的结构基本上决定了首都的位置。新中国成立之前一段时间，东北是日本独占的殖民地，铁路网最完整，占中国的一半。关内是好几个帝国主义争夺的地区，铁路密度小，加起来和东北差不多，北京和天津就是铁路网和重工业的中心位置。这个时候还没有治理海河，天津是大半个华北平原的下水道，被称作九河下稍，稍微一下雨就会发洪水，所以首都放在北京比较合适。
当然了，当时的南方也有其他优势。南方人口密集，有一个超级城市上海。虽然铁路少，长江上也没有大桥，但是有长江珠江两个内河航运网，新中国领导人大多数是南方人，对这些条件是了解的。
水运最大的问题是台湾，台湾还没有解放，正好卡在南方海岸线的中间。而且国民党反动派的海空军比较强，到60年代还在抢劫大陆货船，长江和珠江的联系有问题。上海的发达程度虽然压倒全国，但是一直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轰炸上海，一天炸掉了全国8%的发电能力。所以当时的首都不太可能设在南方，北京几乎是最合理的选择。
静静：新中国要打倒国民党政权，为什么要在国民党后面加上“反动派”三个字呢？
这是新中国对旧中国大多数统治者的基本定性。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读第一份中央政府公告，第一句就是“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
反动派这个词不应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坏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道德品质还不错，甚至会拿自己的财富维持社会秩序，做一些好事。但是他们代表的社会集团获取利益的方式，和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反，他们维护的社会秩序阻碍大多数人追求更好的生活，他们是站在历史进步方向的反面，所以被称为反动派。
从对外的角度说，蒋介石集团占了长江口，和外国人控制的海关联合在一起，把关税和盐税作为最主要收入。这样一个集团，天生不在乎中国本土的工商业发展，反而希望进口更多的外国工业品，收更多的关税。中国要发展现代工业，就必须消灭这个政权。
从对内的一面看，1927年背叛革命以后，蒋介石集团就没有可靠的基层干部，不能改造农村，反而要通过地主控制农村。所以他们虽然不喜欢地主，还是要找地主结盟，把中国农业剩余拿去换外国工业品。农民要想生活有希望，也必须推翻南京蒋介石政府。
对内对外两方面放在一起说，蒋介石集团就是中国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反动派。是马克思主义体系里面最严重的罪名，没有“之一”，所以新中国成立第一句话就是要表明我们是进步力量，是反动派的反面。
新中国的政权不是继承自旧中国
静静：那国民党除了反动派还有什么其他派呢？
还有进步力量，当时已经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了，他们的首领是李济深。虽然李济深也和共产党打过仗，1927年杀过很多共产党人，但后来也加入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联盟，被承认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就是民革的代表。1949年李济深是新中国的副主席。
其他还有很多未必赞同革命，但是希望中国发展经济的派别，也在1949年的政协里面，还占据了很重要的职务。比如说黄炎培，他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理事长。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个名字一听就很清楚，最大的诉求是积极发展工商业，扩大中产阶级。所以他们最终发现和蒋介石集团不可能共存，跑到北京加入政协会议，黄炎培还当了政务院副总理。
这些人按照国旗上的阶级划分，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下面的两颗小星，是新中国从旧中国拉出来的进步力量。
不过黄炎培这样的资产阶级委员，和司徒美堂那种江湖人士一样，都是旧时代的社团领袖，没有经过人民选举，也不一定支持整个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前之所以找他们开政协，是为了给旧中国举行一个葬礼，而不是要让他们长期管理新中国。
前面我们分析过新中国的名称，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把“中华民国”的名字拆开，中间放进“人民”两字。这两个字落实到制度上，就是普选制的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虽然政协制定了一部代替宪法的共同纲领，但是第12条明确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式产生”。第13条补充“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1954年中国普选产生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就不再是国家权力机关了。
静静：所以1954年政府的变化就是政协把权力交给了人大，对吗？
这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政府结构的调整也很大。比如说1954年之前周恩来虽然是总理，但只是政务院总理，1954年之后他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务院总理，我们习惯上称呼周总理，这个总理应该是国务院的总理。
政务院和国务院区别很大，1954年到现在的宪法里面都规定，国务院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但政务院只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是政府首长，可以领导各个部，政务院总理只能“指导”各个部的工作，并不是政府省长。
从公开文件来看，政务院公章文字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公章文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务院和国家最高权力之间明显隔了一层。
第一届中央政府有一个主席，六个副主席，56个委员，高岗是副主席，周恩来是委员。1949年周恩来当政务院总理，管理大多数部委。1952年高岗被任明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管理差不多十个部，行政上不需要向政务院汇报，这说明当时的政务院权力不大。
1953年中国内部举行了人大选举，对外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终于可以结束过渡时期了，所以1954年宪法取消了政务院，成立了管理一切内政的国务院，新中国的基本制度到这个时候才稳定下来。
静静：督工你前面反复用到“新中国”的概念，70年后回头看，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定义分别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定义，可以说新中国是一个主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旧中国是一个阻碍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人民消灭了旧中国，就是为了顺利的走向现代化社会。但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区别不仅仅是一个观念问题，因为社会不是一个人，不会因为换个想法就忽然改变发展方向。只有改变政治制度，进一步改变经济结构，才能给整个国家扭转方向。马克思早就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共产党总结旧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统治集团反动无能，和帝国主义或者地主阶级绑定在一起，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浪费了中国用来发展现代工商业的资源。所以要打解放战争，推翻反动派。
