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期：房产税与地沟油
欢迎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暑去寒来一年将始，中国的二手房市场又开始躁动。北上广深据说成交量在1月份开始暴涨。
当然这有各方面的原因的解释。很多朋友就开始问我，老罗，你说我该不该买房啊，我说该买啊。还有人问我，老罗，你说我该不该卖房啊，我说该卖啊。他们就说，哎，你怎么回事？前言不搭后语，你到底主张买还是主张卖？
今天我把我的准确的逻辑说一下。如果你想买房，赶紧出手买，因为北上广深的房价我看不到有丝毫可能性像有的专家讲的那样会腰斩、会暴跌，不可能我认为啊。
但是为什么我又主张该卖呢？
因为从2006年一直至今中国房产的几轮暴涨，我认为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投机机遇已经结束了。再以后你想搏这样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而房产投资的特点，第一变现困难，第二政策风险太大。你何必把这么大的资金沉淀在房子当中呢？
你还不如卖掉，然后做一些其他投资理财的手段。所以这是我的完整的建议。也就是说，该买就买，该卖就卖。
当然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讲房价。因为在中国只有神经非常粗壮，粗壮的像钢丝一样的人，像任志强才有能力谈房价。
我们这样的人谈一定会被口水淹死，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是房价当中的一个小因素，也就是房产税。
这个房产税问题，所有的专家都认为房产税是大势所趋。然后你看他作为两只靴子，第一只靴子前两年已经扔下来了。你看人家重庆、上海，已经开始征收了。
第二只靴子呢，这两年好像也听到解鞋带窸窸窣窣的声音。今天总理说一句话，明天专家说一句话，好像刀刀都奔着房产税这个要害要来，黑云压城，马上就要暴雨倾盆。会不会这样？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税收历史上发生在欧洲的小故事。
你想，欧洲古代的中世纪的那些国王，天天在城堡当中想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个是怎么吃喝玩乐，把这个生命搞得很美好。
第二就是怎么样侵占别人的领土，打仗。这两件事情归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税收。
没有国家的财政能力，吃喝玩乐和打仗都不会发生。所以怎么样收到更多的税呢？
一方面当然是派税务官，农民打下粮食来来抽一堆，这是一种。
第二个，摆在面上的财产，比如说房子，大家都知道财产和财富最主要的沉淀方式就是建筑物，所以怎么样从房子来抽到税，这是所有的国王都在打的一个主意。
中国有句古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只要把庙摁住了，这个财富基本上就能分一杯羹，为君主所享用。那么这个办法想来想去，到最后中世纪的英国国王，在1696年就想出一个办法，叫征窗户税。
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也许很难理解，房产税你说房产税，为什么征窗户税呢？
原因很简单，征房产税有难度。你想想看，一个房子主人有多少钱，收入多高，你怎么核定它的税率，等等。这都是非常复杂的技术难题。中世纪那些君主们，手下就那么几个税务官，一年到头如果都打草稿算税率等等，那麻烦死了。所以最后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税务官进村，数窗户。
你不要看这个简单的数窗户，好像这个方式很草率，其实有他的合理性。因为大户人家通常房子比较大，窗户比较多，穷人的窗户比较少，所以按窗户来计税，基本上能够兼顾公平。所以这样一种窗户税，作为房产税的替代，在欧洲就开始蔓延。
法国引入窗户税是1798年拿破仑从意大利引进的。
刚开始的时候拿破仑也觉得这个制度太粗糙。能不能搞得更细致一点，我们把窗户分分类。
比如大窗户、小窗户、阁楼的窗户、正经房间的窗户、临街的窗户、背靠花园的窗户、一楼的窗户、二楼的窗户，我们把税率定的不一样。但是试行了几十年后发现，成本大得惊人。
这个税收的成本太高了，所以1831年的时候，法国也取消了，干脆回到最原始最粗糙的状态。挨个数洞，有几个洞，收多少税。
要知道窗户税对法国的财政来说，一直是很高额的一个税种。
