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城市抢人”，真的有用吗？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人才争夺战”的本质，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述：“以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经济环境下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分布。”

地方政府的想法是好的，以前全国各地都靠招商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最近这些年，各种硬件投资的回报已经明显不如以前了。那么，“抢人”就可能给地方经济带来新的活力。

那么“抢人”到底能不能改变人口（或者说人才）在空间上的分布呢？“抢人”有没有用，怎么样才会有用？关于这些问题，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就让我们“用历史告诉未来”吧。

用行政力量来干预人口的空间分布，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发生过，比较广为人知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大三线”和“小三线”政策，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将大量人口内迁到中西部地区。但相对不被人了解的，则是“1952年院系大调整”，甚至连今天的很多大学生，都不知道自己的母校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照苏联的专业化教育模式，中央决定进行全国性的院系大调整。我的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有关高校搬迁的数据。(1)方法很笨拙，就是根据每所高校的历史，去统计每个城市有多少院系被搬出去了，又有多少个院系被搬进来了。

数据显示，这次调整，共有502个院系搬出原学校，623个院系被搬进来，其中跨城市的迁移占一半以上，共涉及38个城市和200多所大学。这次调整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我们来看几个学校的例子：

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是高校院系调整中的“五大母校”之一，除了文理两个学院得以保留并得到加强以外，其他学院大多被拆分，并入特定领域的理工类大学，造就了后来的好几所“211”大学。

复旦大学。我的母校复旦大学是高校院系调整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尽管农学院、财经类院系、政法类院系被打包输出，但基础文理学科和经济学科获得了多校资源的整合，实力大幅增强，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综合性大学。

一些综合性的大学被专业化成了理工科大学，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还有我当前工作的上海交通大学，这些学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全国的地位，到现在恐怕都还没有恢复到“院系调整”之前的水平。

这次“院校调整”不仅搬迁了院校、师资、教学楼、图书馆、实验仪器等硬件设施，甚至一些著名的科学家都变换了工作的单位和生活的城市。更重要的是，这次调整相当于利用行政力量重新布局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使得大学生这一高技能劳动力群体，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具体请看图5.2：

图5.2　1952年“院系调整”中国各地净迁入院系的数量

在图5.2中，标圆圈的是通过院系调整“抢人”成功的城市，而标三角形的则是“抢人”失败的城市。那么，这些“抢人”成功的城市和“抢人”失败的城市相比，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们以城市大学生数量（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常住人口数量）衡量当代的人力资本水平。我们选取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人口普查（1982年）中的城市大学生数量作为指标，结果表明，大学生数量与1952年各市净迁入院系数量的相关性系数达到0.482（在0.01水平下显著）。换句话说：一个城市在当年净迁入的院系数量越多，以及其所带动的教育资源分配越多，那么该城市在当代的人力资本水平也越高。

看起来，行政力量似乎获得了胜利。

但是行政力量的影响力能持续多久呢？我们又使用了1982年至2010年间四次人口普查中的城市大学生数量进行持续追踪，请看图5.3中圆点形状的线：

注：所有数据均调整统一到2010年的城市行政区划。图中各个系数表示当年城市大学生数量分别与明清进士数量及院系调整中净迁入院系数量的相关系数，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p值均低于0.01。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具体参见夏怡然、陆铭：《跨越世纪的城市人力资本足迹：历史遗产、政策冲击和劳动力流动》，《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2—149页。

图5.3　1982年以来城市大学生数量与明清进士数量及院系调整中净迁入院系数量的相关系数

由图5.3可知，随着时间推移，城市的大学生数量与净迁入院系数量的相关性逐步降低。这说明，虽然高校院系调整使得城市人力资本的空间布局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了改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经济环境下，行政的力量也开始退散了。

既然行政力量退散了，那么影响大学生布局的又是什么力量呢？这就回到本章一开始那张图了。

没错，就是那张数百年前的“高技能劳动力”分布地图——明清进士籍贯地图。很幸运，由于我们有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且明清两代所有进士的籍贯都有着明确的记录，所以我们可以追踪更长时间段的“高技能劳动力”全国空间布局问题。

我们把历史的数据提出来，跨越时空，再来对比一下现在的大学生分布。结果如图5.3另外三条线所示：

尽管在最接近院系调整的1982年，清朝进士数量与大学生数量的相关性一度低至0.467（低于院系净迁入数量和大学生数量的相关性0.482）。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城市的大学生数量与该城市的清朝进士数量的相关性逐步提高。如果用明朝的进士数量或者明清两朝的进士数量来替换清朝进士数量，分析其与大学生数量的相关性，结果也一样。

答案很清晰了：曾经被行政力量改变的人力资本空间布局，正在逐渐向更深邃的力量所呈现出的历史布局回归。

事实上，早在隋唐时期，中国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科举考试。历经千年的演变，人力资本逐渐在整个国度内找到了自己相对合理且顺应经济规律的空间布局。最后，这些因素和规律终于穿透了千百年的历史，在数据上平静地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唐宋之后，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明显加强。加上北宋被金国击溃之后，南宋以杭州为都，大量北方贵族和富人南迁。自那之后，南方就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心，只有在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这30年间，中国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海运的重要性大幅下降，而华北和东北的重工业发展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

尽管计划经济时期南方的经济发展能力相对被削弱，同时，院系调整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人才”分布，但这些并未伤及南方人力资本的根本。有了历史的底蕴，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后，南方借助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力量，再度崛起，这些因素进一步触发了规模经济效应、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使得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优势不但没有随着时间流失，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人力资本，进一步自我强化。

我们来看一下大学生迁移的方向。图5.4告诉读者，大学生是向大学生比例高的城市集聚的。如果我们将时间拉得更长，看1982年人口普查以来的数据，这张图也没什么变化。即使用美国的数据来画图，还是一样。(2)

数据来源：根据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其中大学生比例指大学生人数占常住人口数的比例。

图5.4　城市初始大学生比例与大学生比例增长之间的关系（2000—2010）

那么，如果图5.3中的趋势继续加强会怎么样？图5.3中随时间变化的相关系数趋势表明，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历史遗产和政策冲击这两股力量对中国城市人力资本的影响，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性政策的作用在不断弱化，即“高校院系调整”的净迁入院系数量和当代人力资本的相关系数是加速下降的。根据这些系数的时间变化，用一个二次曲线进行模拟并做出趋势外推，那么，大约再过50年（每10年一期，到大约第9期），净迁入院系数量与人力资本存量的相关性将降为0。

那么，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城市抢人”，真的有用吗？

“城市抢人”是否有用，不在于“抢”，而在于“怎么抢”。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和生活质量来吸引人，还是直接用公共服务去补贴人？

我们的回答是：只有与当地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相吻合的人才，才会最终留下来。或者说，是比较优势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潜力。先有了产业，才会有人来，而不是反过来。

再敲一下黑板，改善营商环境和生活质量，才是地方招商引资和吸引人才的王道，也是下一阶段地方间竞争的新焦点。

在这一点上，从浙江开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3)政府一站式服务，到西安市免费开放公园，再到宁夏小城中卫“深度清洁”的城市保洁，能做的事还很多。

而对于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的年轻人来说，把城市变得好玩，就是更有效的“抢人”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