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期：中国窄门
死磕自己，愉悦大家，这里是咱们的《罗辑思维》，今天我们要讲的书是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呢？是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
我跟吴老师认识很多年了，最开始他写企业史《大败局》，然后是中国经济史，一段一段地往前写，先是《激荡三十年》，然后《跌荡一百年》，最后是《浩荡两千年》。我们所有朋友跟他开玩笑，你这再在下面，写这个荡，拿荡再组词，后面都没什么好词了啊。
当我们大家正等着他再捧出一本，什么荡多少年的时候，他突然就捧出了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前不久遇到吴老师，我就请教啊。我说这么枯燥的专门史，又是这么古代的，有多少人看啊，你为什么要写呢？吴老师告诉我，他给了我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回答。他说，如果不理解中国的古代经济史，你就没有办法理解现在的中国经济。
这话听着吧，有道理。但是呢？牵强，你想中国古代农耕社会，那多简单的经济结构。现在多大的经济体量，多么复杂的博弈环境，多么复杂的经济分析工具，以及多么复杂的产业结构。这东西你非说有联系也行，但是借鉴意义不大。
但是呢，在这个国庆长假期间，我就仔细拜读了这本书。读完之后，我的认知发生了大翻转，这本书至少给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微观，一个宏观。
微观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进行了30多年，那个计划经济残留的国营企业不仅没有死掉，反而死蛇翻身，现在越活越健康，那真叫是“垂死病中惊坐起”啊，返老还童了，为啥？
另一个问题是宏观问题。当中国经济体量变得这么大的时候，在GDP这个单一指标上要赶超美国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你总不能说中国崛起后就又是一个一模一样的美国或英国吧，它总会有自己文明的特质吧。
那请问，这个特质是什么？这可不只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全世界都关心，你到底往哪儿走，你将来的变形方向到底是什么。就像关汉卿写的那首小曲里讲的，那个“蒸不熟、煮不烂、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从历史带来又一定会带到未来的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文化特质，是啥呢？
所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头来看中国经济，我们从这本书当中得到了一些阶段性的解答。中国经济现在好可怕啊，西方人也觉得看不懂，因为越长越大，就像今年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103岁，死前写了一本书，关于中国经济得出来的结论，让我也大惊失色。他说中国经济三大特征：第一伟大，第二非计划，第三是意外的。说白了就是看不懂，他说这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第二个美国人萨默斯，曾经当过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政部部长，这么一个人，如果300年后看21世纪最初这十几年，很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是要被颠倒过来的。
第三流事件是什么，冷战结束，现在觉得很热闹，到300年后一点都不重要，不就是两个国家竞争，然后有一个趋势吗？第二流事件是什么呢？是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这也只是二流事件。真正的一流事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所以你看，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精英看来，中国崛起，经济总量突然的膨胀，是一个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那怎么办？
我们中国学者自己来喽，我们自己回溯到历史的源头和深处，我们自己去看，什么东西导致了有我们现在的经济状态以及它未来可能的走向和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是什么呢？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那么那粒铜豌豆到底是啥呢？什么是中国文明到现在为止还摆脱不掉的那个内核呢？吴晓波老师提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大一统”。中国其实上上下下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统一是好的，分裂是坏的。那你说分裂为什么不可能是好的呢？历史上有证明嘛，分裂的时候，任何好的，善良的统治者，可能有善治的开始，但是结果一定是结出一恶果，对吧？