但是即便没有反动派，就算政协里面那些进步派别掌权，旧中国也不可能现代化。因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继续让资产阶级搞剥削，最终还是要依附于帝国主义。蒋介石、王精卫当年也是梦想着独立富强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比李济深、黄炎培他们更反动，就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转不过弯，攒不下原始资本，只能一个投靠英美资本，一个投靠日本资本，殊途同归。
所以必须发动群众，在落后国家动员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才能打败帝国主义，才能在落后世界100年的情况下搞建设。但是要让群众拿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就不能说农民出力资产阶级得好处，那样搞好了是个李自成，搞不好还是一个蒋介石。只有用社会主义道路说服群众，用土地革命证明自己的决心，才能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
搞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不给私人工商资本留发展空间，土地革命就是不尊重封建土地权利，这两个制度是旧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过去几千年文明的基础。新中国两者都不要，说明这是一个和过去几千年完全割裂的文明，不是任何历史王朝的后继者。
前几天俄罗斯拿出1949年的彩色视频，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俄文标题直接翻译过来是《天朝第二次诞生》。这说明俄罗斯在苏联的基础上倒退了，完全不理解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新中国。
我们看中国历代王朝的建立过程，新皇帝就算不认为自己是前一个朝代的继承者，也会再往前找一个正统王朝，说自己得到了他们的天命。历代开国皇帝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抓住之前的皇帝搞禅让，或者去抢传国玉玺之类的宝贝，抢不到也要编一个出来。
新中国如果要玩这一套，可以有很多选择，20世纪中国有三个全国性政权，清朝、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三个政府理论上的后继者都在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是溥仪在抚顺当战犯，北洋政府最后的元首是张作霖，儿子张学思在海军当校长，南京政府末代总统李宗仁最后也回到了北京。
新中国对这三个人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没有找任何一个人搞政权移交仪式或者要什么宝贝。因为那都是旧中国的淘汰玩法，是剥削经济的腐朽文化，劳动经济的新中国不需要他们提供和法性。如果一定要说传统，新中国更愿意说历代造反农民是自己的前辈。
我80年代读小学的时候，小学有历史课，上册封面是古代史，陈胜吴广起义，下册是近现代史，井冈山红军。这才是新中国的历史观。
从而言之，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是换了一个朝代，也不仅仅是改变了发展方向，而是通过社会革命颠覆了之前几千年的文明逻辑。所以我说这是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区别。
清朝到了最后几十年，人人都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想找一个答案，最后果然来了一个颠覆3000年传统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老百姓梦想的变化
静静：新中国发展了70年，时间已经很长了，如果要给这70年分成几个阶段，督工你会怎么分呢？
新中国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新中国的特征是快速发展，是往前看，所以我想用中国人民的普遍梦想来给历史分期。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是当一个安全的农民，不用担心交不起税破产，不用担心儿子被抓去当壮丁，遇到灾害有政府救济，只要老老实实在家乡种地，就能娶媳妇生娃。几千年来农民就这么点梦想，现在真的实现了，暂时再好的前途也可以不要。大家问问自己的长辈，肯定听说过很多50年代放弃出来工作的机会，坚决要回家种地的故事。当然过几年他们就后悔了。
5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手里有了一套苏联转移的工业种子，小农经济发展到了极限，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加入工业建设，工农差距逐渐拉开。中国人的梦想开始变成当工人，一个月有几十块钱工资还有粮票。
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学教育普及。青年工人要求更舒适的生活，更多的上升空间，下班时间还要听音乐、看小说，具体说来就是技术工人的生活。回城知青如果只是在街道工厂里面拿几十块钱是不会满意的，所以除了军队大院之外，一般的国企也开始规划家属区，建设配套设施，搞系统内的技校。民间开始流传各种手抄本，80年代初的文学热潮也是这一代人发起。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年轻人普遍要求接受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要跳出自己的家乡，当一个体面的白领。1992年我在县城读初中，发现高中部那边补习的风气非常可怕。很多人为了考一个普通专科可以补习四五年，“八年抗战”是普遍现象。25岁左右隐瞒年龄考上专科师范，比中学毕业直接上班更符合梦想。
21世纪的主流需求就不用我多说了，高薪、管理宽松、假期多、有分红。简单概括下来就是高级白领、小业主。大家到相亲网站看看条件，就能看到那些平时不好意思对自己提的需求。
我这个分类很粗糙，70年分五个阶段，其实分成四个或者六个也可以。另外，由于国家发展不平衡，这些阶段并不是同步推广到全国的。
70年代，某些缺水山区的农民梦想还是嫁到不缺水的平川村子，过稳定的农业生活。90年代离大下岗没几年了，还有很多人花钱买城市户口，进国企当合同工。
但是，对于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家庭来说，每隔15年，年轻人的梦想就会更新一轮，这基本上是成立的。上一代人年轻时梦寐以求的生活，到了下一代人身上就是基本设定，是要逃离的命运。
50年代的农民希望安静的种地，到了70年代，虽然有了化肥和电泵，但他们孩子还是希望进厂当工人。等到90年代下一代长大，肯定也不甘心像父辈那样在生产线上消耗青春。
考虑到教育和文化的进步，这种需求一点也不奇怪，但回顾这70年，每一代人的梦想在十几年后都落实了，这是最大的奇迹。虽然到时候我们还会有新一轮的需求，还是不会满意，但社会的进步确实一直没停下，这就是新中国最大的成就，革命带给我们的福利，也是我们对今后70年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