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期：权力之下无真相
今天我们来破解一下，真相这个话题。起因是前不久我去看我一位非常尊敬的前辈，但是进门之后我就发现整个气氛好古怪，总好像哪儿有不对劲，后来问了半天老人家沉吟半晌，突然一抬眼，问我说：小子，你是不是在外面说我坏话了？我一听到这个话，五雷轰顶啊，然后赌咒发誓说没有没有，坚决没有，肯定没有！当然，我到了也没打听出来，是什么样的话，通过什么样的人，传到了这位前辈的耳朵里。
当然了，最后通过我一个多小时艰苦不懈的努力，我认为这位长辈还是相信了我，但这件事情确实给我留下了一个感慨，就是：真相的获得太困难了！因为很可能某句话我在某个场合确实说过，但是那是有前因后果的呀，那是有上下文的呀，可是一个恶意的传话者他不管，他只会把一个片段传到他要传递的那个人的耳朵里，然后，从此你们之间就结了一个扣，结下了一个"梁子"。
这还是我和这位长辈关系非常好，我们之间能够达成某种谅解，更多的情况下是一个人听到有人背后说自己，可能是装的很大度，呵呵一笑，然后："没关系！"，然后，从此也不跟你提，你也看不出来，但是，一个梁子就这么种下来了。
至于你在人生什么关键的时刻，这个梁子会进行恶意的爆发，然后，让你突然面对一个大挫折，你根本就不可能预测！
我们人生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艰险，所以说，前一阵有一句话说，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要重，但经历了这件事，我的结论是：一个真相其实比一句真话还要重！因为一句真话只需要捧出一颗诚恳的心就可以了，而一个真相则需要一句真话穿越重重的社会迷雾，抵达公众和受众的时候，它才能称之为一个真相。这件事情太难了！
至于，什么东西遮蔽了真相的抵达，我想原因可能特别复杂，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断章取义，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研究的方法非常粗糙。
有这么一个笑话，说科学上有一个结论，蜘蛛的听力器官其实是长在腿上的，乍一听好奇怪啊，怎么会？你不信我给你做个试验，拿一只蜘蛛来，在旁边"咣"敲一声锣，这蜘蛛蹭蹭蹭蹭蹭就跑走了，对吧，好，证明这只蜘蛛听力是好的，抓回来把腿切掉，再敲一声锣，"咣"一声，咦，你看蜘蛛不动了嘛！
反复做几次试验都是这个结果，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蜘蛛的听力器官长在腿上！你看，一个表面上非常严丝合缝、丝丝入扣的科学验证的过程，得出了如此荒唐的结论。
还有一个笑话说，科学上证明，人的生日过的越多，这个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请注意这个所以啊，所以，我们应该多过生日，这样有助于延年益寿！你看，好像也是一个科学推论的结果，结果却是那么的荒唐。
当然，遮蔽真相最重要的，从几千年来的历史来看，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权力。
先说一个最简单的权力方式，比如说前年，也就是2011年的11月9号，台湾所谓的教育部下了一个命令，说只要发生师生恋，我们在道德上就认为它不合法，所以任何教师，只要和自己的学生发生恋爱关系，他的教师资格必须终止。
这句话听起来也好奇怪，因为人类获得自由恋爱的权力没多少年啊，而中国人获得这个权力就更短，才一百多年，对吧？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决定自己的肉身跟谁在一起了，为什么你们又不让自由恋爱？师生之间怎么了？我们中国的各种校园里，大到大学校园，甚至低到中学校园，可能师生恋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吧？
为什么就不合法呢？道理很简单，其实这个道理也不是台湾人发明的，在1986年，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就做了这样一条规定，只要是师生恋，老师在道德上就不合法，就必须停止他的教师资格，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你拥有权力。
虽然这种权力不是给谁解决一个北京户口，不是给谁批一张条子，不是给谁弄点儿贷款，不是这种权力，是一种隐隐然、淡淡然的一种权力，因为老师毕竟可以给学生某种用自己的主观意志可以让他获得的利益，比如说表扬，比如说分数，比如说考试题的一点点泄露，比如说更额外一点辅导的机会，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权力在发生作用。