最典型的就是元末的张士诚。他当时在华东一代，江苏、上海、苏松府嘛，是张士诚的治下，那治得很好的呀。他老人家轻徭薄赋，礼贤下士，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当你没有获得全国性的政权，你被朱元璋打败了，你的老百姓最后还是受苦嘛。
你看，有明一代，苏松二府的赋税是非常之重的，那带有惩罚的意义。甚至张士诚的铁杆部下被朱元璋贬为贱籍，就是很多工作你们不能干，你们只能干最下贱的事，什么掏粪桶这些事，你们去干，这个现象一直到清代才解除。
在分裂的地方政权下，是没有绝对的安生日子的。老百姓知道，真想过安生日子怎么办？全国统一，天下太平，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是中国上上下下的共识，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至于为什么中国要大一统，我们回头再讲。我们先以这个为逻辑起点，好了。
如果我们中国五千年文明都是要解决大一统，我们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建立了哪些制度呢？吴老师在这本书当中提出了四项基本制度。
第一项，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制度，这个后来解决了郡县制嘛。
第二项，全民思想的控制制度，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决了。
第三项，精英的控制制度。这个在隋唐年间通过科举制解决了。
好了，最后一项制度，也就宏观经济制度，这个问题遍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其实都没有从根子上解决，这就是这本书最主要的叙述框架。
讲完这个叙述框架，我们回到公元前，回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叫管仲。管仲大家都知道，辅佐齐国的公子，后来的齐桓公登上了齐国的宝座。
齐桓公其实这个人也谈不上什么雄才大略，这个人就一个好处，特别信任管仲，只要我吃饱喝好，剩下的都不管，你来管，给你钱，给你权，你来操持这个国家。
这管仲啊，我越读他的事迹，我越觉得他可能是现代人穿越回去的，因为他的那一整套的经济的控制管理方法，那你不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读个几年的博士，你都不可能有那样高的水准，我一直怀疑这件事。
你看啊，管仲的所有的智力，按吴老师的总结，基本上就是八个字，叫“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听着有点熟悉吧，对，我下面说的，你就对照今天中国的经济，你就琢磨一下，有多少神似和形似的地方。
“放活微观”很好理解，老百姓啊，做生意呀，到处发财，做买卖。管仲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情，发动全天下的商旅，都鼓励你们到齐国来做生意，那真叫投资环境极好。你只要拉一车货来，吃住在我这儿免费；如果你拉三车货呢，你的马、草料饲料我供了；如果你拉五车货，那是贵宾，那是港台商人到内地发展投资，给你派小厮，给你派丫鬟，供你驱使。
投资环境就是这么好，投资环境最好的是在齐国的临淄，管仲一口气开了七家妓院，每家妓院有女市一百人，所以一直到后来，妓女界的祖师爷你知道是谁吗？就像木匠供鲁班一样，妓女供的就是管仲，号称是祖师爷。也不知道管仲教了她们什么技术，总而言之祖师爷。投资环境很重要啊，经商环境。
第二，管仲这个人特别重视用价格杠杆来调整市场。比方说他就跟国君讲，他说你征税别傻不愣登地征。比方说你国库里已经征了很多布了，你就不能再对布征税，你对什么呢？对麻征税，对布的原料进行征税。一征这个麻的税，这个麻的价格就涨。你想，原材料一涨，制成品的价格就涨。你这边麻的价格涨5倍，没准儿布的价格能涨个10倍。这个时候你再把国库里已经征上来的布在全国一甩卖，你挣钱了，所以征税得这么征。
你看，多么聪明的市场经济的价格杠杆。当然管仲的事迹非常之多，总而言之，刚才我们描述的事迹都会告诉你，管仲是个什么人？是一个自由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大师，对吧。
可是你以为管仲只有这一面吗？NO。还有四个字呢，放活微观之后，还有管制宏观呢！怎么管制？就是还是收税的事，税制。有一天齐桓公就跟他聊，说咱们得收税啊，不收税咱们俩哪有好日子过，对吧。咱们得收税，咱们收人头税，收物业税，收遗产税，包括家里养个猪，养个羊，咱都给他征税，好不好？管仲说这不行。