一直到了20世纪，就是现代社会开始之后，窗户税一度还占法国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点几，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可是你要知道，税收这种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老百姓不是稻草人，全部站在那，然后你就上前拔几根稻草。不是那样的，老百姓是有聪明才智的。
法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也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啊。他们就开始想办法，什么办法？我不要窗户了。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到欧洲去旅行，还经常发现，比如说在英国，有的房子好像外表没有窗户，为什么啊？因为窗户是暗窗。税收官一来，老百姓把窗户全关上，你数不到，但是税收官一走，窗户又打开了，这是英国。
法国人民相对来说，比较实诚一点，真的就去造那些根本就没有窗户的房子。所以这个事不是我瞎说，这是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这本名著当中，就写到这么一段话，说可怜的法国人民，有180多万所房子，只有3个洞，就是一个门俩窗户；然后24万6千间房屋是只有一个洞，也就是只有一个门。所以整整一个世纪法国的穷人，除了在生活资料上啼饥号寒，吃不饱睡不暖之外，他们终年的居室生活都在一片沉沉的黑暗之中。原因呢，就是因为那个窗户税。
所以任何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你一定要想到，当它在社会中推行之后，尤其是一个大国，它所产生的结果，它要付出的制度成本，是政策制定者刚开始完全无法逆料的事情。我们再回到中国的房产税，你说怎么收？
有人说就按一户一套收，人家一户可以拥有一套房子免税，第二套房子征税。好，那中国人很多聪明才智啊，他会想办法。比如说有的城市人就想办法，离婚嘛，两口子一离婚，爹妈再一离婚，丈母娘再一离婚，一家六套房，我们六户嘛。可以先六套房免税，所以你征不上来。
有人说，那我就按人均面积收税，那你也做不到。那我就把乡下的穷亲戚接来住呗。那么你再去核对再去甄别，哪个身份证是假的，是真的，这一户到底多少人，那又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制度成本啊。
还有人说，那我就按房产价值征税。可是你要知道在中国的北上广深，很多中心城市的中心地带，住的那些人，房的价值很高，但是他可能是穷人。
因为国营机构或者是工厂的老职工，他一辈子奉献国家，到最后就剩了那么一套房子，还是在市中心。房子挺值钱，自己退休工资没几个子儿。你去征他的高额房产税，你觉得征得上来吗？我这只是举几个小例子，说征房产税这个事情，从纸上做规划是很容易的，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税收则很难。
前几年国家税务总局前任副局长，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许善达先生，注意他的身份哦，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长，他在《财经》杂志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房产税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
当然这篇文章非常长，讲了很多税务理论，我也不大读得懂。但是其中有一点我印象很深。他拿当年的农业税和房产税做了一个类比。
对前几年新闻有记忆的人都知道，2006年的时候，中国有一项德政，就是永久取消了农业税，当时媒体一片欢腾、鼓掌。
说皇粮国税中国人交了5000年，现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终于把它请出了历史舞台，从此农民不交皇粮国税。当然了，这确实是一项德政。
可是德政的背后，还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收农业税，从税收技术的角度已经不划算了。因为农民本身他是弱势群体，他本身就比较穷，然后有的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家里人生病，或者其它原因，他就是交不上来。
但是地方政府在这个时候，尤其是乡镇政府，他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你是不是可以容忍一部分人不交。如果你容忍一部分人不交，其他人会认为，那他不交，我凭什么交。
那你如果保证制度的严肃性，对于这种交不起的还要上门收的时候，就容易引发非常激烈的官民矛盾。