那，既然权力在发生作用，所谓的自由恋爱是不是就显得有点儿不自由了呢？因为自由意志很可能会屈服于权力，自由意志很可能会在权力面前变得非常的谄媚，那你还能说这一对师生恋就一定是自由的恋爱吗？就像前不久中国曝出来的中央编译局那个局长，衣俊卿和女博士之间的爱恋，从结果来看，这个女博士爱这个局长确实爱得死去活来啊，从很多文字上，那是很好的当代情书作品啊。
但是，你能说在一个局长和有可能给她带来利益的女博士之间，他们所有的话，所有的表达，所有的文字，真的是出于自由意志吗？在权力笼罩的阴影下，我们的结论是：不见得！
我们接着说真相，接着说权力对真相的影响。先说一个人的故事，他叫肖洛霍夫，著名的《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这个人可是少年成名啊，他26岁就写出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一部，然后迅速成为畅销书，然后又迅速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此成为了文学圣殿里的大师就被供起来了。
可是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就跟到山西喝了醋似的，心里可不是滋味了，然后渐渐的就出现了一个流言，说：不对，肖洛霍夫这个书根本就不是他写的，是一个白俄军官的手稿被他偶然机会发现了，就有点儿像中国的武侠小说，掉到山坳里被白胡子老爷爷给了一本秘籍一样，说偶然发现的，然后窃为己有，窃文大盗，等等。
其实这种怀疑说实话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它是有一点点影子的，你比如说肖洛霍夫非常年轻，26岁就写出这样的皇皇巨著，通常来说确实有点儿古怪，再有，肖洛霍夫从来没到过哥萨克人的社群里面生活过，所以他怎么可能以哥萨克人的生活，写出那么壮阔的一个史诗般的著作呢？这都是疑点。
但是你发现，肖洛霍夫这个人一辈子对于这个质疑从来没有回答过，没有回应过，也没有澄清过，就这么让这种叽叽喳喳的质疑伴随了他的一生，一直到1999年，一方面，这个后来，苏联，俄国人吧，就发现了肖洛霍夫的手稿，再有，发现了《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葛利高里的原型叶尔马科夫，这两个东西一旦发现之后，这才算真相大白，但是很可惜，这个时候肖洛霍夫已经作古15年了，已经死掉了。
但是，这也在告诉我们，其实真相的获得有时候需要时间的流淌，只要时间自由的流淌，信息自由的披露，真相总有一天会获得。
但是肖洛霍夫这个人也并不是一辈子都这么潇洒，他1938年那年就不潇洒过一回。大家都知道1936-1938年，那是苏联的大肃反时代，无数的人冤屈成为刀下之鬼，而斯大林突然一下子不知道哪根筋就动了，他就保护了一下肖洛霍夫。
那时候肖洛霍夫也很危险啊，因为也有人举报他，告密，说他是人民公敌等等，那个时候的司法审判过程是非常粗糙，动不动一个人头一天被契卡抓走，第二天就咔嚓就一刀就没了，但是斯大林保护了他，而且非常荣幸的还接见了肖洛霍夫。斯大林说：肖洛霍夫同志，不要怀疑人民嘛，也不要怀疑政府嘛，要相信法律嘛，我们总有办法会获得真相的。
肖洛霍夫苦笑了一下说：斯大林同志，我能不能跟你说一个笑话啊？斯大林说：你说你说！（肖洛霍夫）说，有一只兔子，在森林里狂蹿，一只狐狸看见它，说兔子兔子，你怎么跑得那么着急干什么呀？兔子气喘吁吁，说有人在追我，要抓住我，给我钉脚掌！
狐狸就好奇怪啊，说你不是个兔子嘛？你又不是一个骆驼又不是一匹马，怎么会抓住你钉脚掌呢？兔子说：嗨，这是我没被他们抓着，我被他们抓着之后，我到底是只兔子还是只骆驼，我说了就不算了！据说听到这里，斯大林哈哈直乐，确实，在权力的阴影笼罩下，你到底是只兔子还是一匹马，还是一只骆驼，你自己说了真的是不算！
1936-1938年，所谓的莫斯科大审判，要知道，摊在桌面上的，那都是非常公正、严谨、守程序的司法审判。
当时苏联的总检察长叫维辛斯基，这个人在二战之后当了苏联的驻联合国大使，那是一个法学家，非常有学问，但是那个风度不是很好，经常在联合国的会堂上咆哮，他最开始咆哮就是在莫斯科大审判，因为那时候他是总检察长啊，天天指着被告说：你这个叛徒，你这个渣子！
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在莫斯科大审判的法庭上，骂自己是渣子，说自己是人民叛徒，这样的声音，发声最大的是谁啊？是被告本身！几乎所有的被告，我们看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所有的被告在法庭上都拼命地辱骂自己，说我不配活着，一定请求党要枪毙我，我这种人渣，我怎么还能配活在世界上，我不仅不配，我的家庭也不配，我的老婆也不配，在枪毙我之前能不能给我一把枪，我先把我老婆打死，等等。