说你这么征税，管仲就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话，叫“使人不怒”，就是你征税，你不能让老百姓有感觉，征的人嗷嗷叫有什么用呢？西方人不也讲吗，在以前得《罗辑思维》的节目里我们就讲过，西方人不也讲吗？征税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这就是征税的技巧。管仲说你不能这么征，那怎么征呢？管仲提出了一套办法，这个办法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管仲，就是因为这个办法是管仲发明的，叫“官山海而已矣”。
什么叫“官山海”？就是把山和海变成官家所有的就可以了，说白了，盐铁专卖。在农耕社会那会儿，盐和铁这是农家自然经济里不能生产的东西，它一定得通过市场经济去购买，只要把这两样东西看住，国家的赋税就不可能缺。
管仲就算一笔账，他说你说啊，像我们大国，好像有多少多少人，一千万人比如说，但是我们真正能征人头税的，不过就一百万人，你就一个人一个月征他三十钱，不才三千万钱吗？可是我看，只要在盐价上稍微动点手脚，我一个月可以征到六千万钱，老百姓还没感觉，你何必征他那三十文钱呢？对吧，搞得老百姓鸡飞狗跳的，然后下乡的各种贪官污吏还要中饱私囊，你何必呢？你要这大头，铁也很重要，老百姓的农具，包括妇女做针线用的针。
管仲说，你看，就这一口针，我就征它一钱，一个钱，三十口针就是三十钱，这就抵上一个人的人头税，你何必去征那个人头税？就在针上做文章就可以了，更何况，我们齐国靠着大海，煮海为盐吗，只要是买我们齐国盐的等于都是给我们齐国交了税，当然干这个事了。
所以你看，在管仲的很多他留下的事迹当中，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奢侈、自由派、开放派，对。可是管仲有他残酷、严厉、绝不妥协、退让的地方，那就是关于这个官山海。
管仲发布的政令当中可有一条，任何地方只要发现有铁矿的矿苗，这个地方就立即圈起来，归官家所有。老百姓你要开采，对不起，先问你，左脚先伸进来的还是右脚先伸进来的，伸左脚砍左脚，伸右脚砍右脚，严刑峻法就用在这儿，这就是我的底线。
所以你看，在管仲的整套这种治理结构当中，有非常微妙和当前经济很吻合的地方，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抓大放小。不知道你听到这儿会不会会心一笑。当然，你说拿个几千年的事和今天比有多少现实意义，没有。我们今天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去讲管仲的这套做法，是因为他天才地发明了一个先例，这个发明太天才了，一个税收制度上的先例。
要知道，税收制度分两类：一类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税收制度，税收是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契约，我交税我要享有特定的公民权利，对吧。所以有两句话，第一，无代表不纳税；第二，无议会同意，没有政府拨款。所以在西方现代国家运行当中，税收一定要单摆浮搁，放在明面上。在美国买东西，商品的价格是商品的价格，我交的税钱你是单算单付的，OK
可是在管仲这里，他有九个字的心法，叫“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就是我偷偷地收，让你没感觉。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国营企业，盐铁专营，就是这一套。那么这一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政府直接冲到市场当中，扮演市场当中的一个与民争利的角色。
那什么是国营企业呢？就是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什么是政府呢？就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那么民间资本，所谓自由市场的力量的博弈环境就变得特别的凶险，这是中国几千年经济架构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管仲这套做法，它并不是从那个时候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在管仲和齐桓公死了之后，这套做法基本上就被搁置了，为什么？因为春秋战国当时的国际博弈形势变得特别的残酷，因为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国际之间的暴力冲撞变得特别厉害。
这个时候管用的就不是管仲这一套和风细雨的做法了，而变成了商鞅那一套更没有人伦底线，更反人类的法家的那套做法。把整个国家和人民变成一架暴力机器，所谓打造一个虎狼之秦嘛。
所以管仲这套做法实际上是断绝了几百年，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讲它呢？想起来《喜羊羊》里面灰太狼那句台词吗？“我会回来的”。对。管仲这套做法会回来的。