当年，2006年之前，有一阵农村的很多群体性事件，实际上都因为这个矛盾点来爆发，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中国政府，再去征收农业税，制度成本已经高过了我们税收这样一个收益。其实不是2006年，2003年之后，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农业税基本就取消掉了。
许善达先生在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词。他说这种税收啊，叫“零和博弈”。什么意思？就是这笔钱，我已经赚到兜里了，你现在要拿走，这笔钱不是你的就是我的，正一加负一，和是零。所以这种博弈叫“零和博弈”，是生从别人口袋里把钱拽走。这种税其实征收难度极大，这就是农业税。
我们看房产税将来也是这样的情况，你说有的人就是交不起，你说收不收，如果你非要上门收，不符合道义，不符合社会正义。但是如果你纵容一部分人不交，那其他人会不会援引此例也不交，等等。
这都是我们在推行房产税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的制度成本。所以说，在中国实行房产税，你不要拿什么大势所趋来说事，你也不要拿什么地方财政、中央财政有所需要来说事，关键是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准备好这样的制度基础，有没有这样的心里准备，要支付这样的政治和社会成本，所以这就是许善达先生反对当前征收房产税的理由。
信不信这番道理，你听到了，你自己琢磨。
有的人会反驳啊，说既然房产税是大势所趋，利用我们国家这么强大的行政能力，难道就想不出办法把这笔税收上来吗？
我告诉你有办法，当然是有办法，而这个办法还不需要我们现在的政府，中国的汉武大帝就已经做到了，那是公元前的事情，距今已经两千多年。
汉武帝话说是公元前119年，那一年卫青霍去病又去北伐匈奴。所以国家的战争支出财政负担非常大。可这一年不巧，整个山东地方频发水患，很多税又收不上来，怎么办？
汉武帝有这么几个能臣啊，后来也说是酷吏张汤、桑弘羊，这些人就给汉武帝出主意，说有钱人多得是，很多人受我们汉家天子的德政，都赚了钱啊，占着房、躺着地，这些人为什么不为国效力捐出一部分财产出来。
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税率，这个税率按理来讲，也不是很高，这叫算缗。算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两千缗的财产，你交一算，大概的意思就是6%-10%这样的一个税率。
按说不是很高吧。可是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就应了我们上一段许善达先生讲的，这叫“零和博弈”。俗话说，眼珠子是黑的，银子是白的啊，谁看到银子已经挣到兜儿里的，再要被你拿走，他心不甘、情不愿。所以就会出现大量的情况，民间就大量的开始掩藏财富。我就哭穷嘛，天天穿得破衣烂衫的，我们家穷啊，没钱。我们家地窖里藏多少银子，你去挖，挖不出来吧，至少你挖的成本很高吧。那怎么办呢？
汉武帝有办法，很简单，两年之后，公元前117年，他推行了一个新的法律，叫《告缗令》。按司马迁的说法叫，一时告缗遍天下。很简单，你不是说你没钱嘛。你有没有钱我不知道，你们家邻居知道啊，街里街坊知道啊。你平时天天吃鱼吃肉，你能说你们家没钱？就这样，只要你告发谁家里有钱，一旦查实之后，收到的税分你一半。
霍，那你看这穷人，那就开始吧。甚至儿子告老子，老婆告丈夫，邻居互告，这种情况就开始非常普遍。
结果呢，就是推行几年之后，天下商贾中人以上家大率破之，只要有点钱的就基本上破财破家，以至于汉武帝那个花园叫上林苑里面，堆满了从民间告缗收上来的财富。
一时国家财政非常有钱。结果呢？司马迁在史记里讲得非常清楚，从此之后，民间没人去积累财富，因为积累到最后也是被你搞走了。
所以民间就开始实行偷，然后赚到点钱就胡吃海喝赶紧把它消费掉。谁存钱啊，存钱到最后也是给皇帝的，还不如先把它消费掉。所以整个天下凋敝，所以汉武帝在临死的时候就发了一个著名的叫轮台罪己之诏。
他说朕即位以来，实行的政策都是天下为之所累，所以从今之后所有扰民的这些政策全部都罢掉。
你看，一项社会制度，从它的设计，到它的推行，再到它发生结果，其实会有很多你根本意料不到的情况发生。
作为社会政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类，也就是税收政策，能不小心翼翼吗？
在人类税收史上，有一项税收的发明，就非常聪明，就是印花税。我们今天炒卖股票的时候，我们都都知道，每一笔交易都要交一笔印花税。印花税就属于税收设计史上非常聪明的一个税种。
这个税种的渊源发生在荷兰。1624年荷兰就是发生一次政府的财政危机。当时的王公大臣也坐在那发愁啊，怎么收税啊？要知道这个荷兰当时商人居多，号称海上马车夫，都是商人。