这样的供词都在法庭上出现，后来一个德国人写了一本报告文学，就在讲这个场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结论，说即使是一个导演，带着专业的演员，经过长期的排练，最后也不大可能会训练出那么默契的在法庭上的配合。
所以后来莫斯科大审判当中，这些人为什么这样拼命的积极的配合维辛斯基，然后对自己泼脏水、泼粪，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很多西方的研究者说可能吃了药，很可能是威胁，很可能是刑讯，后来发现其实都没有确切的证据。
如果说那时候的科学水平都能发明这种药，那现在这种迷幻药或者让说真话说假话的药那还不泛滥，但事实上也没有证明任何药可以非常特效的达成这样的效果，而这些人上庭之后，包括当时这些人拍的照片看，也没有刑讯的痕迹，但是确实当时就做到了这样的一幕，所以你说，如果我们的法庭只信证词，只信这种所谓的自我的招供，你觉得能获得真相吗？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大家知道朱元璋在他的明朝初年，曾经大杀功臣，掀起过所谓的四大案，其中有一案著名，就是蓝玉案。蓝玉就是朱元璋的起家将领，功臣，后来封梁国公，后来蓝玉事发了以后，朱元璋就株连，株连了好多人，上万人最后被杀掉了。
后来朱元璋觉得这事儿也不大对啊，杀了这么多人，总得给舆论和千秋万世一个交待啊，所以就把当时所有司法审判的供词编了一本书，叫《逆臣录》，逆臣贼子的逆臣，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还出了一本书，把这个《逆臣录》出版了，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看得真是觉得可笑至极。
你比如说我当时记了一个笔记，有一个人叫王阿定，他老爹是个乡村的穷秀才，叫王行，这个王阿定就招供，说我老爹造反了，随着蓝玉造反了，供词上写的，说有一天我老爹到蓝玉家去，遇到梁国公，梁国公说：我要行大事，我要造反，你愿不愿意参与啊，他说我父亲就说，这个老秀才说，你现在掌握这么多兵马，何大事行不得？你肯定行得！而且我老秀才也饱读兵书，我也可以帮你。
然后蓝玉说：好，如果我成功了，我当皇帝，封你们父子官做，等等。当时的供词都是用当时的这种半文半白的话写出来的，非常有意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民，没什么文化的人对自己的父亲参与的一场政变，或者说叛乱的一种想象的供词，你可能吗？
一个大将要造反，随便家里来一个人，说我要造反，你肯不肯参与，成功之后我跟你分什么，怎么可能？但是就像这样的证词，在整个《逆臣录》，一本书里面，上千人的证词汇集在一起，在当时看，这似乎都是真相，但是千秋万代之下，我们一看，这不是笑话吗？
确实，很多事情当你孤立的看的时候，都是铁证如山，摆在面前，桩桩件件是那么的实在，你看有证据，有证人，有口供，有严谨的司法证据。
又说到莫斯科大审判当中，要知道当时斯大林有个政敌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当时在南美，跟斯大林隔空进行论战，斯大林当时一边在国内巩固自己的统治，一边对托洛茨基在上万公里之外的所有的言论都非常重视，托洛茨基一旦说什么，他这边就要紧急地看。
托洛茨基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一段话，说你看啊，斯大林搞肃反，那么多，因为斯大林肃反的时候，枪毙的人基本上都说他是受托洛茨基的蛊惑，然后反人民，成为人民公敌，搞各种暗算。
托洛茨基说好奇怪啊，他说你看我这么一个人，逃亡在外，我一个眼神就可以让《真理报》资深的老记者叛变他的党，然后替我当传声筒，我只要一个暗示，所有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替我服务，我只要一个命令下去，所有的铁路工人都开始替我在远东破坏铁路、工厂，我只要一个眼神暗示，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就开始毒害他们的国家领导人，说如果我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有这么多的魔力，为什么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是斯大林而不是我呢？
据说斯大林看到这一段文章之后，气得暴跳如雷，骂这个莫斯科大审判的主管者，叫叶若夫，说他是个白痴等等，暴骂了一通，确实，所有的真相，当你在权力的影响下，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看的时候，似乎都有道理，但是，一旦拼起来，一旦成为一个整体，一旦经过时间的考验，最后都是一个笑话。