有人说为什么烟瘾和毒瘾几乎是戒不掉的？要知道，那不是生理问题，不是对于海洛因和尼古丁的生理依赖。那个东西很好戒除，以现在的戒毒技术，两周就摆脱生理毒瘾，真正难戒的是什么？是心瘾。
因为这个人只要他吸过毒，他就知道，那好爽啊，那抽完之后要什么有什么啊。所以即使他在生理上摆脱了毒瘾，伺候但凡他再看见那东西，他就知道，这时候来一口就好了，特别好，所以这心瘾终身无法脱瘾。
对呀，管仲这一套所谓“放活微观、管制宏观”，给当时齐国带来的那种繁荣，它就是一口好处啊，这一口好处历朝历代都不会忘。所以你看，管仲这套做法的复活，是要到了一个长期的稳定统治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也就是西汉之后，它的整体轮回就又开始出现了。
西汉初年，那真叫是穷啊，据说皇帝出天门，天子六骏嘛，那六匹马的颜色都配不齐，平常的官员出门经常要坐牛车的，因为长期战乱，打得十室九空，所以怎么办？就像三十多年前中国人熟悉的那个词，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个字，放。
当年我们是联产承包家庭责任制。西汉那个时候就是放，黄老之术，文景之治，轻徭薄赋，原来不是说十税一吗？三十税一，而且有十二年，就是连续的十二年不征田赋。更重要的是，在《史记》里面记载，叫“开关梁”，就是路上不设关卡征税了。“驰山泽之禁”，就是不再有那一套所谓官山海，没有盐铁专营啦，你们老百姓随便采盐，随便贩铁。
好了，于是《史记》里面就记载啊，汉兴七十余年，非水旱灾荒。老百姓是家给人足，京师里太仓里面的粮食“陈陈相因，致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那个府库里面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国家就富成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在学中学历史的时候，大家都告诉我们，文景之治好啊，那是一代善治啊。没错，可是历史书没告诉你的反面，文景之治也有害处，什么害处？七国之乱。
你想，当民间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中央反而就变得比较弱了，这就叫“弱干强枝”。这种局面一出现，地方挑战中央的苗头就会出现。所以七国之乱来自于吴王刘濞，刘濞是什么？吴王嘛。
他在东南沿海那一带，既能自己铸钱，因为他有矿，又靠着海，他能煮盐，所以他就非常富有，他就有向中央发起挑战的能力啊。当然七国之乱很快被剿平，但是这个问题算是摆在桌面上了。就是原来这么放，对中央的集权，对于全国的统一，原来是不利的。
所以汉武帝上台第一件事，推恩令啊，就是你们诸侯，自己生孩子，要把土地都均分给大家，越分越小，最后你们不就没有实力挑战中央嘛，所以这是当时政治当中的天字第一号问题，如何解除地方割据。
你不要以为汉武帝这个想法是多虑啊，真的就是这样，往后再穿几百年，盛唐时代，唐玄宗的开元时代，那是多么的富有，天下的经济活力是多么的好。“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啊，对啊，可是呢？紧接着随着中央在全国财政当中的重心位置的下降，弱干强枝的局面再度出现，于是就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啊。一次安史之乱，把整个大唐帝国击垮。
所以汉武帝当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那面对这样的局面，汉武帝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字，收啊。把权力和财权，财富全部收到中央来，这个时候他就任用了一个人，叫桑弘羊，主管天下财政。要知道汉武帝这个人刻薄寡恩，那也是一代英主，就这性格，他前面十年用了六任大农令，主管财政的官员，两个被他宰了，四个被他废了。
唯独这个桑弘羊执政四十年，得君专宠，哥儿俩关系好，用的什么办法呢？第一招，金融管制，从此铸钱这个事，私人、地方政府就别沾手了，这得中央来。所以那个时候铸刻的五铢钱，一直用到六七百年后，到唐代之后才被废掉。那个钱特别好，现在在文物市场上也很值钱。
第二，平准和均输，说白了，就是建立国营的商业机构，所有的土特产你都得卖给我，统购统销，要买也得从我这儿买。而平准呢？指的就是价格管制，国营企业都是百货商店、供销社，我们三十多年前都知道那套体系。更重要的就是管仲的那套方法的复活，盐铁专营。
当然了，汉武帝与时俱进，又加了一条，酒，酒也得专营。要知道，专营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它是一整套发展，管仲的时候盐铁，汉武帝的时候加了个酒，到唐代加了个茶，到宋代把醋、矾、香料、象牙这些外贸用品，都全部给它专营掉。因为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烟瘾、毒瘾这事，尝一口知道好，那这个心瘾是戒不了的，所以层层加码。