怎么让这些商人交上税来，总不能搞汉武帝那一套吧。想不出办法，最后怎么办呢？公开征集方案，就像今天搞这个征文大赛似的。最后征上来这么一个很聪明的方案，叫征印花税。
设计这个方案的人就观察到，在荷兰这个商业社会当中，民间有大量的交易，比如说我卖个房给你，我们俩签个什么契约，可是我们俩签契约这个事，总觉得信用上有点不靠谱。
如果这个时候，国家能在上面敲个章，那这个事就棒了。
很多商人其实有这个需求，这不就是收税的一个好时机吗？所以后来就变成了印花税。每当政府给你的契约上贴个条、盖个章、印个花，就交一笔税。
这个税收收上来有三大好处。第一个好处，商人心甘情愿，等于是我交了税，政府给了我一部分政府的公信力。第二呢，因为民间的交易特别丰富，所以整个税期非常的广，虽然每一笔收的并不多，但是累积起来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字。但是更重要，也是这个设计最聪明的地方，还不是这些，而是这种税收的成本非常低。你想甭管是收窗户税还是什么税，总得税务官跑到底下去收吧，可是印花税不用，一个城市只要税务官弄个办公桌在这，你所有要做生意，需要政府给你敲章，给你贴个印花票的，你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你。所以一个税务官足够应付一个城市的印花税的征收。
所以你看，一笔好的税收需要征上来，它需要满足这么多条件，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社会政策的设计。
那现代社会，比如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不是解决税收制度成本问题已经解决得特别好？
其实也未必。最近我看到李稻葵先生，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他就在批评这种所得税制度，就是美国那种税制。
李稻葵先生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他做了一个统计，他说大概美国一个普通公民，每年要把闲暇时间的4%用于干一件事，就是整理自己的税收制度。大量的美国公民家里都有个筐，平时买个东西啊，有什么票据来往啊，都得存在那，因为要报税。
报税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如果你这一年，比如说你从这个州到了另一个州，比如说你买了房或者换了工作，那我告诉你，一般人是根本没有能力去报税的，必须去委托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帮你算这笔账。
要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概念，叫税务自由日。
比如说美国的税务自由日经常就是4月初。什么意思呢？
就是到这一天为止，之前从1月1日到这4月比如说12日，这段时间赚的所有的钱都是税收。打今天起，你就自由了。从今天起，今年剩下的日子，你赚的钱才是给自己赚的钱。所以这一天叫税收自由日。
甚至很多美国的城市，在4月16日，因为4月15日是美国的报税日，要搞大规模的庆祝，要放烟花的，让大家上街跳跳舞。为什么？庆祝税收自由的到来。加拿大这个税务自由日甚至更要迟，大概要迟到6月份。
所以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实税收成本，这种制度成本，也是全社会每一个公民的非常沉重的负担。
所以李稻葵先生讲，其实不要说是什么所得税制就一定是大势所趋，时代不同了，其实美国人也开始酝酿改革这种税制，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非要去学习这种税制呢？
这就让我想起了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哥尔伯，他关于税收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说什么是税收啊，税收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老百姓都是那个大白鹅，那个身上的毛都很好，政府想拔吗，可以，但是请不要拔得太狠，让鹅有太敏感的感觉，或者太疼，叫得太响。这就是税收的技术。
刚才两段说的都是税收，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一个词，叫“制度成本”。
也就是说，任何社会政策你在纸上推演的时候，左看右看，好得不得了，尽善尽美，都是好事。
可是一旦在社会当中进行执行的时候，就有一些坏处你刚开始根本想不到。
宋代的王安石搞王安石变法，他老人家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富国强兵，给国家赚钱，但又不能削弱老百姓的利益。他想的都是好事啊，有的人就投其所好，跟王安石讲，哎呀，如果我们能把山东的水泊梁山八百里的水全部排空，这得造多少良田啊，一年打多少粮食啊。王安石一听，眼睛就一亮，说好主意。
