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城市体系的路径依赖性

我一直在说，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我也一直在说，港口很重要——技术决定了水运便宜，所以港口重要，除非你闭关锁国。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东南沿海再度崛起，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明清时期的江南遥相呼应。

苏联计划经济时代，曾运用行政性手段实行过均衡配置生产力和人口分布的方针，把人口从相对密集的欧洲部分疏散到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在长达几十年的行政干预下，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的人口增长较快，城市化率高于全国水平。然而，在苏联解体和市场化转型后的20多年，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人口持续减少，受俄罗斯欧洲部分经济发展水平的吸引，人口越来越向俄罗斯西部迁移和集聚，俄罗斯的人口分布又回归到西稠东稀的历史人口空间格局。(4)

我还说过，哪怕经济已经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港口仍然是重要的。服务很少能在国家和城市间进行贸易，港口还会重要吗？是的，因为城市发展是有路径依赖性的。积累了基础设施、人才、公共服务和财富的大城市会一直强大。未来，沿海三大城市群，加上内陆地区围绕着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市群这一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

城市体系的强路径依赖性，只有在受到足够大的冲击时才会改变。那么，什么叫“足够大的冲击”呢？贸易被认为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有利于贸易的地理区位是经济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5)当贸易形式发生变化，有利的区位优势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城市发展的路径便很有可能发生改变。

西安的相对衰落与水运条件和此后海洋贸易的兴起有关，唐宋之后，西安再也没有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再来看看全世界的情况。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前，伊斯兰世界凭借欧亚非三大洲地理中心的位置，在贸易中扮演了天然有利可图的中间人角色，那时世界城市的重心在伊斯兰世界。而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找到了去中国和印度的直接路线，中东作为贸易中间人的地位被孤立。从此，世界城市中心逐渐转移到了在海洋贸易中更具区位优势的欧洲，到了19世纪，伦敦成为世界最大城市。(6)

如果有利于贸易的区位优势保持不变，城市的发展即使受到强烈的冲击或行政干预，在长期也会回到原来的发展路径上。那么，仍然不足以改变城市体系的冲击可以有多强呢？

日本的很多城市在“二战”时期受到美军轰炸的强烈冲击，城市设施被严重破坏，城市人口伤亡惨重，人口数量急剧减少，东京人口锐减。但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一些城市很快得到了恢复，从长期来看，日本的城市人口规模空间分布格局相当稳定。(7)

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变城市发展的一些初始条件，长期来看并不一定能改变城市发展的轨迹。在今天的中国，除了上海、深圳和郑州以外，位列国家中心城市的几个大城市都有短则百余年，长则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多数曾作为某个或某几个朝代或政权的都城。严格来说，没有哪个大城市是规划出来的。

上海因港兴市，开埠以来，不过百多年历史。城市历史虽短，但其命运则随中国经济是否开放而变。

深圳和郑州又各有各的故事。郑州是因为京广铁路经过，后来成了河南省会，而且郑州距离开封并不远，郑州兴起，开封衰落，河南的重心变化并不大。

深圳的形成和发展更是要放在大历史里去看。1949年后中国面临国际封锁，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重新融入全球化进程。如果不是这段特殊的历史，广州可能一直是南方的经济中心，上海也会一直是远东第一大城市，香港后来的贸易和金融业发展可能就不如广州和上海。而如果没有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再加上深圳紧邻香港，让一个小渔村站上了改革开放的潮头，那今天深圳的科技公司可能会离广州的大学更近一些。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布局可能不是今天这样的状态。

不管是历史还是地理，还是某种不可操控的人类命运，每一个城市的成长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但是如果把城市当作一个体系来看，真正足够强到能够推动城市体系变化的力量，历史上并不多见。前面说过的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从陆上运输转到海运，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和城市命运，这是一种。除此之外，很难再找到可与之相匹敌的重大因素。

在中国，从明清时期闭关锁国走向被动的开放，再走向1949年以后的计划经济，然后又重新回归全球化的进程，这段历史其实并没有改变东南沿海靠近港口和自然条件比较好这样的优势。甚至诸如计划经济时期的“三线建设”和高校院系调整这样的大事件，也没有对东南沿海的优势造成根本性的影响。

如果说历史上曾经有什么事件对中国的城市体系产生过影响的话，那么只有一件，就是迁都。

前面说过，在唐以前，西安或者说长安是最为重要的都城所在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定都咸阳，彼时，中原帝国面临的最重要的危险，来自西部和北部，如此定都有助于借助都城之力加强边境国防。

之后由于东南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同时粮食等物资的运输转为以水运为主，长安的优势便逐渐弱化。中间虽然开封、洛阳、杭州都短暂地做过中原王朝的首都，但自元明清以来，北京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北京真正成为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是在明朝迁都之后。元代虽然也以大都（北京旧称）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但是因为元代仍在上都留有政治中心，而且元代的中央政府对于中原地带的控制相比之前、之后也并不那么强，所以大都仍未具有城市体系中心的地位。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短暂定都南京。之后，朱棣夺位，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迁都北京。朱棣做了古代帝王常做的事情，首先将南方的富人迁到首都附近，加强首都的实力。其次，加强对于都城的物资供应，重建从北京出发的道路体系，疏通扩建大运河，保障物资能够及时从南方运往北京。还在北京附近不远的地方建立大量粮仓保障物资供应。再次，加强驻军，明代有大量军队布防在距离首都不远的地方。

三件事一做，北京的地位大大加强。自那以后，虽然因为各种战争和历史冲击，南京、重庆也曾短暂地成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所在地，但北京从明清直到当代作为首都的历史，绝对超过其他任何城市。

这段历史大家都不陌生，那么经济学家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分析数据。感谢历史学家就中国古代人口研究所积累的大量资料，我们在一项研究里分析了中国古代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8)在北京成为都城之前，南京是明朝的都城。彼时，距离南京越近，人口规模越大，而距离北京越近，人口规模却越小。有趣的是，迁都北京之后，这种情况就完全发生了逆转，变成了离北京越近，人口规模增加越明显。这种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体系，历经明清两朝与民国时期，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次定都北京，再未发生过大的变化。

几百年来，除了明代的迁都之外，如果要再找一个改变中国城市体系的事件，那就是改革开放了。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重返全球化进程，海洋贸易再次主导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东南沿海再次崛起，内陆地区和东北发展相对慢了。

纵观世界历史，放眼全球范围，能够改变城市体系的力量非常少见。单个的城市，如果不是因为某一些巨大的历史事件冲击，它的兴衰，基本上也是整个城市体系演变的结果。

之前已经说过，如果从秦统一六国之后定都咸阳算起，把唐宋之际经济重心南移算作一次，再把明代迁都北京直到计划经济年代算作一次，那么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便是中国城市体系的第三次大变迁。

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不仅对单个城市的发展可以多些敬畏，而且对于主宰整个城市体系和人口空间分布的无形力量，更会保持敬畏。