汉武帝就干了这些事，当时盐、铁、酒称之为“三榷”。这个“榷”字很有意思啊，木字旁加一个鹤，仙鹤的鹤的半边，啥意思呢？仙鹤不是脖子长吗？指的就是这种栏杆，这种独木桥似的东西，两边石头，中间架一横木，老百姓、商旅经过这儿收税。所以“榷”实际上就是一种管制手段。
今天我们经常说商榷商榷，什么意思？老百姓、老太太挎一篮子鸡蛋到关卡这儿，跟士兵商量，你看我这一篮鸡蛋到城里卖，我交几个鸡蛋啊？这大家得商量。所以这就叫做商榷，后来就延伸为探讨一切问题，都叫商榷，所以当时盐铁酒称之为三榷。
这套办法实行之后怎么样呢？那当然好了，中央就富了嘛，卫青、霍去病打匈奴就有钱了嘛？但是结果呢，结果就是天下疲敝、盗贼风起，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不干了，造反。所以盗贼它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地方挑战中央，就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汉武帝临死的时候，也好伤心啊，下了一个叫《轮台罪己诏》，就是说干的不对，对不起大伙儿，这事错了，认错。
认错之后，然后汉武帝死了之后再放开，所以从汉初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历史走过了一个大循环，你看这其中的规律，穷怎么办，搞活经济，得放。
放了之后，民间拥有了财富，地方开始酝酿一种可能，挑战中央，一统的趋势面临瓦解，那怎么办？收。一收之后，国民经济的活力整个降低，然后国富但是民贫，国进但是民退，结果就是天下再度陷入不安定。那怎么办？再放。
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啊，中国有个经济学家讲，说这几十年宏观经济就是“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乱了再收，收了再死，死了再放”。其实，你放眼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在西汉的初年到汉武帝死的时候，给我们完整地又演绎了一遍。
所以你看，中国政权只要维持大一统，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前提不变，那么历史的河流永远在河床当中左冲右突，但它跑不出这个河床。
这个河床的左岸是什么？是发展是硬道理。右岸是什么？稳定压倒一切。晓波老师这本书里，用小平同志这两句话，把河床的两岸都给你标定出来了，就在这当中走，因为这个矛盾是中央集权政府的一个内在的结构性的、逻辑性的矛盾。
所以你看，西汉初年这个故事在后代的历史上，一遍又一遍的重演。唐代也是，开始放，然后地方挑战中央，安史之乱，到刘晏改革的时候收。宋代也是这样，刚开始放，民间活力很好，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一收收得最后也是北宋整个崩溃，当然也不止这么简单的原因了。
到了明清的时候，皇帝老子一看，算了，反正王安石变法，也把我们搞伤了心了。看来在现有的体制内，搞全面配套的体质改革这一套是行不通的。你看，王安石变法当时条件多好啊，工商经济很发达，王安石非常得到皇帝的器重，王安石自己的才能又非常好，这样的人搞变法都搞不成。
后来皇帝说，算了。所以明清两代怎么办？对外变成铁通江山，北边造长城，南边片板不得入海，干脆海禁，我把国家封闭起来算了。对内呢？就是把老百姓打成一盘散沙，这方面做得最绝的就是朱元璋。朱元璋说，这老百姓最好不是动物就好了，最好就是植物，就把你栽在那儿，你最好不会动就好了。
所以他就发明了一套制度，叫路引。就是只要你出门，你得让当地地方官给你打一介绍信，你要没这介绍信，你出门连饭都吃不上，当地饭馆都不敢卖饭给你。用这套办法，把所有的老百姓全部像植物一样，栽种在他们的土地上。这套办法一直持续到明清。
其实民国时候也有这么一轮，民国不能算一朝代了，算一个历史阶段，38年，比隋朝多一年。它分两段，1927年之前，就是国民党上台之前是一段。那个时候就是放，中央政府颜面尽失，权威尽失，收税也收不上来，连国债都发行不出去，当时的中央银行完全私有，99.9%的股份都是民间股本。
当时当然民间经济非常发达，就像汉初那个时候，汉初司马迁不是写了一个福布斯排行榜嘛，有二十一个大富豪，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面，前四个都是钢铁大王。
民国初年也是这样，很多富商。比如说荣家垄断了面粉业、棉布业，然后张謇纺织业做得非常好，刘鸿生火柴业，轮船卢作孚等等，各种大王涌现，然后什么陈光甫、张公权这些人在银行业，那也是声名卓著，所以民间资本非常活跃。
可是1927年，罪恶的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到了上海，1927年基本上全国表面上统一了。之后他也使了几招，再收，那放怎么行呢？这是国民党他的整个的意识形态也是偏向这边的。搞国有，搞专营，就是这几招。
第一，银行收归国有，然后利用各种经济危机把私营企业搞到国家手里，所谓我们一直在批判的官僚资本主义嘛。然后把商人的自治组织解散，那也是蒋介石恩人虞洽卿，搞得上海总商会解散，成立官办的组织，到这儿来报道，再然后整顿什么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等等这些方法。
