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楦

在夜郎广场的一角，我看着一个年轻的鞋匠出神。看上去他是一个未谙世事的青年，沉浸在劳作的醉人的气氛中，忘记了周围的行人和毛毛细雨。他的身边放着两只破旧的轮胎，一摊豆角似的薄铁片，一盒芝麻钉，几把鞋锥。中午的时候，来这里修鞋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他用雅谑的语调和人们讨价还价，用粗鲁、充满暗示的话逗女孩乐，在姑娘们脱鞋的时候，嬉皮笑脸地搔挠她们的脚板底——看起来，他生活得很自在。

如果天气晴朗，我的父亲一定会把他的那些鞋楦搬到阳光下来晒。

我的记忆衰竭了。我记不住昨天发生的事，但童年的事物：一堵布满蜂眼的土墙，盛开着油菜花的洼地，一片被麦穗覆盖的池塘，却在我的记忆中变得越来越清晰。约翰·韦恩曾说过，童年记忆是诗意的谎言。我以为他说得很对。

在乡下，梅雨要来得稍早一些。瓦舍、树木、行人都浸在蒙蒙细雨之中，秧苗和桑叶在雨中悄悄生长，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农民赤着脚在田埂上踯躅，在屋檐下聊天，享受着一年中第一个闲暇的时节，等候雨季过去。

我家院前有一棵高大的杏树。春雨打落了残剩的杏花，在树上结出和叶子的颜色难以辨别的青果。从春到秋，我看着那些果实慢慢长大，由青变白，由白泛黄。

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年轻的时候，深深的皱纹就爬上了他宽阔的前额。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很少对一件事物发表议论，流露出兴趣或显出不满，即使在杏子成熟的秋季也不例外。我记得许多个这样的午后和早晨：父亲搬来一张木梯，拿着竹篮爬到树上，不紧不慢地摘着杏子。用绳索吊着装满黄澄澄杏果的篮子垂放到地上。我和弟弟更加喜欢母亲的方式：她用长长的竹竿噼噼扑扑地搅打着树枝，杏子便像雨点一样落下来，砸在我们头上，手上，背上。杏子酸涩的气息包围了我们。每次摘完杏子，地上总是铺着厚厚的一层树叶，父亲看着它们忧心忡忡，一声不吭，我想他也许担心杏树受到损害，没有人会理解他为什么对树木那样爱护。对于收获的杏子，父亲一直很少吃。母亲给我们留下一筐，把其余的送到很远的集市上去卖。

我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制作鞋楦的人。父亲的手艺也还凑合，只是到了最近，鞋楦背时了，他的铺子和身体一下子垮了。父亲对农活没有太大的兴趣，种植庄稼几乎成了我母亲一个人的事。他偶尔也背着手，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到田野里转上一圈，估算植物的收成，想着他无边无涯的心事。在我的记忆中，他对什么事都能将就，碰到他发怒的时候也是如此。有一次，我偷了他做楦头的一块木料做乒乓球拍，他知道后，举着一根木棍朝我打过来，我冲出了家门跑到屋外的田野上，眼看着就要被他追上了，不料，他却在田埂上滑了一跤，半天没有爬起来。

我和弟弟渐渐疏远了他，很少跟他说话。

去年冬天，我回到老家。院前的那棵杏树已经枯死了。父亲将它锯倒，用树干做成了几十只鞋楦，如今，穿布鞋的人越来越少，父亲的鞋楦堆积在屋角。南方的潮湿气候使那些圆滚滚的木头长毛，发霉。碰到天好，父亲就把它们一只只搬到阳光下来晒。

“我花了七十天的时间才做成，”父亲指着那些鞋楦对我说，“可到现在还没有卖掉一只，看上去，它们都快要发芽了……”

父亲的话比以前更少，皱纹更深。他总是默默地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沉浸在他的玄想中。他的皱纹下似乎掩藏着什么，他是否有力量回顾一生的琐事，对生命的生长和消逝做出勉强的解释？

我永远不知道怎样和他相处，碰到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常常看着屋檐上的那片天空，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