旁边有一个人冷笑一声，说，嗯，不错，好主意。可是想过没有啊，那排出来的水都往哪搁呀。
原来那个出主意的人说，那还不好办啊，再挖一个八百里水泊梁山把水搁进去啊。王安石听到这才哑然失笑。这个故事就在提醒我们，任何看似完美无缺的好事，背后都有成本，只不过刚开始你未必知道而已。
就在王安石之后，宋代出了一个极品皇帝宋徽宗。就是李师师她干老公，文艺青年一个，天天喜欢花鸟鱼虫，写诗作画等等。他个人有个小爱好，喜欢太湖石，就是那个上面全是眼的那种石头。
好了，皇帝有这个爱好，那就到民间找吧。这种石头就出在江南，江南出产这种太湖石。于是供奉太湖石就变成叫花石纲。童贯这些人就帮他去干这个事。
小小的皇帝的一个爱好，一旦变成一项社会政策之后，你知道引发的结果是什么吗？北宋最大规模的一次民变，也就是因为这个花石纲而起，引发了方腊起义。
按说好奇怪啊，仅仅是几块小石头，要几块破石头，怎么能把老百姓逼得民不聊生要造反呢？
要知道，宋徽宗不是自己去找太湖石，他必须依靠他那个庞大低效率腐朽而贪婪的官僚系统。一个衙役，最爱听到的事情，就是上面又要办事了。
任何事情，这些底层的衙役们，都能想办法把它转换成自己的利益。比如说，围着一个大户人家转一圈，看这家有钱，进门就说你家这块石头皇帝一定喜欢，这就是太湖石，其实管他是什么石头呢，他说皇帝喜欢，你能跟他顶嘴，不敢。
这块石头太大，抬出去不行，要拆门，拆门还不行，得拆墙。要知道，你真要等衙役来帮你们家拆门、拆墙，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连房子都拆了。而且你无处诉苦，因为这是皇帝交办的工程啊。
那你作为一个富户，你会怎么办？给点钱嘛，行个贿嘛，这几十两银子你先花着，这个石头就不要了嘛。衙役们就靠这个，结果在江南就搞得民不聊生。
所以任何一个刚开始在上层想到的社会政策，如果你没想得特别明白，在一个广大的社会系统当中，一旦铺开造成的负面效果，也许是始料未及。
在我们中国现代的社会当中，也有很多现象，我们的专家、学者、媒体经常会抛出一些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法。比如说地沟油。很多媒体说严刑峻法、加强管理，如果用地沟油就应该判刑。两年不够十年，十年不够十五年，不行无期，实在不行枪毙。
老天爷，你要知道啊，中国有句古话，叫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啊。
你以为杀人就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而且你怎么知道他放了地沟油呢？
这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叫监管成本。你横不能在每个早点摊，每个包子铺，每一个小餐馆的后厨里都派一个公务员看着吧。那你又怎么避免这个公务员和老板勾结成奸呢？每十个公务员后面还得派一个纪检干部。你又有什么把握这个纪检干部不会腐化堕落呢，你是不是还要派纪检干部看住前面这个纪检干部呢？整个这个系统一旦搭建成，整个社会要付出的社会制度的成本会有多高呢？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希望。他要靠市场经济的自我发育，把那些零散的商业最后整合成几个寡头，就像美国现在这样，全美国几乎所有的餐馆你一看，就是背后那几个寡头。
一方面职业经理人不会为了股东的利益，去干冒坐牢的危险；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小型的食品安全事件，都会导致他股价暴跌，整个品牌巨大受损。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去干这个事情。
只有当市场出现寡头的时候，这件事情才会发生缓解，我们中国人才有能力把地沟油赶出餐桌。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有时候还需要耐性。
我的一个媒体界的前辈告诉过我一个词，说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复利时代。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两句话。
第一，任何好事你做了，不要以为只会收获当下的收益，他一定是在好处之后还有好处，利润之后还有利润；
另一方面，就是任何成本一旦支出，你都知道，成本之后还有成本，只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你未必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