蒋介石上台，从1927年到1935年，一顿三拳两脚把国家全部统治到自己手里。结果呢？当然，这里面也有抗战的因素，结果就是继续国富民穷，最后老百姓只好抛弃这个政权。所以短短38年，又把这个逻辑演了一遍。
哎呀，中国老百姓这几千年这日子过的，反正就是离不开这个像迷魂阵、鬼打墙一般的内在的逻辑缺陷。让我们回到一个场景，公元前81年，这个时候汉武帝已经死了六年了，他死于公元前87年。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桑弘羊，在朝堂之上就参加了一场辩论，就是史上著名的《盐铁论》。很多地方的儒生上来就挑战他，你这40多年搞什么玩意儿，搞那套盐铁专营制度，搞得国穷民贫，你有三大害处：第一，国营企业与民争利，民不聊生；第二，国营企业产品质量太差；第三，国营企业导致权贵横行。
这三个好像我们听着比较耳熟，反正当时儒生就这样批判。桑弘羊一句一句地对答如流，一条一条地反驳。但是最有力的是桑弘羊最后的发言，老头那时候也70多岁了。老头说你们说我这套不好，那好，你们给出建设性的方案，有吗？我问你们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不这么干，请问战争的开支从何支出？第二，如果不这么干，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第三，如果不这么干，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避免？你们告诉我，一个建设性的、替代性的方案，儒生没戏了。
在吴晓波老师的这本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当中，把这一段提问称之为“桑弘羊之问”。如果桑弘羊提出的这三个问题还得不到解答，那么中国经济不管总量有多大，有多么的现代化，其实都没有走出这一段历史的左冲右突也不得突围的河床。
今天我们推荐的是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是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老师。如果你看到这儿已经想去下单购买的话，且慢。我们跟吴晓波老师商量了，能不能给我们交了1200块钱会员费的铁杆会员，一人发一本啊。所以我们10月份发的福利的书，就是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那普通会员怎么办呢？我们也想着你呢，我们跟吴老师商量了一下，又找他要了几十本亲笔签名版，我们会设计一个特别的机制发放给大家。能不能拿到这本亲笔签名版，关键看你和这本书和吴老师的缘分。
好，话题接着回到这本书。正如吴老师所讲，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写历史，而是为了理解现在的中国，前面我们讲的中国历史当中这个死循环，这个闭环逻辑。在当代中国你以为不存在吗？不，我们也能找到它的影子。
话说30多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办？放啊，当时的话叫“放权让利，分灶吃饭”，激发各地的活力，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再说。经过十几年，农村也吃饱饭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贫穷的帽子也摘掉了，国家开始蒸蒸日上了。
到了1992年的时候，新问题就出现了，不是说中央遭到地方的挑战，而是这种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了。你看在1992年那一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3500亿，中央只拿到1000亿，地方诸侯是2500亿。然后分配还特别不均匀，像共和国的长子，没有启动改革的，比如上海，一年一个上海，要交120亿。而广东经济当时已经那么好了，只交10个亿。
所以当时有一句戏言，说中央财政叫讨饭财政。每年开两会的时候，总理都得到各个代表团去慰问，多交点。没钱嘛。按照当时财政部部长刘仲藜的回忆，说当时中央国家机关已经到了不借钱连工资都发不出去的程度了。那怎么办？只好收。
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经济强人，前任总理朱镕基先生。那就通过分税制的改革，把税务部门一劈两半，一半叫国税，一半叫地税，把相对好收的、资源丰厚的税源放到国税里；把一些不太好收的放到地税里。
所以中央财政，你看这次改革1993年启动，到1994年年底的时候一算账，中央财政当年增长200%，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从22%上升到56%，所以解决了弱干强枝的问题。