说到这，很可能你会问，那我们获得真相是不是就不大可能呢？因为权力这个东西似乎永远在啊，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也看不到权力退场的这样一种可能！
我觉得没有这么悲观，因为有一个东西正在人类的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地升起，我们称之为叫"互联网"，你也可以称之为叫"大数据"这样的东西，这是人类第一次有可能看到真相彻底通过某一种方式可以浮现出来的一种技术可能。
当然，这就要说到，为什么在没有互联网的传统社会里，真相是如此难获得，因为那时候的信息传递是要靠"人格"为节点，为中转站来进行传递的，这个时候真相就容易迷失在半途。
我们讲一个典型的场景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最核心的驱动者是宋神宗，但是他作为一个深宫中的皇帝，古时候有一句话，叫"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就这么一个人，他在外朝，看哪个大臣都可能是贪官，都有可能是贼子，都有可能叛乱，他谁都不信任，然后他坐在深宫之中，坐在御座之上，他何从判断真相？
比如说在王安石变法当中，当时争执最激烈的一件事情就是，青苗法，到底是利民呢，还是害民或者扰民呢？当时朝廷上就分成了清晰的两派，这边一派都是那些硕学鸿儒，都是正色立朝的老大臣们，什么欧阳修啊、司马光啊、韩琦啊、富弼啊、苏轼啊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都说青苗法害民，咣咣咣咣咣举一大堆例子。
而这边是王安石和他的改革派，他们也举出了大量的例子说青苗法有益老百姓，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到底好处是九个指头还是坏处是九个指头呢？
对于宋神宗来说，在那样的朝代里，他又没有统计局，对吧？也没有什么社会调查小分队，他何从从数据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正变法总会对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造成损害，总会有一些社会上的扰动，但是这种扰动到底是好的方面是主要的，还是坏的方面是主要的？他无从判断。
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流民图》事件，有一个著名的反对变法的大臣叫刘安世，他觉得没法说服这个皇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诉诸于视觉，我们不能诉诸于事实，只能诉诸于视觉。
他画了一幅《流民图》，老百姓抛妻弃子，背井离乡，辗转于途，然后转死于沟壑，等等，画了这么特别凄惨的一幅图，然后到皇帝面前，跪地把《流民图》呈上。
据说，史料当中记载，宋神宗看到这个流民图之后想从椅子上站起来，哆嗦了几下都没站起来，然后非常悲摧的把这个《流民图》收下，到深宫之中灯下展读，看一眼流一滴眼泪，看一眼流一滴眼泪，过了不久就第一次停止了变法。
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前后是两次，王安石罢相也是两次，这件《流民图》事件就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但是你说这《流民图》它就是呈现了事实吗？就是呈现了真相吗？未必啊，到最后获取权力的中心者，来（看）他的意见偏向哪边！只有靠这种纯文艺的方法，而不是诉诸于真相的方法，这就是那种传统时代这种手段的粗糙。
再比如说，王安石变法的阵营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叫李定，新派大佬李定，当然新派大佬出来之后旧派的人肯定要攻击他，找了找，就"人肉"他呗，人肉了半天，突然发现这个人有道德瑕疵，什么瑕疵呢？说他母丧不奔！
什么意思？就是他娘死了，但他不回家奔丧守孝，这个事情在今天我们有时候有些单位还能说，母亲死了还奋战在工作岗位上，可能还能表扬，在当时，宋朝，这就是猪狗不食的伦理败类啊！一个人，你娘死了你都不回家，所以古时候的官员都有丁忧守孝三年的规定，你父母死了，不管什么大事，一定要辞官然后回家守孝。
但是李定就没有这样做，所以反对派大臣就把他告到宋神宗那，说这个人道德有问题，但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至今仍然是一个悬案，因为李定的这个母亲姓仇叫仇氏，这个人也是宋代社会里诞生的一个奇葩吧，这么一个女性，她一生嫁过很多次人，她第一次嫁了一个人就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很有名，就是跟苏轼一起花天酒地的那个和尚佛印，佛印和尚。
第二次她又嫁人，嫁了谁呢，就嫁了李定的父亲叫李问，是不是生了孩子，也不知道，李定是不是这个仇氏所生，也不知道，然后，后来仇氏死的时候，事实上后来史料证明，也已经不是李问的老婆了，她又嫁了一个人，这人姓郜，这个女的一生嫁了很多次人，然后就这么死了。
所以李定一直说呢，这不是我妈，她不是我亲生母亲，所以我没有对她守孝三年的义务，仇氏死了，他就象征性的回家看了看然后就回来，没有在那待三年。
反对派就揪住这个事情追查，在今天的技术手段下，这个事情好简单啊，宋神宗对这个人道德有怀疑，派一个调查组下去嘛，回来写一份报告，这个事情不就很清楚了吗？但是神宗有那么傻吗？要知道在王安石变法两派政治斗争已经激化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你知道你派出来的调查组偏向哪一派啊？你知道他的政治倾向会对真相扭曲到什么程度啊？
所以神宗非常聪明，根本就懒得派调查组，因为这件事情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技术条件下已经不可能获得真相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永远作为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一个著名的公案，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李定到底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还是一个道德卑污的人，我们至今也不知道，这就是传统社会的一大局限。
我们今天谈真相的问题，其实也可以从周边的社会事件当中找一些模糊的影子，比如说，前一阵河南有一个平坟事件，后来有一份著名的报纸《环球时报》去调查，说老百姓很赞成啊，你看我们的记者下去调查，百分之多少的老百姓都赞成这个事情，没有多少人反对啊！
那你说报纸的调查是不是真相？可能是！老百姓确实就是这么回答记者提问的，我们坚决拥护政府的这个主张，我们同意平坟。
可是，这又回到我们前一节讲的：在权力影响下有没有真相可言？有没有自由意志可言？可能这件事情真的在未定之天。（后续新闻：平坟"民意"的破产！河南周口一夜恢复百万座坟墓，乡镇称等上面政策。）那么我们指望什么？我前面讲到，只能指望互联网，指望大数据。
比如说最近北京、上海很多大城市，豪宅的二手房交易量突然暴涨，有知道内情的人士说，中央开始反腐了，其实据我所知，反腐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一方面要求官员，你们自己去申报，你和你的直系亲属名下有多少房产，多少股票，多少现金，多少存款，你都报上来，然后后台通过银行、房管局一系列的大数据后台抓取，可以自动形成一份列表，然后，逐渐对呗！
你说这个房产是不是你的，为什么这栋房产房产证上证明是你的，你自己又不报？然后有很多贪官可能有很多财产他又不敢报，等等，这当中通过大数据的比对，就可以产生很多缝隙，然后我们的纪检团队就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和引子去追查到底。
所以说，只有依靠大数据时代，我们人类才可能获得一种真相的可能，这种可能正在地平线上出现。如果你读过《大数据》这本书，你就会知道，在大数据时代，在互联网时代，一个人想要掩盖真相已经不太可能了！
那本书里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说有一个银行，有一个取款机在街角，就发现这个取款机，老是发现现金过量的取用，出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现金老是被大量的取用？
后来一调查发现，哦，原来附近有一个妓院，很多正人君子是不好意思跑到妓院里刷卡的，因为信用卡记录是要被老婆知道的，所以他都会拿信用卡到门口离得最近的那个自动取款POS机上取现金，然后到妓院去付现金。
你以为，四下无人，三更半夜，你就可以捂住嘴巴吗？对，你可以，具体你在哪一天取了多少钱，去嫖了谁，等等，这些行为，可能在一时一地可以被掩盖，但对不起，大数据时代来了，银行在后台非常清楚的知道，这台取款机是谁在什么样的夜晚取了多少钱，都去干什么了。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你真觉得真相的浮现还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