地方也没钱啊，所以从1994年之后，地方财政也发不出钱，很多乡村老师发不出工资，就是指的这一段。那怎么办呢？中央开了一个口子，土地财政，你们可以经营城市，可以卖地，可以搞房地产。所以现在我们的房价的飞涨，又是植根于此。
所以你看，理解当代中国，你不理解几千年来的那个闭环逻辑，你就没法理解现在这个状态是怎么来的，国营企业是怎么“垂死病中惊坐起”的。一切一切的前提都是，只要你想维持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安定的局面，那这个逻辑你就走不出去。
那你可能会说了，那干嘛要统一，民国的时候不就有文人提出联省自治啊，中华大地像美国那样各个省都自治，这多好！咱们别要中央集权呗，如果在不可见的未来，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超出了我们今天话题的范围。
在可见的未来，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中央政府，等待中国人民的，我老罗敢铁口直断，一定是一场灾难。中国历史上多次地方自治，它不是没有好事，有啊，你比如说残唐五代的时候，唐代南方藩镇割据。是，南方地方经济发展很好啊，老百姓也有安居乐业，但紧接着，就是五代的残杀啊。
民国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地方联省自治，广西模范省，阎锡山在广西就搞的很好啊。但是怎么样，一个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向心力，它仍然会把这个局部的繁荣、富庶和安定卷入到一个大乱流当中。这个真值得《罗辑思维》我们专辟一期来讲。
为什么中华文明一定需要一个统一的局面？如果统一是前提的话，那换句话说，我们至今也没有走出历史的那个闭环逻辑。在这本书的最后，吴晓波老师提出了一个结论，他说可能是一个保守的结论，下面我讲的这段结论一字一句都很重要。他说，“中国式的改革在可见的未来，是一个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之间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你听这段话，每个词都很重要。“在可见的未来”，太久了咱们说不清，至少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当中。“以自由市场为导向”，这个已经大政方针已定，但是底线和前提是维持统一和坚定、强大的中央政府。然后平衡点也很重要，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之间找平衡点。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词，“非西方式改革”。
中国这头大象冲进了全世界体系的这个瓷器店，没有任何过去的框框条条能够框定它的未来，这就是中国人要面对的局面。传统的风险我们要面对，现代化的机会我们也正在接纳，这就是中国现在面对的现实。
所以关于中国的未来，有很多知识分子的说法，极左和极右我们都不去说它，因为那刚才说了，它只是配饰，但是对中国的前途，有两派主流的观点。
一派呢？典型的是，我老乡唐德刚先生，历史学家，他讲的。他认为中国历朝历代的几千年来的体制，大概分三种：第一种叫封建，第二种叫帝制，第三种叫民治。第一段从封建到帝制转型用了三百年，从商鞅变法一直到汉武帝死，汉昭帝这一段时间，三百年。
第二段，从帝制到民治，也就是说白了，中国的全盘西化需要多少年呢？唐德刚先生说，大概要200年，那就是从1840年到哪一年？2040年，我一算那年哦我问也70多岁了。他说那个时候，这一段叫历史三峡，是剧烈的动荡期，好，到2040年前后，中国人如果运气好就冲过去了，从此变成自由、民主、富强、法治的国家。
这是一派说法，这派说法说白了，你刚才听，它充满了诗人般的浪漫主义的气质，其实也没有什么依据，凭什么上次300年，这次一定200年。对吧，但是它背后的前提是，中国一定会变成跟现在世界主流国家一模一样的一个国家，至少基本的内核是一样的，这是一派。
另外一派，则是费正清老先生提出来的。费正清是美国学者当中研究中国到现在应该说成就最高的。他曾经在中国行走了十几年，对这个国家了解非常深。1948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美国与中国》，这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也是吴晓波老师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
费正清说，“中国可能做出的选择，中国一切历史事件可能流经的渠道，也许是一条比我们可以轻易想象的一条更窄的路”。
没有办法，谁让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我们从历史当中带来的那些东西，一定还会带到未来，所以中国人面对的一定不是一条宽广的大门，我们必须自己去探索一条通向一个窄门的道路。
吴晓波老师最后这句话说的，也许，费正清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